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武时代与南朝文学
新变研究》
内容简介：刘宋孝武帝朝虽然只有短短十一年，却在制度改革、士庶升降、皇权重塑、南北关系、文学发展等方面，深刻影响了南朝的历史走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本书以刘宋孝武帝朝的政治环境为切入点，借助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在广泛收集史料并进行详细考订、编年的基础上，全面剖析孝武帝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人物关系，探寻政治与社会文化、文学发展背后的草蛇灰线。旨在还原孝武帝朝政治与经学、文学互动的面貌，发掘南朝文史研究新案例，探索南朝文史研究的新路向。
作者简介：赫兆丰，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岛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数项，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南京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 录
序
2012年9月，兆丰从武汉大学古籍所考入南京大学，随我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并选择以“从孝建到大明——刘宋孝武帝朝的政治、文化与文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2016年6月，他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前不久，他送来一包校样，说这篇论文即将正式出版，请我在书前说几句话。我对这个题目是有浓厚兴趣的，也了解本书的诞生经过，就欣然应允了。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写过两篇小文章，分别题为《贵妃之死·462年的爱情》和《贵妃之死·哀荣背后的都城政治》，刊登在凤凰出版社主办的《古典文学知识》 2005年第3期和第4期，后来收入拙著《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凤凰出版社，2006年）。这两篇小文所谈的，就是刘宋孝武帝和他所宠爱的殷贵妃的故事。隐藏在这一段风流韵事背后，让我特别关切的，就是宋孝武帝时代的政治与文学这个话题。我的这两篇小文章，合起来还不到一万字，显然只能浅尝辄止。现在，兆丰以二十多万字的一部专著，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的探析，其细密专精之程度，自然不是我那两篇有意“八卦”历史的小文章所能企及的。我饶有兴致地读完了这部书稿，多有收获，也有几点感想，愿意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这本书关注的两个焦点，一个是南朝宋孝武帝时代，一个是南朝文学的新变，对读者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南朝文学是魏晋文学向隋唐文学的过渡阶段，南朝文学的新变，攸关魏晋文学向隋唐文学的转型，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这是毋庸多言的。而宋孝武帝时代为什么值得特别关注，就不是那么不言而喻了。文学史上说到南朝文学，经常提到的，大概是宋文帝元嘉时代（424—453）、齐武帝永明时代（483—493）以及梁武帝时代（502—549），相对而言，宋孝武帝朝及其大明诗坛或者大明文学所引发的关注度，实在不能与此同日而语。但实际上，借用兆丰在本书开宗明义所说的那句话，宋孝武帝是一个充满话题的历史人物，可惜，一般人，包括一些魏晋南北朝研究的圈内人，对这个皇帝也未必有很多了解。正因为如此，他与他的时代也就具有了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和可说道性。这不仅因为他与殷贵妃之间演出过那样一段爱情传奇，也不仅因为他有突出的才华和鲜明的个性，也不仅因为他在位期间实行的大量改革，使宋孝武朝成为南朝历史的转折点和南朝文学新变的孕育点，也不仅因为他身后的毁誉不一。他在位时长并不长，从453年到464年，总共十一年，不过却是刘宋诸帝中在位时间第二长的，仅次于宋文帝。他先后使用过“孝建”和“大明”这两个年号，都有深长的意味。如果说“孝建”强调的是对正统的继承，体现的是他对正统的焦虑，“大明”则意味着对这一正统的发扬光大，体现的是他确立政权之后的自信。史家对宋孝武帝其人如何界定，对其时代如何评价，还存在不少争议，尚无确定之论。有人对宋孝武帝时代评价很高，认为这是刘宋王朝的中兴之世，当时有一些文人，以鲍照和韩兰英为代表，都异口同声地称颂宋孝武帝是刘宋的中兴之主，可见这代表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声音。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糟糕的时代，比如《宋书·孝武帝纪》史臣论中就说，大明之世是一个“尽民命以自养”的桀纣时代，这等于骂宋孝武帝是桀纣之君，其贬损力度之大，可谓无以复加。当代或后代的史书，迫不及待地给宋孝武帝贴上昏君或暴君标签的，也比比皆是，不过，也有史家承认宋孝武帝是个文武双全的皇帝，比如，《南史》和《资治通鉴》就说他武则“长于骑射”“机警勇决”，文则“学问博洽，文章华敏”。而《文心雕龙》《诗品》等经典的诗文评著作，也都肯定他是一个诗才出众的文人。两种评价几乎迥然相反。宋孝武帝病死的那一年才35岁，如果天假以年，让他享有与其祖父宋武帝一样的年寿（60岁），或者享有其死于非命的父亲宋文帝的年寿（47岁），他会如何引导南朝历史和文学的走向，那就是一个更大的未知数。