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Hu Yangxiaoxiao 胡阳潇潇
第三方资助自2016年进入中国视野，目前已被多家仲裁机构纳入仲裁条款
诉讼成本高昂、跨境维权困难，是第三方资助机构重点关注的市场痛点
受访专家 AN INTERVIEW WITH
*按机构英文名称首字母排序
张 志
鼎颂商事争议解决支持平台，创始人
傅 彤
厚助投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刘志聪
Omni Bridgeway
新加坡投资经理及高级法律顾问
第三方诉讼资助概念自2017年进入亚洲法律市场实践，标志性事件是香港、新加坡相关规则的设立。2017年3月，新加坡首先通过《2017年新加坡民法（修订）法案》，规定允许使用第三方资助及其范围；随后的6月，香港颁布《2017年仲裁及调解法例（第三者资助）（修订）条例》，也宣告了第三方资助在部分争议解决程序中的合法性。
根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唐琼琼的一篇文章，第三方资助的定义是纠纷解决案件当事方以外的第三人向一方当事人提供经费支持，待被资助人赢得案件后，资助人按照约定获取判决或裁决应得金额的一部分；如果未能赢得案件，其无需向第三方支付费用。
这一新概念在亚洲落地的同时，中国的相关研究和实践也在萌芽之中。
2016年，张志在一次国际会议中听到第三方资助的概念，“觉得非常有趣，这是律师服务行业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变革”。他和团队开始对中国法下的第三方资助展开研究，并在深圳前海注册成立了鼎颂商事争议解决支持平台。2017年，鼎颂创立法律资本高峰论坛，推广第三方资助概念，并开始了对第一批案件的资助，“可以说中国内地的实践和新加坡、香港是同步的”。
在中国市场做第三方资助，张志认为解决的最大痛点在于诉讼成本较为高昂、大量中小企业及个人无力寻求司法正义。“诉讼成本包括律师费、诉讼费、专家费、鉴定费等，通常占到标的额的10-15%，但社会对维权费用的支持相对空白。第三方资助是很好的平台，链接了资本投资诉求和社会司法需求。”
傅彤是厚助投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2022年，包括她在内的多位大型企业总法律顾问、资深律师、仲裁员共同创立了第三方资助平台厚助。谈及初衷，傅彤坦言源自她此前多年担任中国行业巨头企业总法律顾问时的争议解决工作痛点。“当时我们遇到一些高胜算案件，但业务部门缺乏预算和担心败诉又额外支持不愿启动司法程序，如果当时有第三方资助借入，局面可能会很不一样，我切实感受到市场上的强烈需求。”她说。
因此，成立两年以来，厚助的客户已经包括了众多国央企、金融机构、投资机构，“我们借助资深的创始人团队和专业的专家网络，为客户量身定制符合需求和预算的整体解决方案”。
Omni Bridgeway（“OBL”）是一家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第三方资助公司，新加坡、香港市场开放后，OBL迅速在两地开设了办公室。刘志聪是OBL驻新加坡投资经理及高级法律顾问，他回忆道：“香港市场开放后，开始有越来越多第三方资助机构参与中国相关案件，最初是在香港或新加坡的仲裁案件，后来延展到中国内地的争议案件。”
过程中，OBL有幸参与到中国市场的开创性案例之中。例如2021年国银公司和瑞丽航空在贸仲的仲裁案中，OBL提供了资助，但“被资助人胜诉后，被告试图在北京、无锡两地法院挑战仲裁裁决，原因之一就在于本案有第三方资助机构参与”——两地法院最终未予支持，这也是中国首个关于仲裁第三方资助的司法审查案例。
涉外案件需求凸显
过去两年，伴随案件资助经验不断积累，加之厚助创始团队的涉外法律服务背景、中国客户不断增强的相关需求，傅彤告诉ALB，厚助很快聚焦到了对跨境争议解决的支持上。
“伴随中国持续对外开放和鼓励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参与日益加深，这对企业跨境合规综合建设和风险防范化解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客户在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傅彤观察道。
与此同时，跨境争议解决对许多中国企业及其法务团队来说，仍旧有着类似“开盲盒”的挑战。“企业对境外程序和诉讼成本不了解，对跨境案件程序、律师选择等也缺乏关键决策信息，此外许多跨境争议解决由于成本高昂而被迫悬置，而这些都是第三方资助机构能够协助解决的问题。”
刘志聪对此有着类似观察。他说，OBL已经和中国许多产业领域客户——包括国有企业——进行过合作，其中不少涉及到境外程序。“中国企业在境外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当投资出现问题、合作方关系恶化时，企业往往会面临很大挑战。”
“一方面，境外诉讼/仲裁的成本可能非常高昂；另一方面，中国客户经常担忧相对方的支付能力——尤其当相对方来自中东、非洲、拉丁美洲或其他发展中地区。最近越来越多中国客户开始询问在境外执行判决/裁决的情况，对此OBL也能够提供服务。”刘志聪说。
全链条服务能力
实际上，第三方资助机构往往拥有法律背景的创始人，以案件资助为切口，借助对法律行业的深刻了解，这些机构也在不断扩充自身的服务链条。
张志告诉ALB，以鼎颂为例，其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几块：首先是请领域专家对待投资案件进行评估，即提供案件咨询服务；其次是以风险资本方式引入资助；第三是协助对接合适的律师资源、确定诉讼方案，并根据案件进程调整策略；第四是提供全程案件管理服务；最后，判决或裁决胜诉后协助客户执行，“第三方资助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现代服务”。
