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北部有个吴堡县，位于黄河西岸。最北边有个张家山镇，下辖十二个行政村，辛庄算一个。户籍居民190户，500多人，常住130人。村庄在两山之间。背户湾在南，张家湾在北。张维迎家在北山。正面三孔窑洞，侧面两孔窑洞。窑洞下是一条深沟。暴雨袭来时，满山遍野的水，至沟壑中央，可见洪水滔滔。

张维迎回忆说，他的小学就是在这两山一沟的窑洞里度过。初中则要翻过一座山，去枣林峁读。早出晚归。高中是在县城宋家川，距辛庄八十里地。单程就得一整天，遇上雨雪天气，道路泥泞，则需要更长时间。

因为路远，平时大多时间住校。有一次回学校，他爬上一辆拖拉机，本来是说好的，却因人多被拉了下来。晚上回家，他向母亲哭诉，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咱以后坐小卧车。”

这话听起来很激动人心，好像为张维迎的未来抹上了一层亮色。我说你母亲还是满有远见的呀。那会儿就看出了你是坐小卧车的人。张维迎说，她哪里是有远见，做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有出息，她是在鼓励我呀。

全国恢复高考后，张维迎得知消息第一时间便报了名，并认真地予以复习。填报志愿时也信心满满：西北大学、延安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大学。前三个志愿那是心中所想，而后一个则纯属开个玩笑。因为最后一格空着也是空着，不填白不填。

然而不管是认认真真填的志愿，还是开玩笑填的，最终都落了空。不要说北京大学，就是延安大学也石沉大海。看到别人都兴高采烈地去报到上学，张维迎知道自己没有考上。没考上那就认怂，继续戳牛屁股、抡撅头下地劳动。

母亲当时笃信儿子一定能考上，就备了些萝卜白菜，想着接到通知后，将村上的亲朋宴请一番。张维迎对母亲说，对不起，让你老人家白准备了，我们把那些菜吃了吧。他母亲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没理张维迎，依旧把那些菜保留着。

过了一段儿时间，也就是1978年的4月10号左右，张维迎突然接到了通知书，是西北大学经济系发来的。真是喜出望外啊。张维迎说，考完大学后天天都在等通知书，然而没等到，而当你完全不抱希望时，通知书却来了，你说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幸好我妈的那些萝卜白菜还留着，这下可派上了用场：全村人热热闹闹吃了一顿米糕烩菜。

莫名其妙地接到了通知，张维迎说他命好。其实生在那个时代的人命都好。恢复高考后，大批老三届的学生参加了高考，成绩还很不错，但因为年龄或政审的关系，不少人没有被录取。这些人就给邓小平写信。邓的儿子就是这个阶段的人，当然知道这些人的状况，当即批示教育部，要求想尽一切办法扩大招生。

与何炼成教授

西北大学其时有个叫何炼成的教授，他知道了中央的扩招精神后，立马申请了一个新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再重新招考了，他就把那些落榜生的档案找来，上千份，一个个摊在地上细细地挑选。张维迎就这样被挑了出来。何炼成后来成了他的研究生导师。他对张维迎说，为了挑你们，我的腿都坐麻了。（点击阅读：张维迎：来到西安，告别西安）

何炼成是懂经济学的，但更懂人才学。他对学生的教育方式相当民主。张维迎读研究生后，常常会产生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何炼成不仅不会批评，反而予以明确鼓励：只要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能自圆其说即可，不需管那么多。

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点击蓝字阅读文章）。这文章为他带来了较大的名声，但也惹下了不小的麻烦。省上主管教育的书记直接约见郭琦校长，点名要求开除张维迎。但郭琦校长是个老资格，人也硬茬儿，明里应付着，暗里却扛住没办。郭琦认为学术问题的讨论，不应该与意识形态争论相混淆。（点击阅读：郭琦：处理《为“钱”正名》风波）

与高尚全先生（左二）合影

何炼成作为张维迎的导师，自然压力山大，然而在保护学生这一点上，他与郭琦教授心照不宣，不仅没有吸取教训给学生制定清规戒律，而且依然我行我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自由的学习氛围。

