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出家门和办公室，为何难以让人在其中找到具有归属感、认同感的公共空间。在过去四十年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大量原有的公共生活在变革中消失。而当人们试图重塑公共空间，将诸如空间设计、生态景观、场景运营等“武功”一一上演，却仍无法还原当年成都老茶馆里的熙熙攘攘的公共生活。这其中缺了怎样一环？
在《城市中国》特邀撰稿陈飞樾与《城市中国》执行主编崔国看来，城市化上半场时，我们并未将“公共空间”这一舶来的概念转化为中国语境下的共识。只有找到症结所在，才能使原本薄弱的公共空间成为撬动城市更新、凝聚社会力量的关键地带。
研究者陈飞樾在文章中写道，城市不只是建筑、人、商品、讯息等众多单个元素的总和，还包含了把这些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媒介。其中，公共空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把城市独立的功能空间元素维系在一起，连接“孤岛”之间的“介质”。城市的发展水平、阶段，以及城市生活品质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这些公共空间、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和品质。
以中国城市中新开发的住宅为例，其物业产品的价格，往往并不由它们自身决定，恰恰是物业之外的公共服务、公共环境、公共生活——公园、湖泊、医教、商业氛围……——成为物业自身获得高溢价的决定性因素。这即是一个例证。
可以说，公共空间的好坏，通常可以转译为“公共性”的优劣，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开发成功与否的核心竞争领域。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与讨论，不仅不是一个边缘问题，反而是“未来”的核心部分。
讨论公共空间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对一种十分隐秘的认知误区进行商榷——顾“公共”而言“运营”。一些急于在短时间内实现社区良好收益的开发企业陷入了一种认知误区，认为公共性的好坏取决于相关商业运营团队的“人工培育”，进而认为它与商业运营手法的优劣和资金投入的多少正相关。原本属于“公共性”“公共空间”的问题，被开发者偷换概念，变成“运营能力强弱”的问题。
好的公共空间究竟有多大程度取决于空间设计和运营？上图为疫情后十分流行的城市露营，属于典型的场景运营；下图为成都某公园一角，唯一的设计或许只是一张棋牌桌。（图片来源：unsplash）
良好的公共空间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人为培育，但“公共性”却不单是商业运作的结果。如果把中国近四十年来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称为中国城市化的“上半场”，那么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总城市化率已超过65%，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则已经进入城市化的“下半场”。立足于“城市化下半场”，反思“上半场”的遗留问题，关注公共空间本身的发展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
碍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与生活在改革开放前曾被大面积解构，在政府和商业力量都急切想要完成“现代化”之时，来自西方的城市化过程模板使得中国城市“现代化”与“西方化”一定程度上混为一谈，也导致了各方各执一词自说自话的局面。
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空间的理解是苏联式的；开发商则多将其理解为发达资本主义式的；人文领域学者的理解则更多来自18、19世纪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兴起的时期，强调它是一个与权力进行商榷和对抗的中间领域；而对建筑师来说，似乎只要不是住宅类的建筑，凡是外部的（建筑物之外剩余的部分）、景观的（有绿植和喷泉的地方）、基础设施的（火车站、地铁口、街道）、社区的（围墙小区内的活动场地）、集体的（单位大院里对职工开放的设施）、商业的（咖啡店、购物商场）、开敞的、空旷的、未经开发的，都可以不加区分地冠以“公共”之名。（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水石设计）
根基不明，共同话语缺失，以至于“公共空间”一词常常出现，但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让多方信服的定义来回答：在中国，当我们谈论公共空间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公共空间到底为何而建，为谁而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迈入互联网蓬勃期后，开始有大量“网红”空间因为线上传播的扩散力而迅速崛起。这些看似“公共”的空间，大都有着相同的“精致感”。在短暂的爆火之后，由于内里缺乏实质的公共活动和生活，最终往往流于摆设。
陈飞樾认为，相较于空间设计的不够良好，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构成的转变，导致身处不同阶层的人在这种碎片化场景里短暂体验了令人艳羡，但并非真实的幻想生活。他将这种与外部世界存在时空脱节的“公共空间”比作“异托邦”，并对这种场景化设计手法表示担忧。
这个问题在麓湖的造城史中也曾被反复触及，在每个单元的活力营造里，往往撬开活力关窍在于与真实可行的新生活嫁接在一起，需要反复调试，非一挥而就。
麓湖艺展中心就是其中第一例。
麓湖艺展中心作为最初的麓湖示范区，并非以展示、销售产品为终极目的而追求极致奢华的场所打造。彼时常见（至今也是主流）的开发套路，往往以富丽堂皇的售楼处形象代表了某种气势上的品牌实力，并在其完成销售使命后再赋予它休闲会所、物业服务等功能，这样的示范区往往在一开始就注定了空间骨架的乏味单一，并且由于最初对“休闲”、“娱乐”内容缺乏详尽的规划，最终大都与现实背道而驰，草率收场。
麓系三地艺展中心
虽然豪华的设计阵容、隆重的规划展现，让麓湖艺展中心在项目之始就赚足了噱头，但这本质上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寻找到可落地的艺术机构发展契机并做出运营计划，用艺术展示把空间功能具象下来的同时，也明确了围绕什么去塑造多样空间，并为之后新的生活理念、价值取向等内容输出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在艺展中心成功踏出“展区吸引人群”的第一步后，之后麓湖的每一个公共空间打造都大致遵循这样的核心思路，“人”本位的核心思想也在于此。围绕人群真实可行的生活，明晰场所要承担的内容与意义，才如灵魂入体，画龙点睛，设计本身便只余下再简单不过的解题而已。在此之上，面向城市开放的艺展中心因为A4美术馆的入驻，举办了大量向全民开放的非盈利艺术展览，并由此派生出艺术活动、创意市集等，拉进了艺术与人群的距离，实现了让艺术成为鼓励参与的手段和多元人群聚集交流的媒介，“公共性”随之产生。
