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徽班进京234周年，安徽省程长庚研究会即将成立之际，回想起1990年徽班进京200周年时的庆祝活动，二者均体现出后人对于戏曲前辈的一份敬畏和缅怀之情。
误传为程长庚之《镇潭州》剧照，
实则为旗人毓秀饰《镇潭州》之岳飞。
提到徽班，人们自然会想起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程长庚（1811—1880）。在程长庚故乡安徽和北京的一些文化场馆，会出现一张署名程长庚饰演《镇潭州》中岳飞的剧照。10余年以前，笔者最早从《古今中外论长庚——程长庚与京剧形成研究资料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出版，金芝主编，该书是20世纪90年代安徽、北京两地为了纪念程长庚而合作的一部资料集）一书中看到了这张剧照。接着我又阅读了刘曾复先生（1914—2012）的论著，刘老在《舞台程迹》一文中明确指出：程长庚没有照像，只有画像。有一张像片曾被人认作是程的《镇潭州》岳飞剧照，这是不对的，该照片不是程，是清代的一个京剧爱好者。当时刘老还健在，我曾向刘老直接请教过这一问题。刘老诲人不倦、娓娓道来，对于剧照的问题予以澄清。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我才知道对于这一张赝品剧照，北京、上海等地的不少业内人士也心知肚明，几乎不提及这张剧照。
早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第一卷第三期《剧学月刊》（该刊是20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戏曲刊物，由徐凌霄、程砚秋、焦菊隐等人编，学术价值颇高）“编辑人语”栏目中《毓秀所扮被人误认为程长庚之岳飞像》一文早就指出：
（一）此人乃善摹程长庚之毓秀所扮，毓系同光间内务府旗人。坊间图本误为长庚。
（二）此片乃旗人文某授诸日人辻听花君，因以流传坊间。长庚逝世已久，难于辨认，毓某之气象，亦颇肖长庚，以致一般之误认，既于剧艺无关宏旨，作为一种兴趣的图片观之可也。
刘曾复先生的来信（2007年）
刘老对笔者所述的缘由与此文大致相同。刘老还对我讲；这位“文某”就是晚清民国年间的著名旗人票友退庵居士文瑞图（1859—1923）。当年，日本人辻听花（1868—1931）希望文瑞图能提供程长庚的剧照，文瑞图与辻听花开了个玩笑，拿着这张旗人票友毓秀的剧照忽悠辻听花，以假充真。毓秀扮相也有几分像程长庚。辻听花误以为真，这张赝品剧照自此流传开来。后来日本人波多野乾一著的《京剧二百年之历史》（1926年上海大报馆版）中也收录了此照，误以为是程长庚本人剧照。
《镇潭州》之画像（清代沈蓉圃绘制）
程长庚 饰 岳飞、徐小香 饰 杨再兴
其实，仔细观察这张赝品和沈蓉圃的程长庚、徐小香的《镇潭州》画像，互相比较就会发现问题。有一篇署名“恩晓峰”的《关于京剧史与京剧流派艺术的一些问题》的博文云：
大老板的扮相雄伟端正，文儒雅逸，鼻如悬胆，眼角高挑，再一个就是剃眉毛。去老生的，不光要勒头，以前都要剃眉毛，勾眉子，所以大家看大老板的画像，都是高眉毛，精神、漂亮，威严就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镇潭州》，大老板也有这出戏的画像留传下来。你可以说他脸型、鼻子什么像，但是眼眉这里就缺少了这份威严，既没剃眉毛，勒头似乎也没勒，眼睛也没上去。我们参照其他同时或稍后的老艺人的剧照，在穿戴方面不会这么随便，王九龄老前辈的《定军山》剧照，就很有当时的“时尚”和他的流派风格，虽然相对其做派方面差一点，但是身上规矩漂亮，表情丰神安详。这张照片里的演员，左手水袖没上去，应当是没露手，水袖盖着手的是旦角儿，右手这个“马蹄儿”也没翻上去，玉带也没扶正，一腿露厚底儿，一腿没露。作为程长庚，这么一个大人物，身上不会这么不讲究，而且我们仔细端详，会发现，这个替代者很不怎么说呢，很不内行，一般斜蟒，水袖那手擎着，露膀子那手得提溜着这个玉带啊，这位可倒好，俩手全盖在大腿上。
（http://www.xijucn.com/html/jingju/20110927/29308.html）
这篇博文从扮相、做工的角度细致地予以辨析，是个懂行人。可惜，现在还有人不察真伪，依然将其当做程长庚本人的剧照！应当予以改正。
徽班、京剧作为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后人应当珍视和继承。刘老在世时曾对我语重心长地讲：从事京剧学研究，首先要做好材料的辨别和搜集工作；在整理戏曲文献的工作中，要注意将书面文献与戏曲舞台表演艺术相结合，不能只做“文抄公”。
再回到这张赝品剧照来讲，梨园行历来讲究“扮戏不像，不如不唱”、“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京剧鼻祖程长庚若有剧照，断不会如此潦草，熟悉京剧舞台艺术的内外行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张是赝品剧照。当代戏曲界的薛浩伟、翁思再均认为这张所谓的“程长庚”剧照是赝品无疑。
