转载：1949年张友鸾签名本
民国38年张友鸾签赠、题跋本《魂断文德桥》 (2015-11-10 15:53:11)[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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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新浪博客（闲读旧卷）：民国38年张友鸾签赠、题跋本《魂断文德桥》
作者：闲读旧卷
《魂断文德桥》（一）
张友鸾（1904─1990）字悠然，笔名悠悠、牛布衣、草厂、傅逵等， 安徽安庆人。
说起张友鸾，首先想到的，他是民国时知名的老报人。
说其“老”，指的是资历。他是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出身，邵飘萍的得意弟子，与邵的另两位高足，左笑鸿和吴隼，并称“平大三鸟”，蜚声于新闻界。张友鸾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新闻系大学生，是他那一代的报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曾受过正规新闻教育的人。大学还未毕业就进入新闻界，且开始就是总编辑一级，起点很高。曾于1927年初受李大钊委派接办《国民晚报》，任社长。1929年9月《新民报》创刊，他任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所创造的独特的编排风格，影响深远，一直为后继者所遵循。他先后在十四家报纸工作，还担任过南京《南京早报》的社长，北京《世界日报》、南京《民生报》、《南京人报》、上海《立报》的总编辑，以及重庆《新民报》、南京《南京人报》的经理、总经理。业界尊称其为“大先生”。
说其“知名”，张友鸾与张恨水和张慧剑一起被称为“安徽三张”，加上赵超构又被称为“新民报三张一赵”。这知名的背后，靠着的是实力和业绩。张友鸾是出名的多面手，办报的全才。做记者、编辑得心应手，而任总编辑、总经理也轻车熟路。当编辑，既能编要闻也善编副刊，从版面布置，到评论、小说、诗词，样样出色。在其主持下，不少报纸的业绩不俗。比如《南京人报》，创刊不久就发行达1.5万份；上海《立报》，创刊不久就发行达7万份；重庆《新民报》，创刊不久就发行达4万份。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几份报纸，连同他工作过的《世界日报》和另外几个版的《新民报》，都成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大影响的报纸。
1953年初张友鸾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部小说组组长，他所注释校订的七十一回本《水浒》，是中国第一部加注释新版古典白话小说，其注释被誉为“为新的注释之学安放第一块基石”。同行舒芜称张友鸾《水浒》注，“继承了乾嘉之学的优良传统”，与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第一部加新式标点的古籍《水浒传》一样，“都是中国出版史、中国古籍整理研究史、中国古典文学整理研究史上的纪程碑”。
此外，张友鸾还是个写章回小说的行家里手，民国时著有《白门秋柳记》(1930年)、《胭脂井》(1936年)、《志公传》(1936年)、、《沈万山》(1937年)、《魂断文德桥》(1948年)等小说，有“南京的左拉”之称。1950创作了描写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的《神龛记》，有一定的影响。1961年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国大现形记》（80年代在大陆易名为《秦淮粉墨图》出版）。1963年译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则是影响颇大。
张友鸾临终前，竟有几分传奇色彩。其女张锦对此有生动描述，“1990年7月21日，父亲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的失明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但只能听到‘新闻’、‘发稿’、‘出版’等单词，讲不出连贯的句子。实际上他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向世人告别，向他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和文学事业告别。一连十几个小时精神亢奋，终于在7月23日凌晨，他无憾地长眠于母亲——南京的怀抱之中。”
张友鸾去世后，其表弟赵荣声和赵洛写了一副挽联，“新闻奇才，章回大师，校注名家，殊绩自有评说；北李弟子，人报遭砸，胡子情长，邦国久为萦念。”十分精炼地概括了张友鸾一生的主要成就和事迹。其中的“北李”指李大钊；“人报”指《南京人报》；而“胡子情长”一语，则一方面指张友鸾长髯垂胸，颇具飘逸之气，另一方面也与张友鸾的散文名篇《胡子的灾难历程》有关——邵燕祥、姚洛、乐秀良等都专门为此写文，赞誉有加，称之为“近年来散文中的一绝”。
张友鸾逸事（二）
张友鸾性格风趣、达观，聂绀弩有诗，称他“包袱三千种，心胸五百年”，正是传神写照。张友鸾颇有些逸闻趣事，令人或莞尔，或实在莞尔不起来。
*1921年安庆学生会宣传部办了个贩书部。一天张友鸾和几个人在卖书，来了个三十多岁模样的男子，要买《觉悟》合订本和郭沫若的《女神》。几个人觉得生意机会不可放过，赶忙又向其推荐郁达夫的《沉沦》，把这本书夸得天花乱坠。那人听了微微一笑，说，“我就是郁达夫。”
