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能性丨在未来，「友好住宅」都生长在什么样的城市区域里？

中国住宅建筑的发展历程，是一条从杂糅走向单一的崎岖路径。

二十世纪初，传统民居发展在西方侵略者文化的“政治强加”下，混育出一种“文化叠加”的住宅形态。上海石库门、天津五大道、开平碉楼……无不是中西相融。虽然我们一致批判侵略行为，但从历史遗留物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看，当时民居建筑的丰富形式实属蔚为大观。这种奇观被历史进程在1924年以后愈演愈烈，在近半个世纪的动荡时局里，相继回国的留美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艰苦卓绝地实践着西方建筑学理论与传统的相合之法，造就了一些如今依然充满理论价值和历史况味的住宅建筑。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住宅建设统一由政府出资，借鉴苏联的住宅理论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集体主义生活想象。那时的住宅只是为了满足生存需求的最低保障。简易楼、筒子楼、公用的厨房、卫生间和走廊，是人们对建国后住宅的最初印象。直到1990年代，人们对住宅建筑的质量和居住体验才逐渐有了认识和追求。

接下来1994年至1998年的三年多时光里，国务院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宣告中国正式进入商品房时代。土地财政与房改的配合，盘活了沉睡多年的城市隐形财富，也让大量的房地产楼盘复制粘贴一般在“一夜之间”快速冒出头来。

这一套商业运行法则催生出的“流水线”住宅楼房，的确在效率和品质之间摸索到了一条切实可行之道，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客观收益，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在城市化进展到今日才逐一浮出水面：住房金融属性过强，导致富人以房投资，穷人生活环境极差（这一点涉及更为深刻的人口结构、资源分配的难题，绝非城市规划和设计本身能够解决）。同时在其他土地政策的交织影响下，居住用地出现严重不足，导致城市住宅单元被塞在高密度的高层居民楼里，包裹进拥挤的封闭小区内。至此，中国住宅楼很难再跳脱出现有的单一原型（prototype）进行创新性设计。而人口流动的不均衡，也加剧了城市与城市、地段与地段间的居住价格鸿沟，在政策实操中保障住房的供应也始终是个难题。

中国住宅的历史沿革中，除了居住单元的愈发紧缩开始让城市发展“束手束脚”，还深刻地影响着上层建筑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张宇星指出，中国40年以来的城市发展、城市规划都基于西方传统的经济地理学模型。这套原理的逻辑非常严谨，应用于中国的“土地经济”造就了中国现代城市的基本现状。它能清晰、高效地为土地带来升值，吸引产业活动，但推行至今却受到了一定阻碍。他认为，未来中国城市的唯一出路，是在去全球化的趋势下，主动推广及加强自由的“空间经济”方式，以挣脱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控制。

他呼吁着重关注社区价值，关注土地和空间价值的重新设定，开发商与政府都要认识到新的价值系统的重要性。因为在未来，社区的价值将直指经济问题，社区与文化的能量，将有可能成为城市经济的重心。一个区域里如果没有成熟的社区，没有社会和文化环境，即便它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系统里有价值，它依然与催生本土创新背道而驰。

城市的桎梏，同样在中国住宅设计与建设领域可见一斑。

在土地政策的限制下，地产商们经多年探索摸索出了一整套成熟完整的住宅设计策略。这套模式是以场地“强排”为出发点的，这不是一种空间设计手法，也不是用户需求分析，而是单纯从法律规范和商业逻辑考虑的空间生产思路。久而久之，建筑物的产出方式就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以获得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总平规划完成后的单体建筑平面布局，则最好“借鉴”以往被市场证实成功的项目，才能实现高周转。此外，住宅的立面设计则常常来路不明。因为表皮形象能最直观渲染出“假想中”的生活图景，在高周转的压力下，快速提取当下大众的审美喜好进行整合拼凑出住宅立面语汇，也成为这套住宅模式的流水线一环。

胡之乐与郑时翔认为，房地产开发模式的1.0福利分房时代、2.0商品房时代、3.0租售并举时代，其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在宽马路、封闭小区内的多户型楼房——住宅在中国就和手机之类的工业产品研发模式无异，只在运营和租售方式上调整，并未对其使用场景和形式上进行任何创新。而在他看来，建筑物作为人们生活场景的承载，应该具有可被更新修缮、延续其风格和故事的性质。

这样的住宅内部还缺乏充足的社区公共空间、具有活力的商业空间，很难产生社区归属感。在基层的社会群体组织不具备邻里概念的情况下，标准的生人社群会加剧人们相互提防，缺乏领地意识（territoriality），从而更无法从封闭小区的概念里走出来，归属感将持续流失。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些住宅缺乏可被回收更新的弹性。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市住宅实际寿命往往低于使用寿命，平均只有30-40年。试想：如今建造的小区建筑在到达其使用年限后会面临怎样的尴尬境地？若在建造之初从未设想其老旧之后如何焕发新生，即便拥有了公共生活，拆毁重建的过程也会让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城市性再一次面临洗牌。