这就又有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一文。这篇文章成文于1984年4月21日，提出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该文本质上是否定计划经济的，是张维迎又一篇离经叛道的大文章。

但何炼成教授慧眼如炬，在不少人为张维迎的观点捏一把汗时，何教授却让张维迎把它扩展提升为硕士论文。张维迎后来在牛津攻读硕士时，他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也是鼓励他将另一篇论文扩展为博士论文。1997年莫里斯访问中国时，在西安会见了何炼成教授。他对何说，在培养学生方面，我们俩都有一个秘密，那就是选择最好的学生。

张维迎报考大学落榜，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的智商不适应死记硬背；二是应试高考不考创造能力。不过他被“拣”回来后，优势却日益凸显。大学四年，他刻苦勤奋、博览群书，积极参加各种讨论，勇敢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尽可能地将这些观点撰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他的《为“钱”正名》一文差点儿让他丢了学籍，但也让他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他因这篇文章结识了北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体改委的人。信息的相互碰撞，使他眼界大开，他于是决定毕业后去北京工作。那个时代一个小城市往大城市调动，都会困难重重，何况是北京呢。而且西北大学是一个地方大学，毕业分配是没有北京名额的。所以想去北京，那还得费一番周折。

1984年春节后，张维迎来到了北京。他这时已经有了经验：既然《为“钱”正名》的文章让他结交了北京的一些朋友，那就继续在文章上“做文章”：文章出来后或许能认识更多的人，包括能决定他命运的人。

在北京调研时，张维迎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现实中的投机倒把行为十分活跃，尽管中央反复发令予以打击，但仍然此起彼伏、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违法现象呢？他发现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价格出了问题。当时中央领导也认识到了价格要调整，不仅买了大型计算机，而且成立了价格中心开始计算价格。价格这东西怎么计算呢？张维迎在想，每个人都参与买卖，行情每时每刻在发生着变化，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聪明人，把价格计算出来呢？

张维迎看出了其中的玄机，就写了一篇题为《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文章的核心是价格不能计算，合理的价格只能靠市场；中国价格改革不应该以调整作为思路，而应该以放开作为思路；计划外的先放开，然后再逐步将计划内的放开。用行话讲就是先实行双轨制，最后逐渐变成市场单轨制。

张维迎初出道时，便遇到了生命中的几个贵人。譬如把他从落榜生中拣出来的何炼成教授，因写《为“钱”正名》而惹祸后挺身而出，保护他的郭琦校长，慧眼识才，把他招进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这些人仁爱宽厚，古道热肠，爱才、护才、帮才。他因此写了一篇文章：《人生是一连串的偶然》（点击蓝字阅读文章）。

但当我细细捋了他的材料后发现，他只说对了一半。如果单独就每件事情看，实属偶然，然从整体来看，其背后就有着深深的必然，那就是他的睿智、他的勤奋、他的执着和变通。如果说上西北大学是因为偶然的扩招，但研究生毕业后到体改委，再由体改委到牛津大学进修，并由进修转读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就绝非是偶然了。

他读牛津大学时，属中国籍的学生能有几人？我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但据百度上所说，2023年的中国，考上牛津大学的博士仅二三人而已。由此可知，张维迎是个读书的种子。西北大学七年，牛津大学五年，加上他小学、初中和高中，读书的时间差不多二十三四年。众所周知，读书是件苦差事。古语讲十年寒窗，范文澜先生说“板凳坐得十年冷”。然他却一口气读了二十多年书，尤其是牛津大学这样的世界顶级名校。

张维迎也说，读懂专业课之前，首先要把英语学好，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翻过去，一切皆有可能，翻不过去，只好半途而废。有人说机会是均等的，其实在实际生活中，机会是不平等的：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只有自救，上帝才肯帮助。”

