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系列 | 印度：一枚硬币的两面，每一面都是真实的

文摘 2024-07-30 09:23 加拿大

印度，这个在中文互联网上总被人拿来“玩梗”的国家，近年来不断引起投资者的关注。无论读者是否从事金融投资行业，可能都对几个标志性的事件略有耳闻。

比如2023年4月，印度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再比如2023年12月，印度孟买证券交易所总市值成为继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的第四大市场，印度也是近两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GDP增速最高的国家。因此，国际上看好印度的声音层出不穷，甚至有国际机构预测印度将在未来几年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同时，伴随着印度股票市场在过去一年的优异表现，市场上关于印度的宏大叙事也在不断增加，这背后的主线是全球产业链的变迁与分散化。我们看到在近几年美欧发达经济体不断强调本土化和近端化，而印度虽然不像墨西哥拥有更贴近美国的地理位置，但它是一个可以较好的承接中低端产业链的备份选择，甚至有机构认为印度有望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此外，叠加印度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更偏西化，因此相较于我国有一个更加友善的外部环境，在这样的整体背景下，我们认为在当下关注和研究印度市场很有必要。

提到印度，我们总会想起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讲过的一句话：“印度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从哪面看都是真实的。” 坦白讲，在研究印度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让我们感受到“硬币两面”的冲突和矛盾感，这让我们在更客观、全面的理解印度的同时，也增加了整个研究过程的趣味性。

基本国情

我们首先看一下印度的基本情况：

印度曾于1757年沦为英国殖民地并长期被英国殖民统治，二战后，1947年被英国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同年印度独立。英语是官方语言之一，国家管理体制更加西化，印度人经常在国际上宣传自己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接壤，并在南部与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相邻，拥有5560公里长的海岸线，2023年面积与排名世界第七。

印度2022年GDP约3.4万亿美元，接近于我国2007年水平。

2022年，印度人均GDP约2400美元，远低于中国目前的12500美元，相当于2007年的中国。

印度2022年城镇化率不足36%，远低于中国的64%和印尼的58%，印度目前的城镇化率接近于我国2000年左右水平。

印度是一个民族、宗教多样的国家，几乎所有主要宗教均在印度传播发展，印度也因此被称为“宗教博物馆”，目前约80%的印度人信仰印度教，约14%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不仅如此，印度也是一个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深度交融的国家。

印度有100多个民族，其中印度斯坦族约占总人口的46.4%。

印度作为联邦制国家共有29个邦、6个邦联属地和1个国家首都辖区，GDP排名前五大的邦合计占比全国GDP的接近50%，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重要的经济邦基本位于沿海地区。

印度政体为联邦共和制，每五年进行一次国会选举，最主要的党派为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

印度国会为两院制，上议院为联邦院，下议院为人民院。人民院共计545席，其中543席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最多五年。

印度的行政最高长官为总理，现任总理莫迪自2014年当选后连任至今，并有望在今年获得再次连任。

人口

很多人看好印度的首要理由就是人口。

人口是影响宏观的重大变量。历史上，拥有人口红利的国家大多可以获得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当然，人口是一个“大而钝”的变量，它发生变化的速度虽然慢，但是变化一旦发生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相信读者对这一句话的理解都非常深刻。

印度在2023年4月超越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而且印度不仅人口总量大，年龄结构也非常好，印度的人口年龄分布呈上窄下宽的金字塔结构，15岁到34岁人群占比最高，整体分布与2000年的中国比较接近。如果看年龄中位数，印度约28岁，比中美年轻约十岁，比日本年轻约20岁。

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已经得出了“印度未来将充分享受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的结论，但别急，让我们看看印度人口这枚“硬币”的反面，因为决定人口优势的不仅仅是规模、年龄结构，还有人口素质等因素，大规模的人口总量未必一定转化为人口红利，反而可能面临众多约束。

但在讨论各项约束以前，我们想先聊一下印度的种姓制度，因为在我们的语境和宣传下，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讨论是比较频繁的，很多人认为种姓制度是造成印度目前人口问题，以及教育不平等的核心原因之一。

