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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澳头蒋永泰先生找到我，发给我一些照片，希望我协助研究他们村里的一座明代古墓。这便是建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的蒋芳镛墓。
蒋芳镛墓的墓碑上刻着：“皇明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湖广按察司副使鲸台蒋先生暨配赠恭夫人苏氏封恭夫人陈氏墓”。
“人文泉州”公众号介绍：“蒋芳镛( 1573-1627年)，同安县澳头人，进士第后，先后任职户部主事、工部主事。还出守建昌、衢州。出使衢州时，百姓苦于繁重的徭役加上荒灾而惶惶不安，他捐俸救灾，并通盐运，免掉不合法的徭役，兴修水利，建学校，百姓得益不少。四十四年(1616年)调江苏按察使，爱民如子。旋改江宁布政使，时黄河泛滥，扬淮徐等州皆受灾，他赈灾备至。天启元年(1621年)，因松江水患，他疏通河道，既通水路又便通航。后官湖南、湖北按察使，适逢陕西农民暴动殃及湖北，他退守汉阳，遣散家丁，与夫人赴火而死，时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十日，年55岁。”
《大同志》人物志篇记载：“蒋芳镛，字任坦。初授户部主事，差管海运、新泰二仓。闻父病，即请假归省。补工部营缮，晋虞衡，督宝源局。遂出建昌，以明断失权贵意，移衡州。时安奢作梗，征兵征饷征运，衡民苦之。公至，开鼓铸代饷，岁省民输万金。复捐俸赈饥，刷册均粮，通漕盐，罢逋米，荫湘薇峙，皆立祠焉。擢彬桂宪副，未及而卒“。
明代弘治年间《上海县志》称：“上海县，旧名华亭，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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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此墓被列入新发现的重点文物点，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
为了进一步了解蒋芳镛，我在网络上搜索其相关资料，意外发现：上海城隍庙新江司乡城隍也叫蒋芳镛。
此上海蒋芳镛是不是就是澳头蒋芳镛？
从前述资料得悉，澳头蒋芳镛曾长期在江苏一带为官，任江苏按察使司、江宁布政使司，且“天启元年（1621），因松江水患，他疏通河道，既通水路，又便通航”。这可是仿效大禹的仁政。另蒋芳镛在民乱中与夫人“赴火而死”，表现极为英勇，具有成为城隍的条件。
因此，2021年3月，我提出一个观点：上海城隍庙新江司乡城隍蒋芳镛很可能就是厦门翔安澳头明代乡贤蒋芳镛！由于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只能加一个“或”字！
今年七月初的上海之旅，我在确认了陈化成是上海三城隍之一时，还确认了上海城隍庙新江司乡城隍蒋芳镛的存在。在上海城隍庙，与陈化成一样，我没有看到新江司乡城隍蒋芳镛的神像。这不奇怪，上海城隍庙现只是保留了原来规模的一部分而已，其“四司”的高昌司石万彻、长人司黄歇、新江司蒋芳镛和财帛司杜学文，神像全不在庙里。据本地人所言，“四司”曾经都有自己独立的庙宇。
高昌、长人、新江，皆为上海立县时的五乡之一。
长人司黄歇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春申君。除了黄歇，其它三司的石万彻、蒋芳镛、杜学文，上海人都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尽管搞不清楚是谁，他们知道都是历史上曾经对上海地区做出过贡献的好官，所以依然虔诚地祭拜着。在上海黄埔区政协文史委员郭朝华的记忆中，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城隍庙的出巡队伍中，还可以看到随巡的“四司”。