正因为有了上述诸端不确定性，宋孝武帝这个话题人物才更加引人注目，宋孝武朝这个话题时代才更加值得仔细研讨，而本书各章中围绕宋孝武帝及其时代展开的各种论题，涉及政治权力与制度变革，涉及政治与经学、文学及文化的互动等等，也才有了更大的阅读吸引力。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本书选题的趣味性和重要性。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采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次是在研究中把握“了解之同情”与历史想象之间的平衡，第三是注意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考据与批评相结合。对以上三点，兆丰在本书“绪论”第三节中已经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与总结，不必逐一重述。窃以为，在这三个特点中，第一点最为重要。一方面，相对于推重长时段理论的宏观史学，微观史学更关注微小时段，更关注个别的、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很显然，历时只有十一年的宋孝武帝时代，是不适用长时段理论的，而只能适用微观史学。本书采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发挥其优势，因小而见大，见微而知著，既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可以说是因地制宜。另一方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充足，才比较方便展开微观史学的一系列考证辨析的细密操作。所以，一般来说，微观史学比较适用于文献史料遗存比较充足的时段，比如明清时代以及近现代，除了正史、档案之外，还有大量书札、日记、方志、石刻等史料，可以彼此联系，相互印证。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其传世文献的数量与质量，非但远远不及明清时代，也明显不如隋唐两宋时代。本书将微观史学方法运用于研究南朝早期的宋孝武帝时代，需要面对两个严峻的挑战，一个是史料不足，一个是阐释确证不易。为此，兆丰非常注意爬梳散落于各种文献中的细碎材料，细心寻绎史料断片之间的联系，“从众多纠葛缠绕的史实中，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和重要节点，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历史的肌理，贴近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各阶层人物，玩味他们的心理，体会他们的感情”（第14页）。他所说的“众多纠葛缠绕的史实”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不妨举两个例子为证：一个是第二章第二节“刘宋中前期出镇皇子府佐考——以孝武帝朝及子勋之乱为中心”中所考辨的史实；一个是本书所附两个附录，“《宋书·宣贵妃传》流传及佚文考——兼及今本《宋书·刘子鸾传》的错页”以及“《宋书》校考”。这两个例子都涉及“纠葛缠绕的史实”，兆丰从中甄辨考析，理清历史脉络，突出重要节点，颇见史学功底。全书论述引人入胜，可以说，其对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是成功的。兆丰在准备这篇博士论文期间，为了借石他山，曾申请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到日本广岛大学访学一年。众所周知，日本学界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着相当深厚的学术基础，硕果累累，而广岛大学正是日本六朝文学研究的重镇，其中不乏擅长微观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乏可资借鉴的研究个案。在广岛大学访学期间，兆丰搜集、阅读了大量日本同行的研究论著，开阔了学术视野。书中对这些文献颇多参考、征引，留下了这一段访学经历的印迹。
这部书稿是兆丰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相较原作增幅约三分之一。八年前，兆丰以这篇优秀的论文提交答辩之时，就获得答辩委员会的好评。毕业之后，他又持续对论文进行修订、润饰和提高，并且以这篇论文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的后期资助。论文中的若干篇章已经在《文学遗产》《学术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提前与广大读者见面，并在圈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作为这篇论文的最早的读者之一，同时也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界的同行之一，我见证了这项专题研究从框架构建到论文成篇，从书稿定型到正式出版的全过程，也目睹了兆丰在学术研究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的足迹，既为兆丰的成长感到欣慰，也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增添新成果而感到欣喜。兆丰是80后学人的一员，当下，他与他的同辈人精力饱满，学识日新，正处在你追我赶、蒸蒸日上的阶段。在他们手中，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将焕发新的生机，开拓新的世界，收获新的成果，是无疑的，我对此充满期待。
程章灿
2024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