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文

“同甘共苦”这四个字往往是衡量世间无数亲密的爱人、友人、家人的一个命题。

人们普遍认为，“同甘”是“共苦”以后的奖励，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历经风雨的两个人，在终于开始品尝生命的甘甜后，却会遗憾分开。

1985年，陈布文和张仃夫妻俩，他们面对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已经相依相伴走过大半个人生中的风雨坎坷。

就在他们以为已经扛过风暴，可以静静等待彩虹到来之时，最坚固的堡垒却是慢慢从内部开始瓦解。

张仃和陈布文年轻时

他们最终分开的理由是张仃移情他人，喜欢上了一个女诗人灰娃。

而面对张仃的移情和变心，陈布文则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也就是绝食，她那时已经65岁了，身体本来也很虚弱。

在绝食和疾病下，陈布文不久离开了人世，而在她离世一年，张仃就迎娶了那个女诗人灰娃。

几十年的爱情和婚姻，对于陈布文来说，是情深意重，对于张仃来说，则如同一抹灰尘，在时间的微风中，慢慢吹散了，再无踪迹。

张仃和灰娃

陈布文对于爱情和家庭的珍重，一直是超过了她对自我价值的完善，而这样的观念也是自她少年时期就根植于脑海中的。

她13岁就在报纸上投稿发表，并得了一等奖，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我有一个爱人》。

文中，她写道：“假如我有了爱人，就脱离这个烟火气的社会，和爱人，到乡村去，渔樵江水之上，伴着草木禽兽，远离人间的热闹。”

那时她的爱情观刚刚懵懵懂懂地形成，但似乎就是这个懵懂的价值观，照见了她之后的结局。

那时似乎已经注定了她以后会是一个坚定地相信纯洁真挚爱一定会存在的人，把追求爱当作人生完满的一个目标，并可以为了追求爱义无反顾。

陈布文生于1920年，父亲是当地的乡绅，文化程度比较高，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布文开蒙早，开始写文章也早。

文采得到了私塾师傅的赞扬，她13岁征文得到一等奖后，便有了当个创作者的想法。

17那年，为了反抗家里安排的婚姻，陈布文从家中逃到了大上海，到了上海，她开始用笔名给报刊投稿。

她写的文章多是针对当今社会的诸多弊端，针砭时弊，很是辛辣和老练。

张仃画作

连报刊编辑都认为写文的作者估计是个有一定学识和阅历的中年男子，万万没想到竟是个少女。

靠着写杂文，陈布文在文坛得到了重视，当时还有批评家称她是“小鲁迅”，这可是一个很高的赞誉了。

在上海，陈布文可以说事业和爱情得到了丰收，事业上成功发表了多篇文章，而在感情上，她遇见了张仃。

陈布文与张仃

那时她开始固定给《扶轮日报》供稿，而有一日，她照例查看报纸上的文章时，报刊上印的一副漫画引起了她的注意。

漫画内容同样是辛辣讽刺了社会的怪相，漫画的刻画大胆而形象，在那个年代，颇为先锋。

陈布文特意查看了漫画作者，名叫张仃，她在心中默默记下了这个名字。

而无巧不成书，后来他们在街上为了躲避日军的空袭时，竟然躲进了一个防空洞，在等待空袭过去时，两个人漫不经心聊起天来。

一聊才发现，原来彼此已经是虽未闻其面，先知其人了。陈布文看过张仃的漫画，而张仃也读过陈布文的文章。

对现实的不满，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这两个年轻人共性，也是最终让他们走到一起的契机。

