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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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七岁时到延川，12岁回到故乡清涧，那时家里困难，没有钱让我读书，我被寄养在伯父家里，童年时就失去父母的疼爱。
陕北的冬天是干涸而漫长的，隆冬我挖开冻土找到那萌发的幼芽，是那样令我惊喜，它仿佛像我自己一样。苦难的命运，自己很伤感。五年级时也就是十二岁，我回家看父母。从延川坐汽车回清涧，我看到每一块石头都特别亲切，眼泪顺着玻璃默默地流。在我回家后，母亲又添了几个孩子，她用高粱面和土豆给我包饺子。水一开，全烂在锅里，成一锅面菜糊，母亲趴在土台上哭，我也跟着哭。
我出生在一个陕北农民家里，七八岁时我就懂得了：你在这个世界没任何依靠，靠自己，靠自己在生活中挣扎，努力，确立自己的位置。十几年后，我长成大人，回头倒把自己的父亲看成了孩子，我成了自己这个农民家族的精神领袖。
对于陕北家中的老人，弟兄姐妹我总有一种责任感，象孙少安一样帮助他们，但不能完全把自己淹没了，我有自己的追求，有这么大的目标，生活是一张庞大的网，我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来工作的，任何时间不依靠别人。这种状态下培养起来的与劳动人民的情感不会割断，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周围的世界变了，远离了他们，但总和他们在一块生活。
小时候连一支铅笔没钱买不起，睡在地下哭，就是没有八分钱。只好依靠那些村里的老光棍，我是个聪明的孩子，他们喜欢我，把自己买烟和喝二两酒的钱给了我，就那么几毛钱。如今我有好多钱也和过去的几毛钱没法比。
以后，当我在繁华的王府井、南京路上，常常猛下就停住了，想起遥远的地方，陕北荒山秃岭，为几毛钱的老头们，在光脊梁挖地，脊梁上汗珠在滚。我站在这些地方就想流泪。青年少年时的沉淀，在任何地方都淹没不了。现在我写这些小说，五六年的时间，能以这种牺牲代价，没有任何虚情假意。
我和普通人很贴近，联系在一起。进城之后精神状况变了，特别和原来的生活是远离了。从陕北乡里来人是我最愉快的，村里一家一家的变化，从村东到村西，我仿佛能看到，感到特别的愉快。
过去的岁月留给我的伤感，主宰我的精神世界。这种的激情，别人不一定理解。家里穷的一颗粮食都没有，但我还是要求考一回中学，我要证明，我的失学不是我没能力，一考试我就被录取了。
后来我把这些写进了《在困难的日子里》。
我没有远离陕北。
一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陕北奔波，有时不完全是为了写作，是一种内心的要求，那里能给我精神自由和想象力。在城里呆久了，就想出去了。我喜欢无边无际的冥想。
我一个人睡在沙漠里，生活和尘世间一切退后了，心胸特别博大，想到许多有关人类的问题。我许多创作上的危机，在沙漠中完成，觉醒在沙漠中。写《平凡的世界》是以我整个青春作为抵押，是我昨天的一种告别。按照《人生》往下写，我也可以证明我活着，顺着滑下去也可以的。但应该真正追求有价值的东西，重新付出更大的代价。
写《平凡的世界》我知道短时间完不成，计划六年时间，写完也就四十岁了，必须整个青春投入这个东西。睡在沙漠里，我觉应该是这样特别的辽远。我大部分时间在陕北，在原来熟悉的生活中，重新到位。我下砖场主要是找特别逼近的贴身感受。坐上汽车穿过城镇、农村，直奔个体户砖厂，从第一道工序开始……参予销售、税收、贷款。每个生活应重新靠近，自己也成了砖瓦匠了。高度地熟悉生活，描写才能到了一种自由圈子。
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手法，我从开始就考虑不能用实验手法写，这种失败，这种玩我玩不起，如果失败了，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我自己，六、七年的时间，我必须走一条前人已经走得通的路，一种可靠的方式。我是个不入伙的作家，从《人生》以来就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左派说我向生活挖的太厉害了，右派说我方法太老实了。我曾对《文艺报》说我是在夹缝里生活。他们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平凡的世界》则是两派都接受，都想利用我压别的一批人。
