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克虏伯王朝的世纪风云（中）

是什么鬼使神差地让阿尔弗雷德生产武器的？有种种说法，似都可信，也就都不足信。总之，正是企业的产品转型，最终成就了克虏伯。

产品转型谈何容易，幸亏叉子勺子的专利很快就以相当不错的价格卖给了一家英国公司，原本奄奄一息的工厂又起死回生。工厂重新运转，阿尔弗雷德全力生产钢与滑膛枪，但努力几年，滑膛枪毫无销路。地方军工厂对他的产品不屑一顾，甚至粗鲁地阻挡他进入厂区；柏林的总战争部也拒绝了他。他将产品寄给一家英国公司，这家公司对此也毫无兴趣。无奈之中，他写信求助一位德高望重的退休将军，这位将军回信也明确认为根本没有前途，大约出于礼貌，建议他生产坩埚钢制大炮。没想到一句客套话，却使他灵感大发，决定生产大炮。

1849年6月，史上第一门克虏伯大炮经普鲁士军方试射成功，报告显示性能良好。但令他愤怒的是，军方却吹毛求疵，拒绝采用。几百年来，火炮一直以青铜为主，在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中，青铜火炮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也有铸铁炮，但安全性不好，容易炸膛。普鲁士军械总监在给他的信中不客气地说：“对铸钢大炮无能为力，因为古老的青铜大炮已经在滑铁卢证明了其优越性。”

开端不顺，阿尔弗雷德却不为所动，坚持研发钢制大炮，坚持研发炼造优质钢。1851年英国举办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克虏伯的一件展品是火车无缝钢轨轮箍，立即得到一家美国公司的订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家公司一直是克虏伯在美国的代理。另一件是一块一次铸造成形的4300磅大钢锭，以当时的技术水平，人们叹为奇迹，引起轰动。还有一件展品却不为人注意，一门精良的克虏伯大炮，不多的评论也是负面的，认为钢的脆性很大，可能经受不住火药的冲击。

不过，这门大炮却引起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的次子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的注意。他在1841年就被定为普王继承人、获“普鲁士亲王”称号，虽然此时他还无权订购，但为表示支持，他访问了克虏伯工厂，并给阿尔弗雷德胸前别上了一枚“红鹰勋章”，虽然属第四等勋章，但通常情况下只颁发给作战有功的将军。获此殊荣，无疑预示了克虏伯的“美好前程”。虽然亲王支持，但大炮仍无订单，阿尔弗雷德将目光投向他国。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是个火炮迷，见炮后命令试射，在发射了3000发炮弹后炮管上甚至找不到一点疤痕！法皇大喜，授予他一枚荣誉军团的骑士勋章。但这位法国皇帝也只是一时高兴，毫无用钢炮取代青铜炮装备军队的打算。阿尔弗雷德又分别将大炮送给瑞士、奥地利和俄国，只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颇有兴趣，要人试射4000发炮弹后，一寸一寸认真检查枪管，找不到一丝划痕，立即买下这门火炮。但只是将其当作奇怪之物放进火炮博物馆，也毫无用其装备部队的想法。

普鲁士军方、拿破仑三世、尼古拉二世皆以穷兵黩武著称，亲见钢炮威力如此巨大，居然全都视若无睹，全都坚持青铜炮装备军队。这说明，一种新技术新产品要取代旧技术旧产品，要人们改变旧观念，确非易事。只有更新知识和观念，才能理解、领会新技术新产品的重要，才能站在时代前列。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世纪是典型的“火车世纪”，欧美掀起铁路热潮，各种钢制品成为关键，铁轨、车轴、弹簧、车轮，全赖优质钢和精良工艺，使克虏伯订单不断，尤其是克虏伯独家的无缝车轮，大量海外订单滚滚而来。然而特别奇怪的是，国内订单却少得可怜，而且政府还在专利期限上故意“找茬”。原来，不善人际交往的阿尔弗雷德无意中得罪了普鲁士商务部长，普鲁士制度的特点是强政府，政府采购商务部长一言九鼎。这位商务部长下令将克虏伯的产品订购量减至最低，更过分的是，要求铁路一定要用熟铁车轮，弃用克虏伯的优质钢轮。权力不受限制，如此荒诞的决定实属“正常”。阿尔弗雷德被这一决定惊呆了，直接写信给商务部长表示抗议，当然无济于事。于是他也动用“权力”，1860年春找到支持他的“普鲁士亲王”、已是手握大权的“摄政王”。摄政王否决了商务部长的决定，站在克虏伯一边。

