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卓：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时代？

今天，我的分享将围绕我过去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及个人思考展开——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这个主题也与戈壁挑战赛的主题紧密相关。

在当今世界，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么“不确定性”无疑是最贴切的。自2000年左右开始，世界便逐步进入了一个高不确定性的时代，与之前形成了鲜明对比。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我最近刚从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归来，今年峰会的主题就是“应对变化的世界”。自2018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美关系方面，从特朗普上台后的加征关税到通过小院高墙政策对中国高科技领域不断加强限制；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了逆转；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公共健康及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了巨大冲击；俄乌冲突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全球局势的紧张；巴以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变得严重；这些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这个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便是满满的不确定性。国外学者构建的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显示，2000-2018年曾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自2018年起，不确定性水平逐渐增强。对于企业家而言，对于这种变化感受可能更加深刻。

不确定性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过去平均每年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渐进入增长5-6%的新常态。我记得2019年，经济学者们曾热烈讨论中国的名义GDP何时达到美国GDP的90%，或者在总量上超越美国。也曾探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何时破6，以及房价是否还会持续上涨。然而，短短几年后，很多趋势都发生了变化。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房地产市场刚性泡沫硬着陆，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到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特别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降，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从数字平台到教育培训、医药集采、金融和房地产，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都会感受到监管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作为研究金融风险领域的学者，我近年来对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研究。

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世界本身的客观随机性，即物理世界中存在诸多未知因素，结果是未定的；

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

三是决策主体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

四是源于人有限的理性和认知能力，即我们在决策时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和信息。

不确定性的概念在学术上并没有严格界定。在管理学中，不稳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是与不确定性紧密相关的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了乌卡（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时代的特征。此外，经济学和哲学家Frank Knight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能够用数学概率描述的风险是清晰定义的，而超出这一范畴、无法用概率建模表述的风险则被称为不确定性，这赋予了不确定性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

不确定性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等。此外还有因为选举结果、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公共健康领域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不确定性在当今的经济和社会中无处不在。

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与行为，学术界自20世纪80、90年代起便开始了深入研究,可以总结为下面几个机制。其中一个经典的机制——实物期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视角。实物期权理论指出，当我们的行为决策伴随着高昂的调整成本时，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雇佣或个人的生育决策，这些决策因其高昂的调整成本或不可逆性而被视为一种实物期权。在此情境下，决策者拥有选择权：立即执行决策或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根据金融理论，期权的价值也随之提升。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高企之际，决策者更倾向于保持观望态度，即“wait and see”，而非贸然行动。这解释了为何在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家会谨慎对待投资决策，企业会减少雇员招聘，而年轻人会在高不确定环境下选择推迟生育计划。

第二个机制是预防性储蓄。由于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当预期不确定性加剧时，企业倾向于自保，增加现金储备以应对潜在业务冲击和流动性风险；家庭则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耐用品消费。第三个机制是不确定性还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摩擦，抑制投资、融资及并购等经济活动，导致企业家减少风险承担行为。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知名经济学家吴晓求所言，企业家的信心主要来源于法治的力量。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及监管政策，能够为企业家提供必要的确定性，从而增强其信心。作为国家级高端智库，我们北大国发院的学者们长期以来围绕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构建更加确定性的经济环境贡献力量。

从企业家和个人的角度，如何有效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在此，我总结了两个关键维度：一是增强风险意识与应对能力，通过多元化投资策略、建立应急储备等方式，提高抵御不确定性的能力；二是积极适应变化，保持灵活性，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首先，我想分享的是来自张维迎老师的智慧。最近，他出版一本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书中深入探讨了企业家精神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应对策略关键点——用企业家精神应对不确定性。

张维迎老师在书中进一步区分了管理决策与企业家决策的不同。他指出，在企业运营中，约95%的决策属于管理决策范畴，这些决策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和既定理论来有效指导；然而，剩余5%的重大决策则需要企业家精神的介入，这些决策往往要求超越现有约束，通过创新手段寻找新的资源、创造前所未有的产品或规则。这种创新精神的核心，正是面对并驾驭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更进一步地说，应对不确定性并不仅仅意味着被动接受，而应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拥抱态度。我们应将不确定性视为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契机，努力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我想提及风险与不确定性研究者塔勒布，其著作《黑天鹅》和《反脆弱》广受欢迎。前者揭示了小概率事件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而后者则倡导从不确定性中受益的积极态度。塔勒布本人作为基金经理，其交易策略正是基于极端尾部风险的押注，这种策略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他带来了显著收益，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利用不确定性实现商业成功的生动案例。

