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作家萧红，本名张迺莹，又一笔名悄吟。一九一一年农历端阳节，她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宅内。
萧红的生母，在她十岁时就死去了，父亲由于继母的关系，对她也不怎么关心。她和她的同母弟弟，是在祖父的关怀和抚育下度过寂寞的幼年时代的。她有两只乌黑闪亮而又特别敏感的大眼睛，不须说，幼年时是一个挺机灵的、会讨人喜欢的女孩子。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她结束了在呼兰县城的小学生生活。一九二九年，在祖父支持下，她到哈尔滨的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现在的第七中学)当寄宿生。这时，她已年满十八岁，是一个有着苗条身材而体质却不健壮的少女。
学校的女校长，据说是一个守旧派，宿舍的女学监管得也挺严。学校的围墙又高又厚，但这终于阻挡不住“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哈尔滨，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建党重点基地，而当地著名的《国际协报》、《大北画报》等编辑部门，都受着上海正在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转而也影响着这个女一中的师生们。
当时给这位中国未来的女作家影响最大的，有从上海美专毕业归来的美术教师高仰山，有任史地教员的北平大学生，还有同肖红关系密切，友谊持续到抗战前夕的小学教员李洁吾，那就是在萧军于一九七八年注释的《肖红书简》“北平——上海”那一部分里常常出现的友人。根据注释者的说法：“那时这个李洁吾可能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因之，萧红在组织本班的野外写生画会的同时，开始对鲁迅、茅盾的作品，还有易坎人(郭沫若)译的《屠场》、《石炭王》等国外现代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奠定了她未来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基础。但在当时萧红却是以未来的女画家自许的；并且还产生了对于未来祖国的憧憬，在绘画取材方面，明显地带着“普罗”文学的“左”倾色彩。
一九三零年，萧红的祖父逝世，她失去了家庭里唯一的庇护者。这年夏天，为了家庭缩减开支，她被迫退学了。萧红为了逃避包办婚姻，不久就从家庭出走，随着李姓青年教师由哈尔滨到了北平。
北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她所憧憬的地方。她决心到那里进艺术专科学校。自然，也许未来就是这个李姓青年的妻子。她准备住到他家里去。但他北平的家里，到底还有些什么人呢?她，怀着少女所特有的自尊心，是不便开口问的。总之，一随他踏上从满洲里开往山海关的火车，她就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自由和幸福的感情。她终于从那继母当权的小官僚地主的家庭解脱出来了!离北平越近，她那稚气的白白的脸色，越显得光润，而那两只特别机灵的乌黑的大眼睛，越闪着幸福将要临近的兴奋的光辉。但她注意到那个李姓同伴，那个英俊的青年教师，离北平越近，脸色却越阴暗，仿佛有着什么隐约的忧虑。这是为什么呢?她开始敏感地向他注目。这注目的眼光终于被他发现了，于是向她微笑，仿佛是有意宽慰她。而她是那么天真、单纯，果然也就宽慰地笑了。
他们终于到达了北平，在前门火车站，各自提着各自的皮箱，坐上人力车，来到一个胡同的小院门前。萧红又一次注意到，她的同伴脸上显得心事重重，眼神里有疑虑、不安和忧愁。
一进那个小院门，萧红就从一个目光流露意外欣喜而又有所惊奇的女人的审视中，立刻感到这是那旅伴的真正的妻子。她顿时哑然无声，站在那里静静地观望着。那个怀抱孩子的少妇盘问丈夫，随同他来的是什么人?而那原本很爽朗的李姓青年，却嗫嗫嚅嚅地低声解说着，于是，那个少妇立刻大声叫嚣起来!
萧红愤然把外衣搭在臂上，昂然提起自己的手提箱，几乎头也不回地说：“好，我走啦!再见!”
