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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75号】巫建福盗窃案——利用入户盗窃所得车钥匙在户外窃取摩托车的行为，是否属“入户盗窃”
二、主要问题
入户盗窃摩托车钥匙，其后利用车钥匙在“户”外窃取摩托车的行为，是否属于“入户盗窃”? 本案在审理中，对被告人巫建福行为的定性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巫建福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理由是，巫建福前后行为有明显间隔，应属两次行为。其入户行窃窃得财物价值极其低廉，应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以犯罪论。后在“户”外窃取摩托车的行为，因价值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亦不构成盗窃罪。本案中巫建福的入户行为，可认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巫建福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入户盗窃”无犯罪数领要求，故不应仅从财物价值考量，而应从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巫建福“入户”窃得的车钥匙价值极其低廉，但其后又利用钥匙再次实施了窃取摩托车行为，虽仍不构成“数额较大”，却证明了前次“入户”盗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大，应认定为盗窃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巫建福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巫建福“入户盗窃”钥匙的目的是盗窃“户”外的摩托车，两者系一行为的两个阶段。车钥匙作为控制和使用摩托车的载体，“入户盗窃”车钥匙的行为在整个盗窃行为中起决定性作用，故巫建福在户外窃取摩托车的价值应计入“入户盗窃”数额，整体行为属“入户盗窃”。 （一）“入户盗窃”作为入罪标准，并非仅由犯罪对象的客观价值决定 前两种观点在“入户盗窃”的入罪标准上存在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原有规定上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三种情节，与“多次盗窃”和“数额较大”并列，作为盗窃罪的五种入罪情节。从立法目的上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盗窃犯罪手段日益多样，一些盗窃行为虽然达不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其社会危害很大，如果拘泥于传统的“数额”或者“次数”标准，便不能有效预防、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故为严密法网，加强对人民群众住宅及人身安全的保护，对“入户盗窃”等类型盗窃的认定没有规定起点数额。因此，理论上只要存在入户窃取财物的行为，不论财物数额大小，都应被评价为“入户盗窃”。不过，为避免扩大刑事打击范围，实践中还应结合规定，对“入户盗窃”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这里的“情节”，自然也包括犯罪数额，所以，在入户盗窃数额较小的情况下，是否入罪存在争议。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十二条以部分列举的方式对盗窃未遂的打击范围进行了限定：（1）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2）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3）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前两项规定都着重于盗窃物品的价值，第三项属于兜底条款。这就在实践中产生了入户盗窃未遂是否应予入罪的争议。如前所述，刑法之所以未对“入户盗窃”犯罪数额有要求，是因为“入户盗窃”同时侵犯了住宅安宁权和财产权，不论既未遂，入户盗窃行为均已侵犯了住宅安宁权，其既未遂的社会危害性差距并不如“数额较大”类盗窃罪大，这在入户窃取廉价财物与其未遂相较时尤为明显。