张维迎当初是怎样补上英语这门课的？我不知道，也没有细问。但与他同时代的一个著名学者王毅捷的故事，或许能做他的旁证。

与詹姆斯·莫里斯教授

王毅捷，著名作家王小鹰的先生。他考上大学时已经三十二岁，而与他同桌的女孩却只有十六岁。现在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这种差别是如何造成的。具体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校的66届67届68届初高中生，基本都停了课。停课干什么？闹革命。到1968年，该毕业了，却没有就业的地方。怎么办？伟大领袖一挥手：到农村去。这就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三届初高中学生同时毕业，同时上山下乡的奇景。

张维迎说他沾了老三届的光，就是指的这批人，邓小平特批放宽年龄扩招的，也是为了这批人。

三十二岁的王毅捷看着身边十六岁的同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想，我们在一个起跑线上起跑？我如果按部就班学习，那将会是一种什么境况？落后？岂止是落后呀。王毅捷没有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决定去报考历史系研究生，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一个高中毕业生，辍学十多年，竟然要在两个半月内攻下外语和中国史、世界通史和世界近代史等科目，谈何容易。

但王毅捷做到了，他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抄在卡片上，堆积得像山一样，然后起早贪黑的猛背。背会一张扔掉一张，等把那些积累得像山一样的知识点，全都装入脑袋后，他成功了：考上了全国只招一名的美国史研究生。

与诺奖得主约翰·纳什

真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研究生读了不到一年，王毅捷又萌生出报考留美研究生的想法。结果他又考上了。异想天开，连跳三级：一年的大学生，一年的研究生，之后便是留美研究生。两年学完七年的课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学子，也是那个时代失学者奋起直追的风采。

这个故事就登载在发表《为“钱”正名》的《中国青年报》上。时代在呼唤什么？就有什么人去响应。《中国青年报》正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篇文章，也是登载在《中国青年报》上，题目叫《永远不要熄灭心中那盏灯》。文章讲一个英语教授被流放到了新疆，整天放马养马、割草垦荒，但他没有放弃他的专业，在大草原上读他的英语，学他的英语，教他的英语，学生就是那些啃食着野草的马匹。粉碎“四人帮”后，他又重回北京执教。他说，不管命运如何折磨你，你都不要气馁：别人是打不倒你的，打倒你的永远是你自己。

这就是八十年代，能让所有人的心中燃起希望的年代。尽管后来有人进了监狱，也有些人因钱而堕落。有人便指责这些人没有风险意识，不知道瞻前顾后。但他们哪能知道，人成就梦想的欲望有多大？遇到机会大展身手，应该是每个正常人都有的冲动。那真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年代，想办企业就可以办企业，失败一两次，总结经验等待你的便是成功。俞敏洪、马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然不惟是企业家了，从政、治学、做艺术家，搞创作……可以说，都赶上了好的时代。

张维迎这时正好读完了牛津大学的博士，如虎添翼啊。作为一个世界顶尖大学的毕业生，他将永久拥有一个全球认可的求职通行证。此时的张维迎，真可谓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何况当初去牛津上学的动机，就是为了出去，出去了就不再回来。

可他最后还是回来了，是大脑的一时糊涂？还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这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内的关心他的人的共同疑问。类似的问题后面也有，譬如他重回辛庄办学的选择，当初他拼命考研究生的目的，就是不想再回辛庄啊。

这就是张维迎的思维，也可称为他的河流：通变无弊法，圆机述善心。人生不是为了当大官、发大财、享大福，而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用张维迎的话说，当时牛津大学毕业要找个理想的工作并不难，但要有个实现梦想的工作却并不容易，而他正是一个把梦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

他这时看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他一字一句地读着，很受鼓舞。中国跨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有民众喷薄而出的发展欲望，而且有保护和释放发展欲望的各种政策。这不正是一次可以实现梦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吗？他开始筹谋着回国。之后，在一次会议上，他碰到了林毅夫和易纲。三人一拍即合，都谈到了同样的设想，随即便找到北大吴树清校长。吴树清校长听后非常支持，当机立断，在北大新增一个机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点击阅读：张维迎：我与CCER）

