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尧｜四言诗虚字中心说（下）

四言诗具有相当的延续性，魏晋时期的四言诗数量很大，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录者不下八九百首，远远超过《诗经》的305首。有人甚至认为，四言诗最发达的时代是魏晋时代，而不是《诗经》时代。诚然，从数量上讲，四言诗在魏晋时期繁荣一时，但自汉魏以降，不仅脍炙人口的四言诗作品很少，且即使像曹操、嵇康这样优秀的四言诗作家，其足以继武三百篇的作品也一样寥若晨星。萧统编《文选》中仅收四言诗38首，约占其诗歌类总数的8.5％，也可见四言诗的重要性日趋式微，魏晋以来，早己不是四言诗的时代了。

四言诗以两种方式得以延续：一为模拟《诗经》的风格，一为向四言文的转化。前者例如韦孟、王粲、二陆、二潘、陶潜等，这是《诗经》以后四言诗的创作主流；后者如曹操、嵇康，其作品数量不多，却代表了新体四言诗，价值过于当时的主流四言诗。

魏晋南北朝四言诗中最重要的题材有两个，即赠别和祭祀。赠别诗多为即兴创作，诗人不必过多思索、修改、定稿，因为分别乃是人生之常事，诗艺之高下并不重要，只需表示惜别和祝愿即可，诗人也无心捏塑不朽的意义。久已熟读的《诗经》无疑是诗人最好的套语库，故不妨称这类诗为“文人套语诗”。祭祀诗一般来说也有定式，宗庙或郊祀的礼学意义是固定的，其风格的凝重稳妥亦不可改变，诗人不可能也不必在这一类主题上有多少创新，只须模仿《诗经》中的《雅》与《颂》即可，因而祭祀诗也必然是一种借用传统的套语化的诗歌。所以，无论是赠别还是祭祀，其独创性都是微乎其微的。

这类诗歌的最大缺陷是其主题意义的逸失，这种意义暗藏于口头套语诗歌的“传统”之中。早期的四言诗定型为书面化的《诗经》之后，这一意义已经显得暗昧；而魏晋以来的拟《诗经》的四言诗则将其委弃无遗。模拟是一时的风气，四言诗既以《诗经》为圭臬，其特色仍是以《诗经》中的虚字结构为基本的创作模式，因此这类诗仍是以虚字为中心的、套语化的诗歌，并且在形式上仍是“传统”的，试以魏代王粲的《赠蔡子笃诗》为例：（1）

 1、3、5、7、8，“叠语词＋名词”或“名词＋叠语词”系统产生了许多套语式短语，这是一个《诗经》中最常见的句法套语之一。周法高《诗经中的叠语词》有专门分析，［3］（Ｐ132）此处不作过多举例。

2，载○载○：载脂载辖（39／3）、载笑载言（58／2）、载玄载黄（154／3）

4，君子所○：君子所依（167／5）、君子所履（203／1）、君子所届（222／2）

6，乱离○○：乱离瘼矣（204／2）

7、11，瞻望○○：瞻望弗及（28／1，2，3）、瞻望父兮（110／1）、瞻望兄兮（110／3）

10，孰（谁）能○○：谁能亨鱼（149／3）、谁能执热（257／5）

11，虽则○○：虽则如燬（10／3）、虽则佩觽（60／1）、虽则七襄（203／6）

13，率彼○○：率彼中陵（183／3）、率彼旷野（234／3）、率彼幽草（234／4）

14，君子○○：君子好逑（1／1）、君子于役（66／1）、君子攸芋（189／3）、君子是识（264／4）

15，及子（尔）○○：及尔同死（35／1）、及尔偕老（58／6）、及尔同寮（254／3）

16，何以○○：何以畀之（53／1）、何以赠之（134／1，2）、何以卒岁（154／1）

17，中心○○：中心有违（35／2）、中心吊之（149／2）、中心喜之（175／2）、中心藏之（228／4）

18，涕泪（泣涕、涕泗）○○：泣涕如雨（28／1）、泣涕涟涟（58／2）、涕泗滂沱（145／1）

19，嗟尔○○：嗟尔君子（207／4，5）、嗟尔朋友（257／14）

20，如何○○：如之何勿思（66／1）、如何昊天（194／3）、如何新畲（276）

（诗中“慨我怀慕”与《诗经》中“慨其叹矣”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其”作为《诗经》中“其字式”的一种，现在一般认为相当于重言，“慨其”即“慨慨”，如同“嘤其鸣矣”相当于“嘤嘤鸣矣”一样，而“慨我”这一句式虽可认为是一种对“慨其”的“误读”，但未列入。）

