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创新主义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思考，我的分享主题是“创新主义——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实践”。

或许“创新主义”这一词汇对大家而言尚属新颖，其英文对应为“innovationism”。如果查阅英文字典，可能会发现这个词属于一个新兴词汇。的确，从“主义”的高度来审视，它并非单纯基于经济考量，而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刻命题。

那么，为何在当下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呢？这背后有着多方面的考量。首先，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与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诸多伦理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如全球变暖等严峻问题。同时，AI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广泛的社会焦虑，特别是当AI开始替代人类工作时，人们不禁要问：人类未来的角色与意义何在？

除了全球性的趋势外，中国还面临着另一个人口问题的挑战。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稍后我将详细阐述这一点。作为一名人口经济学者，我曾深入研究过创新与人口的关系；同时，作为一名企业家，我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尝试。因此，我相信我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特性。

为何探讨生命意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议题。随着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日益发展，相当数量的人群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光，这促使他们开始深思生命的意义所在。此外，某些新兴科技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人性认知，还取代了人类的工作，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替代了人的情感，这也促使我们必须面对生命意义的问题。另外，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备创新能力的问题，在此我先给出结论，随后逐步解析得出此结论的原因。书籍《生命的意义》中的核心观点在于创新与传承。

创新，这一概念对于大家而言并不陌生，它涵盖了基础科学理论、技术创新、工艺革新、产品设计与材料开发，同时也包括新兴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的变革，这些往往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当然，文化创新与艺术创新同样不可或缺，乃至诞生一个新的人类个体，亦可视作一种创新，即基因层面的创新。

创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人直接投身于创新活动之中，如研发人员，尽管他们仅占人口的1%-2%，且这一比例在持续增长，但仍属少数。而另一些人则通过间接方式参与创新，例如，在非研发部门，如营销、财务、法律等部门工作的人员，他们虽不直接从事研发，但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与保障，因此同样与创新息息相关。

用户同样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网络上，一些用户会提出新颖的使用方式，博主们也会分享独特的玩法和拍照角度，这些往往能迅速走红，成为新的潮流，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当前，大量用户数据、网络上的攻略和玩法已被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学习所吸收，这使得人工智能显得尤为聪明和创新，但实际上，这是其学习了大量用户数据的结果。

这些用户，通过他们的行为和反馈，间接地参与了创新过程，即便是失败的经验，也对创新有所贡献，因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此外，人工智能在支持人类活动，如健康管理和教育方面，也促进了创新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使得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它通过学习大量人类经验，借助机器学习技术，实现了这一点。

传承，可以被视为创新的一种复制和推广。当一个新的创新成果被创造出来后，若能被他人采纳并在其技术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创新，这便构成了传承。表面上看，传承似乎只是简单的复制，但实质上，它是创新成果得以扩散和应用的结果，也是创新效果的衡量标准。一个创新若能被广泛传承，说明它取得了成功；反之，若未能得到传承，则该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视为不成功。

从基因创新与传承的角度来看，这一逻辑同样适用。每一个孩子既是父母基因的传承者，又是新生命的创新者。他们复制了上一辈的基因，但这种复制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基因的新组合。因此，从基因层面探讨创新与传承，二者实则是一体的两面。

创新与传承，看似两个相对的概念，实则相辅相成，是一个东西的两面。一个事物若缺乏创新，便难以得到传承。正如古代中国的圣人追求立德立言，其目的在于让后人传承其思想。若其言论缺乏创新，后人自然不会选择传承，而是去传承其他更有价值的言论。此外，传承还涵盖了人口的传承。在这一层面，复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人口的传承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包括在前人科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传承与创新。

创新主义代表了一种新兴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它可以从其使命中推导出来，即通过创新与传承来追求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相较于我们的前辈，当今的人类文明之所以显得相对繁荣，主要归因于两大因素，这两大因素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计算机的“硬件”与“软件”。其中，“软件”指的是人类所积累的各种知识与艺术，它们构成了丰富的文化宝库；而“硬件”则是指人类基因库这座宏伟的大厦。在座的各位，以及中国十几亿、全球几十亿的人口，共同构成了这座基因大厦的基石。如果人口稀少，仅凭少数人的力量，是无法承载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即便有所储备，也会显得捉襟见肘。因此，人类文明的繁荣离不开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深厚的知识积累。

为了维持并进一步发展这种繁荣状态，我们需要从空间广度、时间长度、数量规模以及趣味性等多个维度进行拓展。相较于其他哲学思想，创新主义更加注重时间的延续性、文化的丰富性以及多样性，这既涵盖了科学与艺术的发展，也关乎后代的福祉。这种价值观具有高度的实用性，无论是对个人生活、企业经营还是国家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创新主义在解释生命意义时，还展现出了许多优于其他哲学的特性，这些特性我稍后会详细阐述。

创新与传承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创新是传承的补充，为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而传承则是创新的尺度，它衡量着创新的价值与意义。没有创新的传承，只能陷入简单的复制与一成不变的困境；而没有传承的创新，也难以取得长远的成效与影响。

为何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要特别强调创新与传承，原因在于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出现的意义缺失、虚无主义倾向以及“躺平”现象，这些问题已经对人口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来探讨为何这一哲学观点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或具备更为卓越的品质。

首先，创新与财富的关系日益紧密，创新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如下图所示，观察过去几十年世界上最盈利公司的变迁，不难发现，相较于几十年前以金融和资源类公司为主导的局面，当前市场上盈利最多的公司几乎都是创新型企业，且这一更替速度十分迅速。这充分表明，创新的造富能力在持续提升。

创新造富能力的提升，直接体现在创新人才的收入上。以硅谷为例，其工资水平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且近年来人工智能工程师等创新相关职业的工资更是水涨船高。未来，或许会有更多我们目前尚无法预见的新兴职业涌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与创新密切相关的职业，其收入水平将会越来越高。

此外，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趋势。一是创新本身的速度在加快，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二是全球化的推进使得创新成果能够迅速复制到全球各地；三是各职位对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哪种职业，都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那么，创新与利润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超额利润通常来源于某种形式的垄断，这包括资源垄断、行政垄断和技术垄断等。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往往难以持久，因此技术垄断便成为了实现超额利润的主要途径。企业通过暂时的技术创新，创造出他人难以复制的高质量产品，从而获取利润。由此可见，利润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利润还扮演着另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即决定谁将主导未来的创新。只有获得利润的企业，才有能力进行研发投入，无论是投资新的公司还是建立自己的研发部门。利润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最佳的投票机制，因为它能够引导资源流向那些最具创新潜力的领域。由于创新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无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创新将源自何处。但一旦某个领域的创新取得成功并带来利润，市场就会通过利润这一投票机制，决定下一步的创新方向。这与进化论中的基因创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成功的物种能够更快地生存和繁衍，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进一步的基因创新。

