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刘俊

“他者”（the Other）是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本土”（native）的对应物，它强调的是其客体、异己、国外、特殊性、片断、差异等特质，以显示其外在于“本土”的身份和角色。“他者”的存在一方面构成了与“本土”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本土”的参照，并和“本土”形成互文的关系。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使它相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而言，无疑是“他者”——因为它是异质的、差异的、外在的、另类的“客体”：而“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使它相对于它的文字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也同样是“他者”——文字的同一性并不能消解在主流的中国文学那里，“美国”华文文学终究是异质的、差异的、外在的、另类的“客体”。在前者，美国华文文学的“他者”性主要由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的文化蕴涵）的差异性所造成：在后者，美国华文文学的“他者”性则主要是由于地域特性（以及因这种地域特性所导致的文学特性）所铸就。美国华文文学的这种双重“他者”属性不仅体现了它自己的生存性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它的生存形态。就题材类型和视角选择而言，“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占有极大的比重①。检视美国华文文学自发达以来的创作题材，基本上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几类（这儿类创作虽然常常互有交叉，但自有其相对稳定的质的规定性），即历史关注；情感遭遇；海外生活：心理世界；存在困境。而通过对这几类创作的分析，则不难发现隐含在作品中的体现着创作者心态的创作视角，主要体现为历史视角、女性视角、心理视角和文化视角。对于美国华文文学而言，无论是在它的题材类型中，还是在它的创作视角里，都沉积着浓烈的“他者”意味一一在一种具有“他者”属性的文学中，书写者在创作的时候，似乎对具有“他者”意味（边缘的、差异的、弱势的、外在的、另类的）的题材和视角，有着一种自觉不自觉的趋近。在美国华文文学中，这种“他者”题材和视角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这里所说的“他者”，与“他者”这一概念的原初意义有所不同，而是在相对于“主流”、“强势”的意义上，突出其“异质的、差异的、外在的、另类的”特性一一当然，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他者”指称与原初意义的“他者”概念之间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的，因为正是美国华文文学的“他者”属性，导致了这一文学中大量具有“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作品的存在。

1.历史的“他者”

对以往历史的深切关注是美国华文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书写领域。在白先勇、聂华苓的笔下，对民国历史的一再涉及已成为他们小说创作中最具实绩的部分。与同时期中国内地文学中对这段历史的书写相比，美国华文文学中的历史题材作品，具有明显的“他者”特征，这表现为：一方面，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被历史边缘化的人物，他们或从历史的创造者转为历史的遗忘者，或从历史的参与者变为历史的旁观者，乃至最终脱离历史的轨道而远走海外；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作者在对这一书写领域进行处理时，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孤臣孽子心态和自我放逐意识。白先勇的《台北人》“可以说是部民国史”[1]（p.4），但在这部小说集中，不但其中的人物几乎都成为主流历史的“他者”——他们既不属于国民党的主流历史（即使曾经属于，但在小说中出现时，也已经被“异体化”），更不属于共产党的主流历史，而且这些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书写者（作者），也已飞赴海外，以一种既不属于欧美文化，也不属于国共两大主流的“他者”身份，对这段历史进行描述和反思。被塑造的历史人物和书写者本身共同具有的“他者”属性，使《台北人》成为美国华文文学在历史题材中显现“他者”属性的典型代表。与此相类似的作品还有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小说中的桑青同样是一个历史中的“他者”，在大陆她被历史抛弃，到了台湾又不见容于国民党，于是她来到美国，成为一个“流浪的中国人”（桃红），而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秉持的与《台北人》相似的“他者”立场，则使《桑青与桃红》成为美国华文文学中以历史题材呈现“他者”属性的又一典型代表。

2.男性的“他者”