前文已经论及，套语模式的核心多是虚词，例如“载”、“言”、“实”、“侯”、“维”等。这些虚词有时未必构成一个虚字结构，但是从语法上而言，它还是套语化的，或者也可以说它也是某种套语模式。例如“载”这一词所构成的一个组诗句：“载骤駸駸（162／5）载驱薄薄（105／1）载获济济（291／19）载弁俅俅（292／2）”，其核心在于一个“载”字。“载○＋叠语词”构成的诗句与典型意义上的套语颇有些不同，但仍有语法上的结构意义。因此，这样的系统还是“套语化”和“传统”的。洛尔德认为，只要“一个诗行中的一个词在别的诗行或半诗行中也处于同样的位置”，那么这一行诗即可以被看作是套语化（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的。［12］（Ｐ47）古英语史诗研究者马贡也曾认为：

一个小如‘?ａ’而又无意义的成分，也能起到套语上与韵律上的重要作用。［3］（Ｐ43）

虽然王氏认为，这样一来，《诗经》的套语分析会过于宽泛，但他也说，至少在“完形心理”的层面上，这些诗句是“套语化”的，事实上他在分析《小雅·四牡》这首诗时已经将“载○＋叠语词”这一情形归入一个“套语系统”，［3］（Ｐ53、136、137）而如“楚楚者茨（209／1）、裳裳者华（214／1）、蓼蓼者莪（202／1）、菁菁者莪（176／1）、翩翩者鵻（162／3）、皇皇者华（163／1）、蜎蜎者蠋（156／1）”这一系列诗句也因为语法上的相同结构而被归入一组“套语系统”，这与洛尔德及马贡的定义是相应的。［3］（Ｐ134）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赠蔡子笃诗》中“归雁载轩”即是一套语化的诗句，因为《诗经》中类似的结构有“春日载阳”、“皇尸载起”、“厥声载路”等。在王粲这首诗中，这样的句子有相当的数量，试析如下：

ａ，○○云○：道之云远（33／3）、伊谁云憎（192／4）、岁聿云暮（207，213）、莫予云觏（256／7）

ｂ、ｍ：言○○○：言告师氏（2／3）、言采其薇（14／3）、言至于漕（54／1）、言树之背（62／4）

ｃ，以○○○：以介景福（209／1）、以御田祖（211／2）、以祁甘雨（211／2）、以伐崇墉（241／7）

ｄ，○矣○○：展矣君子（33／2）、允矣君子（179／8）、哿矣富人（192／13）、哿矣能言（194／5）

ｅ，○焉○○：心焉忉忉（142／1）、惄焉如擣（197／2）、潸焉出涕（203／1）

ｆ，○○实○：忘我实多（132／1，2，3）、君子实维（257／3）

ｇ，○其○○：风其吹汝（85／1）、风其漂汝（85／2）、温其如玉（128／1）

ｈ，允○○○、○○伊○：允王维后（273／1）、维丝伊缗（24／3）、其带伊丝（152／2）

ｉ，○○在○：琴瑟在御（82／2）、鱼潜在渊（184／1）、鳲鸠在桑（152／1）、凫鷖在沙（248／2）

ｊ，○○载○：春日载阳（154／2）、皇尸载起（209／5）、厥声载路（245／4）

ｋ，爰○○○：爰其适归（204／2）、爰及矜人（181／1）、爰丧其马（31／3）、爰求柔桑（154／2）

ｌ，○○○之：良马四之（53／1）、君子宜之（214／4）、日有食之（193／1）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王粲的这一首诗在绝大程度上运用了套语创作，如果算上套语化诗句，这首诗的套语化程度接近80％，是一首典型的对《诗经》进行模仿的诗歌，其句式齐整，而虚字结构也是对《诗经》的延续。