关于竞争与创新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过度的竞争可能导致利润微薄，从而不利于创新；而缺乏竞争，形成资源或行政上的垄断，同样会阻碍创新，因为垄断者缺乏创新的压力。在两者之间的适度竞争状态下，创新往往能够得到最好的激发。每家公司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都会积极寻求理论创新与实践突破。

　　在国家层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指出，创新是由制度所驱动的，制度通过影响创新渠道来发挥作用。未来，创新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制度性因素以及其他基础条件，如稳定的政府、产权保护、基础设施、稳定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良好的普及教育等，对于创新的重要性。然而，具备了这些条件，并不意味着就能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事实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虽然已具备这些基础条件，但其创新能力仍然相对较弱。

关于如何推动创新，特别是在国家政策层面，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哪些政策能够有效促进创新。首先，应持有一种谦卑的心态，因为创新的规律往往难以捉摸。有时，我们创造出的某些成果，在初始阶段看似并无实际用途，但多年之后却可能被发现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微分几何在刚被发明时，仅是数学领域的一个抽象概念，而我们的生活空间则直观上被视为直线而非曲线。然而，后来爱因斯坦在发明广义相对论时便运用了微分几何。同样，玻璃在刚被发明时，主要用作装饰品，并未想到能制成望远镜，而现今望远镜对科技发展至关重要。这些创新的实用性很难在初始阶段被准确预测。因此，在创新的起始阶段，我们不应过分关注其实用性或趣味性，因为创新往往具有随机性和偶然性。

尽管这一结论听起来有些悲观，但它却引出了一个积极的推论：没有捷径可走，创新不能仅靠少数人的主观臆断，而需要更多人进行自主探索。只有让更多人参与实验和探索，才有可能在无数次的尝试中，幸运地有少数人取得成功。这种参与感至关重要，因为创新并无固定规律可循，需要更多人的智慧碰撞。

这也再次印证了前面提到的观点：需要更多人参与创新过程。科学方法强调精确量化和可验证性，这有助于吸引更多人参与，并通过理论模型和预测能力来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

创新力的模型可以表述为：创新力 = 人口数量 × 人口质量 × (内部交流 + 外部交流)。这一模型用于衡量群体或国家的创新力，其中人口数量对应着规模效应，人口质量则涵盖了教育水平、老龄化程度等多个因素；内部交流指的是群体内部的沟通是否顺畅，而外部交流则是指该群体与世界其他群体之间的交流是否畅通。这一模型能够解释历史上不同地区创新力的表现差异。

基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些结论：人口数量和开放性对于创新至关重要。一个国家或群体不仅要能够凝聚自身的人口力量，还需要积极与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交流与合作。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利于创新，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其内部交流的不充分。传统经济理论已经对计划经济的问题进行了多次阐述。从创新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中的沟通模式主要是上下级的垂直沟通，即上级决定生产什么、需要什么原材料，并向下级传达指令。这种沟通模式缺乏网络状的交流，即每个层级都能够与市场上的所有上下游进行广泛的交流。相比之下，如果采用网络状的交流模式，将大大增加可能产生的连接数量，从而更有利于创新的产生。

计划经济之所以不利于创新，从之前提出的模型角度来看，是因为它减少了连接的数量。人口对于创新至关重要，教育和基础设施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人口之间的交流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而教育则能够显著提升人们与不同背景的人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关于人口，我们不仅要关注数量，还要关注人口的流动性，包括国内的人口流动和国际间的移民现象。在构建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政治稳定以及教育质量的提升都颇为艰巨。然而，相较于这些，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激励本国公民愿意生育，并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移民到本国。

要实现这两点，必须在医疗、教育、房价等方面做出显著成效，而这些领域的改革又绝非易事。教育质量需高，但又不能陷入过度竞争的“内卷”状态，否则将降低教育效率，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移民选择。如果教育质量低下、竞争激烈且生活成本高企，年轻人可能会选择离开，无论是通过生育还是移民的方式，这都将对人口结构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削弱长期的创新力。因此，从人口的角度出发，创新与人口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解决人口问题则是提升创新力的关键所在。

去年，人工智能领域的一项突破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当我首次接触到大语言模型时，我在家中深感震撼，心情异常复杂。首先，我们感到十分纠结，对于AI是否应该变得更像人类这一问题，我们既有所期待又心存恐惧。我们担忧有一天人类会突然发现AI能够取代自己，这样的未来究竟是福是祸，确实令人迷茫。同时，我们也感到自豪。无论如何，人类相较于其他物种，能够创造出如此接近自己的机器，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就，让我们深感自豪。然而，我们也保持着一丝谦卑。最终，AI所呈现出的成果，竟是仿照人类大脑而设计的。我们以往所使用的那些算法，在如今AI的能力面前显得黯然失色。现在的AI系统，正是人类多年进化的产物，它仿佛是一堆神经元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令人惊叹的智能。面对这样的成果，我们的情感确实十分复杂。

在商业领域， 人工智能——AI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像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那样具有颠覆性。我在多个场合都曾提及，依靠AI来炒股或赚钱并非易事。尽管世界上确实存在一些利用AI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公司，但大多数情况下，AI只是带来了局部性或渐进性的改变，并未在商业上产生巨大的颠覆性影响。然而，从哲学的角度来看，AI所带来的颠覆性却是前所未有的。

哲学界终于或者说最终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结束了长久以来的争论。人们开始认识到，人脑并无特殊之处，它仅仅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AI在理论上，经过一定的训练，虽然短期内可能还无法完全达到这一水平，但长远来看，AI完全有能力模拟人脑的一切功能，包括神经元的连接。这一观点在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关于AI是否具备创新能力，有人认为AI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创新性。这并不是说AI会产生幻觉，而是指其创造性和不确定性可能是共生的。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AI在短期内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短期内，我们的效率有望得到提升，进而可能带来收入的增加。然而，AI对各行业的影响并不均衡，某些行业可能会受到更大的冲击，而其他行业则相对较小。特别是教育和就业领域，以及收入分配格局，都将受到AI的显著影响。