因此，在“入户盗窃”已经成为入罪情节的情况下，不能因为前述《解释》列明的两项均以盗窃价值为参考，就对“入户盗窃”未遂一律不予入罪，而应将“入户盗窃”未遂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情形”，结合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原则上予以入罪考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作出《关于对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被告人何珍才盗窃案征求意见的函》的意见》（法工办发[2012）25l号）指出：“刑法修正案（八）增加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等三类特定的盗窃犯罪，是考虑到这三类盗窃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构成犯罪不受数额较大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入户盗窃被当场抓获的，在量刑上应根据个案的实际社会危害去掌握，不宜一律以未遂从轻处罚。”同时，因“入户盗窃”已被明确为盗窃罪的入罪情节，其未遂形态以盗窃未遂入罪处理，可以理顺罪名关系，一般情况下也不宜再沿用之前的司法惯例，以非法侵入住宅罪论处了。 综上，“入户盗窃”数额较小和未遂的入罪与否都受制于“情带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这一条件，我们认为，实践中可以从人身危险性、犯罪行为方式、后果等方面把握适用标准。对于人身危险性较大的惯犯，以及采用深夜翻窗、撬门等方式潜入住宅或者携带凶器等手段入户、入户窃取孤寡老人等特定人员财物、窃取救灾救济款等特定财物、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等情形的，即使窃得数额较小或未遂，应作入罪处理。相反，对于因饥饿难忍等原因入户盗窃或窃取少量财物救急的、进入忘记锁门的院内窃取少量瓜果蔬菜等物品或盗窃未遂的、窃取少量财物后主动予以补偿并得到谅解等后果较轻的情况，可以考虑作出罪处理。 本案中，被告人巫建福见他人房门未锁而入户行窃，虽在户内仅窃得价值低廉的摩托车钥匙和起子，但基于以下原因，不能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1）钥匙的价格远远低于其实际能够发动的摩托车的使用价值；（2）巫建福窃取钥匙意在盗窃摩托车，且其后确实用入户窃得的摩托车钥匙窃取摩托；（3）巫建福有多次盗窃犯罪前科，人身危险性较大。而第一种观点忽视上述情节，仅以户内窃得物品客观价值少而认定其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盗窃罪，有失偏颇。 （二）利用“入户盗窃”的车钥匙盗窃“户”外摩托车的行为是一次盗窃行为 本案前两种观点以巫建福先后在“户”内外实施具有时间间隔的行为为由，认为巫建福分别完成了两次盗窃行为，进而对二行为分别评价，不妥。我们认为，巫建福的行为应认定为一次盗窃行为刑法意义上的一行为。 刑法意义个的一行为，应是符合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一系列动作表示，需要结合各行为要素综合评判： 1.时间。一行为的时间通常是连贯的，但在行为需分步完成时，会存在时间间隔。此时，区分行为单复数的关键是，分步行为中每步的具体行为目标可能不同，但最终指向对象是统一的，且只有行为对象才符合刑法规范的要求，进而满足构成要件要求，而多次行为中每个行为都能分别满足构成要件要求。但是，如分步行为确已被客观事实所阻断，则不宜再以一行为论处 2.地点。地点是一次行为所能影响到的与外界相对隔离，并被视为利益一体的空间，如一户人家的不同房间等。不同人家的住宅，即使具有毗邻性，也不能成为一次盗窃行为的地点。在开放空间中，应从行为影响范围和完成度角度考量，如在某一片田地连续盗窃，因行为连续尚未完成，可评价认定为一行为。但如果行为进行了明显的空间转移，则不宜认定为一行为。 3.对象。对象是符合构成要件要求的法益体现，分步行为中每个动作指向的目标则未必符合。一个侵害行为的影响范围可及多个对象的，不论对象多寡仍为一行为，如一个公交车上实施威胁后连续抢劫多人的仍为一次抢劫行为。如针对不同对象时，不得不重复之前已经作出的着手、实施、完成过程，即使对象具有集中性，也不宜被认定为一行为，如在公交车上扒窃多人，应属多次盗窃。 4.犯罪意图。在连续犯、牵连犯等主观上存在统一或概括故意的场合，区分行为单复要考量具体行为是否单独能够符合构成要件，如果分别符合，那么即使在罪数上是一罪，在次数上仍属数行为。在主观上具有单独实施部分行为的明确故意场合，犯意对行为完成程度具有影响，如果根据行为人犯意实施的某行为已结束，后续行为属另起犯意，那么即使前后行为存在联系，甚至可以涵盖在一构成要件内，也不宜一并认定为一行为。 本案中，首先，被告人巫建福的前后行为虽存在明显间隔，但其犯罪意图中盗窃的目的是明确的，即窃取户外的摩托车，盗窃车钥匙在其认知上只是行为的一部分而非一个独立或完整形态。