*张友鸾和崔伯苹结婚，坐上花轿被抬进门的，不是崔，而是张。无它，崔是独女，张应女家要求象征性地做一回上门女婿耳。
*《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张恨水提请辞职，一位同乡向成舍我推荐张友鸾接任，然而见面后，成舍我见张友鸾只是个二十出头的文弱青年，不大放心，便大力挽留下了张恨水，把仅到报社三天的张友鸾给辞退了。年轻气盛的张友鸾一怒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成舍我，斥其“狐埋狐搰，反复无常”。此语出自《国语》，是说狐狸刚把东西埋下又挖出来看看，疑虑太多，不能成事。成舍我看信后，不仅没生气，反而大喜过望，说：“此人非用不可！”此时，该报社会版的编辑正好离开报社，于是张友鸾被聘为该版编辑。未到一年，张友鸾就担任了《世界日报》总编辑，时年21岁。
*张友鸾中学时文笔出众，老师给其评语，说其将来会“驰骋文坛”。后来张友鸾果真驰骋了文坛，写文章才思敏捷，倚马可待。徐实曾回忆道，“1951年张先生同时创作两部小说，分别在上海的《新民报》和《亦报》上连载，一般都是每天各写五百字，边写边寄边登。有好几次，张先生在（麻将）牌桌上左手打牌右手写作，让我站在旁边立等，他完稿后由我抄一遍留底，接着我就抓着稿件跑步到新街口邮局去赶末班收件。”
*1952年秋进行“文艺整风”，张友鸾首当其冲，受到批判，其中一条罪状是，“好请客”，“用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
*1957年张友鸾成了右派，被取消了高级知识分子待遇，工资降三级，仍从事原来的工作，但校注的古籍出版时不准署名。张友鸾称自己是“罚俸思过”。
*张友鸾蓄须，一次遭受批斗，有人质问他为什么取“胡子长”的笔名，他万没想到这也会成为问题，灵机一动，胡扯道：“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对方大喝一声：“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
*在给张友鸾的右派问题平反时，专案组查档案，却惊讶地发现档案中并没有任何定其为右派的文字结论，也就是说，当时仅凭某人一句话，张友鸾稀里糊涂地当了多年的右派。
*文革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帮造反派到张友鸾住处去抄家，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临走前，实在忍不住了，恶狠狠地问，你是重印《金瓶梅》的责任编辑，按规定可买一部优惠价的书，怎么没有？！多年后，张友鸾与人提及此事，笑道，原来我还犯了一个“没有”的过错......
*张友鸾说自己是“贝时璋”，“贝时璋”者，“背时张”也。
张友鸾是标题党
张友鸾在近30年的报界从业经历中，设计标题以醒目、贴切和精巧著称，有些标题堪称神来之笔。
一次，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信手拈来，自在随意，气韵流畅，浑然天成。一则普通气象新闻，配上如此标题，竟有了诗意。
《新南京》副刊一次举办征答活动，张友鸾作的标题是，“你是南京人，应知南京事，下面十个题，填来试一试。”新颖，有趣，立刻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
一日，张友鸾看到一篇市场上相关商品销售的消息，就撰写了个标题，“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其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和对底层民众的悲悯，跃然纸上。
抗战时，张友鸾看到前方军民浴血奋战，而后方重庆的达官巨贾花天酒地，便给《新民报》一相关新闻加了个标题，“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构思奇巧，对比鲜明，轰动一时，成为新闻教学中的经典案例。
不过，有个标题案例却值得商榷。郁达夫在南洋去世，夫人王映霞不久嫁给了某轮船公司经理，张友鸾将这两件事同在《新民报》刊出，并加标题：“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有人觉得这个标题好，私意以为，如此并列，固然新闻刺激性十足，却未免稍欠敦厚，让人感到了一种人生的凄寒和残忍。
抗战期间，张友鸾充分发挥其标题艺术才能，为抗战摇旗呐喊。“九一八”事变后，民众要求政府抗日，他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表现了坚定的抗日立场。当日本内阁妄图继续以战争迫使中国屈服，在报道我驻日大使许世英、日本驻华大使川越即将各自调回本国的电讯稿上，张友鸾写的标题为“许世英回来罢！川越，你给我们滚罢！”斩钉截铁，态度鲜明。在国民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时，他创作了小令式的标题，“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文采斐然，情深意切。1938年1月，《新民报》一份来自金华的电讯写道：“浙境狂风，严寒彻骨，而我军桐庐一带前线将士，不畏严寒，与敌抗战。记者十七日寒风萧瑟之月下，在桐庐前线，目睹山麓田垄之间，前哨兵士，迎风劲立，毫无倦容，环回皆天然堡垒之山峦，偶或可闻马啸之声。陌上衰柳，筛摇月影，掩映战士戎衣之上，构成抗战历史上不泯画境。中国战士之艰苦伟大精神，亦可略见于此。”张友鸾为此稿作了一个楹联式标题，围以花边，“山静风寒闻马啸，柳筛月影照戎衣”，横批是“一幅好画”。如此电稿，如此标题，可谓双绝矣！