第二年，这位摄政王登基为普鲁士国王，就是大名鼎鼎的威廉一世。登上王位后，威廉一世第二次来到克虏伯表示支持。威廉一世雄心勃勃，志在统一全德，内政外交倚重俾斯麦，武器装备信任克虏伯。不过，同得罪商务部长一样，不擅人际往来的阿尔弗雷德也曾得罪过主管军事的战争部长罗恩。罗恩公开反对大规划采购克虏伯炮，传说他把克虏伯的申请书当作厕纸，因为他在几次关键时候支持过威廉一世，初登王位的威廉一世一时也不好反驳。好在克虏伯大炮已经名声在外，英、法、俄、比、荷、西、瑞士、奥地利等国纷纷购买，特别是俄国的购买数量之大，几乎要在俄国建分厂才能满足。国外的大量订单，引起了罗恩的警觉，阿尔弗雷德多次向罗恩保证，绝不会把武器卖给普鲁士的敌人。其实这完全是空头保证，他根本无法知道，其实也不关心，谁将是普鲁士的敌人。不过，他赢得了一个国内外普遍认可、也使他非常得意的头衔：“大炮之王”。“大炮之王”名声大振，在威廉一世的干预下，普军终于成批订购克虏伯大炮。1866年初，普鲁士为征服几个与奥地利结盟的德意志小邦国决定与奥地利开战，而克虏伯一直向那几个国家、尤其是奥地利大量出口武器。4月9日，在普奥两国都在开始战争动员的第二天，普鲁士战争部给阿尔弗雷德发了一份急件，请他推迟交付给奥地利的大量军火：“我冒昧地问您是否愿意，出于针对目前政治局势的爱国情怀，在未获得国王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不要向奥地利供应任何枪炮。”终于轮到阿尔弗雷德得意了，好几天后，他才姗姗迟复，不无傲慢地写道：“我对政治局势知之甚少；我仍会悄悄地继续工作。”他还解释说，新式火炮的样炮将在6月才交付，全部交付需要更多时间；当然，如果国王同意，国家可以没收他的货物。“至于这件事，我相信阁下一定会达到您的目的，同时又不在我的爱国心和我在国外的声誉方面造成冲突。”“谢天谢地，我们毕竟还没有打仗，愿上帝恩赐我们保持和平。”

不久他来到柏林，极力与罗恩和俾斯麦争辩。俾斯麦敦促他不要过快地向奥地利供应武器，但阿尔弗雷德置之不理，反复强调必须履行已经承诺的商业义务。首相俾斯麦有“铁血”之称，对他也无可奈何。普鲁士政府只能听之任之，阿尔弗雷德颇为得意。普鲁士政府虽然权力强大，但最多只是政府不采购企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都无权、无法以“通敌”“资敌”罪名禁止企业向敌国卖武器。相对于英美模式，“普鲁士模式”确实更强调国家的作用，但此例也说明，即使在这种模式下，企业仍有相当的自主权与自由度。

