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中国足球怎么办？

我刚才讲的0:7输球和“假赌黑”这两件事情几乎是同时发生。金刚经上讲，凡夫畏果，菩萨畏因。现在媒体上揭示的足球相关的问题众多，成绩差0:7，创下新低；“假赌黑”现象泛滥，管理干部及从业人员腐败频发，虽有众多涉案人员被判刑、被抓捕，但这些问题依旧存在。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足球人口基数偏小，尽管社会关注度极高，但民众的参与度很低。这些问题被反复总结与讨论，每当提及解决方案，总是离不开“从娃娃抓起”的口号。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何即便如此强调，足球人口却未见增长，反而呈现下降趋势。问题仅停留于表面的结果陈述，而缺乏对深层次原因的深入分析。

现在这个0:7，还不是中国足球的谷底。过去，我们尚能与韩国、日本队抗衡。后来，我们的对手变成了马来西亚、泰国队，有的一拼。而现在，即便是面对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取胜也变得颇为困难。这究竟是为何？关键在于足球人口基数。众所周知，任何一项专业技能的掌握，通常需要累计1万小时的训练才能达到专业水平。足球自然也不例外，若要遵循这一规律，假设每年训练300天，每天训练3小时，那么一年下来便是1000小时，意味着达到专业水平，需要历经10年的刻苦训练。那么，在中国，这样经过10年磨砺的年轻足球人才，又有多少呢？

在德国，其注册球员高达800万，这些注册球员基本上每天都会投入3个小时进行训练。在日本和越南，注册球员也分别有60万和5万。那么中国是多少呢？中国的注册球员数量在5000~1万之间，这一数据因统计方法和统计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值得注意的是，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注册球员数量已经持续20年呈下降趋势，不断下滑，如今专业训练的球员仅剩五六千人。尤其是当这些球员被分散到十几个年龄组后，每个年龄组的球员数量更是少的可怜。中国拥有14亿人口，只能在几千人中做出选择。很多人只是空喊口号，说要从娃娃抓起，培养足球人才。但是怎么抓？

凡人畏果，菩萨畏因。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找准原因。基于我将近20年来对中国足球的观察，我认为：

首要问题在于体制。我们国家已经开展职业联赛20余年，几乎与日本同步。然而，为何中国的职业联赛却越来越差？

我们当前实行的是双轨制，即职业联赛与全运会赛制并行。如今，全运会的参赛队伍往往经过数年训练后，只为夺取一次冠军，之后便解散。这些年轻运动员，十六七岁、十八九岁的年纪，却面临着无球可踢的困境。而职业联赛由官员（足协）主导，实际上并不职业，企业和市场响应度很低。

体育运动分为两类。一类是奥运项目，属于非商业性运动，如跳水、体操、乒乓球、举重等，这些项目，适合举国体制。近代奥运会，特别是从二战之后至今，已举办了大约20届。在这20届奥运会中，金牌总数得过第一的仅有四个国家：美国、前苏联、前东德和我们中国。其中，前苏联、前东德和中国均是采用举国体制发展体育。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和前东德已逐渐抛弃了举国体制，而中国则完全继承并沿用至今。

举国体制在推动非商业性的比赛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是另外一类，如男足、男篮、男女网球等项目，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商业属性，更适合搞职业化。这些项目在西方已经通过职业联赛的形式发展了上百年的历史，而我们在这一领域仅有20年的探索。尽管如此，我们所建立的职业联赛，并未达到真正的职业化标准。我们的联赛主要由官员主导，与真正的职业联赛相差甚远。在现今的五大联赛以及美国的NBA中，市场才是决定性因素。规则由投资者制定，赛事运作也遵循市场的逻辑。而在我们的联赛中，官员的话语权过重，足协主席、体育局长等的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这种体制下的联赛，自然容易出现“假赌黑”等问题，可以说是最为糟糕的体制表现。

过去，我国拥有完善的三级训练体制，从区体校到市体校，再到各级学校的比赛，校园体育竞赛体系十分健全，因此也能够培养出优秀人才。然而，在与职业体育的竞争中，这种体制明显处于劣势。

