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退休享受什么待遇?胡耀邦亲自发话,他一家人落户北京

文化   2024-10-03 09:15   福建  


陈永贵退休享受什么待遇?胡耀邦亲自发话,他一家人落户北京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公社农民代表陈永贵整出了一段传奇经历,他先是受到毛主席邀请去吃饭,后来还被提拔成了国家副总理。

从擅长种地、出身农业的优秀劳模变为处理国家事务、审批文件的副总理,陈永贵曾经感到困惑和不适应。成为副总理后,在钓鱼台的陈永贵好几次提出“要下乡”,毛主席最终同意他搬出钓鱼台。

在陈永贵退任之后,胡耀邦鉴于他的状况,亲自做出安排让他留在北京,还给他提供了对应级别的退休待遇,来保障他家的生活。

那么,陈永贵享受待遇是依据啥、啥标准呢?就他当时那种有点“特殊”的状况,晚年生活又是咋安排的?

陈永贵的贡献

除了曾经当过副总理这个因素外,胡耀邦对陈永贵晚年的安排,是依据他早前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定的。

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人。

1963 年,山西好多地方都受灾了,在晋中地区的昔阳县那儿的大寨乡属于受灾的主要区域。

这一年,大寨春播就遭遇了涝灾,接着又是风灾、干旱、洪灾、雹灾,还有霜冻,这地方仿佛被老天折腾得没了一点生机,成了荒漠一般,老百姓的日子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威胁。

不过陈永贵这个在 50 年代初就让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从穷变富的优秀劳模,硬是凭借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套法子,帮大寨在各类灾情里抵御灾害、避开灾祸,通过翻耕、借种、拉渠、引沙之类的手段,让庄稼活了下来,在最后的一点希望中存活着。

在他的引领下,大寨这地方,在山西好多地方都得靠国家给救济粮才能过活的那些年,不但实现了亩产平均 704 斤,到年底还给国家交了 24 万斤商品粮,自己留下 30 万斤口粮。

就这样,陈永贵成了个传奇,一个实实在在种地的人达成的“无饥饿”传奇。

这事儿在那时引发了很大动静,在山西工作的知名作家赵树理,听完陈永贵在山西省劳模总结大会上做的报告,立马就跑到山西省委书记陶鲁茄的办公室,特别惊讶地说道:

陶书记,我看过好多农村的杰出典型,也结识了好多有本事的人,可直到今天,我才晓得大寨典型陈永贵那可是实打实的人才!

陶书记见赵树理这么激动,便说道:

到底是怎样的不一样呢?

赵树理表示:

你讲他讲话的时候,一句毛泽东思想都没说,可到处都包含着毛泽东思想。他识字少,当然也不讲哲学,不过讲的全是辩证法,清楚怎么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来增加收入,嘴皮子厉害,干活也棒,我觉得他可真不一般啊!

也许是这句话没那么简单,陶鲁茄在进一步考察以及准备好材料以后,在 1964 年 3 月 28 日,于河北邯郸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一块儿在毛主席南下的列车上做了有关大寨的汇报。

毛主席那时候就让陶鲁茄写出“陈永贵”这几个字,然后问他:

这个人到底认不认识字呀?

陈鲁茄回答道:

陈永贵 43 岁的时候才扫盲,如今 50 岁啦,读报纸不成问题。

当年 12 月,陈永贵就去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会议完了以后,周总理把陈永贵叫住,跟他讲:

是毛主席叫我喊你的,主席今天过生日,专门拿了稿费请人吃饭。

还打趣道:

你可真是有口福呀,主席家的孩子们都难得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生日宴摆了三桌,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饭厅。那时陈永贵既感动又有点不自在,毛主席先是紧紧地跟他握手:

永贵不错呀!

