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喜｜杜诗学视角下清初学者“意法论”诗学理论和方法（上）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文学批评上，清代都是一个集大成的时期。与之相一致的是，清代也是文学阐释上“以意逆志”法的总结期。清代学者对“以意逆志”法的总结性，不仅表现在解诗过程中对汉儒以美刺说诗、魏晋人的得意忘言、唐人的义疏之学以及宋人物象类型和以史证诗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上[1],还表现在对这一“千古解诗鼻祖”[2]进一步发展上。在杜诗解意过程中产生的“意法论”，便是清人对“以意逆志”理论和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

“意法论”的提出者是清初杜诗学者陈之壎。之壎，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8）十二月，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字伯吹，一字孟朴，号朴庵，海宁人。邑庠生，“行严正慨直，与人处无匿情，赴义若不及。博极群书，淡于世味，远近钦其文行，竞延致家塾，俾子弟矜式焉。纂述甚富，手注《杜律》已刊行”[3]。另据沈珩《杜律陈注序》：“先生（之壎）嗜古，思锐而功深，是可知矣。同时理学名家剡中黄梨洲，晦木、甬东万履安，桐乡张考夫诸先生，皆与先生称莫逆交。”与黄宗羲（1610—1695）、宗炎（1616—1686）兄弟、万泰（1598—1657）、张履祥（1611—1674）多有交往。除注《杜律》（即《杜工部七言律诗注》，又名《杜律陈注》）外，之壎还著有《朴庵诗集》等。其《杜工部七言律诗注·注杜律凡例》云：

诗，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故诗解不合意与法者，名公钜手，沿袭千年，必为辨正。[4]

“意法论”是指诗意与诗法并重，两者互为表里，体现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与前代学者运用“以意逆志”法时特别强调读者之“意”的主体性原则不同，清代学者有意识地把“以意逆志”法纳入到文本的“意”与“法”——即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中进行探讨。陈訏《跋》之壎此书，谓其长处即在“能以意逆志”。从之壎注杜《凡例》来看，他认为要达到理解诗“意”（亦即作者之“志”），必须从诗“法”入手，二者“相为表里”，如果缺少了任何一方，不仅不能得作者之意，亦不能得作者之法，并且坚信这是杜诗解意最为重要的原则。

以“意法”进行“诗解”是陈之壎《杜工部七言诗律注》遵循的主要原则，卷一《题张氏隐居》注云：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

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

前四句叙入山之情与景，后四句写张隐之高，章法井然。曰“涧道馀寒”，曰“石门斜日”，虽公自述所历所到，而山居幽渺，便为下“杳迷”二字地。“乘兴”二字，蒙首二句来，“杳迷”二字，蒙次二句来，末句，蒙“不贪”二句来，意法层次如此。

陈之壎着眼于此诗的章法意脉：此诗从总体上看为四句分截，前四句叙入山情景，后四句赞张氏品格之高。从细处看，第七句以“乘兴”“杳然”分别照应首联和颔联，末句则与颈联关合。由诗法入手，将诗中的层次缕清后，诗意便自然显示无遗，之壎将此称之为“意法”。

又如卷五《赠韦七赞善》注云：

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北去关山开雨雪，南游花柳塞风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虾菜忘归范蠡船。

此赠韦赞善北归诗也。四语总叙乡里，言彼此衣冠居处之相似。四语两两分列，言彼此分别之景与情。诗中彼此分列其常也。此诗次联二句单指韦，一句兼韦杜，开阖变动，法尤奇妙，得此不惟前四语活，并全篇势亦动，章法意法，前后截然，一丝不乱。后半联法，一彼一此，亦具开阖势，故妙。“北去”，指韦，“南游”，公自谓。“关山开雨雪”“花柳塞风烟”，言南北皆春也。“洞庭春色”接“北去”句，谓别时春色堪令韦悲也。“虾菜忘归”，接“南游”句，时公率舟居，故以范蠡船自况也。

陈之壎分析此诗的要点在于“章法意法”。首先分析“章法”，指明此诗之大旨；其次分析“联法”，各句诗意之间的起伏照应。其中颔联为全篇关键，二句在赞韦的同时又巧妙地带出杜来，亦为后半幅写韦、杜双方“北去”“南游”惜别之意留出了空间地步。法奇意动，而又自然高妙，体现出杜律“波澜独老成”的艺术特点，是一首送别诗的杰作。