作者与薛浩伟先生合影（2016年）
至于说到徽班，与京剧形成有着真正渊源的徽班来自安庆，不是徽州班。安徽徽京剧院已故京剧余派名宿、戏曲学者薛浩伟先生（1927—2019）在《徽班•徽言•徽伶》（见《薛浩伟京剧文集》，内部资料2007年12月出版。薛氏结合自身舞台艺术生涯和传世文献，晚年一直大声呼吁对徽班和京剧形成诸问题要作正本清源的工作，堪称振聋发聩！）一文中指出：
京剧史中的徽班是安庆二黄班。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的《扬州画舫录》谓：“高朗亭入京师，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两腔，名其班曰三庆”（安庆花部即安庆二黄）。这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应该可信。嘉庆十四年《都居赋》谓：“徽班昳丽，始自石牌。……间以小戏，梆子二黄。……缀裘六出，全套而终。”作者包世臣安徽泾县人，官江西新喻知县，乾隆末在京常观徽班演出。所言石牌即安庆府怀宁县城关镇。……本省人议论本省戏，要比后人根据传闻去推测，可靠得多。再看被呼作“徽伶”的著名艺人，高朗亭（安庆）、程长庚（潜山）、杨月楼（怀宁）、夏奎章（怀宁）、曹眉仙（怀宁）、杨隆寿（桐城）均安庆地区人，据《安庆文史》载：仅嘉道间，京中梨园知名安庆地区籍艺人，多达二百之众。可见，徽班、徽伶都出自安庆地区。
安徽省始于建于清康熙六年，以安庆府治为省会，故安庆戏班均称“安徽班”，外地人则习惯叫它“徽班”（这种习惯比比皆是、史料中称“胡琴腔”为“琴腔”，称“二黄腔”为“黄腔”可证）。
再者，京剧以二黄、西皮两种声腔为主，明末出现在徽州的“徽州腔”（不少人误以为“徽州腔”是京剧前身）实际上是弋阳腔、余姚腔等传到徽州后，与本地的土语音调相结合而出现一种声腔，与后来的京剧没有直接的声腔血缘关系。
吴小如教授（1922—2014）在1990年为《京剧知识词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增订出版）作序指出：1790年为参加乾隆皇帝八十岁生日祝寿演出而进京的，只有一个“三庆徽班”，并无“四大徽班”……正式见于载籍著录的所谓“四大徽班”，即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同时在北京演出，已经是道光年间的事……至于京剧究于何时形成，也值得仔细研讨。即以三庆班的演出史来看，第一代进京演员代表为高朗亭，他是演旦角的，代表剧目有《傻子成亲》；他演的戏，有人认为是徽调（属皮黄系统），有人认为是徽班中的昆腔，也有人认为是弋腔，总之不是京剧。第二代三庆班主为陈金彩，则以演昆腔为主，也不是京剧。到了第三代班主程长庚，才是演京剧的演员，这已经是道光年间的事了……所以今天多数专家、学者有一个不谋而合的结论，即京剧约出现在1840年前后，大抵与近代史同步……
刘曾复先生认为，程长庚等人奠定的京朝派京剧是京剧艺术的主流，它根植于北京的昆曲传统（清代北京的昆曲受南昆、徽班以及宫廷昆曲影响，到了程长庚时代，形成了京昆这一流派，并传承至谭鑫培、梅兰芳等人）。记得薛浩伟先生最后一次与笔者深谈时讲过，程长庚等徽班艺人为了在北京站住脚，应当有一个漫长的吸收北京文化的过程。程长庚代表的“徽派”应当受到同时期自称“京腔大戏”的张二奎“奎派”的影响。张二奎（1814—1860）的成名早于程长庚。
王凤卿关公戏剧照
《战长沙》之关羽脸谱 ，传程长庚之法则
（刘曾复绘制）
故而，在研讨徽班进京和京剧形成等课题时，既要强调安徽本土文化的渊源，更要树立京剧姓“京”的意识。京朝派京剧与今天看到的纪念徽班进京演出活动中的徽剧如《水淹七军》等戏没有太多的艺术血缘关系。例如：徽剧《水淹七军》中关羽大唱拨子，近乎海派京剧路子；而程长庚、谭鑫培为代表的京朝派京剧却不唱拨子（虽然拨子源于安徽等地），京朝派关公戏也就是《战长沙》《华容道》《汉津口》《斩华雄》等几出戏，根本就没有拨子唱段。至于做工和脸谱，京朝派京剧的老爷戏是源自昆曲，与海派京剧以及现在的徽剧也有天壤之别。程长庚最杰出的再传弟子王凤卿（1883—1959），梨园界人称“凤二爷”）有《战长沙》《华容道》等关公戏的唱片、剧照、脸谱传世，传程长庚之法则，可资参考。
关于徽班和京剧形成诸问题的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过高潮。可随着戏曲界老辈凋零和文化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很多已经澄清的问题又变得混淆起来。希望今后的戏曲文化建设，要在正本清源、集古出新的道路上前进，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叙往事、思来者、接踵前贤、开启新程。
（本文发表在2021年01期《中国京剧》，作者稍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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