如果说王粲这首诗尚完全处于《诗经》风格的笼罩之下，但拟《诗经》的四言诗未尝不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如陶潜的四言诗，论者通常以为他在四言诗的创作中融入一种平淡的风格。虽然陶潜的四言诗创作也是沿袭套语模式，但不完全等同于《诗经》的风格。陶诗也非主题创作，所以其四言诗创作始终不及其五言诗的成就，以其《停云诗》为例（划线部分意义同王粲诗）：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这首诗套语化程度仍旧较高，约为60％。诗中“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翩翩飞鸟，息我庭柯”这样的句子不再具有起“兴”的意思，也没有什么主题内涵，或者只是代表一种实景而己。由于此诗中运用了许多套语，却不是一种主题创作，所以这首诗的独创性是不高的。可贵的是，这首诗不包含套语结构的部分，许多词汇及意象为陶潜所惯用，例如“静寄东轩，春醪独抚”、“闲饮东窗”、“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等。

魏晋四言诗之所以缺乏生命力，“主题创作”的逸失是主要因素。以王粲之诗而论，《文选》将它选入诗类，足以证明它的文学价值。但由于诗人对传统的四言诗创作并不了然，这首诗中的“翼翼飞鸾，载飞载东”、“潜鳞在渊，归雁载轩”等诗句对起兴的运用貌合神离，只是纯粹的模仿，不具备主题意义。另一方面，读者对这类四言诗的接受也不像口头诗歌那样敏感，诗人与读者都已经失去口头文学赖以生长的“传统”。从这一个层面上来讲，《诗经》时代的结束，也就宣告了四言诗的终结。

但无论如何，在整个四言诗的发展史上，《诗经》的风格始终能够延续，有赖于这一类四言诗对《诗经》形式上的继承。易言之，这些四言诗依然是以虚字或虚字结构为其中心的。

四言诗创作的另一趋向，即是销落虚字，代之以实字，从而向四言文转化，形成后世诸如箴、铭、诔、赞等多种文体，虚字的价值日益淡远，而四言诗的“传统”已无复遗意。（2）试看嵇康《赠秀才入军》中一首有名的四言诗：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首诗不属于套语创作，一望而知。与套语的四言诗相比较，这首诗最大特点是几乎不用虚字，这是对以往四言诗的一个反动。另一方面，这首诗的前六句是三个对句，节奏两两成文，这与汉代以来诗赋的发展颇有关系，因此，这首诗中更体现出一种四言文的味道来。魏晋以来玄学的风味，也在这首诗中颇有体现。然而，这类诗虽有独创的价值，其数量却远远少于用套语来创作的诗歌。

总体而言，魏晋是四言诗的终结时代。主题创作的逸失，题材的狭窄，虚字的销落，加上五言诗的继起，无一不说明了这一点。诗人们对新的诗歌形式的理解和把握远胜过四言诗，只有五言诗才属于他们自己的时代，而“套语”和“主题”对于魏晋的诗人而言，必然己经是一个遥远的梦了。

先秦时代，中国诗歌以《诗》、《骚》为代表，而汉末至魏晋四言诗的衰落及五言诗的出现与繁荣，则是中国诗史上的重大事件，钟嵘《诗品·总论》云：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14］（Ｐ2）

依钟氏之意，四言诗取效《风》、《骚》，本可“文约意广”，但魏晋以降的四言诗却“文繁而意少”，罕有佳什；五言诗则因长于描写而“云会于流俗”。然则造就这一情形的具体原因，是中国诗史转捩的关键。五言诗之起源，检讨已多；而四言、五言之辩，则学界所论尚寡，故仍有探索之必要。

