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与侍从室

北京故宫，在隆宗门内高大宫墙的下面，有几间不起眼的低矮而普通的瓦房，那原是清代权势煊赫的全国政治中枢——军机处的所在地。清雍正八年（1730年），正值大清对西北准噶尔部用兵之时，前线的紧急军情往来频繁，必须迅速而缜密地处理，朝廷便于宫内隆宗门附近搭建了数间板屋，专门办理机密事务，当时称“军需房”。这就是最初的军机处，说白了就是皇帝私人的权力班子。军机处的人员由皇帝亲自从亲王、重臣中挑选，统称军机大臣，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他们每日汇总全国的大事机要送呈御览，经“圣裁”后承旨出政。军机处以其特殊的职能和办事方式满足了君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逐渐成为凌驾于全国政府机关之上的政治总枢纽，正如《清史稿》所说：“军国大计，罔不总览。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军机处的设立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达到顶峰的标志。

到了20世纪初，腐朽的封建王朝覆灭，新生的民主共和国建立，新旧制度历经更迭，尽管时光荏苒，历史却往往会重演。1932年，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第21年，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二度下野复出，置日军入侵中华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指导下，继续进行着“围剿”江西红军的内战。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掌管起草文件、翻译电报、誊缮书信及处理机密文件并负责其人身安全的，仅有随从秘书、侍从副官、侍从参谋、侍卫官等寥寥数人，但因“剿共”战事需要，蒋介石时常到湖北、江西等地指挥部队，常常需要临时抽调一两个参谋人员随他到各地工作。这时，蒋介石的“帐前军师”、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建议：何不将随行的参谋人员以及侍从人员组成一个侍从室？此言一出，正中下怀。于是，骨子里崇尚皇权的蒋介石借着成立南昌行营之机，以便于统一指挥军事之名，仿古代帝王机构设置，搭建了自己的军机处——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并委派南昌行营第一厅（军事厅）副厅长晏道刚出任侍从室主任。侍从室成立的初期阶段没有多大的权力，地位也并不显赫，仅为侍卫与秘书性质的事务机构。1936年1月，依据当时国内的形势和蒋介石的政治、军事部署，侍从室进行了正式改组，由侍一处、待二处和侍卫长3个单位组成，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其组织结构与内部分工大致如下：侍一处掌军机，下设第一、二、三组，分别掌管总务、军事参谋和警卫。侍二处掌政治、党务，下设第四、五、六组，分别掌管党政、秘书、外交和情报工作。之后又扩充了一个侍三处，掌管人事，下设第七、八、九组，分别掌管人事调查、登记、考核和“中央训练团”学员的通讯、调查。至1940年，侍从室已扩编为3个处、侍卫长室和参事室，逐步成为了一个掌管军机、党政、人事大权的中枢权力机构，其规模虽不算大，但地位却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凡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党、政、军各界要人，都无不与之发生联系，其功能比起前清军机处有过之而无不及。国民党军委会《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侍从室在驻留时与办公厅一切联系，掌机要之承启转达，委员长行动时随侍行动。”

姜辅成在《我任蒋介石监印官追忆》一文中曾写道：“（侍从室改组前） 除蒋介石亲笔手令外，一般机密性的公文均须盖上军委会官印；（侍从室改组后）重要的机密性文件多由侍从室直接发出。我们这个组织（监印室） 形同虚设。”由此说明，一切不是按政策法令办事，也不是按各职能部门的指令办事，而是按蒋的手令办事，侍从室俨然成为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内廷”了。

“八大金刚”之一钱大钧

侍一处与军事幕僚长

侍从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是名副其实的军机处，侍一处主任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蒋介石的军事幕僚长。从1936年1月侍从室改组，钱大钧担任首任侍一处主任开始，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侍从室撤销，这10年间，侍一处主任虽然调换了几任，但每一位皆是国民党政权的风云人物，先后是：钱大钧(后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林蔚(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令部次长)、张治中(后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贺耀祖(后曾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秘书长)、商震(后曾任国民政府参军长)。每一任侍一处主任的任期有长有短，一般在1年左右到两年以上或几个月不等，而钱大钧和林蔚都先后当过两任，任期累计都在3年左右。

