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克虏伯王朝的世纪风云（下）

阿尔弗雷德去世后，33岁的独子弗里茨接管企业。一年后，德皇威廉一世病逝。经过一番周折，威廉一世的孙子继位，成为威廉二世。弗里茨与威廉二世几乎同时“继位”，延续了上一代的友谊。他曾对威廉二世说：“我的财富就是我的祸根。没有它，我可能毕生会献给艺术、文学和科学。”此话并非完全虚言，他从小就喜欢艺术、文学，尤其喜欢生物学，采集动植物标本是他终生不辍的爱好。

作为克虏伯偌大产业的唯一继承人，父亲阿尔弗雷德自然一心要把儿子培养成与自己一样的企业家。可年轻的富二代弗里茨醉心于自己的爱好，对焦炭、炼钢炉等委实不感兴趣，父子冲突不断。好在他与母亲长期住在景色秀丽、气候宜人的意大利，后来为了回避父子冲突，又主动要求服役当兵。但终归还是要子承父业，弗里茨接管后，行事风格与父亲非常不同。他温文尔雅、服饰考究，对慈善投入更多，进一步提高工人福利待遇，并且在鲁尔工业区成立了克虏伯慈善基金。他与父亲同样憎恨社会民主党，大幅度提高工资和福利，使其在工人中名望甚佳，因此有评论认为他是以行善扼杀社会民主党。父亲粗鲁无文、脾气暴躁、直来直去，以气势压人取胜；他则风度翩翩、温和软弱、拐弯抹角，以手腕计谋取胜。与父亲、祖父终日与铁砧、焦炉为伴并以此为乐不同，他不喜欢待在工厂，而好周游列国，与公子王孙、达官贵人交往甚多，如鱼得水。阿尔弗雷德发现儿子这个特点，就用其所长。他明白自己控制不住情绪，容易发脾气，往往坏了生意，所以要弗里茨经常拜访各国君主，包括俄国沙皇，许多国际贸易都由弗里茨与外国政要谈判成交。弗里茨称自己是克虏伯的外交部长，倒也贴切。这种经历，使他见识广阔，继承家业后，他迅速将企业在德国多处扩大，并且还在海外建厂。父辈们不会、不屑的金融业，他却了如指掌。由于注重国外信息，能最快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先进武器，在他的管理下，克虏伯更加现代化，企业营利更多。

克虏伯钢铁厂   图片来源：东方IC

说来难以置信，军工巨头克虏伯半个世纪以来却与军方关系一直不睦，无论是从前的普鲁士，还是现在的德意志帝国，军方一有机会就百般刁难，如武器订单往往最后一刻才签字，却要立即交货，企业经常措手不急。1890年，普法战争20年后，军方居然又提出要用青铜炮取代克虏伯钢炮。因为“炸药大王”诺贝尔发明了威力更大的炸药，制成炮弹后，钢炮容易炸膛。然而事实证明，青铜炮也同样容易炸膛，不管弗里茨如何解释，军方就是置之不理。弗里茨明白，技术是关键，较早就针对新式炸药试制镍钢炮，此时终于试制成功。他一次次邀请军方观看试射演习，军方就是不派人来，他甚至许诺武器减价，军方仍不派人。

情不得已，弗里茨决定直接向威廉二世控诉军方。他一向喜欢与君王、贵族交往，与本国君主威廉二世的私人关系当然更为密切，从1890年到1918年，威廉二世前往克虏伯工厂和庄园达12次之多，其中4次就住在克虏伯庄园。威廉二世召见了他，多年愤懑，一吐而出。威廉二世把军方负责人喊来，当着弗里茨的面把他们猛训一番，命令立即订购新炮，克虏伯的每次试射军方都要派人观看，自己也会不时前往。

威廉二世年轻气盛，雄心勃勃，一心要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他认为德国陆军已是世界第一，海军与英国尚有不小差距，决定大力发展海军，赶超英国。克虏伯紧紧抓住商机，坚决服从国家军事发展战略，立即收购了德国北方海港城市基尔的造舰厂，并成立新公司，开始建造军舰。但克虏伯与德国海军的合作也矛盾重重，海军认为要价过高，强迫其降价。弗里茨一步不让，反发动舆论战指控海军部在国防问题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海军部也凌厉反击，指责克虏伯实行价格垄断，报价虚高、利润率高达百分之百，最终是由全体纳税人买单，甚至提出要去查克虏伯的账。弗里茨又去找威廉二世，在皇帝的命令下，海军部只得接受克虏伯的价格。