普奥之战普鲁士大获全胜，但阿尔弗雷德的主要关注点是克虏伯大炮的性能，而非国家胜败。这场战争显示了克虏伯大炮的巨大威力，但也暴露出存在的严重问题，出现了炸膛。他想方设法立即改进。战胜奥地利后，威廉一世立即准备对法国作战，最后统一全德。战争部长罗恩一直对阿尔弗雷德耿耿于怀，在大战爆发前，竟然与部中同仁悄悄计划在对法大战中全部使用青铜炮。威廉一世得知消息，详细了解克虏伯最新钢炮性能后，否决了战争部计划，决定大量采购克虏伯大炮。这也是普鲁士第一次超过俄罗斯，成为克虏伯的最大主顾。

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阿尔弗雷德给罗恩写信，表示愿意捐赠一批大炮，并且保证不事声张，以免罗恩认为自己是借机做广告。没想到这一爱国之举却被罗恩拒绝，理由是过多的大炮会打乱军队神圣的编制。尽管被拒，阿尔弗雷德仍多次给罗恩写信，表示大战之时，坚决支持国家。但是，当罗恩要求他把一些俄国预订的武器零件推迟交付，以供普军使用时，刚刚大表爱国之情的阿尔弗雷德却明确拒绝，理由是作为一个商人，必须首先履行对客户的承诺。几年前克虏伯就试制巨型火炮，这时正好制造成功，阿尔弗雷德满怀希望地再给罗恩写信，详细介绍了新炮的巨大威力，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任何城市要塞都可迅速摧毁，建议战争部购买几十门。没想到罗恩仍旧拒绝，且非常不礼貌地要求他别再打扰。阿尔弗雷德仍不死心，照样一次次写信，结果还是被罗恩一次次不客气地否决。为了生意，他表现出商人的耐心和心理承受力。

普法战争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告终，在相当程度上，是两国武器、尤其是火炮的较量。当年拿破仑以用炮著称，此时他的侄儿拿破仑三世也以会用炮著称，且本人就是炮兵学校毕业，还发表过有关论文。然而，法国的前膛青铜炮根本不是克虏伯后膛钢炮的对手，克虏伯大炮的射程是法国青铜炮的两倍，不仅射程，而且射速、准确性、散布率、炮弹重量等方方面面，克虏伯炮都对法国炮形成降维式打击，有人形容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拿破仑三世作为俘虏向威廉一世乞降时说：“我向你的军队、首先是你的炮兵部队表示祝贺。”或许他不知道，做国际生意、且生意大于爱国的克虏伯早就把自己最先进的钢制后膛炮报价清单送给了法国军方，但曾经担任过炮兵部队司令的法国陆军大臣勒伯夫元帅却直接批了“不予考虑”四个字。这个元帅一直信心满满，向拿破仑三世保证军队“甚至下至绑腿扣”都准备完毕，只待一声令下，就可灭此朝食。虽然备战细到“绑腿扣”，但对最先进武器却一无所知，还嗤之以鼻，焉能不败？国之兴衰，指挥层的识见至关重要。

普法战争，诞生了德意志帝国，也诞生了克虏伯王朝。

普法战争是钢铁对青铜的胜利，克虏伯的订单来自世界各地，东方的日本、中国，拉美的智利等国，更不必说欧洲的传统客户更是急剧扩大订单。

在巨大成功面前，阿尔弗雷德头脑非常清醒，知道企业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或者说创新就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他用近两年的时间，痴迷于发明一种“装甲炮”——用厚厚的装甲制造成一个炮塔，炮管通过一个球窝关节与厚厚的装甲板固定在一起。炮手在炮塔中被安全地保护起来，不因敌方炮火中断射击，战斗力大大提高。威廉一世和大名鼎鼎的毛奇将军到克虏伯视察时，阿尔弗雷德兴致勃勃地让他们参观样品，没想到他们却连连摇头。