“楚辞”与《诗经》并不属于一个文化传统，而在其形式上，则相去更远。在先秦时代，如果将楚辞作家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另外考虑，那么这两个传统实际上的继承关系是相当微弱的，以至于几乎没有。作为远古诗歌的“传统”而言，它们是在各自的系统中独立发展的。因此，最早突破四言诗传统的诗歌是五言诗，而非“楚辞”。五言诗对四言诗继承关系常被忽略，四言与五言最大的区别是在形式上增加了一字，但早期的五言诗却恰恰在形式上受到了四言诗的传统的影响。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在四言诗传统中有众多的“冗馀句式”，钟嵘所谓“四言诗”之“文约义丰”几乎是不对的，而“文繁义少”则是其通常的状态。就“冗馀句式”本身而言，添字以足句的方法在早期五言诗之中也较多见，即在四言诗的基础上添加一字，以完成五言诗的韵律要求。所添之字或是虚字，或构成句义重复，对于句意并无影响，而其基础则是四言诗的成句，这也可以看作是五言诗的“冗馀句式”，但是与四言诗的冗馀结构却不太相同。试举几例，如：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王粲《公宴诗》

为且极欢情，不醉其无归。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诗·小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这两句诗分别加上“且”、“其”两个虚字，构成五言诗之格式，而这两个字除了顺应其五言诗的字数需要外，并无其他意义，完全可以视为一种“冗馀”。又如曹植《赠白马王彪》：

我马玄以黄。

此用《周南·卷耳》“我马玄黄”成句，添一虚字“以”，使之成为五言句，“以”字同样因为顺应句式而存在。有时则用会“缩合句式”，如《古诗十九首》：

携手同车归。

这里所用的是《邶风·北风》有“携手同归”、“携手同车”的句子，然而诗人将这两句诗合为一句，而其句意则与四言句亦无差异。

在四言诗之基础上成冗馀句，这是早期五言诗的普遍现象之一，除了加以虚字外，也可以加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几乎无所不可，如《古诗十九首》“弃我如遗迹”（用《小雅·谷风》“弃予如遗”）；徐干《室思》“人靡不有初”（用《大雅·荡》“靡不有初”）；张华《答何劭诗》“穆如洒清风”（用《大雅·烝民》“穆如清风”）；傅玄《杂诗》“习习谷风兴”（用《诗经》中“怨妇”主题的套语“习习谷风”，见《邶风·谷风》及《小雅·谷风》）；潘尼《赠陇西太守张仲治诗》“及子仍同僚”（用“及尔同寮”，又王粲诗“及子同僚”）；郭遐周《赠嵇康诗》“惄焉如朝饥”、“日月忽其除”（分别用《周南·汝坟》“惄如调饥”、《唐风·蟋蟀》“日月其除”）；《古诗》“终朝采其华”（《小雅·采绿》“终朝采绿、终朝采蓝”）潘岳《河阳县作诗》“视民庶不恌”（用《小雅·鹿鸣》“视民不恌”）及《金谷集作诗》“中心怅有违”（用《邶风·谷风》“中心有违”）等等都是。

“冗馀句式”是五言诗“四言格调”的一端，但并不包括五言诗对四言诗主题意义或典故的运用，（3）［15］因为这显然与诗歌的“形式”无关。“语典”则是“比兴”传统的延续，这在初期五言诗中也颇为多见，如秦嘉《赠妇诗》：

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

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这在诗歌的句式上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将其作为典故较为恰当。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古诗十九首》“南箕北有斗”、《苏李诗》“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起视夜何其”、王粲《从军诗》“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诗人美乐土”、曹植《情诗》“游子叹黍离，处者歌式微。”嵇康《咏怀诗》“其雨怨朝阳”等皆是。这些内容从句式上分析是困难的，因而也并不构成“四言格调”。

真正意义上的“四言格”，一方面是指早期五言诗中延续着四言诗中特有的虚字，但不及《诗经》中所用的广泛；另一方面则指其延续了四言诗的虚字结构以及套语句式，这使初期五言诗具备一种特殊的韵味。质言之，在具有“四言格调”的五言诗中，其诗句中所包含的虚字或虚字结构，本质上是从四言诗的“传统”中借来的。如潘岳《金谷集作诗》：