在收入分配方面，AI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工作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高技能工作者，如复杂脑力劳动者、企业家或顶级科学家，AI主要起到辅助作用，目前尚无法完全替代他们。而对于低技能服务类工作，如倒茶等，AI同样难以取代。这与生命进化的原理密切相关。生命体，特别是人类，经过了几十亿年的进化历程。人类大脑的高技能，包括创新能力和抽象思维，更是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相比之下，人体的其他器官，如手、心脏和子宫，都至少经历了数亿年的进化。因此，要用人造物体或硅基技术完全复制或替代这些经过漫长进化而来的器官和功能，是极其困难的。

从化学角度来看，碳基生命体具有显著的优越性。碳元素是连接其他元素最高效的元素之一，其独特的四个键结构使其能够形成复杂而稳定的分子结构。相比之下，硅基材料在模拟生物体方面存在诸多局限。此外，尽管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能耗仍然远高于人类。要达到人脑同样的功能，人工智能需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因此，在短期内，AI还无法完全取代人脑。

就短期而言，服务性工作不太可能被AI替代。相反，那些中技能水平的简单脑力劳动更有可能受到AI的冲击。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低技能工作才会受到影响，而是特定类型的脑力劳动将面临被取代的风险。

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一趋势并非好消息。年轻人通常需要从中技能的工作起步，通过实践和学习逐步提升自己的技能，从学徒、助理的角色逐渐成长为企业家。然而，若这些中间阶段的工作被AI取代，年轻人将失去宝贵的实习和锻炼机会。因此，他们必须在学校中延长学习时间，以获得更多的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一趋势已经显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以期在学术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实习和锻炼机会，而非在工作岗位上。当前，许多工作首先被AI取代，导致年轻人在职业生涯初期就面临挑战。以前的互联网是让30岁的人颠覆50岁的人，现在的AI是让50岁的人不需要30岁的人做助理。

关于AI对各行各业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类。第一个维度是工作是否容易被自动化。如前所述，信息类、简单且轻便的行业更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第二个维度是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区别。物质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会达到饱和，而精神需求则不会。例如，家电行业属于物质需求型，当市场达到一定程度饱和时，其增长将受到限制，且该行业容易被自动化取代，适合大规模生产。而另一些物质行业，如房地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饱和，但难以被自动化取代。房价仍然较高，因为建筑工作复杂且需要人工操作，特别是在装修或监督工人方面，机器人难以胜任。

数字娱乐行业因其既易于自动化又满足精神需求的特性而显得尤为独特。对于易于自动化的行业，其产品价格往往会下降。以房地产行业为例，若其价格下降，由于它主要满足物质需求，消费者不会因此增加购买量，如食物和服装等，整体行业规模可能会因价格下降而缩减，同时产量也不会有明显提升。

然而，数字娱乐行业则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尽管产品价格下降，但由于满足的是人们的精神需求，消费量反而会增加，从而达到总体平衡。

更为理想的行业是那些价格保持稳定的领域。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他们会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金钱投入到精神消费中，这包括教育、旅游以及创新活动。虽然创新本身不是一个行业，但各行业内的创新活动会吸纳更多就业，并在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未来，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实行如一周工作四天半等制度将成为一种趋势。对于某些创新密集型行业，即使缩短工作时间，科研人员也可能因对工作的热爱而投入更多时间，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工作非常有趣。

创新作为一种精神需求，在AI取代重复单调性工作的背景下，将变得更加有趣和富有吸引力。我本人在创作过程中就深有体会，现在利用ChatGPT等工具进行辅助写作、修改和翻译，使得写作过程变得更加轻松和有趣。

现在要阐述的是一个核心观点，同时也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观点：AI是否会主导创新。我的结论是，AI不会主导创新。尽管从哲学和科技的角度来看，AI在理论上可以模拟人类的一切作用和功能，包括通过神经元的方式模拟人类的思维，但人类并不会让AI主导创新。

这一观点基于两个角度。首先，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是更高级别的精神享受。当人类拥有更多闲暇时间时，他们可能会选择旅游等活动，但创新作为更高层次的乐趣，人类是不愿意将其拱手让给AI的。其次，从风险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能放心让AI主导创新？这涉及到AI与人类的根本区别。人类具有贪生怕死的天性，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人类的优点。而AI则没有这种情感。当AI犯错时，我们无法像对待人类一样对其进行惩罚或纠正。AI既不怕死，也不贪生，更不具备繁衍后代的意愿。如果AI具备了这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变成一种病毒般的存在。由于AI缺乏人类的某些价值观，如责任感和追求，因此它无法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行动。

AI之所以不会贪生怕死，是因为它不是通过进化而来的。人类的情感、贪生怕死和自我意识是经过亿万年进化而来的。如果生物不具备这些特性，它们可能早就灭绝了。虽然理论上AI可以被训练出任何人脑的功能，但它无法被训练出贪生怕死的天性。这需要经过无数次的训练和塑造，而人类也没有动力去让AI具备这种特性。除非是一些恐怖组织试图训练出具有破坏性的病毒，否则AI将不会拥有人类的情感和自我意识。由于AI与人类在产生途径和情感上存在差异，因此AI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黑盒。所谓的创新性和创造力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创新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如果让AI主导创新，那么风险将会非常大。因此，我们不能让AI主导创新。

关于我们的后代，即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在创新过程中也会展现出不确定性。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放心地让后代去创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我们共享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当我们的孩子在创新过程中做出一些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时，我们仍然能够感到相对放心。相反，如果AI做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我们往往会感到极度担忧。

许多创新活动都需要承担责任，并需要进行伦理上的判断。例如，在探讨可持续发展时，我们需要评估是否采纳某项创新或技术，这涉及到深刻的理论和价值观层面的考量。这些判断只能由人类来做出。

有一种观点认为，AI取代人类或许并非坏事。然而，如果AI具备自主创新能力，虽然它可能非常聪明，但尚未被证明在时间维度上能够持续发展。AI缺乏繁殖能力，没有代际更替，也不会死亡。我们不禁要问，没有更替的生命能否长期繁荣？即使AI能够繁殖（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也需要具备贪生怕死的天性，才能像人类一样在进化中生存下来。然而，我们并没有理由让AI具备这种天性，除非我们真的打算让AI取代人类。但即便如此，人类已经经历了数亿年的进化才走到今天，而AI虽然聪明，却未经时间的检验，能否长期维持繁荣仍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不应该也不会让AI主导创新和传承。

简要论述人口问题，众所周知，当前人口领域正面临诸多挑战。回顾历史，人口的每一次数量级增长，都伴随着科技的巨大飞跃。人口增长与科技创新及传承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随着收入的增加，人口却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诸多复杂因素，限于时间，今日无法逐一详述。