阿尔弗雷德毫不气馁，坚持试验。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钢板究竟要多厚才能经受住炮弹的轰炸，保证炮手安全。他决定自己亲自进炮塔，周围人都认为他疯了，极力劝他不要拿生命冒险。但他决心已定，就是要在几十名军官还有一些外国人的众目睽睽下“以身试塔”，毅然走进炮塔，命令向自己开炮。一阵狂轰滥炸后，他毫发无损。几天后再次试验，他命令一群工人钻进炮塔，全都安全。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将自己走进炮塔里去”，“只不过仅仅是在叫别人走进那个炮塔中去之前，一个人应该用自己的性命去冒冒险”。

企业的生命在于创新，更在于管理，对于员工已经上万的企业，此点更加重要。阿尔弗雷德知道，最重要的是培养员工对老板的认同感、对企业的归属感。早在40岁的时候，一直照料他生活的寡母去世，他感到需要结婚找一位女性照料自己。结婚后，为了妻子，他从破旧的祖宅搬到新建的花园房，但他要求一定要保留破旧祖宅，并在屋前立块牌子简介宅子的历史，特别向工人说明，自己虽是老板，但其实与他们一样，也是出身卑贱。他想方设法消除阶级隔阂与对立。

克虏伯能躲过如此声势浩大的革命，能让工人不仅不参加革命反而集体护厂，并非偶然。追根溯源，还应归功于阿尔弗雷德的父亲弗里德里希。1813年、1814年间，弗里德里希在小作坊中为了留住工人、提高效率，在工人生病期间仍给工人发病假工资，并支付医疗费。阿尔弗雷德继承产业后，随着事业越做越大，员工越来越多，工人不仅来自全国四面八方，还有些来自波兰、东欧。为将这些“散沙”凝聚成稳定的基础，他将父亲当年那些远不规范的举措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普法战后的1873年，工厂利润大增，他将工人工资增加50%。工人激增，只能住工棚，他马上拆棚盖职工宿舍，生活区有商店，有对所有员工和家属开放的廉价合作社，建了学校和游乐设施。所有员工都免费医疗，专门的老年医疗机构，建立养老金和困难救济金。为使工厂有稳定的外部环境，他为埃森市提供了不少公共建设工程，还设立一个慈善基金，收留无家可归者，在灾害之年专设食物赈济所。

职工的这些待遇与福利，全都以“条例”的形式公布在1872年9月颁布的《管理条例》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管理条例》将员工的权利与义务讲得细致清楚，对职工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更加细致，从迟到罚款、上厕所要工头批准直到不能罢工、不能加入工会、不能参加工人运动。为防止工人运动，阿尔弗雷德在职工中培养密探，一旦发现有人秘密参加工会，立即解雇。他规定，不能招收在其他地方参加过罢工的工人，以防传播异端。《管理条例》各种规章制度多如牛毛，违反者有种种严厉处罚，直到开除。一旦开除，所有优厚的待遇、福利全都化为乌有。

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是无产阶级政党，曾经是全德国最为强大、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当时也是国际共运中举足轻重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专注于发动工人运动，马克思与恩格斯倾注了无数心血，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最有可能爆发的地方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但在工人最多的克虏伯，工运却平静得犹如死水一潭。在克虏伯的《管理条例》面前，社会民主党一筹莫展。这种以自由为代价换取物质保障、安定生活的方法极为成功，使克虏伯在大动荡的年代依然稳定。正是克虏伯这一整套的职工保障制度和作用，给“铁血宰相”俾斯麦以直接启发，他在1878制定了严厉的《反社会主义法》，但在1883年又制定了世界第一部《疾病保险法》，1884年通过了《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实行了《伤残和养老保险法》。这三个法律组合起来，是现代世界第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久就产生了巨大的世界影响，直到现在。

企业就是阿尔弗雷德的生命，直到风烛残年，他仍直接管理企业，不顾医生的劝阻，时刻用颤抖的手拿铅笔，勾画出自己关于新式大炮的种种设想。1887年7月的一天，他心脏病突发，倒在贴身男仆身上去世，手中的铅笔掉在地上，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