钱大钧，江苏吴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是蒋介石黄埔嫡系的“八大金刚”之一。由于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俯首听命，在处理文书和安排蒋的生活、行动方面，又能做到精细敏捷，所以颇称蒋意。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1936年成功处理西南“两广事变”后，为蒋所赏识。此外，担任蒋保卫工作的便服侍卫官和卫士等也都由兼任侍卫长的钱大钧来统一调动指挥。然而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一度怀疑钱大钧，向钱严词诘问，后念及钱在临潼华清池为救自己被枪弹射伤，于是恢复了对他的信任。钱后来虽一度受挫但毕竟与蒋的关系根柢甚深故能东山再起，于抗战胜利前夕再度出任侍一处主任离任后又被蒋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林蔚，浙江黄岩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为人深沉平易、态度温和、喜怒不形于色，自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后，林蔚就一直在蒋介石身边担任参谋与幕僚的角色，每遇职务调动，他的职位却是从来不动的，被蒋视为助手和心腹之一。193年三四月间在武汉接替钱大钧出任侍一处主任，他性格谨慎稳重，长于谋划，偏重于对战区的作战规划。抗战期间，更是两度出任侍一处主任一职成为侍一处5位主任当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被誉为蒋介石的“幕僚专家”。

张治中于1939年4月至1940年4月，担任侍一处主任。

贺耀祖于1940年4月至1942年9月，接替张治中担任侍一处主任。

商震于1945年9月至1945年11月，接替二度担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的职位。

侍一处所处地位及主管业务大致如下：（一） 掌管总务。担负着侍一、侍二两处全部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包括会计出纳、医疗卫生、交际、接待来宾等，同时还要兼顾蒋介石在官邸或外出活动时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综缩机要。侍一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本应由国民党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它行政部门掌管的工作，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等，无所不管。凡是蒋的参谋总长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一处的第二组（掌管军事参谋业务），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后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须由蒋亲自处理的，也要经侍二组初步审阅后再行“呈阅”或“呈核”。有一次，蒋介石在南昌行营苦苦思索与红军作战的部署，积压了很多公文未批阅。等了很久，幕僚们才敢前去报告，当焦头烂额的蒋介石看到摆在面前的一大堆文件时，顿时如火上浇油，大发雷霆，并在文件上批道：“你们打算把我搅糊涂了，想从中作弊吗？！”幕僚们碰了钉子之后，无奈之下设计出一种表格，边框里用直行标注来文(电)机关或姓名、文别、日期、内容摘要、拟办、批示等项目，将收到文电整理加工后，摘出文件要点、提出处理意见，再由缮写人员以端正的小楷填写进表格。表格正中印着“呈阅”二字，然后分轻重缓急，送蒋批阅。结果，这种表格为蒋介石所接受。之后幕僚们又根据不同文件的内容加以改进，发展成为“呈阅”“呈核”“报告”“情报”等几种形式，便于蒋介石批阅审核。（二） 参赞军机。包括参与制订重大决策，提出重要建议等。若逢蒋有重要军事行动，侍一处主任常常要随侍左右，出谋划策。（三）传布命令，主要是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正确无误地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蒋在外指挥作战期间，常常深夜打电话找侍一处主任，对白天的电报、命令加以修改和补充；或是叫侍一处主任立刻打长途电话，传布命令到前方。战事紧张时，蒋一天要找侍一处主任多次，遇到紧急军情，侍一处主任还得代蒋亲拟电稿发出。（四） 协调关系。侍一处主任要站在最高统帅的立场，与军事委员会各部门协调，尤其要与军令部、军政部保持协调。蒋也正是依赖侍从室的“协调”来对军队各部实行控制的。从这几个方面，已可大略窥见侍一处作为军机要地的性质了。

两人重新站位。天问大师道：“无回掌有三招，三少准备好了。第一招，‘我佛普渡有缘人’！”他交待无回掌三招又叫出招式的名称是以为祭出无回掌会只赢不输，但由于输了一场，萧飞羽又送一场，所以就该赢得磊落，赢得萧飞羽无话可说。他身上的黄色僧衣无风自动，双手指东打西，倏然幻化出满天掌影，掌影如莲花在幻动中沉浮。果然绝学，未行接触就已声威逼人。