在美国华文文学对情感世界的涉及中，大量的作品是女作家对女性情感经历的揭示。美国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使女留学生们在各种压力下常常成为被男性选择、使用的对象。在於梨华的《雪地上的星星》中，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现实中的典型处境：罗梅卜虽然是个留学美国的现代知识女性，但她在感情上，却毫无自主权可言，她先是成为王大卫前卫观念的实验对象，接着又遭到“姓江的”轻薄，在认识了“笔友”李定国之后，原以为从此感情会有所归属，怎料在兴冲冲地跑去见李定国时，半路杀出的朱丽丽却一下子把李定国吸引了过去，年长貌平的罗梅卜终于在年轻貌美的朱丽丽面前败下阵来，成为“候选”战场上的失败者。罗梅卜的情感遭际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女性的情感表现往往是以被男性“他者”化的方式存在着的，女性在与男性的情感对接中，她们的去平等化和被选择性是十分明显的。女性在男性面前的这种“他者”处境和物化形态在《会场现形记》中有着更加明显的体现，小说中的明史专家李干教授对另一位教授赵大伟的太太桂丽女士的“不轨”举动，实际隐含着李干借助学术地位高的“权力”和男性优势，对作为女性的桂丽的肆意侵犯，这时的桂丽作为女性，只能毫无尊严地忍气吞声：

李干对桂丽女士的物化处理和缺乏尊重，实际意味着女性在一个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里，其生存形态可以说是“他者”中的“他者”——桂丽先是被赵大伟挑选为“妻子”来到美国，在“会场”的氛围中他又被李干挑选为“干女儿”并受到侵犯，而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干女儿”，桂丽的“被挑选”地位和物化实质，被男性“他者”化的处境，都是一以贯之的。

3.情感的“他者”

也许同生存的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不无关联，对于非同寻常的感情的书写，在美国华文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里所说的非同寻常的感情，是指在一般世俗道德眼里看上去“与众不同”的情感形态，如乱伦之爱、同性之爱等。这类情感与通常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比起来，显然属于“另类”，当可被视为是那些主流的“寻常情感”的“他者”。欧阳子的《近黄昏时》是美国华文文学中较早涉及乱伦之爱的作品，小说中的儿子吉威对母亲丽芬的那种乱伦情愫，由于在现实中难以外显，只有通过同学余彬加以实现——以余彬做自己的替身。当余彬想摆脱与丽芬的关系时，吉威难以自持，将余彬捅伤。作品中吉威内心因难以言说的爱而引致的痛苦，无疑令人室息。其后吉铮在她的小说《伪春》中，则涉及了师母与学生之间的不伦之爱。小说中苏霏雯与丈夫徐其谟的学生钟磊之间的那种真挚却又违背人伦的爱情，既点出了苏霏雯置身其间的美满生活的“伪春”性，也表明了苏霏雯和钟磊之间的那份感情恰如人间不真实的春天，只是一种虚幻罢了——狂风暴雨的冲击和无法直面后的回避，才是虚幻的春天背后的真实。同样的情感描写在欧阳子的《秋叶》中有着更加惊心动魄的表现，假使说《伪春》中苏霏雯和钟磊之间的“母子关系”尚不直接的话，那么《秋叶》中的宜芬却是敏生实实在在的母亲（继母），发生在他们“母子”之间的那种惊世骇俗的爱情，无疑难容于世俗的社会道德，因此这一爱情就只能是以敏生的逃离为结局。这些发生在一般道德伦常框架之外的动人爱情，这些在美丽的爱情中包裹着乱伦内核的沉重故事，构成了美国华文文学中非同寻常的感情书写的重要部分。除了乱伦之爱，另一类常被视为是“寻常情感”的“他者”的情感形态是同性之爱。在美国华文文学中，以对同性之间的情感描写为主题的，举其要者就有欧阳子的《最后一节课》和白先勇的《孽子》——《孽子》以对同性恋世界的全面表现和深入挖掘，成为美国华文文学中同类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白先勇对同性恋者的情感形态进行了充分的展示，向人们描画出发生在同性恋者之间同样感人至深的爱情——这种爱情虽然产生在同性之间，但与异性恋比较起来，其真挚、动人、轰轰烈烈的程度，却一点也不比后者逊色。对同性恋这样一种“另类”感情的正视和肯定，无疑是对这种“寻常情感”的“他者”的生存合法性的赋予，也表明了美国华文文学在表现情感时，对“他者”型情感的重视。

4.文化的“他者”

