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日,五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蒋琳莉副教授为第一作者,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绿色低碳发展实验室主任何可教授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与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4期。农业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实现农业经济绿色增长的必要条件。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中,农药、化肥和农膜等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引致农业面源污染、土壤板结、生态失衡等问题,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对农业绿色发展进行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现阶段,中国农业发展正处在由粗放增长向绿色增长的转型时期,这场绿色变革将逐步从“攻坚战”转为“持久战”。在这一过程中,农业环境政策作为制度性因素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它能够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渐改变农户行为的边界约束,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进而影响农业发展路径。这正是推动农业生产绿色转型与实现农业经济绿色增长的微观基础。本文基于激励理论和认知理论探究不同类型农业环境政策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并在真实情境下开展田野实验进行实证检验。农业环境政策能否激发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若能,农业环境政策对农户技术扩散行为的作用机制如何?不同类型农业环境政策的影响是否相同?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摆脱当前农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小农户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促进农业经济绿色增长。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农业环境政策田野实验,在真实情境下检验农业环境政策对农户技术扩散行为的影响,为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第二,揭示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两类农业环境政策影响农户技术扩散行为作用机制的差异,为精准设计农业环境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一)概念界定
1.农业环境政策。本文将所探讨的农业环境政策聚焦于技术培训与经济补贴两类,前者是指通过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绿色生产认知,以智力支持引导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来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后者是指向农户发放绿色生产现金补贴,以财力支持促进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达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目标。2.农户技术扩散行为。考虑到技术受众在获取信息后并非立即做出采用决策,而是需要经历一个认知与学习的过程,本文将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分为农户对该技术的试用行为、采用行为与推荐行为,其中试用行为在前,采用行为和推荐行为在后。(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从激励理论来看,政府制定农业环境政策意味着建立一种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激励机制,其中技术培训和经济补贴这两类政策分别缓解了农户采纳新技术的信息约束和经济约束,为农户采纳新技术提供了智力和财力支持,有助于促进农户生产行为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认知理论视角,认为技术培训、经济补贴等农业环境政策所带来的外部激励能够通过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认知、动机等心理过程,进而使其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由此实现“农业环境政策→农户认知→农户行为”这一中介路径。1.技术培训对农户技术扩散行为的直接影响。在农户面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初期,由于缺乏权威的信息获取途径,农户的信息搜寻成本和技术采用风险偏高。技术培训通过现场技术指导,向农户提供了生物农药施用方法、环保特性、防控效果等信息,可降低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农户技术扩散行为。H1:技术培训会促进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试用行为、采用行为、推荐行为)。2.农户认知在技术培训与技术扩散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在农户认知中,生态价值认同反映了农户对生物农药的生态效益认知,环境责任意识表现为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主观意识和心理认知,自我效能感知体现了农户对获取生物农药信息与从事绿色生产的难易程度认知。技术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农户认知,因而参加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做出技术扩散行为决策的概率更大。H2:技术培训通过农户认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农户认知包含生态价值认同、环境责任意识、自我效能感知三个方面。3.经济补贴对农户技术扩散行为的直接影响。在新技术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农户采用生物农药可能会降低其经济收益:一方面可能增加农药投入成本,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也缺乏保障。为此,经济补贴可以缓解农户采用生物农药的经济约束,从而影响农户的技术扩散行为。H3:经济补贴会促进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试用行为、采用行为、推荐行为)。4.农户认知在经济补贴与技术扩散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相较技术培训而言,经济补贴虽不能直接提供生物农药施用技术信息,但农户作为生产者,具备从生物农药施用的生产实践中进行信息搜寻与“干中学”的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物农药施用决策风险。在这一过程中,农户基于自身生产实践获取相关信息与经验,可能对生物农药的生态效益产生认同感,逐渐形成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并增强自身掌握生物农药施用技术的信心。H4:经济补贴通过农户认知(生态价值认同、环境责任意识、自我效能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一)情景设计