侍二处与陈布雷

侍从室侍二处负责政治、党务、秘书业务，下设第四、五、六组，核心是第四组，有侍从秘书多人，负责党政要务的上传下达，机要文件及重要函电的往来，国民政府所属院、部、会，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党部、中统局、各省市地方政府行政主管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以及重大人事的任命、调动，重要机构的设立、裁撤，巨额经费的开支、调度等，包括最高当局的布告、委任状、训令、指令、代电的起草和代撰等等，都在这个组的工作范围之内。蒋通过这一核心幕僚机构，把党政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包揽了一切，而具体事项负责人则是蒋身边的亲信幕僚陈布雷。从1936年侍从室在南京改组，蒋任命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之日起，陈布雷这个名字就一直与侍从室联系在一起，担任此职务长达10年之久。每遇重大事件，蒋便时常约陈布雷单独密谈，密谋策划直至深夜。作为蒋介石“御用”笔杆子的陈布雷没少为蒋介石操刀，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十之八九皆出其手，故有蒋的“文胆”之称，连孔祥熙这样的“皇亲国戚”对其都不敢怠慢。蒋介石还网罗了李惟果、箫赞育、罗贡华、张彝鼎、徐道邻、葛武架等一批国民党的党、政人员，以侍从秘书的名义，摆在侍二处，专供蒋咨询国际问题，类似外交智囊团。他们有的写写文章，有的研究当时国际问题，可不时向蒋条陈行政意见，并没有专职工作。曾任台湾“外交部”部长的沈昌焕，当时就在这个组里当过秘书，专任美、蒋间的翻译工作。

陈布雷字彦及，号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能写时文见长，大革命前在上海任《商报》总编辑，因写过一些反军阀的文章受到蒋介石的注意。1928年，经几次会面长谈后，蒋即动员陈布雷加入国民党，并与陈果夫一起做了他的介绍人。此后，蒋曾问陈布雷：“愿意做什么事？”陈布雷答：“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从此，蒋便以陈为心腹，陈亦视蒋为知己。入主侍二处以后，陈布雷奉行人员精干的原则，侍四组共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不到10人。陈布雷自律甚严，为人本分，小心谨慎，他同样以此作风严格要求侍二处上下，对于侍四组内负责承启传达机要、军机大事的人员，陈总是再三叮嘱：“要保密，不要多嘴”；并规定各人的业务只能自己处理，决不可以告诉他人，即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准交头接耳，随意扩散。在与侍一处的关系处理上，陈布雷也本着不插手、不过问的原则，以免招蒋疑忌。若因工作上的需要，侍一、二处之间有重大事项需要在主任或组长之间相互通气，协调、配合，工作人员也可以自由进出。陈布雷在侍二处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为蒋撰拟文稿，为便于掌握全局与重大事件，蒋介石特批准他对侍一处的军情通报及重大事项有特许调阅权和预知权。但陈布雷亦很小心谨慎把握分寸，仅到此为止，绝不多走一步路。只有当侍一处主任不在时，陈布雷才按例对侍一处的事务照拂一下。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为蒋代拟文稿，而且表现在逐渐成为了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持者和决策人。侍从室设有宣传小组，皆由陈一人负责；国民党中宣部的工作方针、计划，也大多要向陈布雷请示报告。

侍三处与人事情报网

蒋介石历来重视对人事权的控制。按照蒋的规定凡国民政府军委会和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他亲自核定，然后交主管部门发布命令。蒋曾命侍二处第五组主管该事项，但因工作量大，涉及范围太广情况也比较复杂，实在是难以完成，因此当陈果夫提出“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时，立刻与蒋介石的想法一拍即合，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1940年，就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这样，一直觊觎侍从室的陈果夫理所当然地顺利当上侍三处主任，成为蒋介石的最高人事幕僚。

侍从室侍三处负责人事调查、登记、考核、分配与通讯指导业务，按照侍从室一、二处各组的顺序，成立了第七、八、九组，业务内容大体如下：首先，收集人事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登记，以此作为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然后，根据资料展开调查，采取一切方法严格监督和控制人事的考核、甄选、吸收；最后，经过对人事资料的分析、研究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按照他们当时吹嘘的说法是：“一面为集纳人事资料的尾闾（古代传说中海水流归之处），一面为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陈果夫走马上任后，积极网罗自己的亲信；还在国民政府党、政、军各机关中挑选了文职、武职人员各占半数，遴选的首要条件当然是政治立场，即绝对忠于蒋、陈；同时，还采取各种方式，对各方人士进行联络、拉拢、甄选和控制。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的陈果夫，和兄弟陈立夫同是臭名昭著的CC派首领，对凌驾于国民党各部门之上的侍从室觊觎已久，陈果夫便借着主持侍三处业务为名，逐步将人事权控制到自己手中：一是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由陈立夫当负责人，以他原来在北洋大学和美国留学的人脉关系为纽带，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拉拢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及科研工作者，通过侍三处向蒋推荐。二是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第三处，指派CC系的吴铸人为主任。规定凡在“中训团”受训结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单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汇报自己读书、工作和活动的情况，还要汇报周围人的思想状况，通过这一办法，“二陈”便能对全国各地党政人员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三是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学员主要由侍三处从国民党各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干部中提名，报蒋介石批准，受训后可作为培养使用对象，此举为“二陈”笼络了不少人心。四是控制考铨处。考铨处本是国民党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机关。陈果夫利用侍三处的特殊权力将CC系的人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从而掌握了考铨处大权，能肆无忌惮地对地方人事进行染指。