美国华文文学的作者群基本上都曾有过留学美国的经历，许多人又从留学生转为长期居留乃至人籍，因此，从根本上讲，美国华文文学的创作主体是个从中国（包括台、港地区）来到美国的移民群体，移民身份本身的属性就决定了他们无论是从现实经历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相对于美国文化而言都具有一种异质性，这种由东方移民身份而导致的文化上的“异质性”，无疑使这一群体在文化上处于一种“他者”的地位一对这一处境的文学书写，当然也就成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重要组成。在美国华文文学的几乎所有作品中，我们都能发现对这种文化“他者”状态的涉及。在《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牟天磊对与身处环境始终格格不入的强烈感受，以及在文化上难以融入的隔膜感，应该是许多新移民的共同感受：

这种文化上的“他者”状态在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中借着吴汉魂的感受，更加直接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於梨华的《考验》中，这种文化上的“他者”更直接地化为种族上的“他者”，表面上看钟乐平所遭遇到的只是专业排挤，其内里却是白人系主任华诺对中国移民的种族歧视。美国新移民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在现实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中的“他者”性，因此，在大量描写美国华人生活的美国华文文学中，对试图走人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新移民在文化上的“他者”形态（以及这种形态的极端化——种族歧视）的一再书写，就成为美国华文文学中最为常见也最为基本的主题。

5.语言的“他者”

自中国（包括台、港地区）来到美国的新移民，从到达美国的那一刻起，他们事实上就已经处于一种语言“他者”的状态：美国的主流语言是英语，而华人的母语是汉语，语言的差异性可以被视为新移民们感受到“他者”性的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感受，而对西方文化和美国社会更深刻的“他者”感受，也常常是经由语言的差异性而获得的，对此，美国华文文学是有所表现的。在於梨华的《小琳达》中，小主人琳达对前来打工的台湾留学生燕心的第一个感觉是燕心的名字“好奇怪”——因为语言系统不同所引起的诧异，并且，对以非母语的英语进行日常表述的燕心，小琳达“嘴快”地进行了自己的判断：“她的英文说得这样奇怪，是不是因为她不是我们美国人的缘故呢？”。对于小琳达的无礼，燕心的“喉咙被一种骤然而来的恼怒塞住了”：小琳达的放肆不但有着一种主人对佣人的居高临下，而且她的语言评价其实是在向燕心昭示着她是一个语言上的“他者”——她来自于另外一个语言体系，是不属于这个语言的——而在这种语言“他者”的背后，潜隐着的是对燕心生存形态的“他者”界定和“非我族类”的排斥（在其后燕心要做小琳达的朋友的时候，琳达的回答是：“你看上去很奇怪。你和玛丽、黛娜都不一样，你生得很可笑的样子”）。小琳达虽小，但支撑着她将燕心置于“他者”处境的，却是在她背后强大的主流语言（英文）和主流文化。

在语言面前同样有着强烈的“他者”感觉的远不止燕心一个人。白先勇的《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依萍，就在女儿的语言使用原则面前一再败退：

对女儿使用何种语言的难以控制，实际表明中文在美国这样一个英语国家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处境，作为英语的“他者”，中文在英语的比照下，显得是那样的无力和无助一一而语言的无力无助背后潜隐着的是中国人和东方文化在美国和西方文化面前的无力无助。

美国华文文学作为美国文学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中的同文异体文学，在具有双重“他者”性质的同时，其弱势处境和边缘地位，最终决定了它“他者”形态的具体表现——“他者”的意义常常以“他者”视角和“他者”立场的方式呈现。 

“身份”（identity）在英文中与“认同”同义，对于“认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自我之源》中这样写道：“认同问题经常同时被人们用这样的句子表达：我是谁？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一定不能只是给出名字和家系。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commitment）和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景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①。

①转引自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美国华文文学的双重“他者”属性使得这种文学的创造者们在进行书写的时候，他们最先遇到也是最为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作品中表现这些身处美国的华人在确定自己身份时的困惑——对“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的不确定感和茫然不知所从，曾经困扰过无数的在美华人，这种情状在美国华文文学中有着反复的表现。②《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所强烈感受到的“大陆不能回去，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家”[5]（p.11），其实正代表了一代在美华人的共同心声：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块土地。在《桑青与桃红》中，桑青与桃红的一而为二、二而为一的分裂，既是一种心理分裂，也是一种身份的分裂，“为了求生存，桑青改易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桃红，这是精神上的自杀”，而“当移民局官员问她（桃红——引者注）若被递解出境会去哪儿时，她的回答是‘不知道'”[6]（p.119）。桃红的这种“永远在路上”状态，也正是美国华人在身份确立上的悬浮处境的真实写照。