陈布文

张仃比陈布文大三岁，出生于东北辽宁。这两个来自天南海北的人相聚在异乡，有着共同理想，他们的恋情，最初是温暖而甜蜜的。

不久两人就正式结婚了，办了一个小小的婚礼，邀请文艺界的好友前来相聚。

结婚不久，两人商议后决定，一同前往当时的革命大后方延安，延安当时可谓是多少有志青年的乌托邦，寄托了他们对美好世界的幻想。

当时到了延安，由于没有组织上的介绍，这两人有来自上海这样比较鱼龙混杂的地区。于是遭到延安的党员的怀疑。

后来好在有周扬的介绍和担保，他们夫妇两人顺利留在了延安，张仃还成为了延安鲁艺的教员。

陈布文和张仃在延安文艺工作部靠着各自的才华，发挥着光热，陈布文成为记者，采访领导，写深度报道文章。

在延安时

而张仃则为报刊书籍配图作画。不过这二人却取得了不同的结果，陈布文的报道写得很深刻，得到了领导的赏识。

而张仃的美术风格却与延安流行的风格不一致，因此他的画不被喜爱，还被怀疑。

原来张仃早年就接触过西方的现代主义画派，崇尚毕加索那样的立体表现主义画家。

他的画作也传承了西方现代画派的精神，也就是追求意向的塑造和画作感染力的刻画。

但是延安地区普遍流行的则是写实派画作风格，人们普遍认为画得像画得好看才是一副好画。

张仃与毕加索

张仃给革命家画过肖像因为用了抽象表达手法，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丑化革命同志。

境遇的不同让两人的心情也大有不同，陈布文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而张仃有点抑郁不得志。

为了考虑丈夫的感受，陈布文总是在他面前压抑自己的喜悦，总是温馨地安慰他。

后来，张仃决定放弃作画，走设计方向，这次改变给他带来了全新的职业前景。

他的设计逐步得到了赞美和认同，抗战胜利后，他带队设计了新中国的国徽、纪念邮票，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两人在延安合照

到1952年，国家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全国开始登记共产党党员，这时全国有无数人申请入党，但入党优先考虑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革命同志。

这时陈布文由于之前在延安撰写新闻报道，得到了提升和重用，她慢慢成为周总理的机要秘书。

此时她还不是党员，组织上便积极动员她入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陈布文入党以后，肯定还可以得到进一步提升和重用。

但就是外人都渴望的机会，陈布文却拒绝了，她说想当一个编外人员，为人民服务。

其实一方面是她喜爱淡泊宁静，不习惯进入政界，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张仃的事业蒸蒸日上。

而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如果她再担任党内要职的话，那么家中就无人照料了。

于是她这也算是为了家庭委婉地放弃了事业和大好前途。她曾说：“如果夫妻两个彼此都不牺牲和让步，那么两人都不能作出什么成就。”

陈布文抱着孩子

而她则甘愿做牺牲和付出的那一个，当然也是因为在她眼中，家庭比自我重要得多。

次年，陈布文辞去了总理秘书这样一个职位，进入一所学校当起了教员，同时也腾出更多时间照顾家庭。

当了教员一年半后，陈布文又再次辞职，彻底当起了家庭主妇，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当然在琐碎的家务的包围下，陈布文依然没有放弃文学，或者说，文学是她内心的一片净土。

她以更加澄澈的心灵来对待文学，她笔下如淙淙山泉一般流出的文字，是那样甘甜、纯净，清澈。带着一股不容于世的凉意。

1956年，张仃事业更上一层楼，奉命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并设计了展区内的中国馆。

他融会贯通，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设计出许多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展厅，在世博会上惊艳了各界的参观者。

张仃还当上了中国美院副院长，一时风头无两，而陈布文也在家庭和文学事业上取得了平衡。

既照顾好了家中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在不间断创作自己的“抽屉文学”，出版了好几本书，得到了诸多读者的喜爱。

但是后来由于时代变迁，张仃的设计风格跟不上时代审美的变化，他不再受人追捧，张仃的精神压力变得很大。

陈布文总是鼓励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她每天陪伴他，同他朗读尼采、叔本华、雨果、普鲁斯特、卢梭等等一众大家的名著。

后来张仃走出了抑郁不安的精神状态，开始尝试新风格的画作，并且取得了新的成功。

陈布文也重新开始写作，她写信鼓励着受到不幸的各位友人，鼓励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她说：“新的时代就要到了。”

陈布文就像一道温暖明亮的太阳光，可是，这道光照亮了别人的生活，却没能让自己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陈布文和张仃老年

1985年，陈布文发现张仃与诗人灰娃通信的信件，她敏锐地感受到了信件当中一股暧昧的气息。

她感觉犹如遭受了晴天霹雳，去问张仃这是怎么回事，张仃默认了陈布文的猜测。

原来张仃在农场劳作时遇见的灰娃，其实灰娃与陈布文也是旧相识，她因诗歌被批判，被下放劳作。

遥远的农场上，两个境遇相同的人，就这么惺惺相惜，彼此靠近。

初遇灰娃时，张仃并没有非分之想，他那时处在人生的低谷，家庭全靠着陈布文支撑，他也非常感谢陈布文的牺牲和复出。

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往往不是那么好控制的，尤其是在两个艺术家之间，激情有时如同山火一般突然燃起，让人毫无防备。