张维迎出国前他的老领导、体改所所长曾对他说：“维迎啊，你什么都好，就是政治上不成熟。”这话多少有点儿世故，但也是老眼如镜。他看出了张维迎的书生气质，为他今后的人生道路不免担心。这一点张维迎的父亲也有同感，曾对他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然而张维迎就是不能改掉这个缺点，依然保持着他的书生品质，不停地思考、不停地发表观点、不停地惹麻烦。

从牛津回到中国，最后落脚到北大的张维迎，1999年1月，成了光华管理学院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厉以宁教授。张维迎说，他被任命为光华学院副院长是个意外，但既然学校信任他，那就认真地去做，且很快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包括大刀阔斧地引进人才。

张维迎当时的目标，是要将光华学院办成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一流的学院，肯定要有一流的老师。可怎么才能吸引来一流的老师呢？张维迎的眼睛盯在了工资上。他把光华学院老师的工资，由几万元提升到了几十万元，最高的可拿到四十多万。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但也是一招险棋。试想，一个单位里面，初来乍到的人的工资，竟是工作了几十年的人的十倍，其矛盾能不发生突变？

好在议事初期，这些事情就摆在了桌面上，即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甚至有些鸡犬不宁，但在当时那种改革第一的大环境下，总还算平复过去了。之后学校又将他任命为协管人事的校长助理。其正式任命下达三天，张维迎便又提出了一份人事改革建议方案。

那是2003年的春天，正值SARS爆发时期，学校没法开会，就把材料发了下去。这时，一些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人，便将这份材料发在了网上。张维迎因此而得罪了不少人。反对的声音用各种方式批判他，包括人身攻击。有人说他是用企业的模式改造大学。为了应战，张维迎不得不写文章回击。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定名为《大学的逻辑》。不少大学领导看后，似乎很喜欢。

不过，喜欢归喜欢，在中国这块地方，当官是一种职业，有它的内在逻辑和深奥学问。你不仅要研究，而且要有相辅相成的性格。譬如深藏不露、八面玲珑、巴结上司、讨好下属、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中庸处事方式，不是选择最好的路径，也不是能提出最好的方案，而是以可行为准则，以切取最大份额为出发点。

张维迎是个读书人，他哪里知道这里面的机关。他只知道选择对的，而不知道选择对的方案的可行性。本来学校任命他为“校长助理”，就是为了培养他当官，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一直做下去，前途不可限量。可他性情峭直，说话坦荡，从不附会迎合或讨好别人，如此，又咋能混迹江湖、圆融官场？

接下来是党委换届，张维迎的行为后果终显出来，他落选了，而且输得很惨：在所有的候选人中，票数倒数第一。这时候的他，已经被复杂的中国官场文化折磨的身心俱疲。确实有些熬不住了。他自己总结说：“选掉好。我觉得我只适合提出思想，实在不宜去具体操作。”

那天采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最多。认为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先进的国家，差不多都确立了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不是要读书人去适应官场，而是要有一个适合读书人做事的规则。如果永远是读书人为不读书的人打工，低眉顺眼，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精神，那国家还有什么进步？何况北大曾有过许多好的校长，譬如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等。

张维迎说，道理是那样，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具体到我这里来说，最擅长的事情，还是读书、思考、写作、演讲。卸任后，我用八年的时间，写了《博弈与社会》这本书。我真正领悟到，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更好的合作。

张维迎最终还是说服了我。一百年前有人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张维迎则信奉理念出政权。没有好的理念，有枪杆子也会丢掉政权，而有了好的理念，即使是拿起了枪杆子，也能出好的政权。譬如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那群人，就为人类树立了“理念出好政权”的榜样。

从《为“钱”正名》、双轨制、《博弈与社会》、自由经济到企业家精神，张维迎孜孜追求，执着地传播理念。他认为，发声很重要。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即使再聪明也会办错事儿、走错路。纠错机制和允许发声，都是为了防止错误，尤其是重大错误的发生。

