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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发：汪昊，张俊飚. 非农就业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及其持续性的影响——以炊事清洁能源消费为例[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03)：163-184.
确保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已经在2015年被联合国列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户仍普遍使用秸秆、柴草和煤炭等非清洁能源。中国农户仍未完全摆脱柴草和散煤等非清洁能源，2021年，中国居民消费了约2.6亿吨散煤。长期使用秸秆、柴草和煤炭等非清洁能源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中颗粒物浓度增加，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长期室内污染会增加农户结核病、肺癌和呼吸道等疾病发生的概率。在此背景下，推动农村能源转型，对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农户清洁能源消费转型在现阶段面临多重挑战。首先，农户收入水平较低，难以负担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其次，农户环境问题认知水平不高，且多数农户受传统生活习惯影响，生活用能方式转变的意愿不强，能源消费转型阻力较大；最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后劲不足。政府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虽然能够短暂改变农户传统用能方式，但就长期而言，农户持续使用清洁能源的能力仍然不足。根据《中国散煤综合治理研究报告2021》数据，2018－2019年，北方地区按村统计平均散煤复燃率达到14%，有地区甚至高达36%。随着农村人口流动限制的逐步放松，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现象愈发普遍。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非农就业视角研究农户清洁能源消费问题，并且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一方面，非农就业能够提升农户收入水平，弱化农户使用清洁能源的预算约束；另一方面，非农就业通常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拓宽农户获取环境信息的渠道，提升农户环境认知水平，从而增强农户使用清洁能源的意愿。但现有研究，一是多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从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角度展开研究，但是该理论只能解释家庭的短期能源消费行为，不能揭示短期行为和长期行为的差异，忽视了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可持续性。二是主要从人口经济因素方面分析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机制，忽视了农户心理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农户心理因素会影响家庭能源投资决策，农户积极的心理能够增强家庭改善生活能源消费的意愿，提升家庭福利水平。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本文基于CFPS2016年和2018年的数据，分析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的影响，拓展了非农就业对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影响的研究，对既有研究形成补充。二是本文在评估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影响的基础上，从多角度验证了非农就业影响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作用机制，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第一，非农就业会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根据预算约束理论，家庭消费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制约，非农就业能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拓宽家庭消费的可选择集。而且随着家庭收入的提升，家庭个体的收入弹性随之增加，更愿意使用高成本但环保的清洁能源。此外，收入水平提高有助于提升家庭购买或更新燃气灶和电饭煲等厨房烹饪设备的能力，厨房烹饪设备升级为清洁能源消费创造了便利条件。第二，非农就业会减少农户可用劳动力数量，提升农户获取非清洁能源的机会成本。根据机会成本理论，个体的行为是理性的，为了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个体在进行资源分配时会评估不同选择的成本与收益，进而做出最优选择。非农就业会增加农户获取非清洁能源的机会成本。此外，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增加，通常意味着家庭常住人口的减少，常住人口减少会降低家庭能源消耗量，而减少的能源更多是非清洁能源。第三，非农就业会提升农户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水平。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环境、行为和人是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理论实体。人处于某种环境中会激发其人格能动性，从而反思过去的行为，把控合理的行为，承诺未来的行为。实现非农就业的家庭劳动力能够接触外部环境，有助于拓宽其视野，使他们体验城市或城镇的生活方式和人居环境，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户的环境问题感知程度。当这部分群体回到农村后，他们会反思过去的能源消费行为，并且在未来的能源消费中更青睐清洁能源。此外，当农户认识到环境污染会影响自身健康，增加呼吸道疾病甚至癌症的发生概率时，理性的农户将倾向于使用成本更高的清洁能源，以保持良好的家庭人居环境。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1：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非农就业主要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减少可用劳动力数量和提升农户的环境问题感知程度三个渠道影响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根据期望确认理论，个体在初次使用清洁能源后，会对使用清洁能源的成本、收益和使用便利程度等有一定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更为理性的持续使用清洁能源的决策，农户持续使用清洁能源的行为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农户当前使用清洁能源行为的延伸。非农就业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升预期收入的稳定性。家庭的清洁能源消费转型成本不仅包括能源消费费用，还包括清洁能源设备投资。根据跨期选择理论，农户购买清洁能源设备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农户当期收入，还受预期收入的影响。非农就业相比农业生产经营提升了预期收入的稳定性。二是发挥城镇居民的示范效应。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流动后，城镇居民的能源消费偏好、消费场景和能源使用政策要求等会影响农村劳动力。这会导致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能源消费观念、消费意识等潜移默化地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他们会不自觉地学习和模仿城镇居民的能源消费方式，进而将这种能源消费观念传递给留守家庭成员，实现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持续转型。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H3：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使用的是CFPS2016年和2018年个人和家庭层面的数据。剔除城市居民和存在数据缺失的农户样本，最终获得7900个样本，涉及3950户农户。样本覆盖中国26个省份198个县（市、区）的497个行政村。1.基准模型——多维固定效应模型。为获取非农就业影响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无偏估计量，本文控制了家庭的非时变特征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宏观经济因素，采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2.进一步分析的模型——Probit模型。