由以上二例不难看出，之壎解诗的关注点在于“章法意法”之间的浑然一体：章法、联法层次的丰富性与诗人感情的曲折变化相一致。这与其《注杜律凡例》中所说的“意与法相为表里，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这一诗学阐释的方法是一致的。

“意法论”的产生并非偶然，实际上清代学者大都持这一观点，在标举“以意逆志”的时候往往“意”“法”并举，用以注解杜诗。吴瞻泰《杜诗提要·评杜诗略例》云：

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严沧浪之诗品也。然皆在影响疑似之间。不若少陵道沉郁顿挫，其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意至而法亦无不密，以意逆志，是为得之。[5]

瞻泰之所以否认严羽《沧浪诗话》以“高”“古”“雄浑”“悲壮”等诸“诗品”来论述杜诗的风格，是因 为用语迷离惝恍，不够真切；他认为杜甫自道的“沉郁顿挫”一词最为恰合，理由是这个词“意”“法”兼备，“意至而法亦无不密”，最能体现杜诗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的风格特点。

再如范廷谋《〈杜诗直解〉自序》云：

每首则追溯作诗之意，复就其章法、法、字法，一一抉剔无遗，加以评论。总不肯使难解者囫囵略过，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若一题至五首、八首、十首，则提出全诗纲领，并前后照应，脉络贯通，再加总评于后。务期意法兼到，不背作者本旨，使后人执要以求，或可得其从入之也。杜诗首首皆有意法，无可区别。近见选家遇有多首者，截前割后，任意采择，殊失浣花老人经营布置之苦心矣。……予是编敢云独有所得乎？特以己之至情至性，体贴于上下千百年间，以期得于万一耳。诗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之谓也。[6]

与陈之壎从创作角度提出“意与法相为表里”的原则以及瞻泰从风格角度对“意至而法亦无不密”的肯定不同，廷谋从读者接受角度具体指明：为“追溯作诗之意”，一定要讲求“法”，这个“法”即字法、句法、章法以及连章之法；他认为“杜诗首首皆有意法”，因此要“追溯(杜甫)作诗之意”(即“以意逆志”)必须从“意法兼到”入手，方能得其门而入。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把清初学者的上述论述归结为“意法论”：“意”即诗意，诗人之情志(“以意逆志”之“志”)；“法”即诗法，诗意的表现形式；“得意可以合法，持法可以测意”，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意法论”的典范文本是“意法兼到”的杜诗。

张伯伟先生指出清代是“以意逆志”法在理论上的总结期，主要是对“能否以意逆志”和“如何以意逆志”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上体现出来的[7]。如果从杜诗接受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察的话，我们清楚地看到清代学者对前者给出了肯定的意见，对“如何以意逆志”也给出了正面的答案，“意法论”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产生的。

“能否以意逆志”问题，换言之也是杜诗是否可解的问题。而诗“不可解”“解不得”“不必可解”，是清代之前学者们较为普遍的解诗观念。这一观念以宋末元初的刘辰翁和明代钟惺、谭元春《唐诗归》评论杜诗为代表。

《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一《望岳》“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二句，刘辰翁评云：“‘荡胸’语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见其趣。”卷十七《晓望白帝》“江帆隐天清，木叶闻语至”二句，刘批云：“不可解则妙耳。”《课小竖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三首》“泄云高不去，隐几亦无心”二句，刘批云：“解不得。”《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南极一星朝北斗，五云多处是三台”二句，刘批云：“南极朝北斗，不必可解”等等，如此之类甚多。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十八《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二句，钟云：“‘天阙’句不必解，自是奇句。”卷二十《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二句，钟云：“‘无私’二字解不得，有至理。”卷二十一《西阁雨望》“滂沱朱槛湿，万虑傍檐楹”二句，谭云：“有可思不可解之妙”等等，如此之类亦多。

至明末清初，学者们却纷纷对刘、钟等人认为杜诗“不可解”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一一作出了“可解”的范例。

王嗣奭《杜臆》卷二《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二句，云：

“深山大泽”指江东，而“龙蛇远”以比巢父之隐。“野阴”“景暮”，以比世之乱。须溪（按指刘辰翁）云：“不必有所从来，不必有所指，玄又玄。”此不知其解而故为浑语以欺人，往往如此。

卷十《舟岀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落句（“经过忆郑驿，斟酌旅情孤”）才有“经过”，便忆“郑驿”，安得知己如君，为我斟酌旅情之孤危耶？“斟酌”犹云商量，而钟以若不可解赏，盖不得其解而作欺人语也。[8]