其次，本案前后行为虽有时间间隔，却始终未被客观事实所阻断，如“入户”行为被发现后摩托车防护措施出现变化，或放置位置有重大变动等。巫建福试开摩托车后暂时离开的行为，非被迫因客观行为而中断，而系其为安全起见所做出的分步实施行为，因此，不能仅因前后行为存在间隔即认为系两次行为。最后，从行为对象角度来看，前后行为具有统一性。巫建福盗窃车钥匙也并非是为了车钥匙自身微薄的客观价值，而是为了实现车钥匙与摩托车之间的特定联系所体现的使用价值，盗窃车钥匙的行为无法独立符合完整构成要件，进而被评价为单独的盗窃行为。总之，应从前后行为的整体性角度分析是否为一行为，而非仅从车钥匙的客观价值角度评价“入户”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这类似于《解释》第五条规定的在盗窃记名的有价权利凭证的案件中，以兑现数额计算犯罪数额的认定方法，即立足于最终对象财物价值，而非权利凭证自身的客观价值。 （三）利用“入户盗窃”车钥匙在“户”外窃取摩托车的行为应认定为“入户盗窃” 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入户盗窃”的客观行为，应当是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入户，并在户内获取财物的行为。我们认为，本案巫建福所实施的分步在户内外完成的盗窃行为，也属于“入户盗窃”。 首先，作为盗窃对象的“财物”概念，其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凡是具有一定客观价值或使用价值的财物，原则上都可以成为财产犯罪的行为对象，如信用卡、存折、钥匙等物品。与客观价值的客观性和普遍认同不同，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中才能体现，静态的使用价值，如未使用的信用卡等，尚不足以使物品直接成为“财物”。而物品的使用过程又多表现为对其他关联财物的占有和控制，所以，正是物品经使用后所达到的占有关联财物的结果，实现了其使用价值，进而才使其成为“财物”。此时，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和关联财物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财产权益。权利人通过直接占有财物体现所有权时，财物和财产权的存在空间是一致的，而通过控制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占有关联财物时（形式占有），财物和部分财产权益可能会存在地点分离。 其次，客观行为要结合需要保护的法益才能判断。“入户盗窃”保护的法益是住宅安宁权及住宅内的财产权，因此，只要行为已同时侵犯了两种法益，就应当符合“入户盗窃”的客观行为要求。而现实中，财物本身是否在“户”内与权利人是否在“户”内具有财产权并非完全重合，如权利人通过占有“户”内的有价支付凭证等物品，进而可以对别处的关联财物实现控制。既然财物可以通过形式占有实现控制，那么窃取“户”内形式占有载体的行为就已经侵犯了权利人对关联财物的控制。无论实际在何处获取关联财物，对财产权的侵犯在“入户盗窃”时已经发生。这也契合了对窃取支付凭证而未使用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而非犯罪预备的司法实践。 再次，从司法效果来看。“入户盗窃”和“数额较大”类盗窃的构成要件不同，如果坚持“入户盗窃”需在户内获取财物的标准，如本案的情形，就会出现要么类似前两种观点那样强行割裂一行为、分开评价的情况，要么因“户”外财物价值不足，不以盗窃罪论。这些做法或不符合客观事实，或徒增法律漏洞，达不到良好的司法效果。 最后，实践中也要注意，并非所有与别处财物具有联系的物品都是形式占有的载体，需综合考量以下因素：（1）联系的直接性。载体的使用价值应当直接体现出财产性，反之不然。例如，身份证件如果可以直接领取财物应属于载体；如尚需要其他行为配合才能与财物取得直接联系，则不宜认定。（2）联系的必要性。在如记名有价支付凭证、证券等与关联财物具有唯一联系的场合，即使后续获取关联财物仍需实施复杂的行为，因凭证是最终获取财物的必须途径，应视为载体。（3）联系的效用性。在获取财物未必定要通过载体的场合，如窃取户外的车辆并非一定要获取车钥匙等，需要考量联系的效用性。就社会认知而言，车辆之所以能够安心放置在“户”外公共场所，是因为可以解锁并驱动车辆的钥匙已经被权利人安全控制在“户”内，一旦获取钥匙，就意味着可以相对轻易地在“户”外实现对车辆的控制，即整体行为中，获取钥匙的行为较启动车辆的行为更为重要，据此，车钥匙应视为载体。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巫建福入户窃取摩托车钥匙后在“户”外窃取摩托车的行为属于“入户盗窃”，构成盗窃罪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