傅彤坦言，吸引她进入第三方资助领域的另一个要点恰恰是资助机构能够提供的中立和专业视角。“做总法律顾问时曾遇到不少难以决策的重大案件，互联网3Q大战3B大战时非常希望寻求到客观权衡利弊的专家意见——这成为我对第三方资助产生兴趣的很重要的基础。”
目前，厚助提供的服务同样包括前期的案件评估、律师选择、策略制定；中期的案件管理；后期的执行等。在各个环节，厚助都能够调用丰富的专业资源，为当事人提供傅彤当初希望听到的“中立的专业意见”。
傅彤观察道，案件资助以外，中国客户目前对三个领域的延展性服务需求强烈。一是跨境案件服务，除了上述常规内容，厚助还在帮助客户对接境外律师、了解境外流程、协调境内外法律程序衔接，甚至与境外其他资助机构合作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二是境外前期风险防范。“许多案件之所以棘手，根源在于境外投资时的尽调、合同、合规出现了问题，与其‘亡羊补牢’，我们希望帮助客户在前期把‘栅栏’扎紧。”
第三则是境外执行。傅彤告诉ALB，厚助搭建了调查机构伙伴网络，帮助客户做执行策略规划，查找资产线索并协助完成不同司法辖区判决和执行程序的衔接。目前，厚助可以针对执行部分单独提供资助，例如在过往案例中，一家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对被投资企业实控人享有数亿元人民币债权，但实控人及其资产都转移到了海外，“我们承担了前期费用，在全球范围内调查债务人资产分布，有针对性地启动追收程序，最终锁定了债务人在北美的有效可执行资产，启动了资产冻结、承认认可裁决和执行程序”。
存在多重挑战
作为一项创新服务，第三方资助在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多重挑战。
张志告诉ALB，在中国法语境下，第三方资助适用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在法律层面不存在障碍。过去七年的实践中，法院、仲裁机构对第三方资助也采取了宽容态度，并且“经过多年推动，许多仲裁机构已经在仲裁条款中引入了第三方资助条款，包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CIETAC)、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BAC/BIAC)、上海仲裁委员会、海南国际仲裁院等等”。
“鼎颂和其他资助机构也一直在推动行业规范的设立，围绕仲裁披露和仲裁员利益冲突、第三方资助和当事人诉讼权利区隔等议题展开了许多讨论。”他说。
不过，司法领域也确实存在着挑战，主要体现在争议解决的周期过长。张志坦言，作为一种风险投资，第三方资助对于投资周期比较敏感，“最初我们将一个案件，尤其诉讼案件的投资周期设定为3年，但在实践中，尤其受到疫情影响，案件从诉讼到执行往往需要5-8年时间，这会对投资机构的现金流造成挑战”。
另一重挑战则来自受资助人。受到经济周期、企业诚信影响，加之中国执行回款没有监管账户的安排，鼎颂较为频繁地遭遇了执行回款后当事人拒绝按约定分配收益的情况。
厚助也观察到这一层面的挑战，傅彤告诉ALB，一方面厚助会将客户诚信度纳入前期案件评估流程，“我们非常谨慎，目前评估案件的投资比例约在5%”；另一方面，厚助处理较多的境外争议通常在执行时设置有监管账户，能够降低风险，对于所投的国内案件，则会在前期商务谈判中重点商议并约定回款路径。
厚助遇到的挑战则在于客户对资助服务专业性的认知度尚有缺乏。“伴随中国企业加快全球化进程，企业陷入的纠纷越来越复杂，一旦遇到多方当事人、跨司法辖区、多领域的复杂、综合性事件，就特别需要第三方资助机构协助拼出完整的策略版图。我们正在持续培育客户对于第三方资助机构专业力和专业资源的认知度。”
下一步发展
挑战虽有，但第三方资助机构对于该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保有信心。张志告诉ALB，目前鼎颂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了发展策略，案件投资比例维持在10%左右，其所资助的案件遍布全国，且有许多大型系列性案件，持续践行着“用资本让情怀落地”的初衷。
傅彤则分享道，目前厚助资助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境外投资纠纷、境外追债、境外股权纠纷等领域，伴随经济调整阶段争议爆发较多，“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是挺快的”。
“第三方资助1990年代在欧美出现，迄今已经有30余年，目前全球共有不到一百家资助机构，其中包括6家上市公司。这个市场在中国刚刚起步，其前景值得期待。”她说。
OBL的刘志聪也抱持相同看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任何生意来说都是重要的市场——第三方资助也不例外。”
“而且，伴随中国企业的脚步遍布全球，他们难免会遭遇争议，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中，企业必须管理争议解决相关风险和支出，此时第三方资助资助会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他说。
**本文同时刊登于ALB中国版杂志2024年1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