她对那个李姓青年毫无怨言。当时，她矜持地想：“难道我是来和你争男人的吗?真是笑话!”当天，她就坐上开往关外的火车，又回哈尔滨了。
以后，萧红在《商市街》里描写的一个失去依持的孤独、穷困而又矜持不屈的少女，踯躅在哈尔滨秋夜的街头，应是这一时期作者的境遇和情感的自绘。
一九三一年春，萧红第二次来到北平，考了女师大附属中学，而且那个为家庭包办婚姻所确定的未婚夫——据《萧红书简》注释者说，也随后追到北平进行“无耻的纠缠”了。当时两人都在北平读书，而肖红这时已经摆脱不掉这个未婚夫的“无耻缠纠”，很可能是她在最后取得家庭的有条件的经济支援，或者是家庭转手从她的未婚夫处，得到了负担她继续到北平求学的经济费用。总之，震撼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了，关外的家乡重镇——沈阳，首先为日本侵略军所占领。在这样的民族危机压迫下，个人的命运、爱情又算得了什么呢?萧红终于在那个未婚夫的诱骗下“妥协”了!一九三二年春，两人脱离了学校，也离开了北平，双双回到哈尔滨，夫妇式地同住在道外的一个旅馆里。在这里，萧红暴露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弱点，矜持而又天真，听不得甜言蜜语，虽说有那么两只敏锐的机灵的大眼睛，却不识人间有鬼!结果，这个家庭包办，合法婚姻确定的未婚夫，在欠了旅馆六百元债务之后，竟把自己业已怀孕的未婚妻作为抵押，借了路费，声称回家乡筹款，却从此一去不返、音息全无。于是萧红作为债务的“抵押品”，为旅馆主“幽禁”，受着监视，出入也不得自由了。
这种屈辱如囚的困苦日子开始不久，她就寄信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部求援。显然，她从那副刊的作品里，嗅到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普罗”文学的芳香气息，自信可以通过副刊编者找到朋友和同志。结果，当时笔名三郎的青年小说家萧军，受报纸副刊主编人的委托，到道外正阳街东兴顺旅舍来探望她了。
三十年代文艺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两颗明星第一次会面了，各自带着当时还微弱或不明显的光环。他们两人是怎样一开始就互相吸引着对方，最终并肩进入同一条轨道运行的呢？原来萧红在一份旧的《国际协报》副刊上，刚刚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连载短篇小说《孤雏》。因之，她就根据这篇作品，把来客作为普罗文学工作者的同道了。她坦率而流畅地对他如故友重逢一样，说起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当前的处境。谈话滔滔然如泉涌般的流水。而对方呢?面对着“半长的头发散散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嵌在头发中间，有一双特别大的闪亮的眼睛”，这样一个年轻女主人，而且整身一件长衫，开襟的一边已经裂到膝盖以上，还光着两脚，拖着一双变形的旧女鞋，尤其是腹部隆起，已是一个待产的孕妇了。因之，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听着，注意力却为散在床头上的插图式的铅笔画，和魏碑体的“双勾大字”吸引过去了。他惊奇地发问，两眼显出赞美和倾心的神色，这就完全改变了一个陌生人来访时的拘谨而又肃然的面容。
“那么，这些诗呢?”
来访的青年，指着同样是随手写的一首抒情短诗问。那诗是：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那有着一双特别大的发亮的眼睛的女主人，敏感得很，究竟在来访的陌生人的神色和问话中感到了什么变化呢?一种少女式的羞怯的血色，立刻浮上原本是苍白的双颊，于是她的面貌霎时间也完全变了。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彼此从目光中都感到相互反射的倾慕和喜悦。据现已七十二岁的萧军回忆：“那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所认识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年轻的来访者暗自骑士般地发誓：必须不惜一切牺牲来搭救她!