文学作品，作为创作应该是独立的，是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追逐潮流对于作家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四、五年我不想说话，待到一定的尖端向社会公布一下，文学界关注是我对文学说些什么。写了三天三夜，一小时一行字，在国外文学家是思想家，在中国首先是政治家，但是为政治力量所利用。在文字活动方面太幼稚了，就会搞得自己很被动。但我总认为写“人民性”是永恒的，作家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陕北这个地方，自然、生活天地博大厚重，适宜大作品来表现，一般作品没法涵盖，一般作品和这块土地很难适应。陕北这个地方，革命有延安延河构成精神世界，中国革命从此起步不是偶然的。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推翻一个政权，能有如此规模都不是偶然的，榆林以上的成吉思汗，沿着黄土高原鄂尔多斯地台上，伟大的人物就有多少，是那样雄心勃勃。创造历史的人物，仅仅坐一天汽车的里程，就有多么密集的历史，和重大的人物，这些现象都不是偶然。从黄帝、毛泽东、李自成、成吉思汗在这个狭窄范围内活动起来的。以无定河代表的文化历史，经过现代智力的开发，这地方还要出一些了不起的人物。越是封闭地方，人的想象力越丰富，这地方最适宜哲学思考，谋断大事的区域，能产生特别宏大的计划，象是一个卫星发射台一样。
人类生活不管多么艰难，有多少磨难，人的活动的努力总是活的更美好，无论是个人社会都是这样，这是基本的世界观。不管什么党派，人类通向未来，是使生活更美好。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和你所从事的努力，都是反映这个本质，不能离开这个主调，离开了就不真实，从本质上讲。
简化人类追求这种目的的艰难性，这是一种虚伪。
在劳动人民身上找垢痂，而现代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可以有批判，有暴露。但对他们伟大行为应是一种致敬的情感。劳动人民身上的垢痂不是生活总体的趋向，不代表主力，劳动人民创造生活的主力，是生活的那种艰难性，矛盾的尖锐性，他们悲壮的劳动，人为生活更美好和革命的崇高性。人到连劳动都不尊重了，人就完蛋了，赞美劳动是自然的。
我不批评政策，要表现中国这样背景下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不管写好写坏，只提供发现了什么，留给读者去考察。倾向性不用社会学去评价，而是用哲学来评价，这是永恒的。
在我动笔写《平凡的世界》前就意识到国家政治将会有所变化。作为文学作品尽可能避免政局动荡、党政人物，因作为文学著作是永恒的。除非一些历史事件必须要涉及的，因为当时是真实的，历史会评判的，这是发生过的。
当《平凡的世界》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从什么地方开头，茫无头绪，整整一个冬天，人象得到精神病。突然有一天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冬天半夜时分，听着老鼠咬，主要人物出场突然有了。这么多人物出场，按过去写法可以按简历式的出场，想一切办法，人物在流动与自然中出场，在情节运动中出场，所有的人物用情节连起来。共写了七万字，人物出场基本就绪了。
开始写比较顺利，每天约五千字，后来身体垮了，只能写一半，第一部写完了，人也垮了。我们有好些前辈作家，人还没写完就死了。柳青《创业史》、曹雪芹《红楼梦》就是这样，但和他们相比我觉得我能写完，一定要写下去。