这是针对刘辰翁、钟惺二人“诗不必解”观点的反驳，认为他们其实是“不知其解”而故弄玄虚，以大言欺人而已。

黄生《杜诗说》卷七《晓望》：

白帝更声尽，阳台曙色分。

高峰寒上日，叠岭宿霾云。

地坼江帆隐，天清木叶闻。

荆扉对麋鹿，应共尔为群。

注云：

叠岭宿昔为云所霾，惟峰之高者始见日耳。地坼，谓岸高，因岸高故江帆隐。天清，谓境静，因境静故木叶闻。中二联写景并精妙。《论语》：“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七八暗反其意。而《遣闷》作“斯人难并居”，竟明言之矣。有彼作之明言，益见此结含蕴之妙。天清则无风埃，木叶有时自落，一闻其响；若风起，则但闻风声不闻叶声矣。此虽精意，语本不晦，须溪乃谓使人不可解，方是妙处。以此语为不可解，又以不可解为妙。吾今而知竟陵诗派，其源出于须溪也。[9]

这也是对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和“近时奉为律令，莫敢异议”（钱谦益《钱注杜诗·注杜诗略例》）的刘辰翁评论杜诗“不可解”“费解”等观点予以的驳斥。

清人甚至对南宋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不落言筌的解诗观念也进行了反驳，边连宝（1700—1773）《杜律启蒙凡例》云：

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不取。至谓不堕理障，不落言诠，盖惩于宋人之迂腐，欲鉴噎而废食也，其为风雅之祸尤烈。夫老杜之所以独有千古，远绍《三百》者，正以其精于理耳。于理既精，故言皆可求其所据。所谓如山东父老说农事，言言着实者，乐天乌足以当之？当此者惟我杜公而已。乃俗人耳食，动谓诗以不可解为妙，不知妙诗无不可解，渠自不解耳。若溺于沧浪之说，而务为刘安鸡犬归存无定之言，其不陷于野狐窠臼者几稀矣。[10]

按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11]云云，对后世影响很大，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12]其观点便来自于严氏。但严氏的观点受到了边氏的强烈质疑，针对的即是“诗以不可解为妙”的观点，乃至认为于诗道风雅为害甚大。

以上王嗣奭、黄生、边连宝等人反对前人“诗不可解”的流行观点，是他们通过具体的文本解释之后得出的判断，而他们认为“妙诗无不可解”的关键在于诗法。吴瞻泰《杜诗提要评杜诗略例》亦云：

“温柔敦厚”，诗之教，昔贤亦云“诗有别裁，非关学也”，何拘乎法？然自《三百篇》、楚骚、《十九首》、苏、李、曹、刘以下迄三唐，不离于法。而论者谓古诗如无缝天衣，必求之针缕襞绩间，愚矣。循是说也，将必以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甚且以不解为解矣。章法迷昧，线索未清，而一诗入手，即连称“佳句！佳句！”，以此论子美，安知不为蚍蜉撼大树哉？故此集一以论法为归。[13]

《杜诗提要自序》又云：

余尝选读杜诗以教子弟焉。非求简也，求其法而已矣。客有难之者曰：“法易耳。闾师小学之所优，何齿焉？必尽得古今诗人之体势，抉汉魏唐宋之藩篱，以兼通条贯于其间，而后可成一诗家。而顾斤斤于方寸之末以言诗，何浅之乎视诗也？”嗟乎！执是说以论诗，如造室者去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而曰“吾能知体要也”。室不挠则崩，此不唯不知杜，并不知汉魏唐宋诸贤之诗也。虽然，诗以道性情，而法兼学力，使无离忧郁结香草美人之寄托，无以成骚赋之祖；无播迁夔蜀刻不忘君之本怀，无以造乎诗史之宗。是以知子美作诗之本不可学者也，子美作诗之法可学者也。吾特抉剔其章法、句法、字法，使为学者执要以求，以与史法相证，则有从入门之而亦可渐窥其堂奥，是不为浅也。[14]

吴瞻泰对前人认为“诗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或者“以不解为解”也提出了质疑并断然否定，认为诗有“从入之门”，可以“窥其堂奥”，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诗法——“一以论法为归”。虽然以字法、句法、章法论诗，一般论者认为仅是便于初学，对诗歌这一“无缝天衣”无能为力，但瞻泰却认为“子美作诗之本”（“性情”）虽然不可学，但是“子美作诗之法”可以学，只有通过学习诗法方能进入杜诗之“堂奥”，并且他自信“论法”“是不为浅也”。