客观的讲，种姓制度在印度依然存在，但种姓制度对于人口要素的释放约束可能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强。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就在宪法中规定不同种姓之间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不允许存在歧视，经过70多年的变化，尤其是在年轻人口占比越来越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种姓制度在印度城市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低，除了婚姻以外的存在感并没有很强，但同时，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种姓制度确实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总体上，我们不认为种姓制度是构成影响印度人口红利释放的核心原因。

那真正构成对印度人口红利释放约束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印度整体的教育水平较低，成人识字率仅约74.4%（相当于我国1990年水平），也就是说印度还有三个多亿的成年人处于文盲状态。其中男性识字率约82%，女性约66%，印度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识字率上也有明确的体现。印度的成人识字率不仅低于中国的96.8%，甚至远低于印尼的96.0%、菲律宾的96.3%、泰国的93.8%和越南的95.8%，基本与较贫穷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及贫富差距的问题，印度内部教育发展也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条件较好的地区目前识字率已经提升至97%左右，而较差的地区到2020年仍有30%的成年人不识字。也正是由于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印度整体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印度的富人群体高等教育入学率是穷人群体的13倍，这种教育不平等会大大约束普通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其次，在劳动力转化方面，印度的劳动力参与率仅有50%左右（低于我国约25个百分点），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只有20%出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45%，中国的人口红利背后离不开性别红利），居全球末尾，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印度人口红利的释放。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印度15-29岁人口中不在雇佣、教育或培训的比例常年高于30%，如果我们用青年失业率指标作为对比，2022年我国的青年失业率约13.2%，远低于印度。

本质上，除了性别不平等等因素以外，印度的产业结构是造成劳动力转化低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会详细展开。

中国近年来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但不仅是东亚国家们随着收入水平的改善有低生育意愿的问题，其实印度人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想“生”。印度的人口增长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下降，到2022年人口增长率降至0.68%，2021年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妇女在其一生之中所生育的子女总和）已经下降至2.0，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

同时，印度的生育水平在国内各个区域的分化是十分显著的，这也和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关系。印度北部的人口还在快速增长，但南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总数已经趋于稳定，甚至要面临老龄化的问题。整体上看，就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生育意愿较相对发达地区高，农村较城市高。

在政策层面，印度政府也一直试图干预人口的增长，因为人口的增长需要产业承接，否则人口不仅不会成为红利，反而可能是负担。

如果用“总抚养比”这一数据（老年人及少儿等受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越低越好）来判断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当国际标准总抚养比低于50%时，属于人口红利期。中、日的总抚养比的触底拐点分别1991年和2010年，预计印度将在2032年迎来触底拐点，随后开始上升。日本的总抚养比自下而上突破50%的时间在2002年，预计中国、印度将分别在2034年、2051年前后突破50%的分界线。联合国预测印度人口2050年后开始下降。

所以总体上，我们认为印度虽然在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上具备明确的优势，从目前发展的趋势看，印度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可能还会维持20-30年，但并不会长期存在。若想将“人口规模”更好的转化为“人口红利”是存在一定的客观约束的，需要印度持续解决包括教育不平等在内的诸多问题。

产业结构

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印度的经济呈现出比较“超前”的结构，或者说印度的发展是“跨工业化”的发展，印度走了一条和我们完全不同的路。

复盘历史，绝大多数经济体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通常是先从农业向工业转型，再逐步从工业向第三产业转型，服务业的比重慢慢提升，最后形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历史上，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大陆、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基本都遵循这一规律。

而不同于传统的升级路径，印度的模式非常“神奇”，它更像是直接跳过了工业化的阶段，直接实现了经济体系从农业为主导向服务业为主导的跳升。

从数据上看，印度在上世纪70年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就已经超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80年代以来，随着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印度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而工业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下滑；至202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经提升至52%左右，而制造业占比则不到15%。

那么印度是如何跨过第二产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的呢？

首先，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印度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47年印度才彻底独立。