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

这两句诗中各具备了四言诗传统中的两点内容：

第一句以“言”字来构筑诗句，是一个独特的四言诗句法形式。郑玄有时将它释为“我”，此义不确，“言”字作为虚字，为一语词，可在句首，亦可在句中。其在句首的，如“言采其薇”、“言树之背”、“言刈其蒌”、“言告师氏”、“言至于漕”、“言念君子”、“言从之迈”、“言示之事”、“言授之絷”等皆是，其中“言采其○”构成一个极为常见的套语模式，而“言○之○”也是一个较多的句式。“言”字用在句中所构成的诗句，如“驾言出游”、“愿言则怀”、“永言配命”、“薄言采之”、“寤言不寐”、“静言思之”、“睠言顾之”、“星言夙驾”、“弋言加之”、“宜言饮酒”、“受言藏之”等，也构成了许多固定结构，如“薄言○○”、“愿言○○”皆是。

《邶风·泉水》云“载脂载舝，还车言迈”，“言迈”一语本此，因而这句诗意与“亲友言迈”意同，是一句以四言诗中独用的虚字“言”而构筑的诗句。

第二句用《诗·邶风·谷风》“中心有违”之句，只是加上了一个修饰词“怅”，而陆机《拟东城一何高》中之句“中心若有违”则加一“若”字，这都构成一个五言的“冗馀句”。前已论及，“中心○○”是四言诗中一个特殊句法结构，将“心中”说成“中心”，是传统四言诗“诗歌语言”的遗留。因此，如果将这两句诗还原为四言诗，即：

亲友言迈，中心有违。

毫无疑问是两句典型的模拟《诗经》的四言诗，虽然句中各加了重复意义的“冗馀”成份，而这种四言诗的基本格调并未因此消失。

“言”字是四言诗中构词力最强的语词之一，其运用也可造成早期五言诗“四言格调”，如以“驾言”、“薄言”、“愿言”、“寤言”、“永言”等构筑的诗句在早期五言诗中也较常见，试举其例：

回车驾言迈。《古诗十九首》

《邶风·泉水》云“载脂载舝，还车言迈”，又《邶风·泉水》、《卫风·竹竿》都有“驾言出游”，《小雅·车攻》有“驾言徂东”、“驾言行狩”，所以这还是这两句套语的“缩合形式”。

以“驾言”发端的五言句实是“驾言○○”这一套语系统的延伸，例如嵇康《咏怀诗》“驾言发魏都”、张华《感婚诗》“驾言游东邑”、《答何劭诗》“驾言归外庭”、张载《游西岳诗》“驾言游西岳”，而以陆机所用最多，如其《挽歌诗》“驾言从此逝”、《门有车马客行》“驾言发故乡”、《驾言出北阙行》“驾言出北阙”、《於承明作与弟士龙诗》“驾言远徂征”、《答张士然诗》“驾言巡明祀”、《招隐诗》“驾言寻飞遁”等等皆是。

以“薄言”构筑的诗句，来自“薄言○○”这一套语系统，这两个虚字都是语辞，而且都是《诗经》中最具独特性的语辞，其例如“薄言采之”（《周南·芣苢》）、“薄言还归”（《召南·采蘩》、《小雅·出车》）、“薄言往愬”（《邶风·柏舟》）、“薄言采芑”（《小雅·采芑》）、“薄言归沐”、“薄言观者”（《小雅·采绿》）、“薄言震之”（《周颂·时迈》）、“薄言追之”（《周颂·有客》）、“薄言駉者”（《鲁颂·駉》）之类，在五言诗中，也有诸多例证，如王粲《从军诗》：

昼日处大朝，日暮薄言归。

此诗似乎是“薄言还归”这一句套语在五言诗中的回音（案：这句诗分别见《召南·采蘩》及《小雅·出车》），其他的例子又如毌丘俭《答杜挚诗》“薄言答嘉诗”、陆机《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薄言肃后命”等等。

