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天》里的女人们：挣扎、出走与回归 | 故事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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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今天是 2025 年的第一期节目，节目开始之前说一下，就在本周一，也是 2024 年的年底，我们上线了一档新的播客节目，叫「一件好事」。在这档节目中我会和好朋友海岳一起，每期访谈一位致力于公益行动的创作者。首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刚退役不久的，中国女足门将赵丽娜，来讲讲她「入坑」公益后遇到的种种崩溃时刻和治愈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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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哲按：

央视栏目《半边天》二十多年前的节目中，平原上的农村女性刘小样热爱文学、向往诗与远方，却不得不每天务农、做家务，面对平静琐碎的生活。她的诉说「我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打动了电视机前的很多人。

创办于 1994 年底的央视节目《半边天》，是中国的女性议题电视节目的发端之一，讨论了男女平等、女性权益保障、外出打工女性、女性的事业与婚姻等议题。当时人们的女性主义意识还很懵懂，《半边天》成为了不少人对于女性议题的启蒙。

2024 年，《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在节目播出二十多年后，与刘小样在云南再次相见，并拍摄了一档女性访谈纪录片《她的房间》。我们请张越来讲述她在《半边天》所见到的，包括刘小样在内的，众多平凡而有力量的女性的故事。

《半边天》的创办，最初是为了迎接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世妇会是当时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会上发表演讲《妇女的权利也是人权》，「把妇女权利与人权分割开来讨论，是不可接受的。」世妇会也是国际上的女性主义观念传到中国的开端。

以下，是张越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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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的《半边天》节目就这么开办了。当时的《半边天》节目编导会请一些撰稿人、作家、记者来开策划会，一起出谋划策。当时张越兼职做编剧，给央视的一些文艺类综艺类节目写剧本，包括电视剧《我爱我家》。于是《半边天》编导也把张越请过去开节目策划会。

1995 年，我就去参加了《半边天》的策划会，他们说策划了一个新节目《梦想成真》，这是非常新锐的节目，跟国外学的。有点像体验类真人秀。比方说，你想当主持人，就给你创造机会，当几天主持人，拍你当主持人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但是编导苦闷地说，有点进行不下去，调研了一圈，发现很多女性的梦想集中在三个方向——歌星、模特、空姐，特别单一，这几个职业是最光鲜的。编导说不能来回拍这几个梦，得是多元新鲜的梦。

我说，当这些干什么，要是我，就去当厨子，我从小就想当厨子，但没有机会进饭馆的后厨。

于是我作为《半边天》节目嘉宾，到苏州跟一位淮扬菜大师拜师学艺，学做松鼠桂鱼。做了几次嘉宾后，制片人说想请我来当《半边天》的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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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火车站：寻梦的吞吐之地

张越在《半边天》做了两年主持人后，在不同类型、不同话题的栏目里打转，时间久了，张越感到了方向上的迷茫。于是她申请辞职，在家待了两年，感受日常生活。2000 年，张越重回《半边天》，发现自己想做的其实是讲述普通人故事的节目。回归后的第一期节目，张越跑到深圳，去拍了一个女孩从江西矿区跑到深圳打工、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最后误打误撞成为电台主持人的故事。

拍完电台主持人的访谈之后，我们有一个场景，必须得拍深圳火车站的空镜。在当时的中国，深圳的火车站很有象征意义，是寻梦的吞吐之处。所有想要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都扛着自己的破脸盆、破铺盖，从那个火车站吐出来，奔到深圳。有人从这儿上车走离开。有人衣锦还乡，高高兴兴回去。有人是（深漂）失败，无处可去，就回老家。

后来我老提起深圳火车站的厕所，那是我见过的最特殊的一个公共厕所。因为男性特别爱在公共厕所里写写画画，基本上都是小黄话儿。女性没有这个习惯，女公共厕所里一般是不会写写画画的，但当时的深圳火车站的女厕所写满了字儿。

我特别吃惊地看着那些字儿：

「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

「今天夜里我没地儿可去了，妈妈我该怎么办？」

我估计（写这些话的女性）是失业了，没钱租房子，没地儿住了。年轻女性到了一个陌生城市，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有话没地儿说，就找这个没人的地儿，在厕所的墙上说话。那些话全是自己跟自己说的。

我当时看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人是谁，长什么样，现在去哪儿了。没地儿可去的那天夜里，她后来住哪儿了？都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个生命。每句话都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可能是涉及好几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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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勇敢的离婚女性

自那之后，我们开始在《半边天》做这种普通人的谈话。做这种节目的时候，对方是会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你的。

比方说网上现在还流传着 20 多年前的节目，比如一个姓叶的女士，一位知书达理、文文雅雅的中年女士。她的爱人有第三者了，她在谈这个问题时，大家一般会把第三者蔑称为「小三儿」，但叶女士一直称这个第三者为「小朋友」，因为那个女孩很年轻。叶女士说，「我不能责怪小朋友，因为是我和丈夫之间有了问题，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有问题，小朋友其实也很痛苦，她也没办法。」