接着吃饭的时候又好几次叫他:

永贵,快吃,吃这个,这道菜不错……

就这么着,第二天各个首都的报纸上都印出了毛主席和陈永贵紧紧握手的照片。

在这之后,好几天里“永贵好”这三个大字,被好多报纸套红印在了报眉上用作宣传。

此后,在山西到北京群众的呼声和拥护中,陈永贵一路从大寨党支部书记,当到昔阳县委书记,又做到地委书记,接着成为省委干部,到 1969 年 4 月,他被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 年 8 月的时候,由于在中央工作的频次更高,陈永贵有了新的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从那以后,他工作上负责农业方面,生活里不再当公社书记了,被安排在三号楼,那里有 3 名服务员、司机、警卫、工作秘书和做饭师傅总共 7 个人给他服务,情况彻底变了。

中央特别看重他,周总理还提议让陈永贵把户口迁到北京去,可陈永贵不乐意。

他讲,自己得带个好头,做个好表率,还在大寨挣工分。

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任用陈永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可陈永贵还是没同意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收入方面跟以前一样,只是工作分管的事变多了。

陈永贵在中央主要干的事儿,就是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的那样:把大寨经验向全国人民推广,让各地都能好好学学大寨精神和大寨经验,变成一个个“新大寨”。

不过,陈永贵有点不适应,老是想着啥时候能回老家,接着带人种地,总觉得钓鱼台不是能让他真正施展本事的地儿。

就为这,他琢磨了好多招儿,想跟毛主席说明,但是从来没想过在这个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再去做那些他特别喜欢做的事儿。

“行,钓鱼台压根没鱼能钓”

可以讲,在钓鱼台工作的陈永贵,一开始不光没打算把户口转到北京,还老是记挂着大寨,想着啥时候回大寨跟他心心念念的家人一块养老。

为此,陈永贵琢磨了好多法子,最后定下来当面给毛主席递“书信”,把他自己的感受跟想法写出来。

1975 年 5 月初,毛主席收到了陈永贵的“请示”,发现这位满心农业、时刻惦记着土地的副总理,竟然给自己规划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

打算把个人时间分成三份,一份时间在昔阳抓农业工作,这叫“抓点”;一份时间去全国各地下乡,这叫“抓面”;剩下那一份,就在北京批文件,处理农业方面的参议以及决策的事儿。

毛主席经过慎重思考,竟然额外批准了陈永贵自己琢磨出来的“三三制”。

就在 5 月 3 号,毛主席亲手把一份批示交还给陈永贵,那上面写着:

行,钓鱼台没啥鱼能钓。

这可把陈永贵乐坏啦!主席批示一有,陈永贵总算能遂自己的心意,在 8 月中旬离开那“文件多得要批阅,却一点庄稼都摸不着”的钓鱼台。

后来,他住进了北京交道口的一条胡同。新住的地方是个有里外院的小院子,按照规定,警卫员在外院住,陈永贵和秘书他们在里院住。

在这儿,陈永贵的生活出现了变动,像他之前领三份钱,一份是大寨大队给他记的工分,一天 1 元 5 角;一份是在山西省兼任职务的补助,每个月 100 元;再有就是国务院给的补助,每月 36 元。

以前陈永贵靠着这 136 元再加上工分,由于大家住得近,老是相互请客,日子过得挺节省。如今宽裕不少,他就买了 4 棵苹果树苗、2 棵梨树苗,还有葡萄秧子啥的,零零散散种在小院里。

再有就是曾经有一阵子,陈永贵被要求去学《哥达纲领批判》还有费尔马哈理论。每次认字都特别费劲,而且之前得批阅好多文件。他认识的字总共也就一千来个,能写的也就五百左右,所以每次碰到一些字都感觉模模糊糊,特别头疼。

比如说有时候“待”字写不出来,被催得太紧了,没办法只好向秘书求助,秘书就给他提醒:

招待所和接待处都存在这个字。

陈永贵这才一下子想起来:

哟,怪不得瞅着这个字挺眼熟,原来是已经打过照面的。

如今这类批呈少了不少,陈永贵能把更多精力放到他熟悉的农业工作上,心里自然是高兴极了。

陈永贵有时会念叨,想把警卫员、秘书那些人带回老家,帮着他种地。在中南海,好多领导人都有个习惯,就是下午和晚上办公,思考问题,批阅文件。所以,陈永贵老是觉得上午的时间给浪费了。

在这段时间里,有件事让陈永贵特别不痛快,就是他老家的一些人,想着他在北京的情况,悄悄给他还有妻子孩子把户口转移手续给办了,都办得差不多的时候,才跟陈永贵说。

没想到陈永贵为此大动肝火,当场就拍着桌子吼起来:

到底是谁准许这么做的,快给我迁回去!