要实现反脆弱性，首要且至关重要的一步是确保生存能力，正如余华小说中所述，要竭尽全力活下去。这好比我们在戈壁上的竞赛，唯有坚持到底，方能抵达终点，无论名次如何，都是胜利的象征。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要减少自身的脆弱性，如谨慎管理资金，避免轻易用本金冒险，并高度重视现金流的稳健。

其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为了减轻系统性风险对公司或个人业务的冲击，我们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过去几十年中，许多人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市场整体的上升，这在金融领域被称为“贝塔系数”带来的成功。然而，当风险来临时，这种成功也可能迅速瓦解。因此，我们更应追求的是“阿尔法”式的成功，即基于个人能力或核心竞争力所取得的成就，并努力降低对外部环境的过度依赖。

反脆弱的另一关键在于积极构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将不确定性管理融入业务运营之中。当不确定性发生时，如果企业能在供应链或商业模式上迅速提供更佳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需求，则有可能在危机中实现超越平日的利润增长。正如尼采所言：“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加强大。”

此外，我们还应意识到，在复杂多变的决策环境中，局部最优解往往受限于信息不足、利益纠葛等多重因素，难以达到全局最优。而重大的冲击或高度不确定性事件，有时却能成为打破固有体系、推动战略转型的契机。例如，企业可能因此决定转行、关闭亏损业务或探索全新产品线。

美国大选正是说明这一点的生动例子，特朗普在遭遇枪击事件后的冷静应对，留下一张展现了他“硬汉形象”的经典照片，瞬间扭转选情，这正是他有效利用不确定性的结果。然而，在特朗普团队看似稳固之际，拜登团队却做出重大决策——拜登宣布退出竞选，推出哈里斯参选，并选定了稳重的竞选搭档，这一系列变故仿佛又使局势发生了逆转。此前特朗普领先拜登的诸多优势，转瞬之间成为了劣势。这样的战略决策，或许在特朗普选情未变之前，拜登团队不会轻易采取。当前的选情显示，双方可能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也再次印证了“危机中蕴含转机”的道理。

另一种应对策略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应对不确定性。这同样是源自学术界的智慧——首先由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在多年前为一本畅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他主张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应对不确定性。近期，诺贝尔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以“人工智能与不确定性”为题，强调了人工智能相比传统方法能更快速地提供答案和解决方案，为个人提供定制化服务，并快速适应不确定性和新技术，从而帮助企业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成为创新的驱动力。将这两位学者的思想结合，可以看到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

为什么数字化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不确定性呢？我总结了以下三个视角：

第一，信息视角。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教授曾指出：Informationis that which reduces uncertainty。即信息就是用来降低不确定性的。因此，拥有更多信息就可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使我们能够生成、记录并挖掘出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个人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形成“数字足迹”。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处理这些数据，挖掘出有用的信息，辅助商业决策，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的冲击。

第二，灵活性和韧性视角。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往往在于决策调整的成本高昂并且存在许多不可逆的行为。而数字化技术通过新型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韧性。通过数字化手段，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调整战略、优化流程，并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从而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竞争力。

数字化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个人、业务及组织的灵活性。通过引入灵活就业和柔性生产方式，我们能够显著降低调整成本。传统上，企业可能需要依赖大量固定资产，而现在，借助灵活就业和柔性生产模式，企业能够大幅降低固定资产和库存需求，实现更快速的调整。这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加快了资产周转速度，从而增强了企业抵御不确定性冲击的韧性。例如，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义乌，涌现出众多柔性制造企业。这些企业能够按需接单，即在收到订单后再组织生产，几乎实现零库存。这种生产模式使企业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有效降低了市场风险。

第三，创新视角。作为自带创新基因的技术，数字化催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数字化团队凭借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研发效率，能够迅速响应外部变化，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迭代。这些创新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还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数字化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通过提升灵活性、降低成本、增强韧性以及促进创新，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在这里，借助大家即将奔赴戈壁、挑战自我的时刻，我鼓励大家以奔跑的姿态拥抱不确定性，积极迎接数智化浪潮，共同穿越困难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