事有偶然，正在萧军与一些左翼文艺界的朋友们研究怎样援救她于困厄之中的时候，松花江大堤在山洪冲激中决口了。市区一片汪洋，街道上江船来往如梭，萧红住的二楼，已经变成水中的一座平房，水面眼看要和二楼窗口一般齐了，旅馆监视人等早已逃散。当萧军搭船来迎接的时候，她已搭柴船安然抵达萧军早已留给她的住处了。不久，她在哈尔滨第一医院的产科，生了一个女孩，出院时，婴儿就留给医院了。她在商市街二十五号和萧军开始了共同的生活。在左翼文艺圈子里，婚礼的形式是不需要的。这是萧红在人生历程上的第二个转折点。
一九三三年春，她在以萧军为首的左翼文艺青年朋友的鼓舞下，写出了第一个短篇《王阿嫂之死》，署名悄吟。全篇完稿却已是五月了。
一九三三年冬天，出版了两人合著的短篇小说集《跋涉》。这时日伪统治势力已经日渐扩展。带着普罗文学作者的桂冠，在哈尔滨是越来越不能安身了。一九三四年夏天，两萧相偕出亡青岛。萧军应约担任了《青岛晨报》的副刊编辑，萧红完成了以后著名国内的中篇小说《生死场》。等萧军也在编辑工作之余完成了《八月的乡村》，两人一起南下，来到左翼文学的发源地上海。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两萧的邀请下，鲁迅先生和他们在北四川路底一间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第一次见面了。应该说，这是左翼文化界一方的主帅和两个游击战士的会师。那天，鲁迅先生穿着中国式长袍，胶底布鞋。那种朴实而又严肃的姿态，给萧红和萧军留下终生尊敬而又难忘的印象。以后在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里，有较详的记述。不久，两萧又接到了鲁迅先生的请柬，与鲁迅先生在广西路梁园豫菜馆，作通信以来的第二次会晤，应约参加宴会的有茅盾、有聂绀弩夫妇，还有“奴隶丛书”之一《丰收》的作者叶紫等人。转过年来，两萧从青岛带到上海的那两部著作，都冠以鲁迅先生的序文，作为“奴隶丛书”之二、之三，陆续在上海出版了。这两部作品，都带着浓厚的已经沦于日本侵略者的关外所特有的乡土气息，写中国人民于“死的挣扎”中，也昂扬着“生的坚强”。于是，产生在沦亡了的祖国大地上的这两本书，形成两股巨流，与波澜壮阔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主流汇合，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思想影响。两萧由此作为来自东北三省的生力军，开始在中国的现代左翼文学界引人注目地闪耀光芒了。这时在电影界有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的《桃李劫》，及其后赵丹、白杨主演的《十字街头》；在音乐界出现了年轻作曲家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可以与之媲美。正如三十年代前期在文艺界出现的丁玲和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样，这些作品，可以说是轰动国内的。
由于两萧的影响，以后陆续从哈尔滨相继南来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有舒群、白朗、罗烽、林珏、张棣赓(狄耕)，以及著名的苏联文学的译者姜椿芳、铁弦、金人。此外，还有来自黑龙江的诗人辛功，来自吉林的师田手等人，形成了“东北作家群”。胜利往往是由骄傲陪伴而来的。于是，特别敏感的萧红，不久就发现自己作为女性在家庭所处的从属地位，对于自己孤傲的自尊心是一种怎样不能忍受的挫伤了。而萧军的主观自负和个人英雄主义在当时也是有名的。终于萧红只身东渡去日本了，而且还幻想着有一天去巴黎学画。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了。这一时期，萧红继《生死场》之后，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牛车上》、《手》，还有署名“悄吟”的《商市街》，不管是在故事结构所形成的主题思想上，还是在艺术的表现方法上，这些作品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她在日本完成的作品有《孤独》等。一九三七年春，肖红从日本回上海，开初仍与萧军同住在法租界，五月又离开上海，独自去北平了。这次不仅仅是要摆脱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主要的却是对方终于在感情上一度离开了家庭的轨道。正如四十二年后萧军所说：“这一次无结果的爱情”成为他“终生的遗憾”，对于萧红是怀着一种深沉的负疚式的自责。因之，如果以为萧军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也是不公正的。
萧红这次只身出走，对萧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后在西安的分手，可以说是从这次离别就已开始的。两肖爱情上的分水岭，实际是在这里。
萧军送萧红只身北上后，当天夜里和东北来的《国际协报》的左翼文艺界的朋友罗烽告别，已近十二点了。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法租界一条僻静的大马路上，忧郁而哀痛地唱着：
——孤独地踏着
落小雨的大街，
一遍一遍又一遍……
全是那一个曲调：
“我心残缺，
我是要哭的……
可是夜深了，
怕惊扰别人!
所以唱着归来；
我心残缺……
我不怨爱过我的人薄幸，
却自怨自己的痴情!”