尽管从未涉及过舰船制造，克虏伯公司很快就制造出一流的战列舰。做什么成什么，且都是精品，显示出克虏伯强大、深厚的实力。经过不断实验和改良，克虏伯公司成功将柴油发动机和潜艇结合在一起，制造出速度更快、噪音更低的高隐蔽性能U型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U型潜艇威力初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正是采用U型潜艇“狼群战术”偷袭盟国在大西洋的商船和舰队，让盟军谈U色变。

在弗里茨领导下，克虏伯公司的财富急剧增加，公认是威廉二世向世界展现“钢铁肌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就在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时候，一场毁灭性灾难却向弗里茨袭来。他从小就喜欢意大利，掌管克虏伯后，依然常去。他经常到意大利的一个海洋研究所鉴定、发现了几十种海洋生物，作为仅是生物学爱好者而非专业工作者，这个成就了不起。除了海洋生物研究，他还喜欢招徕许多年轻漂亮的青年男子到酒店，原来他有断袖之癖。男同性恋在当时是严重犯罪，要服长期苦役，更是会臭名昭著、身败名裂。英国著名作家王尔德，就因同性恋被判两年苦役，出狱后也为社会不容，最后客死他乡。威震世界的大炮之王竟是同性恋者，意大利一家小报首先登出。马上有人将剪报寄给弗里茨的妻子，她读此报道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立即拜见威廉二世。威廉二世也大吃一惊，与君臣商量，他们知道克虏伯帝国现在与德意志帝国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最后决定为了国家利益封锁消息，以有精神病产生幻觉为名，将弗里茨的妻子送进精神病院。征得弗里茨同意后，他的妻子立即被送进医院。在此桩丑闻中，她不仅是无辜的，而且是丈夫行为的受害者，但却由她来承担“责任”。在国家权力与男权的双重压迫下，虽贵为克虏伯夫人，却最终成为“国家”的牺牲者。

克虏伯举世闻名，这种丑闻根本封锁不住，不几个月，“克虏伯丑闻”在欧洲就铺天盖地，德国更是沸沸扬扬。巨大的压力使弗里茨难以承受。1902年11月22日晚，在与两个女儿一起晚餐又一同游戏之后，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在卧室身亡。

弗里茨的葬礼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皇帝右手持剑，陆、海军将领紧随其后。弗里茨的妻子也“病愈”回家，参加了葬礼。

弗里茨没有儿子，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他死后理应由妻子玛朶管理。但玛朶对数字、经营完全没有兴趣，有人形容说，就是面对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她也会盲目签字。但她却有识人之明，任命了一位极为可靠的经理人管理企业，自己则全部身心投入慈善事业。

克虏伯已经成为帝国的一部分，不能长期没有“男主人”。1906年，弗里茨的长女伯莎20岁，由威廉二世牵线，嫁给了一位部长的儿子古斯塔夫。威廉二世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在婚礼上宣布夫随妻姓，保持了“克虏伯”的连续性。

古斯塔夫经营有方，克虏伯依然蒸蒸日上。他继承了克虏伯的一个传统，生意至上，国家安全次之。此时两大敌对军事同盟已然形成，俄国、法国、英国三国协约与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三国同盟尖锐对立，欧洲已成火药桶，古斯塔夫依旧向明显的敌国英俄法等国出口军火和技术。在他的观念中，“不允许帝国的国际关系损害他的生意”，商业逻辑高于国家逻辑。在议会中，有人揭出他卖给本国的海军装备价格是卖给美国的两倍之多。威廉二世非常震惊，古斯塔夫辩解说，只是履行弗里茨生前签订的合同，威廉二世并未深查。更过分的是，他花巨资向战争部的军人行贿，偷出了千余件机密文件，包括德国武器分类、战争计划，其他公司与战争部的关系等等。通过这些机密文件，克虏伯详细掌握了军方情况和动态，更好地组织生产计划，更多地赚钱。同时，他还将部分筛选过的文件供给法国媒体，并暗中出资在法国报纸煽动反德情绪，进而激怒德国，制造战争氛围。此事不久曝光，证据确凿，舆论哗然。如果其他企业有这种行为，一定彻底毁灭，但一心回护他的威廉二世，仅仅处理几个小人物就草草了事。

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克虏伯工人人数从8.25万人猛增至11.8万人。而且日夜疯狂加班加点，仍然人手紧张，供不上战争之需。前线吃紧，军方不断催促加快生产，古斯塔夫向军方说只要能解决劳工短缺问题，就能满足前方需要。为解决劳工短缺，德国在比利时军事占领当局发布命令，强征比利时平民到德国军工厂做工。虽然时间不长，征用人数不多，但却为几十年后的一个巨大罪恶打开了门缝。