受长期被殖民的影响，印度的国家管理体制、法律体系等都是英美体系，这也使得印度的精英阶层更加西方化，价值观和西方基本吻合。英语也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虽然口音重，但是印度与西方之间没有语言障碍，这些因素都为印度发展外向型服务业奠定了基础。

其次，虽然我们在前文提到印度的成人识字率较低，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度的精英教育是比较成功的。印度重视理工、商业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教育系统也与西方更加接轨，印度的高等教育教材与学术观点和西方体系贴近，且有相当比例的精英阶层选择在完成本科教育后赴西方留学，相信有过留学经历的读者都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广泛的教育与学术交流也是印度发展外向型服务业的前提。

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与欧美国家相比，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是印度能够发展外向型服务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是，当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少欧美发达地区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开始寻求将一些服务业外包给其他地区。

而故事的另一边，印度虽然在1947年建国后实行混合所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80年代后印度政府逐渐放开对国内私营部门的限制，吸引和利用外资，并继续鼓励出口，使得印度实际经济增速中枢从1965年-1980年的3.6%提升到1980年-1990年的5.8%，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速水平。

但进入90年代，印度对外贸易最大客户苏联解体，同时海湾战争导致的油价猛涨，使印度面临了能源进口压力剧增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应对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印度不得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了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包括降低关税、利率自由化、开放对外投资等措施。

所以在这一时期，内外因素叠加在一起，印度成功抓住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机遇，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医药、财税和咨询等服务行业，使得印度的第三产业在上世纪90年底进入发展快车道，至此之后，欧美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趋势推动了印度服务业迅速增长，并成为其经济的支柱产业。

在外向型服务业发展的初期，印度通过客服外包业务获得欧美认可。除了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外，印度还拥有英语优势以及和美国仅有半天的时差，正好能够承担起远程售后服务，尤其是夜间远程客服的功能。

之后随着全球软件产业的发展，印度又成为了软件外包代工的首选之地。印度政府也从多方面入手支持与推动产业发展，政府加大了对相关行业技术人才的教育投入，尤其是发展职业教育培训，向软件产业输送足够的人才。此外，政府还对软件贸易实行免税、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支持政策，使印度成为了数据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客观的讲，直到当下，尽管服务业已在经济中占了最大的比重，但印度的服务业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速水平，是印度经济的核心驱动力。2022年，印度GDP同比增长6.5%，其中服务业拉动了超过4.8个百分点。

于是我们看到了印度的IT外包、软件、仿制药等行业的迅猛发展，但在服务业相对发达的背后，印度产业结构这枚“硬币”的反面又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印度跨过第二产业，直接发展第三产业的模式会有哪些问题：

一方面，对于一个经济体的而言，成熟的工业体系可以起到承载就业和提高更广泛群体收入水平的作用，而单纯依靠发展软件等外向型服务业能够承载的就业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也就带不来更广泛的居民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当一个经济体的产业与国际产业链高度融合时，它对外的依赖度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印度的经济增长和全球高度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印度自身的经济风险。

而这些问题又和上文我们在人口部分所提到的一些问题息息相关，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当这些生产性服务业创造就业与财富的能力有限时，大量新增劳动力，尤其是那些相对低素质的劳动力难以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释放出来并进入劳动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印度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体在从事第一产业。

到了2018年左右，印度农业吸纳就业的比例依然超过40%，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印度的农业增加值占比，表明农业单位的产出效率低下。

同时，大量离开农业的劳动力由于没有足够的第二产业承接，以及受到教育环境和劳动力素质的限制，绝大多数人很难去到信息技术、仿制药等三产部门，更多的去往了第三产业的低端部分，比如修理服务、小商品贸易、餐饮等，这也进一步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和劳动力素质提升缓慢等问题，还会抑制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

本质上，直接跨过第二产业的模式对于人口究竟是红利还是负担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我们在印度的人口部分所看到很多问题的形成，与印度多年来发展出的产业结构是高度相关的。

