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头号中国通”“现代中国学之父”费正清于1942年至1943年二度到访中国，时值抗战最关键的时期，费正清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蒋介石、宋美龄等历史人物的独到评价和对现代中国、世界历史走向的透彻解读。

在战时的重庆又待了一年后，我最终确信我们的盟友国民政府正在腐化堕落并逐渐失去权势。国民党逐步走向衰落，我也是逐渐得出上述结论的。

   

宋美龄：非凡魅力背后的悲伤

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政府的无能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尽管他一再努力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和个人独裁。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导致工薪阶层营养失调且备感绝望。这时，我已经恢复健康，但是我的心情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与大使馆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国民党不再信任。

为了促进中美关系，蒋夫人于1943年3月前往华盛顿，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她优雅的仪表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呼吁使得演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进一步吹大了自由中国的泡沫。我在3月10日记录道：“中央社铺天盖地的新闻都是对蒋夫人游说的报道。”

我与高贵的蒋夫人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经过一小时的谈话后，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来。既然其他很多人对其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印象，那么我也记录下我的感受。总体来说，她一直竭尽全力扮演一位伟大女性的角色。她拥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品质，魅力非凡，直觉敏锐且智力超群。但其背后隐藏着悲伤的情绪（我总是能够从女性身上发现不愉快的情绪，尤其是漂亮女性）。心酸的往事以及装腔作势的倾向，让人觉得不够真实。她的表情通常美丽而忧郁，讲话语调调节得很好，为了取得好的效果而会停顿，上嘴唇紧绷，显得不自然。但是偶尔她也会发出真诚的大笑，圆圆的脸上呈现出放松的表情，声音也不知不觉地提高八度。显然，这些自然而放松的表情让其余的一切显得做作而又可悲。

自由中国在美国被夸大的形象就像充满氢气的气球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因为中国政府完全依赖其在美国的名声，用电视传媒的专业术语来说，就是过分依赖公众形象。这反过来是因为它太注重表面，没有实际的东西。

陈立夫、陈果夫：没有什么革新的能力

随着政府的威望愈加成为问题，领导阶层也感到愈益身陷窘境，与反对派形成对峙，并对他们持猜疑态度。正如我们现在所知，蒋介石鉴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建立了效忠于他个人的青年军官秘密组织。30年代中期广泛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就是这个组织幕后操纵下试图凸显个人对革命的绝对领导的一种外在表现。中央政治学校的陈立夫和他的兄长陈果夫作为主要组织者倡导国民党效忠于成为党主席的蒋介石。

陈立夫的行动象征着中国由王朝家族的统治转变为政党专治的统治。两种制度都依赖于下级对上级层层传递忠诚，直至效忠于掌有最高权力的那个人。过去的皇帝启用外戚，这些人完全依附于皇帝，而皇帝則把自家兄弟当成了潜在的对手，对其加强监视。如今，新的政党领袖也依靠忠于他们个人的党内派系领袖。陈氏两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共同领导着国民党内部的CC系——与蒋介石一样，也来自浙江，而他们的叔叔陈其美是蒋介石与他们共同的革命导师，彼此之间关系亲密，如同一家人。陈果夫设法招募了7000名学员，并在黄埔军校让蒋介石对这些人进行培训。这些人形成了蒋介石个人权力的基础。1927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关系破裂，他知道该杀谁，尸体该埋在哪里。陈果夫还是国民党组织部与负责培训公务人员的中央政治学校的指航灯塔。1943年我曾在中央政治学校进行演讲，发现那里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环境十分优美。

陈立夫比哥哥陈果夫小8岁，比蒋介石小13岁，他是一位合格的留美归国学生，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采矿工程专业两年，于1925年获硕士学位。他甚至还加入了矿工委员会。但由于反革命的召唤，1926年他来到广州，成为蒋介石的机要秘书。之后从1928年到1938年，他领导国民党调查统计局负责搜寻并清除党内的共产党员。戴笠也在他手下工作。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一职；就像埃德加·胡佛被任命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同时对所有美国州立大学实行财政控制一样，陈立夫控制了中国所有国立大学的经费预算。

我在（1943年）3月份的日记中写道：

随着通货膨胀造成的消耗仍在继续，政府似乎越来越不得不专注于紧握实权。思想、改革以及各类项目都退居次位。因而，一位朋友表示，委员长已经转向依靠CC系，并将其作为组织众人对抗内外攻击的核心力量。而CC系是那种热衷于权力并通过严密管理来保护权力的典型团体。他们并没有什么革新的能力。其下属人员通常只会唯命是从而没有魄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不作努力。加强组织管理并没有赢得公众的尊重，因此其秉承天命的说法恰恰完全被粉碎而成为空话。处于危机的国民党会发现自己在党外没有朋友，党内却充斥着变节的投机主义者。