■ 图 /《半边天》节目中，离婚的叶女士

后来叶女士说，「既然我们之间有问题，那么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就离开了。多么大气、帅气，二十多年前的人啊。

后来好多人都在问，这女士现在去哪儿了？她后来出国了，在美国经历了好多复杂的事情。她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开始学新技艺，考新牌照，最近又拿到了新工作。人生越来越丰满和茁壮。

一些现在看来平常的事，比如离婚，在那个年代，女性是需要更大勇气、顶住更大压力，才能做到的。特别是在农村，如果离婚的女性要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就更难。

我记得有一个农村女孩，结婚时，婆家看上去都算朴朴实实的小城镇普通人，丈夫也算本分。结婚之后，丈夫家做小买卖。改革开放确实提供了很多的机遇，让一些人快速致富了，她的婆家就快速发达了。但这一家人显然没有做好掌控金钱的准备，完全被金钱掌控，她的婆家就开始为非作歹，丈夫就每天在外头胡作非为。

这位女性就要求离婚。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你是得有多好的命，嫁了一个普通人家，而这普通人家迅速成为大富豪，你多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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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内外

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在小地方生活的女性，感受到了外面大城市的信息，一方面向往远方，一方面又受困于周围的环境。是去还是留，使得不同的女性走上了不同的命运轨迹。

在时代中，也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处境，而一辈子陷入自卑和讨好，甚至影响自己的命运选择。在人生的围城中，每个人都对城墙另一边充满希望和渴望，但又对离开当下熟悉的生活感到恐惧不安。

那个女孩就焦虑，说她受不了了，「我每天听着这个声音，就觉得如果这样一直坐着，就会等着时光流逝，一直到人生的尽头。」但她又不敢离开这个职位。但别人都羡慕，那么清闲的好工作。所以当她想要离职的时候，她爸爸妈妈都跟她拼命了。

如果说在城镇，单位里的女性想要逃离体制，摆脱一眼望得到尽头的生活。那么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女性，她们对五光十色的城市，更多的是充满向往。在一切刚刚萌芽的时代，一些农村女性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而丰富的生活。

我还采访过一位特别有意思的农村中年妇女，叫「杨三换」。她应该是在山东，很向往绚烂而丰富的生活，但是她生活特别单调，每天就下地干活。她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换衣服。她准备了好多套衣服，每天下地劳动穿一套衣服，回来洗洗吃饭穿另一套衣服，吃完饭换个发型，再换一套衣服。在我的视野里，只有英国贵族才有早餐服、吸烟服、喝茶服这样，不断换衣服。这位杨女士就每天不断换衣服，他们村里人觉得她特逗，就管她叫杨三换，因为一天换三换。

当然她除了换衣服之外，也写点小诗，也爱参加当地妇女的文艺活动，她用简单的快速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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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群体背后，个体的牺牲

在时代洪流中，一些农村女性在周身环境中寻找更丰富的生活，而另外一些女性走了出去，去到远方，去到大城市。从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打工妹，到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的打工妹，她们都为大城市的一砖一瓦、为家乡的一针一线流下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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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拉回到平原

张越采访过的无数女性中，最经常被大家记起的是刘小样。刘小样出生在黄土平原的农村，初中辍学，结婚后每天做农活儿、做家务、带孩子，但内心热爱文学与诗。她向往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却无法真正留在城市。

张越意识到，刘小样身上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农村女性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的母题，「第一这不是农村女性问题，第二这不是女性问题。这是人类问题：你对自己的环境不够满意，向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走，你不敢走；留，你不甘留。就这样的纠结去留，不是人类母题吗？」

多年以后，张越因为手机损坏丢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两人失联已经十几年。2020 年，《人物》杂志记者安小庆终于找到了刘小样，写出了刘小样的近况：刘小样确实曾经走出去，到县城商场做售货员，到江苏打工，但她后来又回到家乡农村，回归平淡的生活。

2024 年，张越退休了，她约刘小样一起去云南找安小庆。刘小样平时照顾家人，很少出门旅行，这对她是一次出门旅行的机会，三人可以在云南聚一聚、玩一玩。

刘小样从向往远方到回归自己的生活。因为她发现，「诗」不一定在远方，也可以在身边。在南方工厂打工的时候，人们没时间欣赏身边的花。而在老家山村，她可以欣赏自己亲手种出来的、美得像花一样的金黄色的小麦。

刘小样仍然热爱文学，但不盲从文学权威的意见。她声名在外，但不去兑取资源，而是保有自己内心的秩序。她爱身边的人，身边的人也爱她。平原上的娜拉，可以出走，也可以回到平原。每个女性也都如此，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也可以在自己的选择中活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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