那在历史上，印度为什么没有很好的发展第二产业呢？

其实在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也曾试图以工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印度在上世纪60年代就形成了一套以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为支撑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印度虽然在政治上选择了议会民主，但是在经济上政府干预的程度很高，所以在当时由于政府过度管制导致的低效率、腐败问题普遍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利益集团与混乱的民主政治等因素叠加在一起，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印度在发展第二产业时，受到了来自于人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的限制与约束，导致印度工业发展效率远远落后于同期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也是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同时选择了外向型服务业为发展方向的核心原因之一，而第三产业受到印度原有政策、制度、环境的约束较小，发展的机会相对更好。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印度在发展第二产业时面临的种种约束，比如对于“人力”而言，除了前文提到的劳动力素质等问题，印度严苛的雇员限制政策也约束了企业的规模，而一旦企业规模起不来，必然导致发展第二产业的难度显著提升。印度劳动法规的核心是1947年颁布的《工业纠纷法》，其中规定当雇员人数超过100人时，企业解雇工人必须取得当地政府的同意，虽然在随后多年的改革中，这一数量提升至1000人，但无论如何，这些限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思路，很多企业通过减少雇员或者发展非正式雇佣关系以保持较小的规模从而避免政策限制。直到现在，印度依然有超过80%的企业雇佣人数少于8人。

除此以外，印度的劳动法也明确规定了包括每日、每周最高工作时长等，叠加印度强大的工会体系，历史上印度政府几次想要放松对劳动法的执行，但都因劳动组织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目前只有部分邦调整了此前的劳工制度，情况虽然有些改善，但依然没有足够好的发展土壤，这些因素显然对于发展第二产业有着负面的作用。

其次，发展工业化也必然离不开“土地”，但印度的土地流转同样对发展第二产业有一定的制约。半开玩笑的讲，印度形成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它在独立后没有进行彻底的“土改”有一定的关系。

1894年印度出台的《土地征用法》规定政府可以出于公共目的征用私人土地，但必须进行赔偿，经过多年来的数次修改，到2013年，印度国会通过了新的征地法，核心内容包括：

政府出于公共目的征地的范围仅包括国防和基础设施建设；

出于公共目的的征地必须取得80%的被影响人同意，公私合作项目不低于70%；

城市征地补偿标准为市价的2倍，农村土地甚至可达市价的4倍，同时失地农民还可以得到长期的安置补偿。

新的法案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征地的难度和成本，这也对印度发展第二产业形成了阻碍。

而与土地流转息息相关的自然是基建，基建对于发展制造业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提到中国制造业优势的时候，都能够理解政府过去多年在基建领域进行投资所起到的作用，因为决定制造业优势的不仅仅是人力成本与劳动力素质。

对于中国、印度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型经济体而言，完善的基建配套不仅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是发展现代制造业、形成产业集群的必要基础。

但客观的讲，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比较落后的，印度虽然已经是全球公路里程数第二长的经济体，但其中70%是农村土路，难以承载货运功能，同时，印度并未发展出强大的港口群，尤其缺少深水港，使得其超过 30%海运还要依赖外国港口如新加坡等进行转运。

而基建不仅仅包括交通物流，一个稳定的能源供应体系也是发展制造业的基本前提，但印度的能源对外依赖度极高，包括石油、天然气、铜、铅、锌、金等矿产资源都严重匮乏，而正是受到煤炭进口依赖度高、电力系统制度复杂、输电损耗较大等因素影响，印度目前仍难以给制造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廉价的电力供给。尽管近些年来，印度政府在扩大电力供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供电紧张甚至停电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2021年印度的人均用电量大约为越南的3/5、中国的1/5。

当然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与透明度更高的政企关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来看，印度近些年的综合指标有所改善，已经略好于越南、印尼等国，不过印度的整体排名还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3位，而且在开办企业的审批、财产登记（企业获得产权保护程度）、纳税、执行合同（商事司法水平）等环节，印度的排名都在100名以外。

相信读者也都对过去几年中印双边经贸关系的波折，以及中国企业在印度面临的政策风险有所耳闻，这些问题都让外资企业对赴印投资持有一定的疑虑。

最后，政府与政策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在2014年莫迪上台之前，印度长期处于两党轮流执政的状态，但两党对于对外开放、本土保护等议题的意见分歧是比较大的，这就导致一些政策的连续性不强，在延缓印度对外开放步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外资的信心。