(见《萧红书简》附录萧军第一信)
一九三七年五月，肖红只身去北平的时候，就已经预示了以后在西安的分手，两人那种各自矜持、互不相让的原因，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根源是早在这时就深深埋下的。这时“七七”抗战爆发了，在标志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开始的隆隆炮声中，个人生活中间的爱情伤痕又算什么呢?于是萧红返回上海，过去的就永远让它过去吧!不管这个过去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是值得骄傲的，还是受过屈辱和损害的，人总不能为过去的记忆所淹没，沦为历史的奴隶。应该注意的却是今天和未来，尤其是关系到每个人命运的整个民族的未来，无产阶级的未来。是在“八一三”之后，两肖相偕随着聂绀弩等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朋友们到了武汉，萧红与萧军同住在武昌，成为诗人锡金家里的住客。冬末，他们又应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之约去临汾，同行人除聂绀弩之外，还有著名的诗人艾青和田间。
他们一九三八年一月到校，萧红任文艺指导。
在这里，萧红和丁玲第一次见面了。这是文学史上两个著名女作家的一次珍贵的会晤。当时，丁玲带领着她那著名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她头戴八角帽，身着军装。我们可以想象到是一种怎样飒爽、豪迈的姿态了。萧红感到她有些英雄的气概，然而她那笑，她那明朗的眼睛，仍然属于女性的“柔和”。而丁玲对萧红的印象呢?觉得她说话那么自然而且直率，当时很奇怪，为什么作为一个作家的萧红，这样少于世故?自然，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的两个左翼女作家，一开始就心魂交融了。正如以后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里所说：“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谈，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的是如何的少啊!”“那时候很希望她去延安……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后悔那时我对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太少了。”是的，尤其是丁玲当时还领导着全国左翼文学界所瞩目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而和萧红又相处很久……由于珍惜鲁迅先生所介绍的左翼文艺战士之间的友谊和爱情的聂绀弩，却试探着干预萧红的未来，深切关心着她未来的创作、生活和命运，而且几乎临近拉着她的臂膀相偕走向延安的希望，但终于又滑脱了，终于没有握住。这就是那个短短的有节的小竹棍所象征的友情了。自然，这是二月间战火已经危及临汾，两萧已经“分别”之后了。当时，萧红决定离校，和朋友们一起，随着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乘火车去西安。而萧军却决定单独留下来，准备上山打游击。分手意味着“永别”。两人如相偕同行，那么必须有一个舍弃自己的意愿，而屈从于对方，最后还是萧红试图说服对方同去西安，但为对方所拒绝。两人这时都已明确地感到：这将是最后的“诀别”了。六年的患难夫妇生活，已走到它的终点站，但两人谁也不明确地宣布。
在萧军送别萧红的临汾火车站站台上。萧军来回走着向他的好友聂绀弩说：“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是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她，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决不先抛弃她。”
但在西安呢?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萧红穿着酱紫色的旧棉袍，外披黑色小外套，歪戴一顶女毡帽，夜风吹动着帽外的鬓发和白围巾。她一面走，一面心不在焉地用手里那根小竹棍，敲着路边的电线杆子和街树。
她和聂绀弩并肩走着，心不在焉地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但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他们在那条月色朦胧的正北路上来回走着，谈了很多很多，最后决定：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随即举起手里的小竹棍，看了看它，“这，你以为好玩吗?”又说，“今天有人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说。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你就承认有这么回事，行吗?”
绀弩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知道，萧红是讨厌这个人的，而且也立刻意识到，难道这个人在向她“进攻”吗?他突然想到萧军在临汾的嘱托，于是他说：“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珂童话里的几句话吗?‘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这个一九二八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当时年在三十五六岁的青年作家，对萧红的友情是深切而又纯洁的。他哪里会想到，萧红不久就失去了她那珍藏起来的二尺多长的小竹棍。而且是在为她的亲切的好友送行饯别的时候，用她那特别敏感的两只乌黑的大眼睛，深情地负疚式地默默望着他独自小酌。因为她自己已经吃过饭了，特意请他，直到两人走出饭馆，她才说：
“要是我有事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吗?”她终于说，“那小竹棍，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绀弩说。萧红的这个真挚的友人，感到一个不佳的预兆，接着又问：“你没有说，已经送给我了吗?”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两人沉默了。
“那小棍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什么吧?”
“你想到哪儿去了?”萧红把头歪过去，望着别处，“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你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怎么谈得上呢?那是在谈萧军的时候。”
“萧军说，你没有处世经验?”
“在要紧的事情上，我有!……”
但《在西安》的作者聂绀弩的记忆中，她说这话时，声音在颤抖。
他没有说：你和萧军是鲁迅先生在上海介绍我们相识的，我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又在临汾受过萧军的委托，要照顾你，可是明天我就要到延安去了，因之，要对你说几句话；他仅仅说：“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在文学上的地位和影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好……”
第二天，在送行者围绕的人丛中，这个年轻潇洒的作家，还做着飞的姿势，扬起两臂，并且用手指着天空。萧红也会心地微笑。
但是，到了夏季，聂绀弩随同打游击的理想未能实现的肖军，从延安伴偕丁玲来到西安时，已经是为时过晚了。一到××女中他们的住处那个宽阔的院落里，丁玲的团员就喊：
“主任回来了!”