前面写过，辛庄是两架山夹一条沟，雨季来临，山间的沟壑洪水滔滔。过去辛庄人要出门，从北山的张家湾下来，跨过一条沟，再上南山的背户湾，然后翻过一道梁子，才能来到马路。张维迎为了乡亲们出行的方便，他四处筹钱。先在沟底压上泄洪的管道，再将沟壑填平为广场，之后，又在广场上盖起了辛庄课堂。现在你从背户湾山上俯瞰辛庄，俨然是一个新型的美丽村庄：窑洞依山而建，鳞次栉比，翻修一新。广场上陕北文化与现代建筑文化结合的辛庄课堂，门廊设计寓意深刻，搭建起古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桥梁；宽敞明亮的玻璃大厅与教室，突破商学院封闭的精英意识，倡导企业家与万物和解的精神。一个散发着现代化气息的村庄，赫然矗立。

2021年5月，辛庄课堂第一期开业。我去采访他时，已经在招收四期学员了。我问他有没有可能，将课堂扩展为一所民办大学？他说：“我只是想点燃一支蜡烛，至于它能坚持多久，能照亮多大的地方，我就不去管它了。从目前情况来看，辛庄课堂地方不大，学员也不是很多，但我会利用这个平台，把我的理念做到极致。”（点击阅读：辛庄课堂五期班招生中）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坐在他辛庄的办公室，面积不大，但落地窗的玻璃擦得很干净，窗外绿意氤氲的植物，仿佛就在眼前。他穿着蓝色的印有“辛庄课堂”字样的T恤，平静而平和。本真是他最稳定的底色，从里到外。他说，不要装，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装别人也就看出来了，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此前，他还对我说过一句话，说他的真诚是与生俱来的，从里到外的。写到这里，我蓦然觉得，在当代知识分子中，张维迎可谓是一个少有的真正葆有赤子之心、书生本色的人了。他就像一条河流，不管遇到多少曲折和障碍，总能向前流去。

辛庄，一个遥远的山村。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四个半小时，再坐三个半小时的汽车，才能到达；普通的窑洞，普通的饭菜；除了偶尔请个民歌手来唱唱民歌外，再没有什么像样的娱乐活动。我今后或许不会去的太多，但张维迎还要在那里坚守很多年。从北京坐飞机到吕梁，跨过黄河，再坐汽车方达辛庄。只要辛庄课堂在，他就得不停点地往返其间。他为什么要如此地劳苦自己、锲而不舍呢？大概就是他所说的，为了传播一种理念。他说出身不决定理念，利益不决定理念，理念就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终生所要追求的东西。

辛庄课堂就是要传播理念。1984年，《读书》第九期发表了《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文（点击蓝字阅读文章）。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有关企业家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到几个核心观点：一、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革新；三、冒险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这之后他不断地修订扩充这种观点，以至形成了一个流派。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前景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家精神；政府的职能就是建立一个能使企业家精神爆发出来的制度环境和企业文化生态。而我们呢，则要从理念开始。辛庄课堂虽小，但我比较自由，没有人强迫你必须做什么。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影响别人，影响千千万万的企业家。愿意创新和冒险的人多了，就有可能推动自由经济的长进。有了自由经济、自由市场，反过来又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产生。现在国与国的竞争主要是高科技的竞争，而高科技的竞争又是企业家的竞争。比如马斯克这类企业家多了，就会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就会促进国家强大。企业家是最小的单元，也是最活跃的细胞。

一直想用文字为张维迎画个像，也从多个角度观察过他。他满头白发却不显沧桑，个子不高却敦实健壮。著名教授却平实得像个学生。满腹经纶，却不故作高深。善于发表观念却鲜有慷慨激昂。朋友相聚，喜欢沉默与倾听。有会心处，常常报以赞许的微笑。礼貌、谦逊、独立、自信却不爱张扬。

我反复读他，想用个准确的词汇来形容他的外貌与风度，但苦思冥想的结果，还是没有满意的答案。我说你像个大队书记、统战部长，他说那是你的感觉。我说你在辛庄久了，言谈举止像个老农，朴实憨厚。他说，我仍然是北大的人呀。我在北大还有课呢。我说你外表朴实大智若愚，他说我不是若愚。大智若愚似乎有装出来的成分，而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呀。一以贯之的。他双手一摊，耸耸肩膀说：“我不是喜欢本真，我本来就是本真嘛。”