为最大程度模拟政府政策实施情景,课题组与湖北省枝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合作,实施技术培训政策(以生物农药施用技术培训为例)、经济补贴政策(以生物农药购买补贴为例)和无配套政策3种推广方案。(二)实验区域
在枝江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支持下,课题组从枝江市的9个乡镇(街道)中随机抽取3个乡镇(街道),并以随机抽签法决定各乡镇(街道)实施何种推广方案(选定技术培训政策、经济补贴政策和无配套政策3种推广方案之一),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2~3个行政村(社区),共计8个行政村、308户农户参与实验。(三)实验干预
针对技术培训组农户,由农技专家定期开展生物农药施用技术的线下集中培训与线上信息服务;针对经济补贴组农户,实施项目现金补贴干预;针对对照组农户,不实施任何干预。为控制成本与风险,每位农户仅以1~2亩稻田参与项目。(四)实验过程
田野实验分为基线调查、实验干预与跟踪反馈、后测调查三个阶段,共持续17周。首先,课题组于2021年7月上旬对参与项目的农户进行基线调查;其次,在实验干预阶段,课题组针对3个乡镇分别实施3种不同的推广方案;最后,课题组于10月下旬对参与项目的农户进行后测调查。(一)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技术扩散行为,包括试用次数(表征“试用行为”)、是否继续采用(表征“采用行为”)、是否推荐他人(表征“推荐行为”)。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技术培训和经济补贴,前者以农户是否接受生物农药施用技术培训测度,后者以农户是否接受生物农药现金补贴测度。3.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生态价值认同、环境责任意识和自我效能感知,从三个方面衡量了农户对绿色生产的认知情况。4.控制变量。为了防止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含生产经营特征)纳入计量模型,以增强政策干预变量系数的准确性。(二)模型选择
1.Probit模型与o-Probit模型。样本农户第一次是否施药为虚拟变量,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虽然累计两次施药次数、累计三次施药次数均为计数变量,但考虑其不满足“均值等于方差”的基本假定,不宜采用Poisson模型估计。鉴于累计两次施药次数、累计三次施药次数同时也可看作有序变量,故采用o-Probit模型估计。与此同时,是否继续采用、是否推荐他人为虚拟变量,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2.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本文采用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检验生态价值认同、环境责任意识、自我效能感知等认知变量的中介效应,具体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政策干预对样本农户技术扩散行为影响的回归分析,二是政策干预对认知变量影响的回归分析,三是政策干预、认知变量对样本农户技术扩散行为影响的回归分析。(一)平衡性与随机性检验
一方面,本文对技术培训组、经济补贴组和对照组的农户特征进行了平衡性检验,选取基线调查数据中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等10个农户特征变量,共计进行了30对组间均值差异检验。其中,仅有5对检验结果具有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占比为16.67%)。总体而言,三组样本农户不存在显著的选择性偏差。另一方面,本文通过游程检验进一步判断田野实验所选样本农户的随机性(以变量均值为参考值)。仅有性别与耕地面积拒绝随机样本原假设,总体而言,样本农户满足随机性要求。(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1.试用行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对照组农户,经济补贴组农户试用生物农药的概率显著提高了4.6%。这表明即使在缺乏正式信息来源时,农户试用行为仍能被经济理性有效激发。然而,技术培训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初次培训效果有限,未能完全消除农户对生物农药施用技术的疑虑和担忧。技术培训与经济补贴的正向影响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可见,技术培训虽然无法在短期内促使农户改变生产决策,但在经过多次线上与线下培训后,随着农户获取的信息集合逐渐完备,技术风险逐渐被克服,技术培训能够促进农户试用生物农药。与此同时,经济补贴作为外部诱发性因素,也可能会激发农户自主学习行为。实地调查中发现,经济补贴组农户会向农资店主咨询生物农药相关信息以避免潜在的技术风险,并做出试用生物农药的生产决策。技术培训与经济补贴对农户试用行为的影响在累计三次施药情况下依然显著。可见,在整个实验周期中,经济补贴的影响效应具有即效性,技术培训则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两者均可发挥持续的影响。2.采用行为。农户接受经济补贴后,他们继续采用生物农药的概率可以显著提高13.8%;而农户在接受技术培训后,他们继续采用生物农药的概率并不高于对照组。对技术培训组农户而言,虽然培训可能降低农户信息搜寻的时间成本,但无法降低生物农药的购买成本。由于农药投入成本增加,影响了农户水稻种植的经济效益,因此技术培训组农户可能在试用结束后不再继续选择生物农药。对经济补贴组农户而言,现金补贴意味着部分生物农药成本由政府分摊,农户实际支付价格下降,因而经济补贴组农户继续采用生物农药的概率更大。3.推荐行为。农户推荐行为以是否向邻居、朋友或亲戚推荐生物农药测度。农户接受技术培训后,发生推荐行为的概率显著提高6.1%。在有限理性下,农户生产决策并非完全独立,而是在农户群体之间形成了隐性的联合决策,农户推荐行为体现了生物农药施用技术由农户个体向群体扩散的途径。考虑到农药作为保障农产品产量的重要投入要素,与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农户只有在系统掌握生物农药的药效质量、环保特性、施用方法等信息的前提下,才会引发推荐行为。技术培训组农户通过线下集中培训、线上信息服务获得了较为充足的生物农药相关知识和信息,因而推荐行为发生的概率更大。虽然经济补贴可以降低生物农药购买成本,但无法有效解决生物农药相关技术信息稀缺的问题,这制约了经济补贴组农户的推荐决策。(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模型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用Logit模型替代Probit模型,用负二项式模型替代o-Probit模型,验证了技术培训与经济补贴对农户技术扩散行为影响的稳健性。(四)影响机制分析
