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望着向解冻的春天溪谷弯着腰的那些松树，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
尽管在冬季，锋利的松叶也是绿色的，但是仔细一看，虽然同样是绿色，却已然绿得不同。现在的松叶仿佛是刚刚钻出来的新芽一样，泛出更具生气的浅绿色。
“冬天我已挺过，春天我满心欢喜。”
韩江的小说总是着力于从人与人一段关系的表层下，发掘出深层的人性和价值，“隐喻”因此成为她作品中最常用的手法。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植物妻子》收录的8部小说中，尤其以《童佛》与《植物妻子》为典型，红、白、黑、绿四种色彩依附于不同意象，频繁出现在作品中，以此隐喻人物的心理及情感；韩江以家庭、婚姻、爱情为切点，在色彩明暗的对比与更替中，将一场遭遇重重困境的女性追寻自我之旅，展现在读者眼前。
“白色的指路牌边角掉漆，露出血迹般的铁锈”
《童佛》在女主人公这样一段诡谲的梦境画面中开始：为追寻“以美丽而著称的童佛”远行，到达目的地后看到的却是“嘴角阴险”的面孔；白与红的冲突，期望与失望的落差，已然为她的生活定下基调。
“她”被困在一段猩红的婚姻
在别人眼中，相貌普通的她拥有这样的丈夫是交到了天大的好运——著名新闻主播，得体的职业、英俊的外表；但她内心却明白——“他的性格跟我不相配”、“不喜欢他过分华丽的职业”、“并没有觉得真心爱他”、“从没想过两个人的未来”；让她决定开启一段婚姻的，只是在“白炽灯光下他赤红的身体”，是只有她知道的，丈夫洁白衬衫下，掩盖着的全身鲜红的烧伤疤痕。
她的婚姻并不产生于爱情，而是产生于一个完美男人袒露伤疤的信赖；她并不爱丈夫，而是满足于男人对自己的需要。
韩江通过对女主人公大量的心理描写，揭露出当下婚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两个残缺的个体，把一种可以暂时填补自己的方式误认成爱情，然后随时间推移，在希望不断落空的过程中，耗尽自己全部的能量，得到一个失败的结局。
她并不懂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爱情，《童佛》中的“她”，把对男人的怜悯当作爱，别人爱这个男人的完美，而她爱上的是这个男人完美中的瑕疵；《植物妻子》中的“她”，把陪伴当作爱，被这段名为“婚姻”的关系套上枷锁，失去了心底最需要的自由。
因为发现一束闪耀的白光而驻足，投身后却只感受到猩红的暴力和无尽的索取。
无论《童佛》还是《植物妻子》，“她们”在“丈夫”身上，都在不断寻找着自己缺失的某一部分——可以大方倾诉痛苦的内心，或是偶尔需要落脚的灵魂，可惜被过去烙印的“她们”永远无法感受到爱，也无法正确地给予对方爱，因为心中没有力量的人首先无法爱自己。
“她”被困在苍白无爱的童年
从《童佛》到《植物妻子》，“母亲”都是故事中的另一重要角色，“母亲”是女主人公唯一的倾诉出口，更是构成女主人公命运悲剧的核心原因。
在《童佛》中，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庞大的压力衍生出暴力的教育方式，“不要靠眼泪来应对这个世界”是母亲教给她唯一的道理，自童年开始遭遇的情感漠视让她被迫早熟；“我这一生都是心里怀着刀活过来的”，“一生的怨恨酿成了我一身病”，母亲对生活积聚的怨恨化作一把沾满毒血的刀，划破了她整个童年，原生的阴影笼罩着她原本洁白的心，让她承受着远超自己能承受的精神压力，生出一场延续至未来的大病。
正常人吃到难吃的东西会忍不住吐出来，但她会忍着咽下去；“拒绝”在她的人生中从来不被允许，她习惯于被动接受周围发生的一切，从幼时母亲的打骂，到婚后丈夫的出轨，就算内心抗拒，她的行为却仍在不停原谅，童年缺爱的自己并不完整，还要怀着圣母般的仁慈不断释怀别人带来的伤害。但童子之身怎么能成佛呢，一具尚未成熟的肉体却背负起如山般的道德重任，最终只能异化为红土中面目狰狞的妖魔。
白与红并非同路，却暗中互相交织吸引；原生的伤痛与后天的磨难，注定相伴而行。
在路牌的白底上，红锈显得格外刺目；在血红的土壤中，白色的根因缺失养分而愈发苍白。
破土而出后，“她”惊觉身边一片黑暗。
“她”被困在黑暗压抑的社会
穿过《童佛》所在“黑黢黢”的洞穴，《植物妻子》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在这里郁闷的活不下去。连鼻涕和痰都是黑的。”