另一方面，复杂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也制约了改革的进程，“央地博弈”这个词对于印度同样适用。上文我们提到了印度电力供给不稳定制约制造业发展的问题，但这背后也和印度复杂的电力系统有一定的关系：参与印度电力调度的包括全国调度中心、5个地方调度以及29个邦各自的调度中心，但由于电力事务属于中央和地方共管，各邦并不服从中央调度管理，因此输配电损耗就比较大，且区域间无法有效互补。

类似的问题不止发生在电力系统，根据印度宪法，联邦制下的中央和地方在一些事务上各自有着排他的管辖权。比如邦级议会在农业、土地、矿山等61项事务上享有排他管辖权，在这些事务上中央无权进行直接干预，因此一些相关的事务改革也常常受到限制，推行缓慢。

但很多问题的解决在2014年莫迪上台、连任，并有极大的可能再次连任之后，尤其是印度进入了一个强人政治的背景下，让市场形成了更加乐观的预期。结构性改革和要素释放是目前市场对于印度最重要的宏大叙事，这个预期对于判断印度未来经济发展前景的重要性甚至远高于人口因素，我们看到乐观的投资者认为印度正处于2000年左右中国的状态，并在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将有望迎来10-20年的快速发展期。

因此，对于莫迪所引领的印度改革究竟会起到多大的效果，是我们判断印度未来增长的核心，我们会在后文详述。

国际贸易与财政收支情况

想要充分的了解一个经济体，自然离不开它的国际收支情况，印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构成了“硬币”的两面，而经常项目下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样构成“硬币”的两面。

经常项目方面，印度的商品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而服务贸易则凭借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了持续顺差，但总体的商品与服务净出口仍处于逆差状态，这不仅不利于积累资本和外汇储备，也造成了高负债率和财政赤字等问题，对政府的投融资形成一定制约的同时也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

但是，印度相对强劲的资本项目顺差改善了印度的国际收支情况，得益于相对强劲的经济基本面，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下的外资净流入是印度的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

在资本项目下，由于经济增长较快，加上政府持续加大开放力度，近年来印度FDI净流入规模也是不断扩大。从数据上看，在2016年之后全球FDI流入量都有所下降的趋势下，海外经济体对印度投资的兴趣反而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印度的FDI流入量持续上涨，尤其是在2022年逆势扩大。对印度FDI贡献最高的是美国，尤其在2020年之后，美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占比显著提高，达到12%。行业层面，服务业仍是资金主要的流入领域（2022年服务业FDI流入占比约60%）。

具体集中在计算机服务、金融服务、通信服务、零售与批发贸易等板块，现代服务业仍是主导。而对于制造业，FDI较多流向了印度政府大力支持的制造产业，如汽车、制药、新能源产业等。

而在经常项目下，在商品贸易方面，2022年印度前五大出口地分别为美国、阿联酋、荷兰、中国和孟加拉，占比分别为17.4%、7.0%、4.8%、3.4%和2.7%，前五大进口地分别为中国、阿联酋、美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占比分别为13.8%、7.5%、7.0%、6.5%和5.9%。从产品结构上看，印度出口商品占比前五的是石化产品、珠宝、药物制剂、钢铁和通信设备，而进口商品前五的是原油、煤炭、石化产品、黄金和珠宝。

本质上，印度能源的高度对外依赖是造成它贸易持续逆差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有人提出“印度存在人口与资产结构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这一观点的核心原因。

虽然印度境内有着较为丰富的铁矿石、铬铁矿、铝土矿、石膏等矿石资源，矿产品出口量大，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印度的石油、天然气、铜、铅、锌、金等矿产资源严重匮乏，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需要从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大量进口。其实这也是印度在意识形态上更偏西方，但在贸易上和俄罗斯甚至伊朗都保持相对不错关系的主要原因。