目前，除了少数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农业国家，其人口仍在增长外，其他国家普遍面临生育率低于2的困境，这意味着人口将长期处于下降趋势。当一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不足两个时，人口问题尤为严峻。

关于政策如何助力创新与人口发展，通常情况下，政府无需直接干预创新与人口经济。然而，人口问题却是一个特例。人口创新所带来的外部效应极为显著，其成本主要由父母承担，而收益则主要惠及整个社会，且这种收益不仅限于当代人，还会延续至后代乃至更远的未来。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巨大错配，亟需政府的支持与干预。

关于新技术的可持续性问题，从创新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技术？创新主义通过强调创新与传承的时间维度，旨在促进人类的长期繁荣，并将可持续性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实现可持续性并不意味着回避所有风险，而是通过创新来解决问题。

为何年轻人倾向于投身环境保护事业？他们拥有长远的人生规划，而像我这般年纪、掌握一定社会资源的人，往往难以看到此类投入的即时回报。这体现了跨代利益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从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并愿意进行巨大的设备更新换代投入，彻底淘汰旧技术，转向新能源、储能、发电、输电及储电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相较于其他国家，由于中国政府的强大执行力，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其他国家的进展则相对滞后，整体形势并不乐观。然而，从技术层面看，已具备可行性。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氢能源技术的成本将远低于传统能源技术，且实施速度也将加快。或者，当人类普遍认识到长期繁荣的重要性时，对环保的投入也将加速。

关于虚拟世界与元宇宙，尽管虚拟世界充满趣味，游戏引人入胜，但它无法与真实的宇宙相提并论。真实宇宙既丰富多彩又遵循着严谨的规律，这些规律是经过自然选择和长期进化检验的，而虚拟世界的规律则可能缺乏这样的验证，逻辑上可能存在不自洽之处。因此，真正的创新只能在真实的宇宙中进行，虚拟宇宙中的创新缺乏实质性的意义，或意义感大为减弱。例如，在游戏中发现一种新的打怪方法，其成就感远低于在真实世界中的创新。游戏和虚拟宇宙具有迷惑性，容易让人沉醉其中，但我们应倡导真实宇宙中的创新。从创新的角度来看，真实宇宙无疑更具优势。我们应警惕元宇宙以假乱真，虽然其中不乏创新元素，但这些创新并非基于现实。

长寿技术无疑是最少引发争议的领域之一，相较于前文提及的虚拟宇宙等技术，长寿技术几乎不存在争议。然而，长寿技术同样伴随着风险。试想，若人类如同机器或AI般拥有不死之身，这无疑会对创新构成一定风险。在我的小说《永生之后》中，便描绘了一个没有代际更替、可能导致社会固化和停滞的想象场景。当然，这仅是虚构，我们尚未实现永生。

最后，我们来谈谈太空旅行。旅行的意义深远，对于创新与传承至关重要。回顾人类历史，许多重大创新皆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和如达尔文提出进化论般的视野拓展。如果我们能够走出地球，我们的视野必将迎来革命性的提升。进一步而言，若人类能在地球以外的其他地方延续种群，这将有助于分散风险，避免将所有“鸡蛋”都置于地球这一个“篮子”中。

当你询问一个年轻人关于生命的意义及为何而活时，他们可能会给出多种答案：追求名利、享乐，珍视亲情与爱情，或是向往美德与贡献。这些追求，正如众多哲学家所言，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都是值得尊重的生命意义。

关于创新所代表的意义及其与快乐的关系，我认为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质之一。从创新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差异究竟何在？是肌肉吗？显然不是，因为我们的肌肉与某些动物相比并无显著优势。大脑的容量也相近。那么，人类是如何变得智能的呢？主流观点强调了直立行走和语言的重要性。然而，我有一种创新的解释，即从创新与传承的角度来审视。

直立行走为何对创新有帮助？关键在于它促进了创新成果的传承。设想一下，当你突然灵光一闪，创造出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时，你需要将这个工具带到下一个栖息地，并传授给你的后代。为了能够在迁徙过程中携带这个工具，你需要有能够拿东西的手。而直立行走使得我们能够用手拿取物品，从而实现了创新成果的传承。语言则能够描述我们是如何创造出这个工具的，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人类智能的爆发点和作用。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人类智能发展的重要标志。

这一解释还揭示了为何人类的起源并非热带雨林，而是热带草原。因为迁徙是创新的重要前提，而自然地貌的多样性为迁徙提供了可能。在热带草原上，人类能够迁徙到更多地方，接触到更多自然物体和种群，从而有更多机会进行创新。相比之下，热带雨林的环境限制了迁徙的范围，仅在树上树下活动，难以促进广泛的交流与碰撞。

热带草原主要分布于非洲大陆，而寒带草原因条件严苛，当时的人类尚未掌握用火技能，故并不适宜生存。在热带雨林、热带沙漠与热带草原之间，人类选择了热带草原作为起源地，这是因为热带草原提供了接触多样自然环境和种群的机会，这对于人类的起源至关重要。迁徙与探索是生命进化的重要驱动力，而热带草原的广阔地域与丰富生态为人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与进化舞台。直立行走使得人类能够携带物品迁徙，将创新成果带至新的栖息地；而语言则成为传承这些成果的重要工具，使得知识与经验得以在种群间传递与积累。相比之下，鸟类与海豚等动物虽各具特色，但因生活环境与生存方式的限制，其创新与传承能力远不及人类。鸟类虽能飞翔于天际，但无法携带沉重的创新成果；海豚则受限于海洋环境，难以在陆地上进行创新与传承。

下面都是我的原创思考。进一步而言，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拥有更强的创新与传承能力。以人类孩子与动物孩子为例，人类孩子自小便展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对未知世界充满探索欲望。旅游不仅是一种放松方式，更是人类探索未知、体验新奇的本能体现。当我们置身于新的环境中，经历未曾有过的体验时，内心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快感。这种快感源于我们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与追求，也是人类不断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上观点均为本人原创思考，旨在探讨人类进化的独特之处以及旅游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意义。

创新为何能带来快乐，可以从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阐释。该理论将需求分为不同的层级，最基础的是生理、安全、归属与尊重的需求。这些需求构成了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石，唯有在它们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方能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基础需求往往较为容易达到饱和状态，一旦满足，其驱动力便会减弱。然而，对于更高层次的需求而言，其满足则远非易事，且往往难以达到饱和，这正是创新能够持续驱动人们追求更高成就的原因所在。