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变量为0-1离散变量，为避免模型估计中的影像问题和进一步探讨非农就业对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的影响，本文采用二元Probit模型进行估计。1.被解释变量——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状况、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状况根据CFPS家庭问卷题项中受访者对“您家最主要用哪种燃料做饭？”的回答来定义。若农户在2016年和2018年均主要使用清洁能源，则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变量赋值为1，否则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变量赋值为0。2.核心解释变量——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用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占农户劳动力总数的比重）来反映家庭非农就业状况。3.控制变量。从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选取影响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变量包含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党员身份、户主受教育年限和户主健康状况等；家庭特征变量包含家庭本地常住人口数、家庭负担人口数、家庭总收入、能源消费支出、固定资产价值和能源价格等。4.机制变量。分别用家庭人均纯收入、可用劳动力数量和环境问题感知状况三个变量，检验上述三个作用机制。（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评估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状况的影响，本文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和各类固定效应。结果表明：非农就业能够推动农户使用清洁能源，家庭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农户炊事活动使用清洁能源的概率提升0.05个百分点，H1得到验证。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增加控制变量、调整样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
（二）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以消除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参考相关研究，本文将村庄中除样本农户之外其他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均值作为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的工具变量（以下简称“其他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估计结果表明。首先，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其他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与潜在内生变量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次，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F值为415.37，通过了Cragg-Yogo检验，说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最后，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状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估计系数为0.046。这证实了前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分析
1.考虑非农就业类型的异质性。非正规就业是一种劳动关系不稳定的、短期性的、季节性的和临时性的就业形式。但与正规就业不同，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不仅工资收入低、工作不稳定，而且劳动者通常缺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保障措施。本文考察两种不同的非农就业类型下非农就业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仅在正规就业组显著。
2.考虑家庭非农就业结构的异质性。中国农业生产模式主要以“男工女耕”为主，即在农村地区，男性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女性劳动力留在农村照料老人、小孩和从事农业生产。但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女性非农就业的概率逐步增加。在此背景下，本文探讨不同家庭非农就业结构下非农就业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在仅男性非农就业组和男女均非农就业组显著。
3.考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探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仅在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显著。
（四）机制分析
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提高了农户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而推动清洁能源消费转型；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对可用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说明非农就业显著减少了农户可用劳动力数量，有利于推动农户使用清洁能源；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对环境问题感知状况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农户更关注非农就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对环境保护的关注相对不足。综上所述，H2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
使用工具变量法所得估计结果表明，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农户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持续使用清洁能源的概率，H3得到验证。此外，本文构建了非农就业劳动力占比和收入变动情况的交互项，验证在农户收入变动下，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的边际影响如何变化。结果表明，随着农户收入增加，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的边际影响逐渐增强，且在统计上由不显著逐渐变得显著。
首先，非农就业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其次，非农就业对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在正规就业组、仅男性非农就业组、男女均非农就业组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更显著。再次，非农就业对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提高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和减少农户可用劳动力数量来实现。最后，非农就业能够提高农户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而且随着收入增加，非农就业对炊事清洁能源消费持续性的边际影响逐渐增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积极引导农户非农就业，增强农户清洁能源持续消费能力。例如政府部门可以依托县域经济、乡村产业发展，为农户提供优质就业岗位，开展区域间劳务协作，健全劳务输入地与劳务输出地对接协调机制，有序组织输出地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完善跨区域就业保障机制。其次，完善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逐步消除城乡、行业和身份等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健全完善农民工非农就业市场，为非正规就业劳动者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以促进该类群体使用清洁能源。最后，政府在推进农村能源转型过程中，应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因地施策，适当加大对欠发达地区清洁能源消费转型的政策支持力度，在资金、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