钢筋架起的高层建筑面对面逼近，不让夹缝中生存的“她”有一丝喘息。从城市黑暗阴郁的环境，到主人公封闭压抑的内心，韩江在《植物妻子》中给读者营造出一种极度低压的氛围，或者比起“营造”，“再现”更为贴切。
每一位独自走入世界的女性，都在面临一场无休止的折磨。
女性在社会中长期身处困境，这种困境同时来自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就生理而言，先天的身体构造无论从劳动还是生育，注定让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劳累和痛苦，当传统“道德”再次凌驾于人性之上，当“不守妇道”、“贞洁烈女”等词汇靡然成风，专属女性的“贞洁”就像一架锋利的刑具，如《在某一天》与《植物妻子》中所示，斩杀或凌迟着女性本该拥有的勇气和自由。
可就算只有虚弱的根须、贫瘠的土壤、稀薄的空气，“她”还是长出了坚韧的身体。
“她”被困在他者的观赏中
“凝视”一词在“女性主义”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男性价值观对女性的侵略，这种“凝视”也成为了贯穿《植物妻子》的核心。
在男人的主观视角中，妻子身上的“淤青”在不断扩大。他感受到了妻子身体状况的恶化，可他愤怒地表示：“这女人怎能这样令我孤单？她有什么权利令我孤单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妻子的奉献，她出于对丈夫的爱和留恋而放弃自由的梦想，而这种牺牲在丈夫的认知中却化为对自己魅力的自豪。
女性是被“凝视”的，她们在丈夫的身上，寻求着自己幻想中的一种可能，在为丈夫提供情绪价值时才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在丈夫的笑容、悲伤、怒火中看见自己存在的意义，却无法换来任何有效的共情，逐渐变绿的妻子动物性不断剥离，越来越具备植物的特性；屡被压抑的自由意志终于在某一不被“凝视”觉察的时刻爆发，她放弃了在现实中被别人救赎的可能，转而投向内心精神上的解脱。
从原本独立自由的个体，沦为被软禁观赏的物品，最后变成一株动弹不得的植物。但在她来看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原本也就被当作一盆装点阳台的绿植；至少现在，她可以截断与外界的联络，获得内在真正的自由。
《童佛》和《植物妻子》从女性和男性两种不同的视角，投射出一个共同的命题：
在动荡的两性关系中，她失去了愿景下只身翱翔的自己；
在懵懂的初创时期里，她扭正灌溉成别人认知中的美丽；
在汹涌的父权社会中，她被规训成失去主体的被支配者；
在漫长的他者凝视里，她如对镜般逐渐遗忘原本的自己。
韩江笔下的四种色彩隐喻了女性在社会中遭遇的不同困境，但也同时展现出一些可能存在的出口：
白色无力，但也纯洁；
红色残暴，但也激昂；
黑色冷漠，但也包容；
绿色放逐，也是解脱。
我们不能断言春天到来时她是否会重新发芽，但永远希望她能如自己所说——“冬天我已挺过，春天我满心欢喜。”
苍白的根植入血红的土，在无垠黑暗中抽出绿色的芽；在这份羸弱的绿中，三千个“她”，独自流下缄默的泪，或是满怀希望地生长起来。
# 作家简介
韩江（1970-），1970年生于韩国光州，现任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系教授。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多部。二十五岁即斩获《韩国日报》优秀小说家奖，1999年凭中篇小说《童佛》夺得韩国小说文学奖，2000年荣获韩国文化观光部今日青年艺术家奖称号，2005年以中篇小说《蒙古斑》荣膺李箱文学奖桂冠。2016年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亚洲作家。2018年凭借新作《白》第二次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又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决选短名单。其作品从更为根源的层面上回望生活的悲苦和创伤，笔墨执著地袒护伤痕，充满探索的力量。2024年10月10日获诺贝尔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