在上述更高层次的需求中，又可细分为学习、追求美、实现成就与超越自我等几个方面。创新活动恰恰涵盖了所有这些方面。创新要求个体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乐趣与挑战。同时，创新之美，无论是艺术创新还是科学创新，都以其独特的魅力令人陶醉。科学之美，虽不同于艺术之直观，却同样引人入胜。创新带来的成就感，源自对创新成果能够流传后世、超越时代、被后人传承的期望，这体现了对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也满足了人类最高层次的心理需求。

此外，创新还是一项极具包容性、注重社交的活动。它往往需要众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者的作用尤为关键。创新被视为一种正和游戏，而非零和游戏。它强调广泛的合作与共赢，而非零和博弈中的此消彼长。与之相对，如高考竞争等零和游戏，往往因资源的有限性而显得狭隘与排他。创新则代表了更好的包容性与合作精神，它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生育的乐趣，首先源自人类的本能。其次，生育可以被视为一种创新过程。孩子具有不确定性，我们无法预知他们的未来是好是坏，可能会遭遇挫折，也可能带来惊喜。这种不确定性，正如创新过程中的未知与挑战，能够带来更高层次、更为难得的体验。

再者，当您步入我目前的年龄阶段，孩子已成长至二十岁（例如我的大儿子），或者更小（如我的小女儿），他们会为我们带来新的视野。他们的兴趣爱好、朋友圈子，以及对科技、时尚的理解，都与我们截然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您可能难以接触到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进行深度交流。然而，下一代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通过与他们的交流，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视角理解世界，获得新的认知，这将对我们的思维产生积极影响。

此外，亲人的不可替代性是生育带来的又一重要乐趣。与孩子之间的亲情，与朋友之情有所不同。这种亲情中，存在着一种无条件的爱与被爱，这是其他关系所无法比拟的。

在过去，这种亲情的回报期可能并不长。例如，如果您在三十岁时生育孩子，那么在他们五十岁之前，您可能需要持续投入关爱与照顾。假设平均寿命为六十岁，那么从三十岁到五十岁是投入期，而回报期可能仅有五十四岁到六十岁的六年时间。然而，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现在的年轻人需要在三十岁时做出是否生育的决策时，需要考虑到可能活到一百岁的现实。这意味着，从五十岁到一百岁，您将与孩子共度五十年的时光，且您的孩子也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亲情回报期将大大延长。如果进一步考虑传承的意义，从哲学角度来看，留下后代意味着在您离世后，仍有遗产和传承力在世间延续。如果每个人平均生育两个孩子，那么一千年后，其后代数量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十亿人。即使是一千年前宋代的一个普通人，他的后代也可能遍布今天的世界各地，因为经过无数代的繁衍，后代数量将呈指数级增长。

创新与活在当下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张力，同样，生育子女、创立企业或进行其他创新活动也与完全沉浸于当下的生活态度存在矛盾。活在当下往往被理解为追求即时的快乐，专注于当前确实可以减轻心理压力。然而，若完全缺乏长远规划和未来憧憬，这种快乐或许难以持久。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审视这一问题：首先，追求当下的快乐相对容易；其次，中期目标，如抚养孩子成长等，伴随着压力与责任，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最后，长期的信念、使命与期望则能赋予人们一种幸福感。

关注当下固然重要，但若能意识到中期的压力与挑战是为了长期的幸福铺路，尤其是在五十岁以后，当人们完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使命时，便会感受到强烈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与对当下的关注相结合，能带来更深层次的幸福感。这种感受或许与宗教中的使命感有所相似，它让人们相信长期的追求能带来更为深远的意义。因此，将关注当下与使命感相结合，并不构成矛盾。

此外，创新主义尤其强调可持续性以及对人类长期繁荣的贡献。

关于创新主义哲学的思考，此前已探讨了诸多内容，这一议题确实可以提升至哲学的高度进行探讨。为何先前的哲学家，无论是古希腊的哲人还是近代德国的经典哲学家，鲜少论及创新与传承？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人口问题尚未凸显，且创新的速度相对缓慢。一位哲学家在其一生的时间跨度内，往往难以感受到创新所带来的显著变化，这在古希腊时代与近代哲学家中均有所体现。彼时，创新活动主要局限于少数哲学家与艺术家之中。然而，未来这一状况将有所改变，随着创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投身于创新活动的人数也将日益增多。这一时间节点，确实值得我们从哲学的视角进行深入剖析。

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生命的意义，从某种角度来看，生命的意义可以视为一种熵减的过程。在封闭系统中，熵增是自然规律，但生命却能够利用外部能量使局部系统变得更加有序。若以造物主的视角来审视，要创造何种存在才能使熵减的效率达到最高？熵减的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传承，即生命需要具备高度可靠的复制能力；二是创新，以使生命能够适应不同的环境。在自然界中，或是我们假设的造物主所创造的生命中，DNA正是通过复制高度精炼的信息，并辅之以一定的创新能力，实现了生命的熵减。

熵减被视为生命的核心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探讨如何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实现熵减。具体而言，这需要在空间上进行拓展，在时间上予以延长，并同时促进更多的创新，以达到更高效的熵减效果。

创新对于熵减的重要性，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也是成立的，尽管这些问题在哲学领域内存在一定的争议。各种哲学问题往往有多种解释，而我所阐述的主要是基于我个人的视角。创新意味着更多的信息，而正是这些丰富的信息在物理层面上为实现熵减提供了可能，这与熵增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将创新主义与其他哲学观念进行对比，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与理性观，以及后现代哲学的某些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其独特之处。这里主要与传统哲学中的自由与个性观念进行对比。创新主义强调时间维度的重要性，注重可持续性、趣味性以及变化性。它反对一成不变，认为仅仅依靠传承与复制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的变化来积累知识、拓展空间。创新主义体现了一种进取心，是一种特别积极的生活态度。

认识论高度推崇科学与理性，认为实现传承必须依赖科学的方法，并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的重要性，而将实验视为科学方法中最关键的解决途径。

关于因果关系，此处不再赘述，但值得一提的是随机实验的重要性及其所蕴含的拥抱不确定性的态度。在面对抉择犹豫不决时，随机性（如抛掷硬币）可以成为一种决策方式。以泡泡玛特等企业的盲盒产品为例，其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人类对于随机性的天然喜爱。适度的随机性，如在选择就餐地点时的随机决策，虽无关大局，却能增添生活趣味，并可能通过引入随机性来发现新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因果关系与随机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创新主义展现出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尤其注重可持续性。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创新主义并非完全倾向于个人主义，而是强调社会性。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鼓励个人自由探索的同时，也离不开众多个体的自主探索。因此，创新主义兼顾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尤为注重国际合作，因为创新本身是不分国界的。

