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体微通变：第八届清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读书会”会议纪要

2024年9月7日至8日，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主办的第八届清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读书会，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二楼活水轩召开。本次会议以“体微通变”为题，召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专家与青年学者，会议论文主题涉及清代诗词与文章戏曲等清代文学研究的多个领域。

与会学者合影

9月7日上午，会议开幕，开幕式由南京大学文学院闵丰副教授主持，四位特邀专家分别致辞。

闵丰主持开幕式

首先，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致辞，他认为青年学者读书会具有灵活的机制，期待青年学者读书会发挥示范作用，引领学术方向，发表真诚的、建设性的学术批评。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教授祝贺本次青年学者读书会顺利举办，并向负责筹备的南京大学各位学者表达感谢。他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深表读书会是非常好的形式，尤其近十年中，青年学者是清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罗时进教授还认为，如果青年学者要进入学术共同体，读书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他希望这一形式可以坚持下去，形成传统。

徐雁平教授致辞 

罗时进教授致辞

随后，中山大学中文系彭玉平教授从本次会议的主题“体微通变”切入，指出学术研究如没有“体微”，也很难走向广大，所以要“通变”。彭玉平教授认为，本次与会学者们的论文都避免了“蹈空”的弊端，以实在的话题、史料，引向比较实在的结果。清代是中国文学集成、复兴、变化的时期，样态十分丰富，研究空间广大。青年学者应充分重视清代文学跨文体的研究，重视文学背后的思想史立场。最后，清华大学中文系周绚隆教授致辞。他指出，当下的学术讨论，很多时候缺乏真诚的交流，有时候甚至有意气之争，这是应该禁止的。周绚隆教授期待青年学者的交锋，希望他们能够在微观问题上深入钻研，在宏观问题上打开思路，沟通起学术研究的点和面。

彭玉平教授致辞

 周绚隆教授致辞

研讨会分为七场，15位学者围绕不同主题展开汇报与讨论。

第一场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冯乾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周绚隆教授评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马昕进行了题为“‘近代文学的开山祖’：龚自珍文学史地位的确立”的报告。他首先梳理了龚自珍近代文学地位的确立过程，龚自珍在其亲友圈层以外获得较高的评价是其被经典化的开端，随后他又进一步获得晚清宋诗派、诗界革命派及南社等近代主流诗歌流派的推重，并最终在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以一种经典化的方式确定下来。马昕进一步探讨了龚自珍成为近代文学“开山鼻祖”的原因：近代文学的发生根源于清代中后期逐渐积累的社会矛盾，近代文学的开端不是对根源的上溯，而是一种反映在文学上的表征。龚自珍之所以被选择，正在于其文学创作呈现出的先觉性和预判性。

马昕报告 

湖南大学文学院尧育飞副教授汇报的论文题为“交亲言殊：何绍基日记与批校本中的两个桐城派”。发言首先从文学史的角度疏证王国维“道咸以降文学新”的论断，比对何绍基日记和《何道州评点姚惜抱集》中何绍基对桐城派文人与书籍的不同的态度和表述。他认为，日记展现了何绍基与桐城派的亲近关系，批校本中却更多体现何绍基对姚鼐文章的批评，二者分别是何绍基日常生活与思想世界的反映，承载不同的记录功能。

尧育飞报告

周绚隆教授分别评议两场发言。周教授认为马昕编审的论文思路清晰，立意明确，材料丰富，行文流畅。并在细节处提出建议，如梁启超对于龚自珍作品前后态度的变化，可能和梁启超自己认识发生变化有关；黄人未公开发表的文学史著作，影响较低；他还提出可以更进一步地关注政治因素与文学史书写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龚自珍在当代的传播，教材可能比文学史的书写更重要。周教授肯定了尧育飞副教授在文献收集和阅读的工作上付出的努力，认为把批校本和日记结合起来对读，很有意义。他同时强调应对日记、批校、交游活动等形式各自的性质和特点进行更全面的把握，要注意区分其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此外，批校本评点过程有随意性和随心性，难以据此作出与日记截然对立的判断，无法构成对姚鼐全篇的否定，应谨慎对待其中立场化和意义扩大化的问题。