五十年代时，苏联、匈牙利等采用举国体制的和足球强国尚能一较高下，甚至朝鲜在六十年代都闯进过世界杯八强。但随着职业联赛体系的逐步完善，举国体制在足球、篮球等领域颓势尽显。因此，“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对于适合举国体制的奥运项目，采用举国体制实际上是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例如，中国仅有200名儿童练习跳水，却几乎包揽了所有跳水项目的奖牌；两三百人打乒乓球，也几乎垄断了乒乓球项目的奖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举国体制确实是一种经济、实惠的方法，尽管其中也存在大量的资源浪费，但总体上具有明显优势。至于那些属于市场范畴的项目，则应完全放开，实现真正的职业化。在中国足球改革方案中，已经提到了要组建职业大联盟，实现真正的职业化。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未看到实质性的进展。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中国踢球的孩子少，这个问题似乎并未得到过深入分析。青少年不再热衷于踢足球了。请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家是否有适龄的孩子在踢足球呢？包括孙子辈的，恐怕也没有吧。打网球都有，游泳都有，各种运动都有人参与，但偏偏踢足球的寥寥无几。刚才提到的数据也仅显示5000到一万人在踢足球。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方面，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象有关；另一方面，高考这根指挥棒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前面提到了老体制的失效与新体制尚未建立的问题，我之所以认为1979年是一个分水岭，是因为那一年出台了独生子女政策。如今回望，中国足球所谓的“高峰”出现在2000年前后，男足夺得了亚洲杯亚军，并在2002世界杯唯一一次进入正赛；女足更是两次获得亚军，一次是在奥运会上，一次是在世界杯。当时当打的运动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最后一批非独生子女，一个是最后一批原三级训练体制的产品。当时，我们满心以为中国足球即将腾飞了，然而现在看来却是坠落的开始。从这以后，中国足球一路下滑，直到今天的0:7惨败。就连我们的女足也表现不佳，现在甚至无法保证进入亚洲前四。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维迎老师所讲的一阶问题与二阶问题。我刚才提到的其实都属于二阶问题。而一阶问题，则是我们普遍存在的通病——不尊重常识，急功近利，奉行机会主义。我们往往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通过走捷径、弯道超车来实现目标，过分强调个别，却忽视了普遍适用的规律。这不仅仅是足球领域的问题，更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通病。维迎老师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然而，在我们的足球领域，这种不尊重规律、常识，急功近利走捷径，企图弯道超车是一种思维常态。

怎么办？

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增加足球人口。第一，必须把中国足球人口增加到50万以上。第二，构建中国足球生态体系，这一体系的基础正是足球人口，尤其是青少年足球参与度，它是决定中国足球水平高度的根本。

但这一根基的稳定，还需依赖于生态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共同形成的三角形支撑。其中，中国足球的基础取决于青少年足球人口这条底边。中国的职业足球体系这条边应成为这些青少年的灯塔，引导他们树立最高目标——为国争光。通过进入职业训练体系，逐渐成长为足球明星，最终推动中国足球水平的提升。然而，目前我们的职业足球体系这条边还太短，主要是不职业，这无疑限制了我们的发展高度和对青少年的吸引力。

中国是否拥有梅西、三笘薫这样的天才球员？答案肯定是有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天才很可能被埋没，他们或许在送外卖，或许在二本、三本学校里读书。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增加足球人口，通过扩大青少年足球参与度，为他们提供更多进入职业体系训练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足球梦想，为中国足球的未来贡献力量。另一个是发展社会足球，这在我们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已经有职工体育、大学体育，尤其是大学足球，为那些未能进入职业足坛的孩子们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他们可以通过这个体系获得上名校的特招机会，或者加入企业职工足球队。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足球才能上大学、入职企业。

这个体系是三角互动的。一些从职业体系退役的球员，可以来到这个职工体系继续踢球或担任教练。实际上，这个社会足球体系也起到了为职业体系提供人才储备的蓄水池作用。每个人的成长节奏不同，有些人早慧，有些人晚成。就像瓦尔迪，这位英超的著名运动员，他在28岁时才突然展现出非凡的足球天赋，从业余联赛一路晋升到职业联赛。因此，把足球职业生态体系建立起来，我认为是中国足球走向振兴的解决之道。

短期内，我们还无法改变少子化的现状，那么如何增加足球人口？这两年我做过深入调研。一些小城市，满街都是年轻人和孩子。半夜两点钟，我曾在广场上看到孩子们在踢球。

所以，我提出一个如何在短期内将中国足球人口提升到50万的解决方法，我给当地领导送了八个字“文化润疆，足球先行”。我认为一些地方有希望短期内达到5万人，就是通过挖掘社会足球的社会治理价值，用足球推动世俗化进程。我认为，一些城市五年内达到5万足球人口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城市总人口450万人，青少年约150万人，从中挑选出5万人并非难事。再加上各个大城市的贡献，我认为中国足球人口达到50万人是完全有可能的。到那时，我们基本上就可以与日本等足球强国一较高下了。

具体怎么搞？抓3C：场地，教练，比赛。

下面这张照片是我跟维迎去年一起观看英超比赛，看到激烈处，教授也疯狂。试想，如果中国足球能让教授们都如此欢呼起来了，那该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景象啊！当然，照片里这是我们给英超的欢呼，但如果哪一天教授们能为中国足球呐喊助威，那中国足球就真的有希望了。

结论：“尊重常识，遵循规律，长期主义，建立足球生态体系”才是中国足球的解决之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