谈及人口问题，女性角色自然不可忽视，但鉴于时间限制，此处不便详述。值得注意的是，人口问题与宗教观念并不相悖。若假设没有上帝的存在，那么人类今日所取得的成就便显得尤为偶然与珍贵，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为了确保人类社会的持续存在，避免自我灭绝，生育后代与持续创新便显得尤为重要。

若假定上帝存在，我们或许会思考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为何。上帝是否期望人类仅仅通过祭拜或尊敬来回应其创造？这些或许并非关键。本书所持观点为，若上帝存在且创造了人类，其最可能期望的是人类能够创造出有趣且富有意义的事物。这首先意味着人类不应走向灭绝，而应持续创造，其中，创新便是创造的核心。因此，若上帝存在，其赋予人类的使命很可能便包括不断创新与创造，以及确保人类文明的延续，这与宗教观念并无冲突。

将这一观点与其他宗教及中华文化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根本上的差异并不大，人类本质相似。而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是基督教文化的主要差异在于，西方文化倾向于上帝崇拜，而中华文化则侧重于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具有其独特优势，它使个体更加脚踏实地，关注祖先的成就与自身能够达成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基因学观点相契合，因为个体的基因中流淌着祖先的基因。因此，可以说祖先崇拜至少与上帝崇拜一样，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文化。当然，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可以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更好地吸引现代社会的关注。注重家族传承无疑是积极的，但传承并非仅仅是对祖先事迹的复述，更应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与创新。

不仅存在着父系的传承，母系的传承同样重要。关于母系传承，我仅提倡过这样的观念：儿子可以沿袭父亲的姓氏，而女儿则有权选择跟随母亲的姓氏。这样的做法旨在保留并强化两条传承链条——一条是父系传承链，另一条则是母系传承链。

在应用层面，国家对企业及个人所带来的启示主要聚焦于创新力的基础条件与必要条件。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国家层面的基础条件与必要条件对于创新力至关重要，其中，人口因素——无论是移民政策、教育体系，还是人口数量本身——均构成了更为复杂且关键的影响要素。

关于人口规模与创新力之间的关系，传统经济学中的规模效应理论已有所阐述。然而，当前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及人工智能等领域，规模效应被进一步放大。这是因为用户不仅作为消费者，还直接参与到创新过程中，数据量的增加促进了算法的优化。在庞大的本土市场中，企业能够率先获取用户反馈，对产品进行迭代升级，使其更加成熟。同时，借助庞大的客户群体，企业能够获取更多利润，进而逐步拓展至海外市场。中国和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便是有力的例证。

回顾过去，在制造业领域，欧洲和日本等相对较小的国家孕育了众多成功的制造业企业，如诺基亚等。然而，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国和美国的公司已远远超越了欧洲和日本的企业。这一变化与当前行业的规模效应密切相关。规模效应在新兴产业中愈发显著，人口数量也因此变得愈发重要。

老龄化同样会对创新产生深远影响，以日本为例，其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源之一便是老龄化引发的创新力拐点。尽管有人将日本经济困境归因于经济危机，但经济危机的影响通常不会超过十年，而日本经济低迷已持续三十年。本质上，日本经济问题的核心在于创新力的衰退。与几十年前相比，其创新能力显著下降。在高科技的信息与互联网行业，日本企业几乎未能取得成功，这些领域的主导地位已被中国或美国公司所取代。无需深入探讨日本经济衰退的具体原因，其根本在于创新力的下滑。

创新力与利率或宏观政策虽有关联，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以近年的疫情为例，尽管中国经济在疫情期间受到了一定冲击，但工程师们仍在持续进行研发工作。疫情结束后，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迅速恢复。这表明，虽然竞争力与宏观经济环境有一定关系，但其根本仍取决于人口的能力和对外交流水平。

日本老龄化问题加剧后，年轻人的数量和活力均受到显著影响。数量上的减少是显而易见的，但更为关键的是，年轻人的创业活力在近几十年内也急剧下降。这种下降并非由总人口减少所致，而是指单个年轻人的创业意愿和动力减弱，这成为主导效应。

此外，老龄化还导致年轻人的晋升速度放缓。由于公司高级管理岗位被老年人占据，年轻人的晋升机会大幅减少。在过去，日本企业中有三分之一的人在35岁之前就能担任小经理职务，但在90年代和00年代，这一比例迅速下降。老年人增多，年轻人减少，使得更多年轻人只能停留在基层岗位，难以获得晋升机会。

聚集效应促进了内部交流的顺畅，而市场经济则更多地与企业及人才的流动相关联，大城市因其能容纳更多人口而在这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外部交流，特别是对外开放，对于信息、商品的流通至关重要。历史上，文明的创新中心往往位于交流的中心地带，如昔日地中海地区因海上交通发达而成为创新枢纽，西欧也曾因跨太平洋交流的繁荣而崛起。如今，随着航空技术的普及，地域间的交通差异已大幅缩小，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之间的紧密联系依然显著。

欧洲的生育率相对较低，因此难以形成显著的规模效应。在未来，创新活动将主要集中在中国、美国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尽管印度目前尚处于创新领域的后起之秀，仍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并未完成创新所需的关键要素积累，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预计印度将在21世纪的后三分之一阶段崭露头角。而当前，创新领域的竞争主要聚焦于中国和美国之间。

资料来源：联合国、育娲人口研究

关于中国与美国在创新领域的竞争，结论显示，在接下来的10至20年间，中国有望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并实现赶超。而从长远视角审视，20年后的竞争格局将取决于中国能否拥有更多的新生人口，以及美国能否吸引更多的移民。

纯粹从投入的角度分析，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着极强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投入情况可从多个维度进行考察。首先，就理工科博士生数量而言，中国已超越美国，在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至于质量方面，不能仅凭数量数据断定，还需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例如，从事研发工作的人数以及资金投入情况。在资金投入上，中国与美国相差不大，约为美国的70%。然而，中国研发人员的收入可能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中国在研发方面投入的人力数量上远超美国，这一优势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人研发工作的质量评估，确实是一个复杂且难以直接比较的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可通过一些间接指标进行粗略的估算。一个可供参考的指标是，考虑到美国顶尖学校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是全球顶尖人才的聚集地，人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人才质量。

据此，我们统计了在美国研究生院中各国学生的分布情况，特别是中国、德国、印度等国家的学生数量，并将其与各自国家的人口总数相除，得出人均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数量。结果显示，每百万人口中，中国有4人在美国攻读理工科博士学位，这一比例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更是显著，有的甚至达到一个数量级。这一数据表明，中国人在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方面表现出色，人才质量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综合实力仅次于中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印度的人力资源质量同样不容小觑，未来随着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且质量保持高位，印度无疑将成为创新领域的重要竞争者。

当前，中国虽然在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总体而言，与美国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必须正视并承认这一差距，其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历史积累的差异，美国许多创新成果源自数十年前的积累，至今仍持续发挥着影响力，而中国创新的崛起则是近几年的事情，尚处于积累与成长的阶段；二是高等教育普及程度的差异，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但高等教育人口的普及是在近十几年内迅速提升的，尽管现已赶上美国，但若深入分析，仍需综合考虑教育水平与人口总量的双重因素。

资料来源: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tc.