第二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马昕编审主持，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教授评议。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冯乾以“回首家山——《随缘图题辞》的废墟书写与文化记忆”为主题，指出了征集题写这一行为的文化意义，认为它将个人对图象的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将个人话语转变为公共事件。他具体论述了征集题写的相关内容，包括对题图者身份的考证、对图画阅读的书写等，并归纳出了题咏作品的基本结构，即观摩图像、追忆承平、废墟书写和赋予意义。最后，他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作为废墟的随园是如何符号化的，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废墟文学传统。

冯乾报告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的报告以“超越地方：《纪风七绝》与风土诗歌的广域考察”为题，探讨了在《纪风七绝》这一个案中所显示的风土诗歌由“地方”走向“广域”的过程。在报告中，叶晔由广域诗歌总集的数量问题切入，首先回顾了地方诗歌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次考察了明清文人的编纂活动；最后对梁九图《纪风七绝》的编纂情况进行聚焦讨论，由此勾勒出了诗集编纂从“地方”走向“王土天下”的近世之路。

叶晔报告

罗时进教授对以上汇报进行总结评议，他认为冯乾的论文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史意义，呈现了从历史事件到艺术事件再到文学事件的转变过程，且“废墟”本就是一个重要的人文概念，“文化记忆”一词近年来也在被不断使用，对之进行详细探讨是非常有必要的。叶晔的论文呈现出非常好的“模态”，对于如何获取写作所需的知识有一定启发性。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冯乾论文中废墟的文化意义可以被进一步阐发，叶晔论文中风土文献的编纂问题也可被更系统地论述，在理论层上还可填补更多具体诗歌文本来阐释“风土”概念。

9月7日下午，第三场，由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周游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中文系周绚隆教授评议。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以“论明治日本新体修辞学著述中的中国传统文章学要素”为主题，指出了明治日本在接受西方修辞学理论的过程中，借用、融化了中国传统文论中相关的知识和思想。他具体论述了中国传统文章学所起的三个支持作用：中国文章学辅助了日本修辞学从“术”到“学”的发展；中国文辞作为文体风格与修辞格例证被日本修辞学者所引用；古文体类成为“作文分类”的资源。

陆胤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潘静如研究员的报告，题为“论清遗民的同光记忆与文学书写”。报告从文学与记忆的角度，发掘清遗民诗文中体量巨大的“同光记忆”这一文学现象，认为文学中的“同光记忆”是经过修饰的暧昧的文本，他从历史（叙事）、经验、想象三个维度展开，分析“同光记忆”的书写对清遗民在社会变型时期的思想的反映。

潘静如报告

周绚隆教授对以上汇报进行总结评议：陆胤从比较的问题着眼，聚焦西方修辞学技术传入明治日本后“发酵”的过程中，日本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借用，材料丰富，文献功夫深厚。对于我们如何接受外来理论，很有启发意义。潘静如讨论了历史发生转变、朝代更迭后的记忆与文学书写，其中个人经验和心态的转变，是个复杂而富有意义的问题。最后，周绚隆对文章结构的扩展、写作方式的改进、史料的辨别和再思考问题提出建议。

第四场，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叶晔教授主持，中山大学中文系彭玉平教授评议。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莫崇毅进行了题为“词体音乐表演在元、明、清初的演进与困境刍论”的报告。考察了词体在元代到清代词乐的演变及其与词体演变的关系。他认为词乐在元、明、清初并未消亡，新的音乐形式在不断涌现，而词的格律因素也随着音乐的更新而演变，元、明时期词体的音乐表演可能受到当时流行的南北曲等音乐表演形式的影响，而“合曲成调”则是明末清初更新词乐的主要方式。然而，明清时期日益严苛的声律观与“尊体”思潮强调对宋人格律的关注而忽略后世音乐的发展演进，甚至导致了重格律而轻音律的倾向。

莫崇毅报告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闵丰的报告，题为“苦吟：清代词学的‘集体性’观念沉淀”。闵丰认为“苦吟”是清代中期所存在的且清代独有的集体性观念沉淀，是清代词学特质的体现。他由馆臣对稼轩词的评价入手，从提要文本写定的具体环节与参与者、《总目》词籍提要的浙派词学语境、源自写作“现场”的观念积淀这三个角度展开对“集体性”的考察，同时考虑到词选编者在选本编定过程中的集体积淀。在报告最后，他又回扣稼轩词，借苏辛二人的比较，点出《总目》评语的词学拐点意味。