1.农户认知在技术培训与技术扩散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责任意识在技术培训对农户试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技术培训通过向农户传递生物农药的生态效益知识,提高了农户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水平,因此农户对环境责任认知的深化将有效促进农户生物农药试用行为。环境责任意识在技术培训对农户采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综合前文分析,技术培训为农户提供的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指导和环保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环境责任意识水平,激发了他们保护生产与生活环境的生态理性,最终促使农户选择在下一季水稻种植中继续采用生物农药。生态价值认同、自我效能感知在技术培训对农户推荐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技术培训拓宽了农户的认知边界,使得生物农药的生态效益知识在群体中外溢,引发正向的知识溢出效应,提升了农户对生物农药生态价值的认同感。单个农户的认知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农户群体的生产决策,个体农户为了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可能会向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推荐生物农药。与此同时,考虑生物农药施用效果与水稻种植的经济收益密切相关,农户必须掌握充足的生物农药施用技术知识和信息,才得以避免经济收益减少的风险。而技术培训为农户搭建了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提高了农户获取生物农药相关信息的可能性,增强了农户识别生物农药质量与效果的能力。在有信心获取足够信息和掌握生物农药施用技术的情况下,单个农户为了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可能会向周围农户群体推荐生物农药。2.农户认知在经济补贴与技术扩散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生态价值认同、环境责任意识、自我效能感知在经济补贴对农户试用行为、采用行为、推荐行为的影响中均不发挥中介效应。究其原因,经济补贴虽然可以通过降低生物农药购买成本的方式从外部“诱发”农户行为改变,但无法提供充足的信息来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认同、环境责任意识与自我效能感知等认知水平,未能从内部影响农户生产决策。本文得出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会促进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在试用行为方面,经济补贴的影响具有即效性,而技术培训则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在采用行为方面,经济补贴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继续采用生物农药的概率,而技术培训的影响不显著;在推荐行为方面,技术培训可以显著提高农户推荐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经济补贴的影响不显著。第二,农户认知在技术培训对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但在经济补贴对技术扩散行为的影响中不发挥中介效应。环境责任意识在技术培训对农户试用行为、采用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生态价值认同、自我效能感知在技术培训对农户推荐行为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综上所述,经济补贴对农户试用和采用行为的直接效应得到验证,说明这类政策在初期的新技术试用和采用阶段能够起到助推作用;技术培训对农户技术扩散行为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均得到验证,尤其对农户推荐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说明这类政策有助于实现新技术由个体向群体扩散。二者作为农业环境政策中两类重要的支持形式,在促进农户采纳新技术方面能够相互补充。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多元化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培育农户绿色生产理念。在技术培训政策实施过程中,根据当地农业产业制定成体系的绿色生产技术推广课程,积极开展以应用性知识为主的线下集中培训,农技专家可深入田间进行现场教学和操作示范。考虑到线上信息服务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且可规避外部环境中不可控因素的干扰,应将线上信息服务与线下集中培训配套实施。此外,线上信息服务也可引入社会主体参与,鼓励农资企业开通电话咨询热线,满足农户对农业生产技术的个性化线上咨询需求,全面提升农户对绿色生产的认知水平。第二,精准化绿色生产经济补贴,诱发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在经济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对农户实际的绿色生产行为进行跟踪监督,开展动态的经济补贴政策。为了避免监督成本过高,村干部可通过微信等低成本线上通信平台,要求农户在进行绿色生产时拍摄照片或视频发送至线上监督平台,并以此作为现金补贴发放的凭证。当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应用程度达到一定阶段后,可视具体情况逐步降低补贴力度,直至实现补贴政策的阶梯式平稳退出。考虑到单纯的经济激励可能不足以实现新技术在群体层面的扩散,有条件的地区可同步实施经济补贴和技术培训的组合政策,既能降低农户尝试和采纳新技术的成本(缓解经济约束),又能提高农户对新技术的认知和理解(缓解信息约束),兼顾政策效果的即效性和扩散性,充分发挥综合性政策的协同效应。文章刊发:
蒋琳莉,黄好钦,何可. 技术培训、经济补贴与农户生物农药施用技术扩散行为[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04):163-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