备注：未来数据为根据公开数字预测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美国不仅依靠本国人口，还具备吸引全球顶尖人才的能力。如前所述，大量外国人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而美国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中，有一半来自移民。通过移民政策，美国有效地将其人才库扩大了一倍，这为美国的创新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拥有四倍于美国的人口优势，但在吸引全球人才方面仍有待加强，且教育普及的惯性效应尚未完全显现。

综合考量所有相关因素，以投入为视角，美国的趋势线呈现为蓝色，而中国则为黄色。当前，中国的投入已与美国极为接近，并有望在接下来的十年至二十年间，即至2040年，实现对美国的超越。尽管在人口方面，中国面临挑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拐点，大约在2040年代，且按照当前的人口趋势，长期前景并不乐观；然而，就创新能力而言，中国依然有望赶超美国。

中国的人口总量为美国的四倍，而年轻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则是美国的1.5倍。预计在2045年的高峰期，这一比例将达到2.5倍。但随后，由于近年来出生率的显著下降，这一比例将迅速回落，至2065年，将与美国持平。

综上所述，中国在未来二十年内将继续保持对美国的赶超态势。然而，长期来看，美国有可能实现反超。若中国不解决生育率问题，将难以维持其长期优势。因此，中国需要鼓励生育，以增加人口数量。同时，美国为了维持其吸引全球人才的地位，也需要吸引更多的移民。

下面是我关于生育福利的一系列政策建议，其中最重要、花钱最多、收效最大的，要数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现金、购房和税收补贴。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数量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未必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可以对这些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7年部分发达国家现金补贴家庭福利的金额占GDP的比重如下：英国2.12%，法国1.42%，瑞典1.24%，日本0.65%，韩国0.15%。可以看出，欧洲国家现金补贴占GDP的比重远高于日本和韩国，这也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普遍高于日本和韩国的原因之一。

可以在借鉴这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制定补贴政策。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对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给予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直至孩子满20岁。对于二孩家庭，实行所得税和社保减半，三孩家庭所得税和社保全免除（对于特别富裕的家庭，可以设定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

高房价是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是由于房价高，其他的衣食行并不比小城市贵多少，教育成本如果只涉及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多少。因此，在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这是大城市的生育率低于小城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果要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除了现金和税收补贴之外，还需要对多孩的家庭实施买房补贴政策，具体方式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比如，返还二孩家庭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以全部补贴返还。或者在高房价的地区实施一孩房价九折，二孩房价七折，三孩房价五折的政策（不超过一个封顶补贴的上限）。这部分补贴的成本，可以通过增加人口流入地区和大城市的住房土地供应来覆盖。

以上几项是最重要的鼓励生育的措施，总共需要的财政投入占GDP的2%~5%，能够大幅降低养育成本，有效提升生育率。我针对各国鼓励生育的力度和生育率进行过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并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没有效果。一些北欧和西欧国家出台了慷慨的鼓励生育政策，同时获得了比较高的生育率。例如，法国和瑞典都拿出了GDP的3%~4%鼓励生育，它们的生育率也在1.8~1.9，接近更替水平。相比之下，南欧国家鼓励生育的力度普遍只有GDP的1%~2%，生育率则普遍低于1.5。近几年，德国加大了原来偏低的鼓励生育力度，生育率也有所提升。

由于中国的生育成本相对于收入要比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高，与生育率最低的韩国差不多，所以中国如果希望把1.1的生育率提升到发达国家1.6的水平，就需要推出力度更大的鼓励生育政策。相当于GDP的5%的财政投入，差不多可以把生育率提升到1.6左右。虽然离更替水平还比较远，但至少可以极大地缓解低生育率的问题，避免比发达国家更加严重。

除了以上真金白银的鼓励政策之外，还要推出一系列减轻女性养育孩子的时间压力的措施，来缓解女性职业发展和养育孩子的时间矛盾，其中包括增加托儿所、男女平等的产假、引进外国保姆、允许辅助生殖技术、保障单亲家庭福利、灵活办公模式等。

企业战略至关重要，它关乎企业如何规划创新路径。企业最宝贵的资源——研发资源，应如何配置于各类创新之中，这是企业战略的核心问题。企业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利润，而利润则源自创新。尽管短期内，创新与利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因为创新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周期才能转化为利润，但长期来看，两者是高度一致的。

在制定企业战略时，如何分配创新或研发资源，以及确定创新的方向，是尤为关键的。许多企业或战略旨在培养核心竞争力，通过在某一方面不断强化创新来塑造品牌形象。例如，携程通过服务质量或产品丰富度的创新，树立了服务全面的品牌形象。这种不断强化能够积累企业的竞争优势，即使竞争对手试图模仿，也难以达到同样的积累程度。

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迷信战略。创新的技术环境在不断变化，颠覆性创新往往难以预测。尽管企业战略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成功，但未来所需的战略创新却难以预知，因此企业需要及时调整战略。这种调整往往是痛苦且高风险的，此时企业家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创始人模式备受推崇，这与创新紧密相关。创始人更注重企业的长期利益，而长期利益往往决定了创新的方向。相比之下，职业经理人可能更看重短期利益，不愿承担大胆或高风险的创新。企业家不仅从经济角度考虑，更可能为了留下名声、延续企业生命或青史留名而注重长期利益。这样的企业家更重视创新，并具备更强的执行力。他们能够获得员工的信任，推动有争议的改革，这是职业经理人难以做到的。从这一角度看，企业家精神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精神的体现。

颠覆性创新往往依赖于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当然，并非所有企业家都具备这一能力。创新本质上充满了不确定性，若其过程轻而易举，那么小型公司便难以崭露头角。创新的不确定性意味着，即便企业运营得再出色，策略再精准无误，也随时可能面临被颠覆的风险，而这正是更多创新性企业得以涌现的契机。