今年8月9号，我们去采访他，同行的西影厂导演何志铭说：“张维迎在牛津读书五年，受西方文化熏陶，不经意间，一招一式都很儒雅，满满的绅士感。”

作者（左一）采访张维迎先生

何志铭不愧是大导演，他寥寥数语，令我顿觉仰止。他道出了张维迎内在修养外化的准确形象。没有比“绅士”这个词能更好地形容他的外貌与风度了。您染过发没有？何导问。张维迎说从来没有。四十多岁就开始白了。一直白到现在，白了就白了吧，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它就跟我出生在农村一样，也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好。

真实是一种伟大的品格，我夸奖他。他说，真实不伟大，它就是一种存在。保持这种存在才是一种伟大。我们很多人喜欢装，一装就不伟大了。我说你的这种由小到大、由里到外的真实是与生俱来的？是源于陕北？还是源于你的父母？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说遗传嘛，还有一个变异的问题。一娘生九种，各个不同。说是源于陕北吧，陕北这块地方的人，也有不少人不朴实不真诚，不少人还特别喜欢装。这个问题还是交给科学家们吧。科学对人的挖掘还远远不够。人这个东西很复杂，也容易变坏。所以我们呼唤制度企业家，就是为了创造一种让人变好的体制。

我说你长相厚重，有福报，属上佳长相的人。他说，我所遇到的八十年代以及再往后的二三十年，人人命好。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无数的发展机会。想在政界发展的正好赶上大批老干部退休；想在商界发展的正好赶上了市场经济；想在艺术界发展的，正好赶上了自由的文化氛围。总之，在那个时代，只要你努力就会有收获，就会出人头地。由此也让我们知道个人命运的好坏与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龚自珍所说“不拘一格降人才”，那镜像正是八十年代的写照啊。

我说你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四无居士”后，还应该加上一条“身无命运”。他说，能有前面的“四无”，就可以不要后面的“身无命运”了，因为大家都信奉个人自由，追求个人权利，就一定会有使命运变好的自由社会。届时，大家都能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法治社会里，只要你不违法，别人就不会欺侮你，凌辱你，反过来会保护你，尊重你，命运是不是就变好了？

现在网上流传一种说法，称张维迎为北方的“张公”。称“公”者，必定是一个为众人谋福利抑或呼吁平等的人。张维迎数十年如一日的传播理念，在重大问题上坚持发声，已成为渴望改革、渴望实行市场单轨制、渴望平等竞争、渴望获得人的权利与尊严、渴望幸福平等的人们心中的一种向往。

他说，我没有那么伟大，也载不动那么多的内涵。我只能按我的信仰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话是否能代表我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点击阅读：张维迎：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长成的）

千里迢迢的采访就要结束了，张维迎也陪我参观了他们授课的地方。离开前他提议：“马老师咱俩合个影吧。”我顿觉十分感动。我做记者大半辈子，采访过上百位名人。每次追星都是我主动抢着与人家合影，这次却是张维迎殷切提议。事情不算大，却在我心中盘桓许久。

坐上车离开了辛庄，脑海中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里写道，熊庆来发现了华罗庚，华罗庚举荐了陈景润。他说，人才学上有个现象，可称为“人才链”。三十多年前驰誉世界的西影厂，也曾有过类似的故事。厂长田炜慧眼知人，卸任后力推吴天明；吴天明火眼金晴，在位时斥重金投拍《红高粱》。张维迎在牛津的导师詹姆斯·莫里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的老师尼古拉斯·斯通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陕西省长程安东在会见詹姆斯·莫里斯时曾说，希望莫里斯教授的学生也能获诺奖。莫里斯教授回答说，可惜诺奖得主不能像中国过去的皇帝一样，可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当然，我也不能阻止我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中有人能获诺奖。

中国要真正融入全球化，还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比较全面的检讨和对先进文化的广泛启蒙，如此宏伟目标的实现，非得有一批像张维迎这样的学者和思想家来推动不可。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