而服务贸易则得益于印度的人力资源、教育制度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抓住了发展机遇，实现了持续顺差。不过，和软件服务业的强势表现有所不同，印度的旅游、运输等重要的服务贸易发展缓慢。整体上看，虽然印度的服务贸易形成顺差，但依然难以抵消商品贸易的高额逆差，使得印度贸易整体处于赤字状态。

而赤字也使得印度的货币在1990年自由化改革以来持续贬值，兑美元从20:1上升至80:1。同时，印度也常年维持5%左右的CPI水平。

贸易赤字的另一边自然是外债问题，2021年印度对外债务达6129亿美元，而同期外汇储备总额约4980亿美元，存在一定压力，且利息占财政收入比例接近25%远超中美，这些对于印度的财政和债务扩张形成一定的制约。

财政赤字方面，2020年以来印度政府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6%-7%，到2022年底印度的政府部门杠杆率约83%，如果不考虑隐性债务，印度的政府杠杆率水平略高于我国的78%。

不过，在居民部门，我们看到印度的居民杠杆率基本稳定在40%的水平，相当于2015年前后中国的状态，而目前我国的居民杠杆率已经来到60%-70%，从这个角度看印度居民加杠杆的空间还是客观存在的。

政策与改革

前文提到，目前资本市场对于印度最核心的宏大叙事就是“结构性改革和要素释放”，核心看点在于印度能否通过包括“印度制造”在内的一系列刺激与改革实现战略目标。

关于改革的讨论要回到2014年，其实在那之前印度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发展工业的必要性，而在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以来，更是接连推出多项配套激励政策来加速当地制造业的发展。

回顾印度在莫迪上台之前的政治环境，虽然印度在1991年就推行了经济自由化改革，但一直到莫迪上台之前，印度都是由少数派政府、中左或中右联盟组成，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单独执政，这就在政策的推动和施行层面造成很大的限制。而在2014年，莫迪领导下的印人党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单独执政的资格，随后在2019年的选举中，印人党维持了在印度人民院过半数的议席，获得了单独组阁权，莫迪也执政至今，而且今年莫迪有望再次连任。莫迪开启了强人政治时代，这也为印度一系列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从2014年莫迪上台以来，他就在人力、土地等领域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涉及到农民、工会、国企等利益方，立法往往需要耗时数年才得以通过，莫迪甚至也曾一度放弃对土地法的修订。同时，由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共管的领域，比如劳动关系、土地征用等改革的核心事项，中央层面的立法固然重要，但各邦在实际政策落地时有很强的自主权，因此直到莫迪政府逐步获得了对于邦一级行政权的掌控，相关政策的成果才逐渐从中央立法向地方政策落地进行过度，客观的讲，虽然莫迪已经上台十年，但很多改革的效果在近年来才刚刚开始显现。

比如在人力方面，莫迪政府先后在2019和2020年通过了劳动法新规，核心变化包括：允许拥有超过300名工人的企业在未经政府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解雇工人或关闭工厂，工人罢工需要提前告知的时间从2-6周延长至60天，废除禁止女性上夜班的规则等。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印度各邦加快了劳工制度改革的推进节奏，部分邦已经将每日工作时间上限从8小时提高至12小时，部分邦允许新成立的企业在1200天内不遵守绝大多数劳动法规。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莫迪政府虽然在2015年试图修订法令，放松原本《土地征用发》关于土地征用目的、同意及补偿标准等方面的限制，新法令虽然在人民院得以通过，但并未在联邦院闯关成功，在两次延期无果后，莫迪只能宣布新法令失效。但这不代表莫迪政府完全放弃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由于地方邦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因此莫迪政府尝试绕过议会，直接让那些支持征地改革的邦进行立法从而达到改革的目的。因此，虽然中央层面的征地法限制尚未解除，但土地问题在部分邦的层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此外，莫迪政府也在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同时，通过放开投资领域、放宽准入条件等措施积极吸引外资。