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是迈向教育政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遭到了那些对国民党全无好感的北京自由主义教育者的强烈不满。蒋介石以民族骄傲为由拒绝美国联合援华会对公立大学教员提供民间援助，事实上，对昆明来说其隐含的信息则是：继续挨饿吧！

目前学术界的情况是，蒋介石试图作出努力来巩固政权，但他的执政思维过于拙劣，结果只能导致学术界与其更加疏远。例如，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他通过颁布法令来稳定肉价，但并不起作用。正如李济对我描述的那样：

委员长本人出面支持稳定价格，这件事显然荒谬之极，他似乎认为他个人的命令就可以改变经济规律。我的一位姓向的学生说他们已经过了一个月没肉没油的生活。而我们吃的肉也是从黑市上买来的。由于限制肉价，商贩们都囤积居奇，等待肉价上涨后再出售。李济说如今人们实际上都在挨饿。他近年来已失去两个孩子，而陶孟和的夫人也去世了。他表示知识分子并不介意挨饿，他们只是希望被动员起来，希望所有的阶层能够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上层人士过分的铺张浪费和各种不公平现象。因此大量的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快要死去，另一些则将变成革命者。

初夏：大众的思想出现了转折

中国传统的专制政府，如今已经强化为现代独裁主义的体制。蒋介石曾要求6位被邀请前往美国学习一年的西南联大教授在离开之前必须在重庆的中央训练团接受思想培训，这对于教授们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而在这里各种官员都要接受五到六周的培训，课程内容包体操、有序的规程和误导的讲话”。

1943年7月我再次来到昆明，我记录道：

最近在西南联大出现的一场斗争。5月底，西南联大召开了一次全体教授大会，会后派两位代表前往重庆递交了有关西南联大全体教员要求适当增加生活补贴的申请，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一是部分粮食补贴应该按市价以现金支付；按照官方价格，每担法币为900元，而市场价格则是2400元，补贴应该实现价值对等。其二是工资应随当地物价水平的上涨得到相应的增加。在昆明工资只比以往增长了5倍，而物价据说已增长了300倍。

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西南联大是否能够破除政府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束缚，即对于全国各地的公立院校都应该给予相同的财政待遇，而不能有特殊情况。这场斗争到目前为止，陈立夫占据上风。

另一项要求，是想利用西南联大实验室进行商业生产，例如，制造电灯泡和电子管。为此需要资金来启动项目，孔祥熙许诺提供300万元资金，据说委员长已经批准了。但是提交到行政院时，陈立夫提议在所有公立大学开展此项目，预算为1700万元。而此前他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最终西南联大只能从1700万中获得80万元的支持，再次遭到挫败。陈立夫的这一行动最终向仍需要结论的人们表明，CC系一心想要打压西南联大的教授。各个专业的教授们公开表示他们对当局不再有任何的义务，他们将竭尽全力寻找自我谋生的方式。

8月下旬，我去了昆明，之后又前往广西桂林，在此过程中我坚定了我的看法。在重庆之外的这些知识分子中，反对国民党的言论更加公开化，但大学还没有被动员起来。在桂林郊外，我访问了中央研究院的地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以及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集结在地质研究所所长、经验丰富的李四光的领导之下，他是这个国家的杰出人物之一，创造了很多奇迹”。中央研究院有自己的大楼、单幢住宅、发电厂、能生产化学制品和精密仪器的工厂等。许多学者都在等待新的机会。在昆明，我见到了“周培源等人，这是一群极富魅力的清华人。周培源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和同事正准备前往加利福尼亚和密立根（Milliken）一同工作”。

到9月中旬，我写信给柯里博士：

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类型的学者，是美国制度和科学标准的最佳典范，但他们仍然无法给中国带来什么活力。

他们希望推动国家前进，但指不出具体方向。他们只是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自由教学的美好时光能够重新回来。而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了。

对于中国一片混乱的状况，我思考我该做什么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自己也会采取和共产党同样的做法。只有他们的方式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郭沫若、茅盾、陶行知

