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读经典｜加缪《局外人》（三）

跟死亡和解

在《局外人》的结尾，默尔索和死亡、和自己、和母亲一一和解：

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似乎理解了她为什么要在晚年找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又玩起了“重新开始”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重新来过。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

其实默尔索在葬礼上没有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还不能原谅他的母亲。他认为母亲的行为是对父亲的背叛，现在他理解了，也就原谅了。正是因为母亲在养老院感受到了解脱，不用在乎别人是怎么说的了，该爱就爱该恨就恨，所以她准备重新来过。

加缪在这一段中揭开了谜底，母亲是小说的核心。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只有理解了母亲的他可以哭。接着他也和世界和解了：

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善始善终，功德圆满，为了不感到自己属于另类，我期望处决我的那天，有很多人前来看热闹，他们都向我发出仇恨的叫喊声。

“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这句话恰好回应了《西西弗神话》的最后一句。现在，默尔索希望自己处决的那一天，人们都向他“发出仇恨的叫喊声”。因为这样就表明他们是正常的，他们爱着自己的母亲，而默尔索因为不爱自己的母亲，所以被判处了死刑。

小说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一切都刚刚好。

阳光与阴影的交织

如果对加缪感兴趣，希望全面了解一下他，可以读读法国文学专家郭宏安的《阳光与阴影的交织》一书，这本书由作者关于加缪的论文结集而成，其中对加缪的解读非常准确。他说：

在阿尔及尔贫民区长大的这位法国移民的儿子加缪却对贫穷有另一种体验和认识。他贫穷，穷到没有一张写作业的桌子，然而他骄傲，因为他能在阿尔及尔的阳光下畅游于地中海的怀抱中。当病魔企图从他年轻的手中夺走这不费分文的幸福时，他愤怒了，也清醒了。他看到了一个阳光与阴影交织着的世界。他站在这个世界上，他一生艰难的足迹都深深地印在这个世界上。他虽然不相信“太阳之下、历史之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但是他确信“历史并不就是一切”。这种独特的体验和认识，后来造就了文学家和思想家阿尔贝·加缪。

正是因为在地中海的怀抱中长大，所以加缪所接受的哲学是古希腊的那个地中海哲学，是平衡，是和谐。所谓病魔就是肺结核，加缪终其一生都受困于他的疾病——肺结核。在当时肺结核的死亡率很高，不过加缪幸运地活了下来。所谓阳光就是地中海的阳光，阴影则是病魔。虽然加缪并不盲目乐观，但他相信“历史并不就是一切”，虽然历史把阿尔及利亚完全碾压过去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是大势所趋，法国人也纷纷离开了阿尔及利亚，但他相信这个宏大的历史并不代表一切，人们不能否认其中存在的像他这样反对暴力革命的人道主义者。

郭宏安说：

“当他于195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人们说：“就个人来说，加缪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虚无主义，他严肃又严厉的沉思重建起已被摧毁的东西，力图使正义在这个没有正义的世界上有其实现的可能，这些都使他成为人道主义者，而这个人道主义者没有忘记地中海岸蒂巴萨耀眼的阳光向他指明的希腊美与均衡。”

所以加缪是个艺术家，也是个思想家。

在1951年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就说了：“我在写西西弗神话时，就已经考虑到我后来写的关于反抗的论文了……”这就是《反抗者》。对于了解加缪的思想而言，这本书比《西西弗神话》更重要，因为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的加缪哲学——反抗哲学：“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加缪追求一种“高贵的风格”，一种蕴含着人的尊严和骄傲的风格。他指出：“最高贵的艺术风格就在于表现最大程度的反抗。”

一、给予最大程度的反抗以适当的形式；

二、通过纠正现实而获得真实；

三、适度而含蓄的风格化。

这个反抗哲学跟暴力革命不一样，加缪反对暴力革命，但还是要反抗，反抗意味着渐进的社会改良。因为暴力革命很容易滑入革命恐怖主义。

战后加缪又写了《鼠疫》一书。对于这部小说，我们只需要抓住一点，那就是鼠疫在这里隐喻的是法西斯，而且是不同形式的法西斯，除了德国的法西斯，还有日本的、意大利的，甚至还有法国的。讲鼠疫的扩散就是在讲法西斯是怎么在社会上扩散的。而阻止它的方式就只有反抗。

对于《局外人》，郭宏安说：

“荒诞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为“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

于是，人们把默而索视为西西弗的兄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所以这个小说是用来阐述荒诞哲学的，而不是用来批判司法体制的。

《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说，它以自身的独立的存在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们，是因为它迫使我们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是晦涩的，还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还是不可理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还是分裂矛盾的？

上面这四个问题就是法国高考最喜欢考的问题。有一年的法国高考，考的是自杀是不是一个人的自由，这就有些难度。这些问题并不好回答。关于第二个问题，在存在主义看来，这个世界是不可理喻的，绝大多数的人的行为不是出于理性的，而是出于非理性的。关于第三个问题，加缪则已经回答了，西西弗是幸福的，但为什么又是痛苦的呢？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这个一次性带来了悲剧性。关于第四个问题，按照道家的观念，人和自然的关系当然是和谐的，但是有一些人为的事情让它不和谐了，所以要回归和谐。

郭宏安认为：

默尔索不仅是一个有着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还是个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他最后拒绝进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标志着一种觉醒：他认识到，“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默而索是固执的、不妥协的。他追求一种真理，虽死而不悔。

默尔索是在监狱里获得荒诞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诞之中而浑然不觉，是一声枪响惊醒了他，是临近的死亡使他感到对生的依恋。于是默尔索成了荒诞的人。局外人就是姓荒诞的人，像那无休止地滚动巨石的西西弗一样，敢于用轻蔑战胜悲惨的命运。而加缪说：“应该设想，西西弗是幸福的。”

1957年，加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一，只有44岁，本来正是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加缪在获奖后的演讲中说道：

作家的职责，就是团结大多数人民。他的艺术不应屈服于一切谎言和奴役；因为无论谎言和奴役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终将陷于孤立。不论我们有多少弱点，但我们的作品的崇高之处，我们作品的价值，永远植根于两项艰巨的誓言：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努力反抗压迫。

这两项“艰巨的誓言”，就是需要我们不断重读加缪的重要原因。

作为这个腐败历史的继承人，我们这一代必须从否定自我出发，在内心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在这个濒临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境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知道，当我们与时间疯狂的赛跑的时候，应该重新调和劳动与文化，并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携起手来，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遵守的誓约。

“腐败历史”就是指两次世界大战，而人与自然共同遵守的誓约，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就是战争，为了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不断地反省二十世纪的教训，不断地重读二十世纪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