为了进一步调查清楚蒋芳镛的真实情况，我邀请龙岩文史学者邹文清前来助力，邹文清先生在地方志与古文字方面均有较高造诣。现经两人多日探讨与研究，特别是邹文清先生埋头地方志书后找到了众多相关文献资料与关键性文字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三年前所提出的观点终于被证实了！今天晚上，我们正式在“鹭客社人文平台”公布联合调查发现结果：
厦门古同安明代进士蒋芳镛与上海新江司乡城隍蒋芳镛实为一人！
附联合调查文章：
今日上海市黄浦区的城隍庙，是原上海县城隍庙（邑庙），始建于明初永乐年间，奉“五城隍神”，即主神秦裕伯，以及“四司”：长人司黄歇，高昌司石万彻，新江司蒋芳镛，财帛司杜学文。五神封号分别为：显佑伯，春申侯，永宁侯，海崇侯，护国公。上海县设于元朝1292年，属松江府，有五乡：长人、高昌、北亭、新江、海隅。明置青浦县，上海县西的北亭、新江、海隅三乡析属之，新江乡在青浦县东，与上海县西接壤。清代，长人乡析地给南汇县，高昌乡析地给川沙厅，上海县只存长人乡、高昌乡的部分之地。上海县“五城隍神”，由主管全县的城隍神显佑伯、所属两乡长人司、高昌司城隍神，以及主管全县财政的财帛司城隍神组成，合乎情理。而为何仍有早已划给青浦县的“新江司”，引人思索。蒋芳镛是负责新江乡安宁的城隍神，其封号“海崇侯”，这个封号对于考证上海蒋芳镛、同安蒋芳镛是否同一人很重要。能为城隍神，必是“正人直臣”或有功于民者。如：上海县城隍主神秦裕伯，据云是元代明初上海县人，文学家、政治家，明初洪武间还曾任侍读学士、待制、治书侍御史。黄歇，则是赫赫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江东，包含上海，春申君因而与上海结缘，上海遂有“申”之别称，黄浦江也有“申江”别称。关于上海县“五城隍神”，遍查清同治十一年（1871）、民国7年（1918）、民国25年（1936）三部《上海县志》（《上海县续志》），以及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光绪五年（1879）两部《青浦县志》有关部分，记载极少。略有记载的是民国7年《上海县续志》。其卷十二《祠祀》“私祀”载：城隍庙，神诰封“显佑伯”，始自前明敕封“护海公”，未详何代。高昌司，别庙，光绪七年……改建南门外益善堂为庙，移奉神像。唐祖庙，祀土谷神唐祖明王，相传神为石万勒。始在陶家角，后渐坍废，里人诸燕翼移神像于观音殿右室。光绪间，又圮，再移像城隍庙右室，今俗或称城隍庙为唐祖庙。如此，民国《上海县续志》就记载了上海县“五城隍神”中的三位：显佑伯（秦裕伯）、长人司黄歇（春申君）、高昌司石万彻（县志作“石万勒”）。未载新江司蒋芳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新江乡早已析属青浦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县志载城隍神显佑伯“未详何代”之人，更未载其姓名、事迹，说明所谓显佑伯为元代明初人秦裕伯云云，可能出于后人造史。甚至，连“秦裕伯”都很可能是“显佑伯”的讹音。再者，长人司、高昌司、唐祖庙等，也与城隍庙并不在一处。光绪间，唐祖庙石万勒神像被移至城隍庙右室，城隍庙被称为唐祖庙，这透露出“五城隍神”之说，可能迟至清末民国才产生。民国时，上海城隍庙每年的“三巡会”（清明、中元、十月朝即十月初一，进行的三次规模盛大的出巡），所巡者即“五城隍神”——秦裕伯及“四司”。关于春申君，清光绪五年（1879）《青浦县志》卷十二《古迹》载：总之，清代、民国的《上海县志》《青浦县志》，都没有蒋芳镛为城隍神之记。但“上海城隍神蒋芳镛”之说，也不可能凭空而生，必有其出处。蒋方镛是今厦门市翔安区澳头社区人，生卒年为1573—1627年，年五十五。![]()