吴瞻泰这一观点，代表着他在文本把握上的追求和努力，把握文本的核心就是“诗法”。清初杜诗学者周篆也持同样的观点，并提出了“法脉”的概念，其《杜诗逸解》云：

人知杜诗之善，而不知其所以善；相与解杜诗，而卒不得其解。非杜诗之不可解与不可知也，不知法脉，则虽终日聚讼，而卒不得其解。不得其解，则虽极口誉之，而终非其所以善。故法脉为千秋诗文要诀，如自《风》《骚》沿于有宋，公尤独擅其长，穷极其变。彼煦煦之见，尽力于典故、名物、声调、字句之间，夫何足以言诗？

法脉者何？经营于未举笔之先，则如兵家庙算，不俟两军相当然后谋之者也；会通于既举笔之后，则如兵家之自卒而伍，自伍而队，上而至于裨将，又上而至于大将，无不心相输，意相洽，气相感，命之然而然，不命之然而无不然者也。真得其术则胜，不得其术则不胜。诗得其术则工，不得其术则不工。予自十五而学诗，窃闻世俗言诗之说，始而信，中而疑，终而为之忧。夫累字成句，累句成篇，籍非字句是工而谁工也？是以始而信也。然求工于字句者，自古及今何可胜数，卒不古人若也。不古人是若，而惟字句之工，其工为有益乎？抑无益乎？是以中而疑也。举天下之众，数百年之久，卒不得字句之效，将诗道自此而逐亡乎？是以终为之忧也。于是反覆思之，忽得法脉之说，恍然如出字句之上。初亦未敢自信，复得顾君小谢相与讲求，而疑始决。求之一首，求之百篇，求之诸体，求之全唐制人，莫不具见其然。故不惮出其臆见，为少陵开一生面。[15]

正如洪力行《〈杜诗评律〉后记》所云“使读者了然得解于章句之中，自超然会心于章句之外”[16]，周篆所说的“法脉”正包含在这两句话中：始而从字句、篇章入手揣摩，进而“恍然如出字句之上”，会通章法诗法于心，方能得杜诗言外之意。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17]所谓“发言为诗，舒文载实”，从文本出发，通过其“法脉”来探寻其中所蕴含的诗意，应该是行得通的途径。对此，周篆显得信心十足：“凡属唐人，未有无法脉之诗，未有舍法脉而能得其解者。”

总之，清人通过对杜诗字法、句法的总结，尤其对章法细致的剖析，寻求诗歌的“法脉”，不仅可以把握诗歌字句的意思，乃至对于“恍然出字句之上”的言外之意也能够理解其意。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意法”解诗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也增强了清人对“诗可解”的信心，激发他们深入探索“诗法”的勇气。吴瞻泰敢于直斥社会上视诗法为小道（“法易耳，闾师小学之所优，何齿焉”）的固有观念，本身便体现出清人标举诗法的勇气和自信。卢元昌《杜诗阐·自序》云：

以意逆志，既又发其言中之意、意中之言，使当年幽衷苦调曲传纸上。[18]

黄生《杜诗说序》亦云：

古今善说诗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之为言迎也。夫古人在百世之上，我在百世之下，虽以志形之于言，而欲从纸上探微索隐，使作者肺肝如揭，不亦难乎！

清代学者充分意识到了对古人诗意从文本阐释的艰难。正如黄生所感叹的那样：“欲从纸上探微索隐，使作者肺肝如揭，不亦难乎？”但是，他们为了“使古人栩栩出纸上，奕奕然千载有生气”的目标，进行最大努力的探索，并最终认为能够“使当年幽衷苦调曲传纸上”——从诗法得其诗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综上所述，作为“千古以来读诗第一妙法”的“以意逆志”[19]，是明末清初以降的学者们注解杜诗普遍采用的理论和方法。同时，清初杜诗学者又创造性地发明了“意法论”，从“诗法”“法脉”出发，结合字句的训诂、用典的解释，对字法、句法、章法的剖析，从而能够达到对诗意的理解。这不仅回答了“能否以意逆志”（诗意可解）的问题，也解决了“如何以意逆志”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以意逆志”法的理论内涵，是“以意逆志”论在新的时代学术背景下发展出的又一表现形态，“意法论”也成为了清代“以意逆志”论的核心内容。

（未完待续）

〉此文原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文｜刘重喜

责编｜张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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