作家与艺术家是最不可能跳槽成为官员的人，然而他们历来必须依靠官方支持来维持生活。1938年第二次统一战线进入尾声后，许多有创作才能的人被安排到重庆，挂个闲职并配给粮食补贴。其中，多才多艺的郭沫若是代表人物，在名人传记词典中，他被恰当地称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创造社领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巨匠。他曾在日本学医，20世纪20年代，成为创造社的核心分子，自此声名远扬。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曾为北伐出过力。1927年至1937年，他在日本從事考古学研究，这使其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1937年7月他逃离日本，为国民党当局接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两年后，他被迫离开现役军事工作，组建了文化工作委员会。

事实上，这个委员会更像是一种限制行为的围栏，已有很多知名作家被圈在里面。假如他们离开这里前往延安，将会对统一战线造成一场灾难。这样，三大主要成员——胡风、茅盾以及沈志远也以委员长邀请的名义从香港被哄骗回来，其中，为了让胡风留在重庆，专门提供给他每月2000元的津贴……当局认为绝不能让他们完全自由地活动与写作。

革命成功后，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小说家茅盾则成为文化部部长。

1943年10月，我有幸与茅盾进行了一次座谈。

他留着一撮小八字胡，个头矮小，看起来像个日本人。他很正派，但比较严肃，原名沈雁冰，笔名茅盾，大概是当时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他说如今每个人都在出版越来越多的翻译作品，因为它们容易通过审查。不过翻译作品仍有可能会被删减（雨果等人的作品就曾被删减），但从事翻译更有可能赚到可以糊口的报酬，而倘若你靠写文章或短篇小说为生，不小心涉及错误的思想，那么饭碗就不保了。他说，他所认识的或听说的每位作家，都对审查制度和秘密警察感到不满。他认为对孙中山的思想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目前的政党的所为并没有完全继承他的思想。孙中山思想博大精深（我表示赞同），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对其作出解释。

为了全面仔细地调查重庆的政治规划，我还结识了约翰·杜威最活跃的中国弟子陶行知。我于11月9日拜访了他。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38年至1939年又前往国外讲学。在此之前，他曾试行过一种理念，即任何人获得的知识都可以传授给其他人。1933年，他在上海附近的江苏大场创办了一所学校，招来了一些学生，并让这些学生将学习的知识教给他们不识字的农民父母。这个想法立刻传播开来，成千上万的人对此感兴趣，很快附近25个村庄全部开始实施此项目。省教育主管开始满怀热情地推广此项目，一年后已经发展为相当大规模的运动了。而当时江苏省政府主席不是别人，好像就是可敬的陈果夫，他随即将教育部门主管撤换。此项运动遭到批评，尽管它普及了教育，却贬低了教师垄断文化的地位。如果小孩子能够做教师，那么教师还有何用？

在汉口期间，陶行知说，有成百上千个儿童组织，一年内小先生运动推广到23个省区。其理念认为，学校就像是发电站，而每个孩子都是从其中延伸出去的一根电线，为人们的思想充电。在此运动中，陶行知教学生读书，然后他的学生又去教别人读书，以此类推，目前已经传了七代学生，因此陶行知佩戴着7颗星，而他的首届学生则是6颗星，以此类推。

委员长首次看到陶行知的这个项目时表示称赞，因此战争爆发后，陶行知去见蒋介石，希望他可以支持活动继续开展和传播，但教育部长陈立夫招来他，将其安排到一个农学院担任院长。陶行知表示农学院并不是其专业所长，让靠农业为生的人做这些工作怎么样？但是教育部长认为陶行知做其他一些事情更好，于是陶行知开设了孤儿学校（育才学校），现在他把它迁到了北碚。这些孤儿是从蒋夫人领导的组织那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挑选出来的，如果是一些聪明有出息的孤儿，则选出来在这里学习工艺美术，得到一个成才机会。这些被选中受到赏识的孤儿表现都很好。我曾在这里的美术课见过这些孩子，他们正在认真临摹希腊半身像的复制品，看起来比多数孤儿的境况要好一些。

当然，这所学校并未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但是陶行知从当地企业和诸如美国联合援华会之类的慈善机构募得资金。他压根儿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只是希望首先通过教人们读书来启迪民众思想，但这被当局者认为是邪恶的事。由这类例子可知，这个国家的唯一希望就是付型工业和商业以制约法西斯的权力，如果失败，就只能爆发革命。

以上种种看法选自当时大量的文字记录，由此总结：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与中心，1943年底，蒋介石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的信任和忠诚。

（转自公众号：民国风文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