此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把收集到的全国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资料，与各种统计图表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登记，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一起构成“人事登记卷”，再按照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卡，任何查找依照运用程序一索即得。陈果夫主持侍三处，除了完成各种人事调查、考核、选用外，还常对各地调查到的其他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以此向蒋介石提出施政方案，从而成为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参谋机构。

侍从室与特务情报活动

《孙子兵法》中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当然深谙此道，把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党内外、军队内外的各种情报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将重视情报业务和发展特工组织视作他巩固独裁统治的两件法宝。他曾直截了当地说：“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早在国共内战第一阶段，蒋介石就苦心经营了CC派（由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领导） 和复兴社（又称“蓝衣社”）两大特务组织。侍从室改组以后，蒋又通过侍从室把这两个特务组织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两个特务组织呈送给蒋的密报文件，按其内容性质，分别由侍一、侍二两处处理。即：关于中统局的情报，就用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名义直接封送给侍二处第四组处理。关于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果是对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的密报，则用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若是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以及第四组组长陈方阅后，交由侍一处第二组研究处理。

1939年初，蒋介石曾决定将侍一处和侍二处中处理情报的业务合并起来，单独成立一个第六组，即情报组，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这个组从建立之初就颇为神秘，许多业务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侍六组充当的角色更类似于明朝时期的锦衣卫。国民党的上层，是一个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角逐场所，蒋介石对自己的部属，即使是嫡党嫡系，也无绝对的信任可言，常常要通过侍从室的情报活动对其进行监视和控制，深怕它们在自己的背后搞“小动作”。而国民党内几乎各个派系在不同时期都与蒋介石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在坚持“剿共”的同时也不忘时刻收集异己派别的情报，并指示侍二处第六组及时汇报情况。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召见第六组组长唐纵，亲口授意：“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更关注的则是关于共产党的情报，他曾在其官邸召开的“最高情报会议”上指示：“必须派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今后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在全国建立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

为了能最快看到当天的情报，一些机密电报有时不通过侍一处和侍二处转呈或转发，而由侍从室机要组直接呈送给蒋介石本人。越级呈送，这是蒋介石给予特殊情报部门的特权。蒋介石对其重要部属，都由侍从室专发密码本，每双月更换一次，规定自行保管并亲写电文。侍从室机要组组长毛庆祥，原是侍二处侍从秘书，乃陈布雷的得力部下。毛庆祥长期负责情报工作，擅长研究破译日本军方的密码电报，同时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机要组组长。该机要组隶属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业务内容是负责窃听国际、国内的无线电密码通讯，研究破译各类密码，也是为蒋介石提供情报的一项重要的特务工作。侍从室机要组和军委会机要组同属一个组长，所以两组之间在业务上必然是有着密切联系的。抗日战争后期，1941年，国民党曾截获一份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美国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纽约等地使馆的绝密紧急电报，破译内容为：要求各使馆尽快销毁重要文件，并即刻撤离日本侨民。侍从室从电报内容中分析出日本将在短时间内对美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迅速上报蒋介石，之后即刻急报美国政界与军方，但并未引起美方戒备。数日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此乃美日之外首次破解预言珍珠港事变。综上可见，侍从室的情报部门发挥着如同蒋介石眼、耳、口、鼻的作用，为他察言观色，洞悉风向，助他运筹帷幄。

任用标准与恩威并施

蒋介石的侍从室，既然称为“蒋家王朝的内廷”，就如同深似海的侯门，多少人想方设法要获得当权者亲睐跻身进“圣殿”去陪侍君王而蒋介石在对侍从室人员的任用标准上，却控制得特别严——有“黄、陆、浙”三道门槛之说。第一道槛：是否黄埔军校出身，第二道槛是否陆军大学出身，第三道槛：籍贯在哪、家境如何浙江人可优先考虑。其他挑选条件还有：在蒋家政权中干了多少年、表现如何、保荐人是谁、与蒋的亲疏如何等等。