第二部是跪在地下写，躺在桌子上写完的。结果人全垮了，气吐出来，不能吸进去，中西医都解决不了。劳累过度了。小时候，三天不吃饭，还挖三天地，什么病都没有，现在连吸气都困难。也许我有些宿命感，想找中医年轻的大夫治，给了些补药，但舌头吃黑了，痰咳不出来，水深火热之中。在家里呆不成，到了陕北榆林，找到老中医张鹏举，老头给了我几毛钱的中药，舌头黑解决了，但他说我是“恶热”“癔症”，又花了两毛钱中药：生地50克，莲桑0·5克，结果痰吐出来了，舌头全好了，又吃了100副汤药，100付丸药，我每天像牲口吃料一样强迫自己。200副药吃过后，下决心把第三部写完，到最后人也快死了。
最后完成在陕北甘泉县，第三部最后一稿十几张是在我过去写《人生》的甘泉县招待所，那时我20天写完《人生》，五官全烂了。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哭，房子里笑，那是我年轻最有激情的时候。
八八年的五月二十五日，《黄河》要发第三部，文联出版社催稿。中央台在播第二部最后几章，六月一号必须送中央广播电台，他们破例用原稿直接播放。
五月二十五日写到最后一章节。下午六时招待所准备一桌饭等我，有弟弟和我的几位好友，准备饭后直奔延安，过山西送稿子，必须赶在六时前完。到六时时，手忽然发僵，泪水忍不住往下流，手指痉挛，完全失去控制，圈不回去，没办法，我用开水，拉过两条枕巾，用开水烫，用毛巾捂了一刻钟，把手指再松弛下去，写完最后一页，我痛不欲生，把笔从窗户扔了出去，一个人趴在桌上哭了半天。六年的囚徒生活完了，我被释放了，自己感到特别伤心，和自己的青春告别了，在这黑暗房子里折磨了我六年，我跑去厕所在洗脸，看着自己又添了一道皱纹，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而六年前我还是小伙子，感到特别伤感。我想起了《沉重时刻》，席勒，托马斯·曼分析他写不下去的心情，代表了我当时感觉：“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完成了，它也是好的。”
最后我在甘泉吃完饭，当晚赶到延安，洗澡，把一身衣服揉成一团，像破布一样扔在延安宾馆的垃圾桶里。
《平凡的世界》共200万字，六十多本稿纸，你就是一个格划一个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时我趴着写，躺着写，有时上厕所忘记了，还拿着笔。几个月不说一句话，言语功能几乎丧失了。
有时一个人去火车站接一个想象中的熟人，失望后回来了。
写第一部我在铜川陈家山煤矿的一个小屋里。每天吃过晚饭给自己带两个馒头，给老鼠带两个馒头。我把馍放在一个固定地方，老鼠吃了以后，看了我半天溜走了……
我进山时，山是绿的，渐渐树上黄了，又红了，接着树叶纷纷落了，飘起大雪。在小屋的窗户上，从绿到黄，到红，又到了漫天一片白。每当夜晚，风像狂涛一样怒吼，对面家属区的几幢楼房，通明的灯一盏盏灭了，最后一个窗帘拉上了，你一个人蹲在这个地方。我只在固定的地方转转。胡子长了，没刀片刮，只好让剃头匠刮，每七天刮一次。在这个屋子里我写了二十多万字，写完第一部的三分之二。坐着吉普车，抱一大堆稿纸，眼泪哗哗流，到了黄堡镇，感到特别繁华，灯火特别明亮，给人一种舒适、亲切而又陌生的感觉，然而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属于我的。
一个作家要注意在读者中的位置，不重视文学的位置。没有一种劳动精神，梦想好事，这些人，一辈子要失落。我从小就孤立无援，在重围之中自己怎样战胜自己，你的懒惰和精神上的松垮。而不是战胜别人，对表扬你的人也不要认真对待。正确地对待困难，对待声誉荣誉，不会产生迷惑，向着主要的奋斗目标。还应有自我审视，批判自己，清醒地看到自己不足。
现在我大量地阅读书，准备下一步，重新整理思想，研究当代世界文艺潮流。我想要写也是另一个天地，总之，注定忙一辈子。
1991.6
(本文感谢程文文女士，把我的手写笔录稿转为电子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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