除了制度改革以外，莫迪政府也推出了多项产业政策，也精简、优化了行政流程，包括：

2014年，营商便利制度：印度政府通过监管改革计划，旨在改善营商环境，包括简化公司注册流程和降低注册门槛、改善施工许可证办理流程、改进海关工作流程促进贸易等。

2015年，阶段性制造业促进计划（PMP）：旨在推动手机产业生态的发展，按照整机装配、配件制造、普通器件制造及高价值器件制造的顺序进行布局，2015年该计划进入第一阶段，印度政府主要采取关税豁免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建厂，2017年该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印度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进口整机和零部件的关税征收，旨在提升产品附加值，从而推动产业本土化发展。

2016年，印度创业：截至2023年，政府简化了57条对于初创企业的法规、为企业提供创业的虚拟孵化平台和信息门户。

2020年，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PLI是一种与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旨在鼓励企业增加国内生产的产品销售，以达到提升大规模制造能力、进口替代和出口增加以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

2021年，国家单一窗口系统：该数字平台能简化开展和经营业务所需的批准和许可流程，通过整合中央各部委和各州政府提供的服务，在单一窗口机制的基础上，为投资者、行业和企业提供高效便捷、透明综合的电子服务。

2021年，国家基建总体规划：建立相互连接和多方联运的系统，在公路、铁路、水路、电信等基础设施项目之间实现整合和协同作用，以推动总体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不同部门和行业的发展需求和物流支持。

截至2023年，印度已推出总计超2万亿印度卢比的产业激励计划，覆盖13个关键制造生产行业，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无人机及零部件、化学电池、白电、电子制造、食品加工、医疗器械、光伏、电信等行业，补贴期限多在五年及以上。

同时，为了打造以半导体为基础的全球电子制造中心，莫迪政府在2021年底又提出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投资印度发展相关产业。

从这些政府鼓励发展的行业中不难看出，印度政府寄希望于直接切入相对高附加值的板块，从而能避过传统环节的短板以实现“弯道超车”。

但实际上，印度各项产业政策的落地效果存在分化，在某些领域，比如汽车和电子，确实形成了一些较大规模的投资案例并将在未来带来产能落地，但也有些领域比如芯片行业，补贴计划在实际的推进中遇到了一定的挑战，很多原本预期的投资并没有实现。

如果我们看制造业整体的情况，早在2014年莫迪就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并于2019年更新为“印度制造2.0”，设定到2022年（随后延后到2025年）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提高到25%的目标，但改革至今成果并不显著，印度2022年的制造业占比反而低于2014年，从16.3%回落至14.7%，也就是说印度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依然主要依靠服务业拉动，而不是制造业。

包括出口数据，在莫迪上台之前印度在全球的出口份额约1.5%，2023年提高至1.8%，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幅度并不大。同时，如果我们看一些细分领域，比如智能手机，虽然印度成功实现了从逆差转为顺差，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主要承接的还是最低端的拼装、组装环节，除了充电器以外的其他环节依然是贸易逆差的状态，而反观中国大陆除了集成电路以外都是贸易顺差状态。

所以在改革层面，我们认为一方面，随着莫迪执政时间的延长，以及莫迪政府对于中央、各邦的控制力的增强，相关的改革推进及实际落地情况将逐渐有所体现，但另一方面，我们认为也不应该“神话”印度的改革与增长，一些固有、复杂的问题会使得印度结构性改革的难度较大，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不同政治制度、执政体系下改革推行的困难度差异。

总结

总结来看，虽然我们看到印度的很多领域和我国2000年-2007年确实比较类似，我们在那时也是实现快速工业化，并且逐步形成全球竞争力的阶段，同时由于加入WTO以后的助推，经济发展一路向上，所有宏观指标持续向好。而印度虽然在当今全球供应链变迁的大叙事下，凭借着和西方更接近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有一个承接产业链转移的机会，印度政府也推出了各项制度改革和产业政策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但一些固有问题的解决尚需时间。

中性假设下，我们认为印度未来数年依然可以保持一个5%-7%的实际GDP增速中枢水平，再加上通胀的因素，名义增速可能在高个位数到双位数之间，这依然是一个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绝对领先的增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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