闵丰报告

南京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任轲进行了题为“引用类词话的成立及其研究路径”的报告。他首先对引用类词话的概念和特点进行概括，指出引用类词话是以抄录作家词作为主要内容，核心特征是“以词存人”。他追溯了引用类词话的形成过程、成立时间及历史背景，指出晚清咸同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催生了词学领域这种记录性书写的自觉。对于该类词话的研究，他指出可以将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方法，如关注佚文与异文、借助文献集群、考察文本痕迹等视角引入，从而对其编纂、成书、传播的过程进行考察。

任轲报告

彭玉平教授对本场会议进行了点评。他首先肯定了三篇论文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切实的研究态度。对于莫崇毅的论文，他建议文章以词的“入乐”代替“音乐表演”这以一综合性概念进行更确切表述，并指出音乐的体系性是词学作为一种音乐文学的重要前提，一时的“入乐”与普遍性、源流性、体制性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对于闵丰的论文，他指出辛弃疾的“苦吟”是文学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修择行为，建议文中可以把关于清代词学中浙西词派的词学内容进一步壮大，《四库全书总目》中所提及的辛弃疾反复修改字句的过程，正突出了浙西词派师法南宋词，追求“句琢字炼，归于淳雅”的特点。对于任轲的论文，彭玉平教授对引用类词话“存史存人”的意义和自觉的文献整理意识表示了认可，同时指出引用类词话研究中仍待深入拓展的方向，例如其“存史存人”功能的具体落实情况、引用类词话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问题及其与选本的关系等问题。

第五场，由中山大学中文系莫崇毅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评议。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林锋以“‘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古代文集编纂中的历史意识”为主题，关注章学诚“文集者，一人之史也”的论断。他认为宋代以降，随着文集编纂大规模采用编年形式，叙事文类成为文集大宗，与作者相关的副文本越来越多地进入文集，文集编纂被浓厚的历史意识所左右。通过考察具体案例，他指出文集的编纂者们以编纂史著的心态编纂文集，主动利用文集塑造历史形象、介入历史叙述，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文集变例，促进了文集的开放。

林锋报告

北京大学中文系胡琦助理教授的报告题为“课虚而求音：明清四书讲章的语气读书法”。他首先对“入语气”这一术语进行了解释，指出它可能是从经传中得来，保留语气的翻译式的解释在儒家经学的注疏体系中由来已久。随后他提出，“入语气”的写作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说话者的身份，即需要区别圣人语和记者语。接着，他强调在解读时要注意顿断、轻重与缓急，并探讨了经典文本解读中“神理”与“神情”的重要性。最后，他梳理了“入语气”研究的意义，认为它一来可以“代古人说话”，理清古典时代诵读法的源流；二来，虽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可能存在“过度诠释”，但其中依旧包含有普遍的理论意义。

胡琦报告

徐雁平教授对以上汇报进行总结评议。他首先总结了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讨论实践活动怎样再次赋予文本以意义。他很认可林锋提出的“文集编纂”、“历史意识”的概念，并进行补充：文集中塑造的历史是否是真实的历史？而编纂者对文集内容的选择，是否会使“文集者，一人之史也”成为问题？而对于胡琦的论文，徐雁平认为其从声音角度切入，重新焕发四书讲章中意义的产生方式，十分具有启发性。最后，徐雁平从用例的经典性问题对两篇文章提出了修改建议。

9月8日上午，第六场，由南京大学文学院闵丰副教授主持，苏州大学文学院罗时进教授评议。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高明祥的报告题为“钱谦益《后秋兴之三》的异文辨析与隐谜探赜”。他指出《后秋兴之三》的《有学集》本与《投笔集》本两种版本之间存在诸多异文，这可能是由于刊刻讹误、避讳清廷、钱谦益本人改易等原因。除此之外，他认为此组诗中存在诸多争议的“两宫”一词应指万历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并关联天启元年钱谦益陪祀定陵事件。《后秋兴之三》作于顺治十六年八月初十日至十九日，这段时间钱谦益行踪成谜。高明祥对相关材料和诗歌文献进行梳理辩证，推测钱谦益所去的应是崇明方向，并参与了郑成功的军事行动。