②对于置身异域的新移民而言，“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文化身份”（“文化认同”）。

一个又一个个人文化身份确立的困难实际表明，作为一个特殊的族群，美国华人在整体上面临着“文化身份”问题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因难以摆脱而选择死亡，《玉米田之死》中的陈溪山选择在玉米田中死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回归方式——既然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心灵的家园，那么在留下美好记忆的玉米田中走向死亡，未必不是一种最好的精神选择和终极认同。在《芝加哥之死》中，同样的死亡发生在吴汉魂的身上——他的名字可以被视为是他失魂落魄的状态的绝好说明。当他站在芝加哥的街头时，他感到的是“茫然不知何去何从”，立足繁华的美国都市，他却觉得在地球表面“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最后，他选择了寒冷的密歇根湖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

 去美华人的多重成分和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使得他们的“文化认同”困惑也有着各种不同的形态和差异。在李黎的《西江月》和《天凉好个秋》中，“文化认同”是和强烈的意识形态选择连接在一起的。《西江月》中的“他”，对父亲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和阶级，是持了一种摒弃的态度的，但是即便是过去了的历史中的人物，“他”的父亲在临终前还是要“往西看海”，心系故国——在对祖国的认同这一点上，“他”和父亲倒获得了某种一致。至于《天凉好个秋》中的袁抒，他与韩波的友情重续，实际意味着他对韩波所代表的中国内地的认同一并从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自信。作为具有左倾思想的美国华文作家，李黎的小说在揭示出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危机的同时，她也为这种危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在她看来，红色中国是疗救这种危机的最佳良药。

80年代初，开放的中国内地开始有学生赴美留学，在日益剧增的大陆留学生中，杰出的作家也不乏其人——他们的作品，自然也会涉及大陆赴美人士的种种文化认同危机。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的“我”，看上去似乎比一般的中国留学生更能融入美国社会，但她对“D”的难以忘怀，充分显示了“我”和“过去”历史的难以割舍——对过去历史的永难甩弃成了查建英笔下人物的共同宿命，这些留学生最终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成为“边缘人”：既从过去历史（中国）中抽身而出，却难弃历史；置身现实（美国），却因历史的作用而无法真正融入现实。在过去的历史和当今的现实之间，他们处在一个真空地带。在“文化认同”上何去何从的内心矛盾和痛苦，也由此而生。

美国华人“文化认同”危机的现实存在以及在“文化身份”确立问题上的焦虑，使得美国华文文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胶着在对这种“文化认同”危机的表现和对“文化身份”的苦苦追寻上，并从中形成了一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中国传统与美国现实之间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和痛苦模式，书写者对“文化认同”（身份）的本质主义追寻，导致了美国华文文学中的大量作品在表现“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身份”焦虑的时候，执著于对“文化认同”（身份）的单一、恒定认定——即对东方（母体）文化和“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坚守——这使美国华文文学长期在“文化认同”（身份）问题上充满张力，使美国华文文学中的众多人物在西方（异体）文化和“美国”环境中备感艰辛，也使他们的人生原则和价值立场陷入了一种两难，无论是牟天磊、吴汉魂，还是陈溪山、依萍，乃至“我”，他们在美国环境中对自己“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确立，以及由此引发的与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冲突，客观上构成了他们人生悲剧和心灵痛苦的渊薮。