“愿言○○”似乎代表一个思念的主题（ｔｈｅｍｅ），如《邶风·终风》“愿言则嚏、愿言则怀”、《邶风·二子乘舟》“愿言思子”、《卫风·伯兮》“愿言思伯”等套语。在早期五言诗中，不但此格式得以保存，而其主题似乎也随之而存，如《苏李诗》：

愿言所相思。

愿言莫相忘。

其他的大多数的例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愿言追昔爱。《古诗》

愿言怀所钦。陆机《赠冯文罴诗》

愿言思所钦。陆机《赠从兄车骑诗》

陆机《折杨柳行》：“愿言有馀哀”虽未用“思”、“怀”等字，然而诗中“慷慨惟昔人，兴此千载怀”之句，则馀意犹存。又其《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感别怀远人，愿言叹以嗟”，则正是一首送别而相思的诗。

“寤言”或“晤言”在《诗经》中不成系统，如《邶风·终风》“寤言不寐”，但《卫风·考槃》“独寐寤言”、《陈风·东门之池》“可与晤言”中的“言”则已不是虚字。然而早期五言诗中也颇多这一类的句子，如张华《情诗》“寤言增长叹”、张华《杂诗》“寤言莫予应”、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寤言抚空衿”、嵇康《咏怀诗》“晤言用自写”、“晤言用感伤”、陆机《壮哉行》“悟言来未并”等。

以“永言”为句的，见于《大雅·文王》及《大雅·下武》“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周颂·载见》“永言保之”等，而何劭《杂诗》“永言写情虑”，似乎也可看作是其馀音。

事实上，“言”的构词性很强，其单用时所构成的五言诗，也可以视为这一四言风格的延续。如《古诗·上山采蘼芜》：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

又阮侃《答嵇康诗》：

言思我友生。

又陆机《赠从兄车骑诗》：“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襟”（此句似是《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的五言译句）。陆机《赠尚书郎顾彦先诗》“眷言怀桑梓”以及《赠弟士龙诗》“慷慨逝言感”等都有这一特色。

有时“言”的字义已经发生变化，如陆机《猛虎行》：“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诗经》中虽然有“静言思之”这样的句子，但“言”与“啸”为对语，已是一个动词。

《诗经》中以方位词“中”加上名词所构成的独特句式也为五言诗所继承，前文已举其例，但下列诸诗句还可进一步印证，如《十五从军征》“中庭生旅谷”、《苏李诗》“中心怅以摧”、徐干《室思》“中心摧且伤”、曹植《升天行》“中心陵苍昊”、《吁嗟篇》“故归彼中田”、“愿为中林草”、《赠白马王彪》“中逵绝无轨”、《送应氏》“中野何萧条”、陆机《拟青青河畔草》“中夜起叹息”、《赴洛道中作诗》“哀风中夜流”、《赠尚书郎顾彦先诗》“迅雷中霄激”、张载《七哀诗》“白露中夜结”、司马彪《赠山涛诗》“中夜不能寐”、张华《杂诗》“悲风中夜举”、“荣彩曜中林”、嵇康《咏怀诗》“捐身弃中野”、嵇含《伉俪诗》“中庭植合欢”等，乃至后来杜甫《后出塞》“中夜间道归”、《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中夜窟宅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客子中夜发”、“中堂有神仙”等也还在延用，而其中以“中心”、“中夜”所构成的诗句为最多。（4）

“瞻彼○○”是《诗经》中一个固有的结构，在许多诗句之中出现，如《邶风·雄雉》“瞻彼日月”、《卫风·淇奥》“瞻彼淇奥”、《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小雅·正月》“瞻彼中林、瞻彼阪田”、《小雅·瞻彼洛矣》“瞻彼洛矣”、《大雅·旱麓》“瞻彼旱麓”、《大雅·公刘》“瞻彼溥原”、《大雅·桑柔》“瞻彼中林”等，而在五言诗中，也常常为诗人所沿用，如何劭《杂诗》“瞻彼陵上柏”、曹操《薤露》“瞻彼洛城郭”等。“譬彼○○”在《诗经》中不多见，如《小雅·小弁》“譬彼舟流、譬彼坏木”，但五言诗中也时有运用，如陆机《拟兰若生春阳》：譬彼向阳翘。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譬彼飞与沈。

