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75年，在成都，年届半百的南宋诗人、主战派陆游被主和派攻击“狂放”，重重压力下，莫逆之交、主政四川的诗人范成大不得已将陆游免职。免职后的陆游大病一场，写下“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三十五年后，公元1210年，在绍兴，八十五岁的陆游，以一首“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悲愤辞世。再过六十多年，公元1279年，南宋最后一位栋梁、诗人文天祥在零丁洋兵败被俘，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总是在时间或者空间上产生诸多的“巧合”，560年后，公元1839年，零丁洋上的小镇虎门，因为一场震惊中外的销烟而名闻天下，1842年，主导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被清廷充军伊犁，临行时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些诗词，无论何时何地，每每读到，都让人动容。中国诗词多如牛毛，爱国诗词是其中最动人的篇章。在未必“积贫”却一定“积弱”的宋朝，爱国诗词是最重要的主旋律。北宋版图不到唐朝的三分之一，南宋再来一个腰斩。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的“燕然”，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云中”，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轮台”，都不在宋朝版图之内。所以陈亮才感叹“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辛弃疾才痛心“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总是让人愤懑之中无限惆怅。
但是，有意思的是，不是“国弱”才“爱国”，即便是承平盛世，那些爱国诗词依然让人血脉偾张、投袂而起。《诗经》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国家的需要就是每个华夏儿女的使命。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无名氏“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都是最好的表达。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在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唐代，边塞诗达到了顶峰，形成了爱国诗词的最强音。雄壮，而不是悲愤，唐代的一首首边塞诗就是一首首军歌、一首首战歌。一部电影《长安三万里》，让人认识了高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边塞诗最杰出的代表当数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都是课本上精彩的诗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李颀“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李益“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严武“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卢纶“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还有一些诗人，未必属于边塞诗人，却也写出了超一流的边塞诗，比如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杜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令狐楚“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祖咏“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李贺“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挺身而出，杀身成仁，有牺牲的悲壮，但没有屈辱的悲伤，这是大唐的时代精神。
唐宋之后，爱国诗词绵绵不绝，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清代将军杨昌浚“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抗日英雄赵一曼“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革命领袖毛泽东“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些爱国诗词从来都不只是摄人心魄的文学书写，更近乎每一个华夏儿女心中的精神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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