宽马路围绕封闭小区的形式还让交通效率大打折扣。美国城市街区一般是190米×80米；而中国一些巨型小区占地面积能达到500米长宽，这就形成了很多500米以上宽度的路网。换言之，美国城市道路密度普遍是中国的4倍，加之高层住宅的居住人口大大超过美国的和缓居住密度（gentle density），通行能力之不足可想而知。

客观地看，这些在过去40年里诞生的如出一辙的住宅楼盘，在20世纪末开始的国家极速建设大潮中，为来不及应对风云变幻的百姓提供了对“家”的标准化答案，让人们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了得之不易的安定感。但就今日含麓湖在内的全国几大现象级热盘不难看出，那个曾经正确的答案并不能永恒地面向未来——我们已然在一条道路上走了太久，以至于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效应让我们以为别无他法，让我们误会“家”的意义只有单一的诠释方式、叫“住宅”的建筑物只有几种样式，而所有人只能向着一个早已被异化了的目标努力。过去已经造成的城市景观和高密的住宅区块已成定局，也许如今已到了可以提出一种城市发展的宣言式设想的节点。

无论是先前粗放式、不考量城市尺度的大规模地产开发结果，或是大量复制的无个性住宅建筑，未来的发展模式必然是要在现有建设的基础上寻找叠加之法。郑时翔为此提到了“城市填充（urban infill）”的概念，基于国外城市设计研究领域已有的填补开发策略，先对中国城市住宅现况全盘接受，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细化的填充式发展，将理想住宅缺失的内容重新“填充”进城市里，这些内容包括：城乡连接填充、混合功能填充、人行尺度填充、文化意向填充及住宅类型填充五部分。

反对大而无当、车行优先的“强功能分区”，转向以人为本，更关注除车行以外人们舒适的多种出行方式。在麓湖，一切城市出行的运转都围绕着人展开，约35公里的水岸线提供亲水体验，车行（又分汽车与骑行）道、步行道、桥梁、航道共同组成了立体丰富的交通慢行系统，人们可以将湖泊、湿地、森林、草地与不同出行方式自由排列，得到丰富出行组合方式的同时，住区景观则追求更高维度的设计审美力给人们带来更舒适的居住体验。通过住宅景观对公共景观的巧妙借景、无衔接处理，把住宅和公园景观进行24h有效共享，住区“一键直达”公园的出入口设计引导，让人们轻松享受畅游公园的快乐。

以此与混合功能填充相结合，打造多样出行、充满趣味的亲人社区。非标商业与城市活动又在人行尺度基础上，增添了混合功能。家门口不再局限于门头、门厅的刻板印象，取而代之的，是家门口的音乐会、家门口的图书馆、家门口的市集、家门口的艺术……它使人们谈论起麓湖的居住体验时，自然有一种别于其他地方的特殊感受。

未来应给予多元的家庭构成、阶层细分更多的关注，推动住宅类型向多元化、个性化发展。对此，我们首要强调客户研究的重要性。时代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构成也在剧烈变化，做客研也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多元化地家庭关系，从全生命周期需求出发构建真正成熟专业的产品。另一方面，人们不同年龄段、不同经历，对产品的功能定义也在改变，我们从不畏惧主动预判未来趋势，率先创造下一阶段需要的房子。

同时胡之乐与郑时翔也强调，要真正实现住宅多元化、个性化，需要通过土地政策和更为合理的住宅用地规划得以实现。因而在现有政策与市场环境下，我们除了制定创新的管理体系以最大限度倾听需求的声音，还尝试在部分产品中提供轻量化的组合选择，以在现有语境下实现“定制感”产品。这种人人都可以是“产品经理”的理念，也是我们塑造强韧产品力、保持强劲创新力的核心驱动力。

我们需要重新重视起缺失的在地文化、城市遗产的保护利用，它们会加深本土人群的身份认同感，同时也有机会成为创意文化的汇集之地。我们很早也意识到拥有自身在地文化的重要性，如今耳熟能详的渔获节、龙舟节、麓客春晚及其他各类文化艺术活动等独创内容，已是麓湖重要的文化载体之一。此外，麓湖致力于打造全龄友好社区，除了有公共空间的适老设计、文化节日的全龄群体参与，还有独一份的儿童权力倡导。我们摒弃了从前习以为常的“成人主导，儿童沉默”建设观，通过A4美术馆、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等内容机构带来的丰富美育启蒙活动，成立麓湖儿童议事会等，让儿童也参与到真实的社区中来发现和解决问题，促使孩子们感受和成人平等的权力，培养公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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