然而，张友鸾这个标题大师最后还是遇上了滑铁卢。1957年，本已转行做了许久古籍校注的标题党人，面对着共产党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一时心动，参加了首都新闻界座谈会，大放《是蜜蜂不是苍蝇》之论，且还一时技痒，秀了一下自己的标题党绝活，“可惜目前报纸，大都没有注意。标题刻板，极少有刺激性，今年是‘五一盛况空前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空前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空前几十万人游行’。”话既出口，覆水难收，结果如何，大家应已料到，就不多说了。
关于“安徽三张”（三）
张友鸾与张恨水、张慧剑并称“安徽三张”。张恨水是章回小说大家，张慧剑则有“副刊圣手”之称。三人是同乡、同行，更是情投意合的同道。
张友鸾曾打算为张恨水写一本传记，把把张恨水的身世、求学、经历、职业全写进来，不管是百万字的小说，还是二十字的一首五言绝句，都要详加考证点评。惜乎因种种原因，其志未酬。不过，1982年张友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长文《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庶几算是以另一种方式了结夙愿。此文现在是张恨水研究的基本文献。还有件事挺有意思：1954年张恨水的旧作《八十一梦》要再版发行，这是红色政权建立后其作品首次出版，出版社希望张恨水自己写一篇序，张恨水因对新的形势新的理论不甚了然，就求援于张友鸾，于是张友鸾便当仁不让地写了张恨水的《自序》。据说这是张恨水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请人代笔。
张友鸾曾写过一篇小说《汗把滥的五爷》，其中主角的形象酷似张慧剑，恰恰他也排行第五，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写的就是张慧剑。可张慧剑死活不承认，笑着说这是张友鸾编排他的，叫大家不要看。张友鸾晚年在回答张恨水之子提的因何从北京移居南京的问题时，缓慢而深情地说，“我生长在长江边，又曾长期在南京工作，叶落归根，还是回到南京的为是。再说慧剑终身未娶，无儿无女，葬在这里，我死后，可以葬在他的墓旁，和慧剑作伴......”
张郎和崔娘
张友鸾和其夫人崔伯苹之间有许多重叠：两人是安徽同乡；也是平民大学的同学；两人的生日，一个阴历一个阳历，恰好是同一天；崔仙逝不久，张也驾鹤西去，在同一年；两人的姓氏，恰合了《西厢记》中男女主角的姓氏。也许，这就是所谓冥冥中注定的姻缘吧。
崔伯苹十三岁进入省立女学堂，成为铜陵县接受新式女子教育的第一人。1922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被保送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但她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将本县仅有的一所旧式女塾改建为女子完全小学，担任了第一任校长。1924年她也考入了平民大学，与张友鸾成为同窗，两人相恋。同学以《西厢记》中的张生、崔莺莺打趣二人。而张友鸾对《西厢记》也极爱研读，并于1924年11月写了篇《西厢记研究与考证》的论文发表。崔伯苹与张友鸾同窗一年多，1925年初回乡。1926年初两人结婚，平大教授周作人为证婚人，并送了幅贺联，“文章魁首，仕女班头”，这正是《西厢记》中的词句。张恨水写了阕贺词，其中有“银红烛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之句，遥远的怅惘，眼前的美满，让人浮想联翩。几十年后，张友鸾七十寿辰时，好友左笑鸿旧话重提，也写了首贺词，内中有句，“依旧张郎，依旧崔娘，白首相聚老更香。”
张友鸾才华出众，崔伯苹也才情不俗。张友鸾有时与一些朋友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样的打诗牌，没有较深的诗词功底是不敢参与的。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苹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接下来的崔伯苹略一寻思，吟出诗句“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语动四座，传为一时美谈。
张友鸾与聂绀弩
张友鸾与聂绀弩，一个散淡旷达、随遇而安，一个疏狂傲物、锋芒毕露。性格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偏偏成了惺惺相惜的好友。在《散宜生诗》中，收有聂绀弩赠张友鸾的诗九首。
1953年初张友鸾应聂绀弩之邀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聂绀弩赠诗中有句，“明时耻为闲公仆，古典应须老稗官。”即由此而来。1957年张友鸾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聂绀弩颇是自责，写诗道，“大错邀君朝北阙，半生无冕忽南冠。”张友鸾则答道，“干卿何事？”
张友鸾与聂绀弩两人都爱开玩笑，爱交游，爱喝酒。当时古典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拿到稿费谁请客。一次两人同时拿到了稿费，聂多而张少，一干人等便去饭店。聂绀弩领头，走进店里，回顾了一下，说，“今天张老请客呀！”张友鸾笑着说：“先入为主嘛！”聂绀弩哈哈大笑，无以为对。多年后，张友鸾在述及此事时，还颇为自得。
有一次快过年了，张友鸾按惯例买来一副春联，正往门上贴，聂绀弩来了，看了看联上的歌颂之词，哈哈大笑说，“拍马屁也没有用，右派总归还是右派！”