蒋芳镛，字任坦，万历丁未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差管海运新泰二仓。闻父病，即请假归省。补工部营缮，晋虞衡督宝源局。出守建昌，以明断失权贵意，移衡州。时安奢作梗，征兵征饷征运，衡民苦之。芳镛至，开鼓铸代饷，岁省民输万金。复捐俸赈饥，刷册均粮，通漕盐，罢逋米。荫湘薇峙，皆立祠焉。擢郴桂宪副，未及蒞而卒。蒋芳镛在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中进士后20年，先是在北京户部、工部任职，外放先后任江西建昌府（治今抚州南城县）知府、湖广衡州府（治今衡阳）知府，后升为分巡郴州府、桂阳州一带的湖广按察司副使（擢郴桂宪副），未及任职就去世了。清光绪五年（1879）《建昌府志》卷六《秩官》载：知府：蒋方镛，同安进士，（万历）四十年（1612）任。清光绪元年（1875）《衡州府志》卷二十一《职官》载：知府：蒋芳镛，福建同安人，进士，天启三年（1623）任。天启五年（1625）正月庚戌朔……甲戌，升湖广衡州府知府蒋芳镛，为广东按察司副使、高肇兵备道。天启五年（1625）四月戊寅朔……甲辰，以新升广东副使蒋芳镛为湖广湖南道。即蒋芳镛任广东按察司副使仅三个月，即改任分巡湖广湖南道的按察副使。天启七年（1627）卒。故今厦门翔安蒋芳镛墓碑即记：皇明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湖广按察司副使、鲸台蒋先生，暨配赠恭夫人苏氏、封恭人陈氏墓。皇明，即大明，是明朝人对本朝的尊称，故墓碑文字是葬时所书，表述因而极其准确，如蒋芳镛是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故称“赐进士出身”（一甲称“赐进士及第”，三甲称“赐同进士出身”），蒋芳镛所任知府、按察司副使皆是正四品，所对应的文散官阶，任知府时是中顺大夫，后升为按察司副使，授中宪大夫。恭人，则为明代四品官员之妻的封号。故蒋芳镛最终之官职，即是湖广按察司副使。值得思考的是，以上之记，未有蒋芳镛与上海县、青浦县有关的宦迹（绩）。同时，据前引《建昌府志》《衡州府志》之记，在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二年（1615—1622年），至少长达七八年，蒋芳镛宦迹空缺。这在蒋芳镛中进士至去世的20年间，也是很漫长的了。![]()
蒋芳镛，字任坦，号鲸台，翔风澳头人。万历丙午举人，丁未会魁。初授户部主事，差管海运新泰二仓。闻父病，即请解归省。补工部营缮，晋虞衡督宝源局。出守建昌，以明断失权贵意，移衢州。时安奢作梗，征兵征饷征运，衢民苦之。芳镛至，曰：“是倍千觔于尫羸之负也！”以在上曹时明钱法，乃开鼓铸代饷，岁省民输万金。复搜括朽蠹，节缩冗滥，以舒民困。黔运一郡，坐五千名，檄征雷迅，举郡惶惶。芳镛以衢民征输疲敝，尤困荒灾，复捐俸赈饥，刷册均粮，通漕盐，罢逋米，为民兴利兴学。荫湘薇峙，皆立祠焉。壬午，调广东琼州府，岁饥捐赈，全活无数。任满，入都，以开运河功，授湖广按察使司。丙辰，调江苏按察使司，爱民如子。旋署江宁布政使司，适黄河水溢淮扬徐，赈恤备至，百姓感之。天启元年，因松江水涨，岁歉，乃开通河道，导西北水由青江吴淞口出，支河小江，俱往来称便，至今赖之。后巡按湖南湖北，适陕匪蔓延。芳镛退汉阳，恐危百姓，给赀令逃避，并遣散家丁，乃同二夫人陈氏赴火死。时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十日也，寿五十五岁。文中的“衢州”，是“衡州”之误；壬午，是“壬子”之误。较之光绪《同安县志》等记载，民国《同安县志》之记的主要差别有：1、所谓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任广东琼州知府，后授湖广按察使司。首先，此记与前述《建昌府志》所记此年蒋芳镛任建昌知府抵牾。同时，明按察使司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此处之记，不明所任具体是何官职。据墓碑之记，湖广按察副使是蒋芳镛最终之职。