萧红和手持二尺长小竹棍的那个人，一同从丁玲的住房里走出来。一见萧军，两个人都愣了一下，接着是手持小竹棍穿着马靴的那个人赶过来，和萧军拥抱。但绀弩一望那神色，就感到有些畏惧、惭愧。“啊!这一下可糟了!”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而军人打扮的丁玲向肖红豪爽地欢呼着：
“萧红像一朵花一样，好新鲜呀!”
接着是那手持小竹棍的人，跑进绀弩的住室，拿起刷子，连忙为他刷着作为胜利品的日本军大衣上的征尘，低着头说：“辛苦了!”但绀弩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可要帮帮忙啊!”也正是在这时候，萧红单独走进盥洗室，不待萧军看清来人，就轻声告诉他：
“萧军，我们永久分开吧!”
萧军头也不抬地应声说：“好!”
萧红临走又说：“若是你还尊重我，那么你对他也要尊重!我只有这一句话，别的不用谈了!”正如以后他们的好朋友聂绀弩同志《在西安》那篇回忆萧红的散文里所说的：那大鹏金翅鸟一个跟头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这是萧红的光辉十年中的又一个转折点。她开始走向临近死亡的后四年的凄风苦雨的寂寞路程。她在西安再也不给萧军单独相处的机会，她哪会想到以后在武汉又一次遭到不幸……她依然是腹部隆起，怀孕待产，而在宜昌的入川江轮码头上，为纵横的绳索所绊倒，就那么直直地躺在黎明前夜色朦胧的码头上，直到有赶船人路过时，才扶起她来。她在码头上那么面朝夜空躺了很久很久，望着夜色未消的天空，想到自己失去的家乡，呼兰河的秋夜、三星和童年……这应是《呼兰河传》写作的契机，自然她要更坚强地活下去。她还有许多东西没写出来呢!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有着古老文化传统的社会，有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单纯，但有的又是那么可鄙和复杂。这就是《呼兰河传》和长篇小说《马伯乐》两部作品所反映的两个世界。
萧红在重庆埋头于写作，以填补在人生旅途上所遇到的家庭生活的空虚。但《呼兰河传》还没完成，轰动国内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在反共逆流的冲击下，在未来中国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安排下，一部分在社会上很有影响而为国民党特务所迫害的文化战士，如桂林《救亡日报》的创办人夏衍同志、重庆的以茅盾先生为首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还有胡愈之、邹韬奋等著名学者，都先后出亡香港。影响所及，萧红自然也带着未完成的《呼兰河传》，退避海涯一角的英国租借地九龙了。萧红在九龙完成了她那散文式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章，就又开始继续着手于《马伯乐》的长篇著述。萧红在文学创作上是勤奋的。当《马伯乐》上部在香港出版的时候，下部也已完成，而《呼兰河传》同时在桂林的上海图书杂志公司出版。这时候，萧红已经将要走完她在文学上的仍然光辉闪闪的接近终点的路程。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是《小城三月》，仍然取材于少女时代的乡居生活。她已经在这方面耗尽了最后的一点还能和病魔搏斗的精力。一九四一年夏，终于听从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劝告，进入香港玛丽医院做医疗。她是仍如常人一样两腿健捷地走进去的。她害的是肺病，咳嗽得厉害。住院之后，做了什么新式疗法的气体注射，空气针一注入肺部，萧红就从此倒下，两腿再也不能站立了。她脸色苍白，但精神还是很好的。等秋天出院回到九龙自己住宅的时候，却只能低沉地与友人作短促的谈话了。这时她病情严重，害的是支气管扩张、哮喘，痰也特别多。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她的弟弟张秀珂，一九三七年在上海结识的一个年轻友人热情地护理着她，度过了她的文学创作上光辉的十年路程的最后四十四天。
烽火流离中几经辗转，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女作家，终于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离开了“高等华人”与中国奴隶、虚伪与真挚、天真与邪恶、卑劣与崇高相互交织组成的殖民地社会，并不瞑目地死去了!
萧红衣冠墓初厝香港浅水湾，解放后移广州郊区公墓。
（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1期，转自公众号：墨笺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