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独伊，1921年出生于上海，1928年至1941年在苏联生活，1946年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1935年6月18日，晨光微露。国民党36师师部一派肃杀之气。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了枪决命令。

瞿秋白在案头早已写下了绝笔：“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9时20分，瞿秋白穿着一件中式黑色对襟衫，一条白色齐膝短裤，黑袜黑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已摆好了四碟小菜，一瓮薄酒。瞿秋白整一整衣衫，自斟自饮，谈笑自若：“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不能打我的头。”说完，他向刑场走去，身后紧随着特务连的一百多名士兵。从公园到刑场，约两华里的路程，瞿秋白手持点燃的烟卷，缓步而行，边走边唱。他唱《红军歌》，唱《国际歌》。

西门外罗汉林下，有一片草坪。瞿秋白停下脚步，环视四周：山上青松挺秀，山前绿草如茵。他点头微笑：“此地甚好。”接着，在草地上盘腿而坐，含笑饮弹。是年，瞿秋白年仅36岁。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从20多岁起，就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开拓和指导的重任，做了大量的探索、始创和初步系统化的工作。为此，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曾这样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很难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我们依稀找回了那个面容清瘦，性格沉稳，生就一副铮铮铁骨的瞿秋白。

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当年寸草不生的罗汉岭，如今已满目葱郁，之中有株枝干挺拔的柏树，是1984年瞿独伊特地从北京来此种下的。谈起父亲的牺牲，瞿独伊只说了四个字——“无比壮烈”。

濯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在瞿独伊的眼里，瞿秋白一直就是她的慈父。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当地的望族，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幼年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精谙诗书的母亲常常教他写诗作词。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瞿秋白10岁那年的大年初一，父亲给他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其中插印了许多惟妙惟肖的人物绣像。书一拿到手，瞿秋白当即就在走廊里翻看着书上的绣像。如此熏陶教育下，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画出很好的山水画了。

在经济状况还不十分窘困时，瞿世玮到常州玄妙观、红梅阁等处游玩会友，也常带瞿秋白去。到了瞿秋白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就已经很贫苦，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为了家，为了孩子们，瞿世玮抛下画笔，去做自己不喜欢做的“账房”。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无奈辍学。失去上学的机会后，原本一个好说好动的少年变得沉默起来。他闷在房里。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在冷清的瞿氏宗祠里孤寂独处，这对一个才16岁的少年。心理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瞿秋白的母亲突然自杀。母亲性格柔中带剐，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处。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友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也因此，亲友都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迫于各方压力，最终选择服毒自杀。

这一悲剧使瞿秋白一生的心境、情感都受到影响。每每谈起母亲，他都沉默无语。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

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仍会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她轻声叹道：“家庭破灭的凄惨现实，逼迫父亲很早便脱离旧环境，开始寻求新价值、新出路，这也使他更容易摒弃原有大家庭制度下的‘昏昧精神。”

复杂的情感纠葛

瞿独伊坦率地讲述了母亲与瞿秋白的真实情感。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不是生父胜似生父

瞿独伊说自己从未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相反，她得到了比普通的生父还要贴心、周到的爱。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不过，后来我不叫了，为什么?那么多爸爸谁相信?”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我当时去过，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的我很天真活泼。”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说到自己的生父，瞿独伊说：“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在我的心中，我的父亲就是瞿秋白。”

“我的父亲，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周，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总不忘记买一些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拍手大笑。

“我永远忘不了，一次爸爸妈妈来莫斯科儿童院看我，带我到河，里划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一旁。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0年，瞿秋白夫妇途经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同学们围着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看我。我很好奇，也争着要看。当我一把抢过来，看到《共青团真理报》上报道着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期间，她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恢复了坚强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和枪决父亲者面对面

苏德战争爆发后，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1941年她随母亲回国，在新疆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她们才重新获得自由。

瞿独伊在狱中意外收获了爱情，她与同在监狱的李何结了婚。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开国大典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当时，她还用俄文广播了毛主席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解放初期，瞿独伊和丈夫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当时，莫斯科分社里就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戏称他们是“八大员”，译电员、翻译员、交通员、采购员、炊事员等。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分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病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竟又因病英年早逝，接连的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深受刺激。直到1978年，瞿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止1982年离休。在晚年，瞿独伊多次重访莫斯科，追寻早年那里留给她的青春的梦境。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说“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采访结束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记者的留言本上写下了瞿秋白的两句词：“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并用俄文签名。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