张友鸾的外孙女张恬曾撰文回忆两人的深情厚谊：
“那年除夕，外面爆竹声声，家里人也正在准备年夜饭，重病之中的外公突然说道：‘那个人......生孩子......’‘哪一个？’母亲问道。刚刚中风失语的外公，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老头子在说老聂，今天是他的生日。’还是跟了外公一辈子的外婆，心有灵犀一点通！
“聂先生病逝，家里人不敢告诉外公，可他自己从报上看到了。他一手攥着报纸，一手拍着床沿流泪。再看此时的外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神气，头一次见她默默地坐在那里，为这怪脾气老头儿的离去，黯然神伤。”
关于《南京人报》
《南京人报》是1936年4月张友鸾与张恨水合办的，在二人的精心经营下，成为当时南京销量最大的报纸。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发中央社的消息时加标题为《南口剩一兵》，激怒了当局，两记者被捕，当年11月因战火临近而停刊。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张恨水因去北平，同意张友鸾以个人名义申请《南京人报》复刊，至1949年月2月被当局查封为止，出版了近三年。
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南京人报》的一些事，倒是颇有些意思。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士请愿团的代表在南京下关车站被大批特务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受伤住院，记者浦熙修等也被打伤。这事在我学过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上被称为“下关惨案”。注意，不是“事件”、“风波”什么的，而是——“惨案”。当时我觉得这的确是“惨案”，并对国民党反动派竟能狠心制造如此惨的“惨案”而义愤填膺。这有点扯远了，且继续说正题。《南京人报》的总编辑郑拾学对此事是怒发冲冠，提笔写下六个大字：“今日无话可说！”刊登在次日出版的《南京人报》短评栏中。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很著名的一件事，用以说明民国时报人还是有着几根穷骨头的。
1947年3月7日，因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临行前，代表团给记者们一个启事，叙述被迫撤离经过，希望在报上发表。《南京人报》将“启事”全文用一号字排出，作为广告登在一版报头之下，十分醒目。当时南京的几十家报纸，仅有《新民报》和《南京人报》作为广告刊登了此“启事”。“启事”最后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在南京引起了很大震动。这事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张友鸾受到了黄少谷含有某种警告意味的问询，张友鸾搪塞说，报纸要维持经营没法拒绝客户登广告的。黄说，就凭它最后的话，那个广告能登吗？张友鸾说，看意思，无非是希望和谈之门早日重开，有什么不好哩。于是便不了了之。对这事，我没法评论，也懒得评论，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成了。
1947年5月20日，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次日《南京人报》不理睬中央通讯社的稿子，刊发了自己的专访新闻，主标题是“昨日珠江路血案”，副标题是“宪兵警察用带钉的棍子打人”，并配以现场的新闻照片。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举行招待会，为反动派镇压学生作辩护，报人们则毫不示弱，称其是客观报道，且有照片为证。上海《联合晚报》驻南京记者胡星源把他亲眼所见的学生挨打的情况详细加以叙述，激于义愤，说着说着不禁纵声大哭，一时震动全场。于是“招待会”就变成了“批判会”。
当晚国防部一负责情报工作的科长气势汹汹来到《南京人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根据总经理张友鸾的电话指示，总编辑郑拾风理直气壮地说：“消息不实，不用你说，自当更正。如果消息全部准确无误反强求更正，这岂不是天下最大的不公不正。”当年的知情者在回忆此景时，称，“科长理屈词穷，只好抱头鼠窜而去。”——哈哈哈哈，真他妈的太好笑了。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更好笑的。报纸出版后，就有武装特务来到报社，声称是代表全体军警的，强调他们是保护学生游行，不但没有打学生，反而被学生打了。他们要报社更正，否则军警明天就要到报社来“请愿”，用其话说就是，“你们不要以为学生请愿有威力，也请你们尝尝军警请愿的滋味！”
我的天呐——军警！！到报社，来——请愿？！
啥叫“光怪陆离”？这就是“光怪陆离”。啥叫“匪夷所思”？这就是“匪夷所思”。啥叫“楚霸王”？这就是“楚霸王”。啥叫“宋襄公”？这就是“宋襄公”。
怪不得毛泽东警告说“不可沽名学霸王”呢。怪不得毛泽东鄙夷地说“宋襄公是头蠢猪”呢。
民国38年张友鸾签赠、题跋本《魂断文德桥》 (2015-11-10 15:53:11)[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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