哪怕只是参谋、秘书机要、警卫等基层人员的考核，蒋介石都要亲自看审查表，当面谈话，观察应试人的仪表精神，直到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决定，从不假手于人；而对于像侍二组和侍四组这样核心幕僚机构人员的甄选，蒋介石更是慎之又慎，“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就拿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人选来看，钱大钧和林蔚都是当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才得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两度随侍蒋介石的左右。所谓的“万无一失”，当然指的就是要对蒋介石竭尽忠诚，坚决服从，此外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使道德败坏、声名狼藉蒋也可以大而化之地忽略不计。钱大钧就是典型事例此人贪财好色，世人讽刺他“钱大钧”应该倒过来念“钩大钱”。1938年，重庆正处于遭受日军轰炸的危难时刻钱大钧居然利用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之便，私吞军用经费，大发国难财，罔顾重庆人民安危。被揭发后一度被蒋严惩，但因其是蒋的嫡系，又对蒋忠心耿耿，于是不久又东山再起，获得重用。蒋介石在安排侍从室的人事配备和任免上，手段也非常高明。对比侍一处和侍二处骨干人员的任免情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明显差别：侍一处人员更替频繁，主任一职更是7易人选，只有钱大钧和林蔚曾两度出任，其他人选的任期一般只为1至2年，商震是最短的一任，任期只有3个月；而侍二处人员则比较稳定，特别是侍二处主任陈布雷“十年一贯制”，从未更换，就连各下属组长任免也在这10年中变动不大，如侍四组组长陈方、侍五组组长李惟果和侍六组组长唐纵，都是一直担任组长职务。了解蒋介石政治手腕的人，多多少少可以窥探出个中内情：在那狼烟四起的年代，侍一处主管军事，对内联系军委会各部，对外联系各战区发布蒋的军令。因此，侍一处的主管不但必须是亲信，而且不能有常员，否则就会有人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而蒋就有被越殂代庖、被人架空的危险。所以，侍一处主任之职经常变动，就是必然的了。

蒋介石驾驭侍从室的又一手段是恩威并施。人人都知道在侍从室任职是“肥差”，先从待遇来说，侍一组内不论文职、军职，每月除了有工资外，还能领到本人工资的2/3作为津贴；吃住一律由公家免费提供，夜间加班另有夜宵；每两年发给呢料和哔叽料的中山装各一套；过年、过节还有额外赏赐，还经常有政治奖励发个勋章、奖章之类，这样优厚的工作待遇，可是让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机关都羡慕嫉妒的。不仅如此，侍从室人员一旦外调，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介石的一句话就可获提升一两级任用，以示对这些忠心耿耿的“内廷臣仆”的特殊恩宠，使他们从骨子里产生感恩图报之情。作为当权者，发发君威更是树立威信理所当然的手段，对部下严加督责，才能使其尽职尽忠，不敢稍有懈怠。蒋介石是个嗜权如命的人，大权不肯旁落，小权也抓住不放。于是，凡是蒋介石的参谋总长们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问题都要写请示报告，等蒋裁定；各地上呈的军政请示文电，也要等蒋裁定；加上蒋的各种手谕特别多，往往要求下属“限期具报”，结果造成往来文电成倍增加，公文泛滥，效率低落，因循敷衍，相率成风。蒋介石因此深受执行机关有布置、无检查的文牍主义之苦，有一次终于大发脾气，厉声说：“你们不要当委员长是个字纸篓，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待长官及对待自己的办法，有失政府设官分职的本意！”之后侍二组参谋人员遂对呈送蒋介石的报告，事先都进行研究审核，签注意见后，才送蒋介石作最后的裁定。

侍从室之最后阶段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进行了改组，这时的侍从室处于名亡实存的阶段。侍从室的各个部门，有的撤销，有的改组，按其原先的业务性质分别编入国民政府（以后改称“总统府”）参军、文官两处的机构之内。以侍一处的第二组和侍二处的第四组为基础，改组成为军务局和政务局；侍三处的业务并入了政务局；侍一处的第一组全部转移到参军处的编制内，成立了总务局。原蒋介石的侍卫长以及他所属的警卫组织被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统归侍从室最后一任侍卫长俞济时指挥管制，继续执行警卫任务。1945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名义上全部撤销，正式结束。表面上显赫一时的侍从室在经历了12年半之后，终于走到了尽头，但实际上，蒋介石仍直接把持着军务局和政务局的大权，一意孤行地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消灭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以继续实行其独裁统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才正式宣告结束。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