而且相比于温和沉静的陈布文，灰娃的个性更加鲜明，特立独行，她的诗歌风格大胆浓艳，抓人眼球。

灰娃曾因为前男友的去世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患病后，她写下的诗歌如同梦呓，带着痴狂和疯魔的色彩，别人难以读懂。

但是当灰娃悄悄把她的诗作给张仃看后，张仃却被这些诗歌吸引，这些诗让他想起自己的偶像毕加索的画作。

张仃年轻时就想追随毕加索把立体表现主义画作引入中国，但到了延安后，发现人们普遍接受不了那么先锋的画作，张仃无奈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但是看着灰娃的诗，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毕加索的画作，毕加索画作的一大特点也是通过形体的扭曲和色块的碰撞，营造出一种梦境的幻觉感，给人极大的冲击力。

张仃也把自己画的一副《毕加索加城隍庙》给灰娃看，他曾经对灰娃说：“我们两个是分散在世界上的疯子，现在终于相遇了。”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张仃和灰娃在艺术创作上的观念更加一致，个性也是相似的。

灰娃

如果陈布文对于张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贤内助，互相扶持的伴侣，那么灰娃对于张仃来说则是惺惺相惜的知己。

在与陈布文长达几十年的婚姻中，爱情逐步转换为亲情和友情，但是在与灰娃的接触中，互相欣赏的感情急剧升温慢慢超过了友谊的边界。

张仃在这两种感情之间该如何抉择呢？或许他的答案是基于现实的考量的。

当张仃需要陈布文时，他与陈布文依然维持着稳固的夫妻关系，他对灰娃的感情仅仅偶尔表白在两人的通信上。

但是当生活逐渐回归正常，张仃走出了抑郁的心理状态，他又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感情，他开始与灰娃频频聚会。

陈布文看到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子的情意绵绵的通信，她难以控制住内心的失望，她不停问张仃为什么要背叛她。

但张仃只是告诉她：“在灰娃那里，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激情。”

陈布文难以想象，对自己来说长达50年的感情，在张仃那里，比不上一时的激情。

在悲愤交加中，陈布文病倒了，并拒绝饮食，她不知是想用绝食让张仃产生愧疚感，还是希望最终通向死亡来寻求解脱。

总之，她绝食不久，就去世了，而当时孩子们在外地上学，不知道母亲绝食的原因。

陈布文死后一年，张仃正式迎娶了灰娃，陈布文对他来说，正式成为一个过去式了。而曾经轰轰烈烈的爱只剩下回忆。

或许“爱”对于这两人来说，本来就不是一个概念。陈布文习惯了为爱付出，“爱”对于她来说，是信念，是生命的真谛。

而张仃则习惯接受“爱”，接受爱人对自己的付出，“爱”对他来说，是辅助，是照顾，是帮助他实行自我价值和幸福的工具。

张仃是陈布文从一而终的唯一的爱，但是张仃却在与陈布文婚后多年，遇上了自己的人生知己。

在结发夫妻和人生知己之间，张仃在风暴过后，在本该和妻子相依相伴的时候，偏向了自己认定的人生知己。

所以或许曾经共苦过的夫妻不一定能同甘，在面对强大的外部压迫时，两人可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当风暴过去，面对生活中的诱惑，张仃这样的男人就难以再坚守了。

陈布文画像

在危难时，张仃需要家庭，需要陈布文，所以一直维系着对她的爱，而当他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待遇和生活。他又开始以自己的需求为主体，去寻求新的“爱”。

而陈布文最终选择死亡，或许她想，倘若自己无法留住张仃的爱，就让死亡将回忆冻结在此刻，此刻，她还并未完全失去张仃。

她是“世外仙姝寂寞林”，也是“质本洁来还洁去”，她淡泊恬静，为爱牺牲奉献的一生，并不精明利己，但至少保持了她最初的本性。

 （转自公众号：民国风文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