麓湖的规划实践正是将城市公共性与公园的自然生态无缝衔接的典范。
另一个例子是麓湖商业板块的成长。
非标只是麓湖商业的表现，其本质是通过与主理人群体的充分交流，为他们打造、提供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公共空间，在这之中产生了一系列有趣的连锁反应。
空间让主理人更加积极主动，主理人也会将这样的观念传递到合伙人与员工之间，最终形成“和对的人一起工作，而非流程控制他们”的良性循环。
这与我们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城市的运营商密不可分，不以甲方自居，不断完善自身统筹、协调能力，让我们不止停留在提供“买卖”，而更强调建立各方“连接”。
陈飞樾以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对都市的定义为例，后者写道，都市是“一个相对较大、密集、由社会异质个体组成的永久性聚居地”。因为比起创造麻醉镇痛式的奶头乐图景，公共空间更应该是把异质的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个空间促使城市居民互相看到差异，理解差异，并学会与差异共存。而媒介的存在，是为了连接城市中的不同人群，确保其不会断裂成无数个单独内部运行的小群组（Cluster），而是一个共同体。
在DCL伦敦设计中心联合创始人，明日城市论坛创始人马晓威眼中，比起海派文化的上海，拥有相当纯粹的在地生长内容的成都，也许更有机会代表中国城市文化走向世界。
关于这一点，研究者陈飞樾也在文章中提及，成都的茶馆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土公共空间的一种范式。研究微观公共空间的历史学者王笛在研究了清末和20世纪初的茶馆空间后，认为这些小型商业场所，除了大众的休闲娱乐之外，实际上还承载了民间小型自组织团体的活动，以及精英和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自治、互助力量。他的这种观点承继了罗威廉（William T. Rowe）、冉枚烁（Mary Backus Rankin）、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等汉学家的理论——在西方的文化、资本、武装力量突然涌入之前，中国的本土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茶馆的公共空间角色，与西方文化语境中将咖啡馆视为重要的公共空间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图为成都的鹤鸣茶馆。
王笛叙事了这样一段历史：在西南地区，自组织团体的形成、协商和运作，很多时候就在茶馆。这就是公共空间——因为某种共同利益，私人来到一起形成合力，构成某种介于民众和权力（皇帝、贵族）之间的中间地带——这在东西方是一致的。但需要注意的不同点在于，西方土壤孕育出的公共空间往往和权力进行抵抗和角力，而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公共空间却往往能够和权力进行协作。陈飞樾认为，如果茶馆提供了何谓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一个答案，那么在“下半场”，那么能够找到某种方式，在社区层面适当开展一些民间自组织的小型社团和小型活动必将为探索公共空间本土化作出积极贡献。
彷佛扣合了某种潜在规律，我们在麓湖的城市生长周期中也有意无意地试探出了类似的道路。
从最初的艺术媒介串联城市人群，到第一批业主入住麓湖，再到麓湖成为“城市”，我们形成了一系列如居民共治、麓客社群、群岛计划等层层递进的人群关联产物，它们代表了公共性的局部成形，也让城市连接的能量范围由人群扩及社区，由社区扩及区域，最终惠及城市。
诸如节日节庆（如渔获节、麓客之夜等）、市集IP“岛集”、艺术共创活动（如iSTART儿童艺术节）等，从最初的社区、区域能成为如今的麓湖标志性公共活动，吸引着区域以外的市民驱车前往，印证了公共空间的活力不只来自于形态塑造上的美观和适用，更重要的是成为连接社会中不同组成部分的纽带。这种将社会契约、人际关系、交往模式、精神需求都融合其中，并引领民众向着中国社会进程迈出更远一步，才是城市公共空间成立的意义所在。
麓湖社群活动，强调民间社群自组织形成的群体活动与权利的汇集与彰显。向市民完全意义上开放的麓客岛，已经成为成都市民假日休闲的无忧去处。这种在开放意义上的易进入性，是开发企业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的最初也最难的一步。
另外，在数字技术变革飞速的当下，人类社会必将随之进化。当电子屏幕成为新的住所“窗户”，人们必将渴望更新的社会连接，新的空间组织和项目也会应运而生。
如麓湖阿发奇a7CreatorLab、LOOKLIVE正在尝试这类电子空间叙事，2022年马厩MEWS开幕展“埃乌特洛比亚酒店”、2023年麓镇“小镇游戏”等，都是基于现实物理场地，向虚拟公共性发出的实验性探索。
在这些场次中，我们再次关注到满足物质世界人们对公共性的需求，是支持更多超前的公共性探索的基础，同时，当公共性有关现象和问题不止散落在政治哲学的概念层面，社会学的话语（discourse）当中，还可能存在于虚拟的媒体世界，我们更需要警惕现有维系物的崩解。不难看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公共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资本和社会需要找到建构目的上的共同基础。
也因此，这三方是否能够保持开放的、合作的态度，找到某种共同基础而不是增加隔阂，是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值得持续观察的重要议题。而我们，已做好准备来迎接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成都麓湖的观鸟小组项目以鸟类观察和爱护为契机，激发社区居民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思考，并借此计划孵化出全国第一个社区型观鸟组织。（图片来源：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
注：本文获原文作者和《城市中国》授权
在原文《城市化“下半场”，为何必须谈公共空间？》
基础上延伸创作麓湖生态城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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