虽然克虏伯大炮和潜艇威力巨大，但美国参战后德国败迹日渐明显。1918年8月的一天，大名鼎鼎的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把古斯塔夫等四位军工请到自己地图室，在军用地图前向他们详解战争状况，告诉他们败局已定，希望他们面见皇帝威廉二世，直陈实情，请皇上承认现实。古斯塔夫是四巨头的当然领袖，只能由他担当此任。但一位与四巨头关系密切的皇帝随从则对他们说，鲁登道夫过于悲观，千万别信他的话，如果他们非要对皇帝说这些，皇帝永远不会宽恕他们。

鲁登道夫身为总参谋长，而且是声望卓著的军事家，竟然不能如实向皇帝汇报战况，不得不转求几位企业家，足见威廉二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这应也是德国战败的制度性因素。古斯塔夫本就不愿承认败局，当然更相信这位随从所言。克虏伯的数据似乎也支持他的看法，他的工厂每小时生产4000发炮弹，每45分钟生产出一门大炮，还不断有远优于协约国的新武器成功投产；到1918年8月（离德国战败只有三个月）盈利达到新高，政府大量的军火订单，使克虏伯还清了从前的全部扩建贷款，还有4亿多马克的毛利。他根本不会想到也不愿想到，如果德国战败，政府多少亿的账单马上变为白纸一张。如果对大局判断全然误判，公司、企业经营管理再好，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克虏伯前所未有地完全停产，偌大的厂区突然静悄悄，古斯塔夫首先面对的是如何解决十几万员工的工作、生计问题。思来想去，他宣布凡是1914年8月1日之前，即一战爆发前，受雇的员工全都留用，并且按照“我公司的传统福利”包括病假工资和养老金，对此时间之后雇佣的员工则发14天工资和回乡路费。此举稳定了大量老员工，新员工也平静接受现实。作为战败国的重要“帮凶”，克虏伯被禁止生产武器和任何军用品，战胜国建立“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监管该厂。克虏伯于是转型生产民用品，重新生产停产数十年的“老本行”汤匙厨具，还生产打字机、洒水车、手术器械、摄影机、小型摩托车。战争中不少人下巴受伤，需要假牙，克虏伯发挥特长，建立牙科医院，用自己特有的优质钢生产假牙，给3000多人安了假牙。克虏伯还生产了数量不多的大型农机具、纺织机械和挖掘机等等。稍有盈利，就开始生产机车，不长时间，就销售了2000多个火车头。

克虏伯奇迹般复苏，员工迅速增加，引起了法国的警惕。1923年1月11日，法国联合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战争赔款义务为名，出动10万军队占领了德国鲁尔工业区，建立军政府。3月31日，一位法国军官带领11个人和一挺机关枪来到工厂盘点车辆，没想到遭到几万名工人的抵制，这12个人最后被工人围攻。法国军官认为生命受到威胁，于是下令开枪，打死了13人，其中有5名十几岁的学徒，另有50多人受伤。德国举国愤怒，无论什么地方、什么阶层、什么党派，都强烈抗议法军暴行。法国军政府认为是古斯塔夫在背后煽动，5月初将他送上法庭，被判罚1亿马克并监禁15年。古斯塔夫俨然成为民族英雄，他在狱中被关了7个月后，法国当局在强大压力下释放了他。

出狱后，古斯塔夫不断开拓新的生产领域，尤其注重技术创新，又炼出居于世界领先的新型优质不锈钢，又开始出口，并且出口量越来越大。克虏伯生产越来越好，他开始越过“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监督和核查，悄悄生产武器等军工产品。重新生产武器，与全德国“复仇”思潮高度一致。此时德国国家溃败，政坛一片混乱，更糟糕的是恶性通货膨胀无法控制，最严重的一天1美元的官价就是400亿马克，黑市竟兑600亿马克！各种极端政治组织不断出现，制造事端。在形形色色的极端组织中，一个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小组织渐渐引人注目，但其头目希特勒并不入古斯塔夫的“法眼”，他从心底看不起这个流浪汉。甚至希特勒已经略有名气时，来到克虏伯工厂想要参观，竟然被门卫阻止，经过一番交涉，只允许他参观厂史展览，不允许他进生产区。不过，他身边的企业家朋友、甚至他的孩子越来越多地支持希特勒，把希氏看成德国的救星，他也开始对希特勒有某种好感。