“逝将○○”句式在《诗经》中只有《魏风·硕鼠》“逝将去女”一例，而在初期五言诗中则较多，如傅咸《赠何劭王济诗》“逝将与群违”、嵇康《述志诗》“逝将离群侣”、张载《答杨士安诗》“逝将辞储宫”、曹植《赠白马王彪》“逝将归旧疆”等都是。

“之子”构成《诗经》众多的套语系统，如“○○之子”、“之子○○”、“之子于○”、“之子无○”等句式皆是。就“必宋之子”、“齐侯之子”、“子仲之子”、“东人之子”、“庄公之子”、“流离之子”等句子来看，“之”显然相当于“的”；而从“我觏之子”这一句套语来看，则又可解为指示代词。王靖献以为“之子”是由一个属格转化而来的固定复合词，就其与“必宋之子”、“彼其之子”、“彼留之子”等句的关系而论，则“之子”可称为“独立属格”(genitive absolute)。［3］（Ｐ52）事实上，“之”字是否即因此由属格的标志而演变成指示代词，并不可知，但考虑“彼其之子”与“之子于归”等套语在《诗经》中的频度，以其以“之子”演变而来的套语系统，“之子”作为“四言格调”的印记似乎不可抹杀。它在后世的诗歌之中常用，如曹植《杂诗》“之子在万里”、嵇含《伉俪诗》“之子咏采蘩”等等。

也有一些诗歌之中所用的语言显然也是和四言诗的传统有关的，即使其中是用了《诗经》所独有的虚字，如“载”、“式”、“伊”、“云”、“於”、“曰”、“思”等，《诗经》中的一些句子如“乐只君子”、“曰父母且”、“曰既醉止”、“伊谁云从”、“云谁之思”、“何斯违斯”、“载好其音”，其风格皆是独特的，也不妨体现出一种“四言格调”。亦可举一些五言诗的例子，如嵇康《咏怀诗》“岁暮亦云已”、“载飞靡所期”、陆机《东宫作诗》“载离多悲心”、“思乐乐难诱，曰归归未克”、郭遐周《赠嵇康诗》“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张载《晋宗亲会歌》“於皇圣明后”、“式宴尽酣娱”、曹植《大魏篇》“式宴不违礼”等等，皆体现出一种既与纯用实字的五言诗不同、也与常用虚字相异的诗歌风格。

这些情形在更后来的诗人作品中也偶有出现，如张九龄《感遇》“岂伊地气暖”、杜甫《题张氏隐居》“之子时相见”、《九日寄岑参》“维南有崇山”、《苦雨奉寄陇西公兼呈王徵士》“式瞻北邻居”、《遣兴》“载驱谁与谋”等，但是数量并不大。

综上所述，四言诗这一诗体，从其悠久的“口头传统”至《诗经》文本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从《诗经》的文本出发，与西方史及与后世四言诗纵横比较，其远古的“传统”仍参差可见。而作为经典，《诗经》的原始创作方法久已逸失，后世对于《诗经》的大量的模拟诗却只在形式上对于四言诗的“传统”有所继承，因而毫无生气，最终导致其衰亡，并被新体四言诗和五言诗所取代。五言诗之形成，在其初期接受了四言诗的较大影响，尤其是在其虚字运用及句式方面，这也造成了部分早期五言诗中的“四言格调”。这种“格调”虽然是五言诗尚未成熟的标志，然而也是诗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后期五言诗从逐步不用特殊的虚字及其结构，到进一步舍弃虚字，仍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虚字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四言诗与五言诗之分野。无论是其形式的“传统”，或四言诗的特殊格调，以及后世四言诗和五言诗对于这一传统的继承，其核心都集中在四言诗的虚字及虚字结构上，所以，毫无疑问，四言诗是以虚字为其中心的，“虚字足句说”殊不足论。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4期，引用请据原刊。

文｜孙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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