至于后文所谓的“巡按湖南湖北”，明代巡按即巡按御史为正七品，巡抚则为从二品或正二品。天启年间，蒋芳镛是正四品，不可能就低任巡按，也不可能拔高任巡抚。故所谓与夫人“赴火死”，可能不是事实。2、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至天启元年（1621），所谓蒋芳镛调江苏按察使司、旋署江宁布政使司。必须指出，明代今江苏、安徽、上海一带属南直隶（南京），由朝廷直隶，不设三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司）。明代南京，清代改为江南省，后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江苏省设一位按察使、设江宁、江苏两位布政使。故江苏按察使司、江宁布政使司，是清代之设。据此可知，民国《同安县志》多出光绪《同安县志》之记，有关官职、地名多有不确。但重要的是，所谓蒋芳镛在1616—1621年任江苏、江宁之职，正好弥补了其在前述1615—1622年的宦迹所缺。故而，蒋芳镛所任虽不可能是江苏按察使司、江宁布政使司之官，但他在南京如工部曾任职应极有可能。且其曾在工部任职，善于治水，“开运河功”，进而又在上海县、清浦县所属的松江府有“开通河道”之功，这正是今人认为蒋芳镛有可能被奉为清浦县新江乡城隍的最大理由，也就是上海“新江司”城隍神蒋芳镛，与同安县进士蒋芳镛是同一人的最重要依据。如果，两者皆有同一出处，即可断定：上海蒋芳镛，即同安蒋芳镛。前引民国《同安县志》“蒋芳镛传”后，有一行小字附注：郭有家采补，参湖广衡州府主利祠记及申江崇侯庙中碑记。![]()
“申江崇侯庙中碑记”，原来这八个字，就是把两个“蒋芳镛”联为一人的纽带！民国《同安县志》卷首“纂修姓氏”载，郭有家是该志的“义务采访”者之一。民国县志较之光绪县志的增加部分，原来是郭有家根据“湖广衡州府主利祠记”及“申江崇侯庙中碑记”增补的。“申江崇侯庙中碑记”，说明在松江府（申江）曾有一座崇侯庙，庙中之碑，记述了蒋芳镛在松江府“开通河道”之功。“崇侯”也与前述蒋芳镛“海崇侯”封号，高度对应。虽然，查前述三部《上海县志》、两部《清浦县志》有关“建置”“古迹”“名迹”“寺观”“金石”及“名宦”等内容，未能找到“崇侯庙”（或有别名）及蒋芳镛“开通河道”之记，但郭有家所依“申江崇侯庙中碑记”必有所据。从民国县志详记蒋芳镛卒于“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十日”，可推测郭有家的采补，最有可能来自蒋氏族谱。故而“湖广衡州府主利祠记”及“申江崇侯庙中碑记”也最有可能出自蒋氏族谱。也即蒋芳镛或其家人，曾将这两篇“歌功颂德”之记抄回同安，并录于蒋氏族谱，流传于后世。今人若能从蒋氏族谱找到此记原文，或在上海地区找到崇侯庙及其碑文，“一人说”即可完全定谳。而从“崇侯”一词及“江苏按察使司”“江宁布政使司”“至今赖之”等揆之，这篇碑记也很可能是清朝甚至民国之人所作。因为蒋芳镛在明朝并不能有“崇侯”之称，“江苏”“江宁”也是清朝地名。但无论如何，郭有家对蒋芳镛“松江治水”的采补，确实是来自“申江崇侯庙中碑记”。在松江府或其所属上海县、青浦县，曾有一座供奉同安进士蒋芳镛的崇侯庙，庙中之碑记其治水之功。蒋芳镛由之被清浦县新江乡奉为“崇侯（海崇侯）”、城隍神，后被列入上海“五城隍神”。民国《同安县志》据碑记，补述了蒋芳镛松江府治水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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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蒋芳镛墓图片为澳头蒋永泰提供
作者简介：林鸿东，鹭客社创办人，福州大学当代闽台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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