就这么着,陈永贵的老婆和儿子一直都在大寨干农活挣工分,这种情形一直到 1982 年都没变。

晚年的时候,这一家人在北京落了户

1980 年,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时,陈永贵自己主动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他的走或留就成了新的问题。

那时候,陈永贵先是按照中央的安排,搬到了北京复兴门外某楼的 12 层,住的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后来,陈永贵的其他职务陆续被解除,等到 1982 年 9 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他啥职务都没有了。

党中央让陈永贵先等着安排,后来,胡耀邦亲自表示:

陈永贵年纪大了,再把他派回山西不太妥当,按照国家行政 13 级(高层干部里最低的那一级)待遇的相关规定,给他发退休工资。

另外,依照惯例把陈永贵的户口迁到北京,还把他的家人都接来,原先给陈永贵配备的汽车、司机、警卫员和炊事员等等,全都保留着,好让他晚年生活有保障。

这一年,68 岁的陈永贵,在中央工作都超过 10 年了。

退休后的陈永贵,觉得闲得慌,就在 1983 年向上申请,想要为基层“干点事儿”。

后来,中央让他去了北京东郊农场,再次担任生产顾问一职。

这往后,陈永贵去农场的时候,会把在他当副总理时给他开车的汤占兴叫上,开着那辆“伏尔加”去农场瞧瞧农事。

在农场里,人们会称呼陈永贵为“永贵大叔”或者“永贵大哥”,陈永贵跟他们一块干活,有时还一块喝酒。

这所有的一切,让陈永贵偶尔会有回到过去时候的那种感觉。

陈永贵老是爱吃昔阳特有的用小米面条熬成的糊糊,配上咸菜疙瘩。有记者到他家去采访,好几次看到他都在吃这样的饭。

在没去农场的时候,陈永贵不爱坐车,而是自己拎着菜篮子去国营市场逛。

有一回他去了一家菜店,售货员立马就把他认出来了,接着就把经理喊来了。经理随后跟他热络地聊了好一会儿,在喝茶的时候,经理非要白给陈永贵一篮子新鲜蔬菜,陈永贵赶忙摆手拒绝:

我这辈子从来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如今退休了,居然还有人给我送好菜,这已经相当不错啦,但不能这样。

他把钱一丢,赶紧提着菜走出店门,打那以后,就再也不敢迈进那个店喽。

不过陈永贵喜欢跟老百姓唠嗑的这个习惯始终没变。他老是在出门的空当儿和各种职业的人扯家常,有时有人把他认出来,他就咧嘴一笑,讲:

我打骨子里就是个农民,这辈子啊,最带劲的事儿就是种地。

1986 年春天,春节刚过没多久,72 岁的陈永贵就被中央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北楼的高干病房。

他清楚自己得了癌症,没多少日子了,所以只要还能走动,就会去以前常去的农场、市场、街巷之类的地方转转。

好多人还是笑着跟他打招呼,可只有陈永贵心里清楚,这是他来进行的最后“告别”。

在最后的那段日子,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先后去病房看望他,山西一起工作过的各级同事,还有农场的人也接连去探病。

陈永贵晓得自己日子不多了,不过,他没多少遗憾。

这年的 3 月,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了。

结束的时候

曾经大权在握的陈永贵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生有着某种“时代象征”的意味。他去世多年后,再次成为山西乃至全国农业领域的标杆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

参考的资料:

《红白人生——100 个中国人的半世纪旅程》第八卷“花非花”,由吟风主编,出版于 1999 年

《八宝山纪事 3》,编著者是何虎生,出版于 2002 年

“成为普通百姓之后的陈永贵”,《人民文摘》,作者陈大斌,2009

“毛泽东和陈永贵”,出自《党史博览》,由段存章、王占禹撰写,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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