然而，身处美国却坚持“中国人”的文化立场事实上使这种坚持不可能忽略美国的存在——也就是说，当牟天磊们决定选择“中国人”的文化身份的时候，美国的在场使他们所选择了的“中国人”文化身份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生活使他们在选择“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时候，他们所选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掺杂了“美国”的文化价值成分的“中国人”；牟天磊对台湾人爱面子和崇美的反感，吴汉魂对“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的台北的拒绝，“我”“穿着背心见客”的不被父母理解，无不表明这些在美国留学、生活的中国人，当他们在美国选择“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时，他们其实已经同他们心目中“本性的”、“纯粹的”“中国人”有所不同了。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们更加痛苦。他们在主观价值取向上认定了“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但在实际上，他们的“文化认同”（身份）已经发生了更改，美国的语境已经客观上使他们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身份）——这种“文化认同”（身份）显然不是“美国的”（因为主观上在排斥和拒绝美国文化认同），但也不是“中国的”（因为有新的文化质渗入）。吴汉魂所发出的“回不去了”的悲叹并不只是指地理上的回不了大陆或台湾，而是指在“文化认同”（身份）上，他们已经在美国这样的新语境下，形成（或说被生产出）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旧的“理想中”的“中国人”身份（文化身份）的恢复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这种本质主义的自我选择、主观认定的“文化认同”与美国语境下新产生的“文化认同”间的差异性，构成了美国华文文学中众多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灵矛盾的主观动因。按照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观点，关于“文化身份”，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作为‘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而第二种立场则认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而当发现时，就将永久地固定了我们的自我感；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说到底，“文化身份”“不是本质而是定位”[7]（p.29）。

如果说在90年代之前，美国华文文学对“文化认同”（身份）的涉及主要是站在第一种立场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之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文化认同”（身份）观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出现了霍尔所说的第二种立场一一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恒定，而是一种随历史发展和看取角度变化而变化的“定位”，当美国华文文学的作家中开始有人自觉不自觉地采取这样的“文化认同”立场的时候，在他们笔下的人物身上，以前常有的惨烈的“文化认同”危机就不再那么强烈甚至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这种倾向的书写，在严歌苓的笔下，有着较为典型的反映。

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因“文化认同”危机而导致的文化冲突不是表现的重点，严歌苓似乎对不同种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文化身份的人的共同人性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对她小说中的大多数人物来说，“文化认同”不是最令他们困惑的问题，他们对美国生活的介入，常常是以“人”的“身份”参与的，《女房东》展示的是老柴在男女之间那永恒而又微妙的相互吸引中的复杂心理；《少女小渔》中小渔对那个意大利老头假丈夫的同情，是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而《抢劫犯查理和我》中“我”对查理的不可理喻的迷恋，更是与“文化身份”无涉——表现的是人对通过行动证明生命的共同向往。《簪花女与卖酒郎》则向人们传达出这样的意念：爱情是超越语言、文化和种族的。即便是在那些牵涉到东西文化观念的差异的作品（如《我的美国老师和同学》《方月饼》）中，严歌苓的目的也不只是表现文化的差异性，而是要借此在更深的层次上直指人的难以沟通和“孤独‘形态。很显然，“文化认同”在严歌苓那里，或被搁置一边，或成为她追踪人性而借助的表现通道。

严歌苓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文化认同”的淡化处理并不意味着她对这一问题的无动于衷（事实上任何一个身经两种文化的人，如何选择和确立自己的“文化认同”（身份）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更可能是她对“文化认同”问题有着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一一换句话说，她对“文化认同”（身份）的认知，已与此前的本质主义追寻大不相同，她不重在追求身份的“本性或纯洁度”，而更接近于霍尔所说的“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可”[7]（p.222）

严歌苓在“文化认同”观念上的开放性使她笔下的人物“身份”实际包含着三种属性，即厚重、本源的“中国”背景，强势、鲜活的“美国”背景和混杂、新生的异质背景。这三种属性的共同存在，一方面使严歌苓的作品消解了因对“文化认同”（身份）的本质主义追求而引发的东—西、中—外文化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也为她在多元文化的对接中揭示人性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舞台，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严歌苓在她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实际上已经重建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身份）——在文化渗透日趋深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些人物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人”的身份，“文化认同”（身份）已由对本性的民族主义的追求转而对“杂交倾向”的“拼合”的认可，一种变化的、相对主义的、新的、全球性的“文化认同”观念已经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种新的“文化身份”观的建立，使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在美国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别出新局。

就共时性的存在属性而言，美国华文文学的存在性质是一种“他者”的存在一这已成为这一文学的宿命，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文学的风貌；就历时性的身份追寻而言，美国华文文学经历了从对身份的本质主义追寻到对身份的重建。由这两个向度构成的坐标体系，可以成为观照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独特的解读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