高明祥报告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白一瑾的论文题为“论查慎行《中山尼》诗的‘本事’与批评”。白一瑾副教授梳理围绕叙事诗《中山尼》的争议与考证，并通过后世学者对《中山尼》不同的考证结果，分别透视翁方纲、法式善和孙原湘的叙事诗观念，并总结出两种清代叙事诗模式，一是诞生于史传书写、讲究事实和道德褒贬的“诗史”模式，二是受到性灵派影响、认为“情合”“情真”优先于“事真”的“风诗”模式。《中山尼》体现了“诗史”和“风诗”的结合，从中可以一窥清代叙事诗模式上微妙的中和与转型。

白一瑾报告

罗时进教授对以上汇报进行总结评议：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单个作家的考证文章。在清代文学研究中，对于个别作家和文学史上的争议问题，应该得到重视。高明祥提出了关于《后秋兴之三》四个问题的辩证，强调了《投笔集》对于研究钱谦益反清问题的重要性，其考证正确而具有价值。罗时进提出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应该保持间距的问题，并对文章结构提出了建议。白一瑾以诗案为研究方向，考证结论值得认同。罗时进认为文章将“风诗”和“诗史”都归到《诗经》的源头问题值得再思考，并对白一瑾之后的研究成果表达了期待。

第七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高明祥助理研究员主持，南京大学文学院徐雁平教授评议。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周游作了题为“《古文辞类纂》在晚近的流行与变形”的报告，通过分析主流研究之外的五种批点本和约选本，讨论了《古文辞类纂》在晚近以来的流行情况。他提出，“批点本”主要作为一种原始文本的附加形式，“变形”程度较为温和。批点本中呈现的不同阅读意见是对原始文本价值的丰富，而约选本则通过一种更大规模的变形，体现了对原始文本更深入的咀嚼和反思。通过对这些主流研究之外的“变形”文本的研究，能够打破桐城派框架的局限，更好地还原《古文辞类纂》的实际流行情况。

周游报告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彭秋溪副教授以“浙江大学图书馆藏乾隆间五色缮清本《劝善金科》研究”为主题，介绍了浙大图书馆藏《劝善金科》的藏本信息。他比较了浙大藏本和五色套印本的版本异同，认为浙大本实为五色套印本之前的缮清本，并非普通的传抄本，且在浙大本与五色印本之间，至少还存在一个修订本，即以五色笔墨将浙大本缮清并且修订。同时，国图本与五色套印本之间依旧存在文字差异，他分析了国图本和五色印本中出现诸多科介文字增删的原因，据此进一步探讨了清代内府抄写曲本中存在着的不同系统。

彭秋溪报告

徐雁平教授对以上汇报进行总结评议。他认为周游的报告涉及很多极具探讨价值的问题，在文本细读上下了很大功夫，“约选本”这一切入点也选得十分得当。彭秋溪所作的是很正宗的版本考，做到了重视实物书籍，为在文献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发展更精细深入的版本学提供了参考。他也对两人的报告提出了建议，比如周游汇报中用于举例的约选本的代表性还可商榷；批点材料有时带有批点者情感性的因素，文章中对于批点材料的态度需要更为谨慎。彭秋溪的汇报如要超越寻常的版本考，或可在演出对文本的改动这一点上深入挖掘，他也鼓励彭秋溪对五色抄本进行细读，认为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研讨会最后，进入圆桌讨论环节。由马昕编审主持，罗时进教授作引言。罗时进教授指出，青年学者读书会是清代文学研究界的青春影像，读书会的意义在于，它是“学海”而不是“江湖”，是“学术共同体”而不是“朋友圈”。他也向青年学者们提出呼吁：文学研究只有远方，没有止境；文学研究方法没有“唯一适用”，只有“相对可用”。在读书会的讨论中，不求每句发言都是正确的，而更应期待新论的提出。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能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观点记录下来。随后，与会学者们就还就本次会议中产生的学术新议题以及后续读书会举办形式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并达成了诸多共识。

会场全景

闵丰副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他首先感谢了各位同仁和各位老师的支持。而后，从会议的主题词“体微通变”出发，他解释说此四字截取自王船山和黄侃之言，指向对文本透析和追问的意识，目的在于体现学术的锐度、探索的精神，而这正是本次读书会所体现出来的气象。但是，本次读书会也暴露出学者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求之过甚的问题，这警示着学者们在细腻的阅读过程中，还要注意解读尺度上的拿捏。最后，他指出，今年是清代文学研究青年学者读书会的第十个年头，新老人员有所更替，读书会迈入下一个十年，未来的发展和成果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