1933年1月，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但德国宪法对他仍有约束，尤其是他的纳粹在国会中还是少数，不能为所欲为，因此3月的大选是他能否实现独裁的关键之战。胜选需要大量金钱，尤其是纳粹豢养的“冲锋队”人数众多，更需金钱支持。2月20日，包括古斯塔夫在内的20多位德国最有实力的实业家，被邀请参加为希特勒筹钱的聚会。希特勒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讲，详细说明自己的政策。古斯塔夫渐为所动，最后捐款时，他作为“全国制造商联合会主席”率先捐了100万马克，其他人捐200万马克，他独占三分之一，为纳粹在这次“恐怖选举”中胜选立下大功。

古斯塔夫对纳粹的支持起初还半心半意犹犹豫豫，但很快就全心全意真心实意，他对纳粹礼和纳粹旗的态度，就典型地反映出这种变化。他是老派普鲁士国家主义者，对纳粹的口喊“希特勒万岁”的举手礼并不习惯，只是在必要的场合才行纳粹举手礼，但过不了多久，他就越来越多地行纳粹举手礼，后来还强制要求全体克虏伯员工必须行纳粹举手礼。作为老派国家主义者，他对国旗自然崇敬有加，但有次到儿子的办公室，发现纳粹的党旗和国旗并列，他吃惊地问道：国旗有什么问题？他儿子回答说，这是新习惯。但不久，他就主动将庄园里的国旗降下，升起纳粹党旗。仪式结束后，听到身旁的妻子刻薄地对女仆说：“看看我们究竟堕落得有多低下”时，古斯塔夫回应说：“元首永远正确！”后大步离开。纳粹礼和纳粹旗是一种高度政治化象征和符号，对纳粹礼和纳粹旗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自觉到自觉，这种政治礼仪程序从“身体”开始驯化“心灵”，内在地形塑一个人强烈的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在这种认同中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1933年4月，古斯塔夫带领克虏伯公司董事会全体加入纳粹，5月就被任命为德国工业领袖。他投桃报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出全国制造商联合会。不久，他又建议成立“希特勒基金”，自己担任主席，这个基金是纳粹最大的秘密财政来源。他还主动给兴登堡总统写信，希望兴登堡将总统一职也让给希特勒。

古稀之后，古斯塔夫的身体每况愈下，不长时间就中风三次，儿子阿尔弗利德越来越多参与公司决策，1943年初正式接班。如果说古斯塔夫从老派普鲁士爱国者转变为纳粹还有一个过程，阿尔弗利德早就在纳粹的精神下成长。在1931年党卫队困难重重、古斯塔夫还瞧不起“流浪汉”希特勒时，读大学的阿尔弗利德就每月给党卫队捐款。因此，他的纳粹党编号很靠前，他为自己是这个运动的“先驱”“老战士”非常自豪。

第二次世界爆发，军工更加重要，德国违反国际公约，从占领国大量掠夺工业设备，克虏伯在瓜分战利品中具有绝对优先权。更严重的是，随着战事进展，军工吃紧劳工紧缺，德国开始大规模征用各国战俘，数量庞大的战俘也被赶进克虏伯工厂，不少人因条件恶劣而身亡。1942年2月初，阿尔弗利德主动提出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工厂，利用犹太人做苦工。这个建议，甚至纳粹政府内一些工程技术人员都极力反对，但最终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到1945年战败前，克虏伯在德国、波兰、奥地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有近百座工厂，这些劳工在党卫军监督下劳动，被称作“牲口”。

至此，克虏伯大大突破了企业伦理底线，突破了人道底线。

1945年德国战败，古斯塔夫与阿尔弗利德被作为战犯起诉，但古斯塔夫因年老且有多次中风严重后遗症未加审判，于1950年病逝。阿尔弗利德因掠夺占领区和“反人道罪”，1948年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监禁12年，工厂由英国占领当局代管。巨大公司的命运总是与国际政治紧密相联。战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世界被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冷战。复兴德国，是西方阵营的重大战略，克虏伯成为这盘“大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

在这个背景下，阿尔弗利德于1951年初在一片争议声中被释放出狱，重掌克虏伯大权。但占领当局对克虏伯仍有所防范，规定它所有重工业、矿山和钢铁生产企业必须转让出售，获得补偿金2.5亿法郎，仅保留造船、卡车制造、机车制造等部门。不到十年，阿尔弗利德的雇员又多达11万，经营范围扩展到包括炼钢厂在内的成套设备、桥梁建筑、电梯、化工、纺织、水处理、炼油和核反应堆，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但军工、钢铁毕竟是克虏伯的传统主业和强项，现在没有主业，产品庞杂，再加上时代不同，克虏伯已难适应新的企业管理模式，到1960年代中期，克虏伯集团共欠下200余家银行共计10亿美元的债务，无力偿债。1967年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阿尔弗利德于这年7月30日在埃森去世。1999年，克虏伯集团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蒂森公司合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制造企业之一的蒂森—克虏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