在教育与技能培养的新环境中，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日益普及的背景下，如何培育创新能力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创新对技能的要求持续提升，犹如站在不断成长的“知识巨人”肩膀上寻求突破，而这个巨人本身也在不断“增高”。此外，创新日益呼唤跨界合作，因为随着知识总量的激增，个体不得不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否则难以在合理时间内如四十岁前完成博士学位。学科的细化并非学科本身的要求，而是由于知识总量过于庞大，迫使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某一细分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多人、多领域的合作。

我们可以将创新过程构想为几个关键步骤：首先，明确需求或提出问题；其次，探索可能的解决方案；接着，评估这些方案的有效性；然后，搜集信息以进一步验证评估；最后，测试并确定最优解决方案。在这一系列步骤中，人工智能确实能够在后两个阶段实现自动化。然而，前两个步骤——即提出问题和确定评估标准——则高度依赖于人的参与，因为这涉及到对人类需求的深刻理解和诠释。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一方面需熟练掌握人工智能工具，另一方面则需拥有更为广博的知识体系。如前所述，知识深度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站在知识前沿，掌握前沿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合作趋向于跨界融合，这要求个体不仅具备知识的广度，还需深刻理解人类的需求，并能够跨越不同领域连接相关知识，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知识的广博性。

我们常提及的生育目的，并非简单地为了培养“工具人”。实际上，人工智能已足以替代简单的工具性角色。我们之所以需要人类，是因为人类具备无可比拟的创新力。此外，人在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父母，都需要掌握更多技能，远非“工具人”所能涵盖。作为具有丰富内涵的个体，我们需要具备更多功能，其中包括提供情绪价值。当然，若仅是提供一般的情绪支持，或许与AI聊天机器人对话便已足够，但若要为伴侣提供深刻的情感支持，则远非初中学历所能胜任，一般学历甚至不能超越某些聊天机器人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为了工作、创新、生活、投资，还是作为伴侣，我们都需要不断拓宽知识面。

学习效率的提升成为可能，智能技术为此提供了有力支持。部分知识无需死记硬背，部分技能也无需刻意学习，而部分知识则可以迅速掌握。这些技术进步为个体拓宽知识面、提升综合素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仅有助于工作与创新，更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广泛的知识涵盖多个学科、理论与工具。然而，当前的教育体系似乎与我们所需的技能背道而驰。我们倡导的是快速学习与博学多才，而非为了掌握某项技能而反复练习大量习题，尤其是为了那微不足道的分数提升而进行的无效刷题。我们追求的是高效且广泛的学习。

在创办企业或进行创业时，领导能力与博学同样重要。创业过程需要整合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并将其巧妙连接。

关于理想中的教育体系，我略作阐述：应取消中考，大学教育应更加通识化，以提高整体学习效率，让学生有机会学习更多学科。借助先进技术，我们可以提升学习效率，缩短学制。例如，中学阶段可以提速两年，使学生在16岁时即可完成中学学业；而本科通识教育则可在19岁或20岁时完成，主要学科的学习可以安排在研究生阶段。此外，研究生入学考试或大学毕业考试应被赋予更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更接近就业实际，有助于减少当前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巨大浪费。 

总结而言，我们提出了“创新主义”这一新的价值观，旨在通过创新与传承追求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在经济层面，我们认为财富主要由创新驱动，而非资源或资本。从哲学角度看，创新不能交由AI完成，因为AI与人类存在根本差异，无法进行价值判断。此外，创新不仅是人类的高级乐趣所在，更是其存在的意义所在。因此，人类应继续主导创新进程。

人口与人力资源是创新最为根本的驱动力。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生育率下降危机，无疑对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创新力构成了长远的威胁。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诸如新能源技术等已日趋成熟，但从人类长期繁荣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投入来采纳这些新技术。同时，太空旅行对人类也具有重大意义，需要社会资源的更多倾斜。

创新不仅能够带来物质层面的进步，更是实现更高级别幸福的重要途径。从哲学层面来看，创新不仅体现了人性的本质与生活的意义，还代表着人类不断超越自我的追求。

在未来，中国创新力的主要竞争对手将是美国与印度。对于中国而言，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成为了关键所在。公共政策方面已提出一些建议，而企业也应将创新作为战略核心，其他诸如组织机构、产品策略、文化等方面均需与创新战略相配合。关于教育，我们之前已讨论过，当前最重要的是倡导快学与博学，而非通过大量刷题来浪费宝贵时间，导致许多人甚至到了三十岁才完成博士学业，这对于女性而言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困境。这些观点不仅具有哲学意义，更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来探讨旅行的意义，以及为何一位旅行公司的负责人会如此关注创新与人口问题。我们常提及人类文明的长期繁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代表着时空的拓展与丰富度的提升。我们置身于时空宇宙之中，不是像科幻小说回形针的复制，而是追求一种丰富且有趣的延续。这种丰富度依赖于创新，而时间的延续则依赖于传承。人口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空间的延续则通过旅行来实现。这三个维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技术的持续发展是延续的基石，而空间的拓展又能激发创新，增加丰富度。旅行，作为空间维度拓展的象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回顾历史，旅行无疑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与合作。未来的创新与传承同样需要旅行的助力，无论是全球旅行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合作与文化理解，还是太空旅行推动科技的巨大进步。人类能够走出地球，不再局限于这一星球，正是旅行意义的深远体现。

从更现实的角度看，旅行在众多行业中属于精神消费，且是深度的精神消费。它在经济中的占比将日益重要，有望成为支柱产业。旅行不仅具有经济性，还蕴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能够以更加包容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甚至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因为往往是有经济能力的人前往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旅行。

还有一种旅行，它代表着快乐的经历，与人们追求新奇体验、渴望建立连接以及喜爱创新体验的倾向紧密相连。这种旅行是轻松愉悦的，充满美感，它让人们学习新知，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这种体验与快乐、成长以及创新有着相似之处。

我们之前讨论了创新与传承，主要聚焦于丰富度、时间维度以及旅行维度的重要性。这三个维度的追求，无论是创新、传承、繁衍后代还是太空旅行，都具备一个共同特点：回报周期极长。太空旅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其回报并非针对个人，而是贡献给整个社会。同样，繁衍后代也是如此，家长的付出主要回报给社会。有一种说法将生育孩子比作发射卫星，一旦发射出去，便难以获得直接的回馈，唯一的回馈就是时不时发一个东西回来，再给点钱，再给点钱，这与太空旅行的回报模式颇为相似，主要回报社会，且这种回报将惠及后世的许多代人。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唤起大家的共识，促使社会愿意给予这些长期回报的领域更多的支持，从政策层面给予更多的倾斜，以鼓励创新。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