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教授、资深翻译。曾任外交部翻译司会议翻译处处长。江青，一个与毛泽东半生命运紧密相联的名字，曾被流行于香港的一本名曰《红都女皇》的书极力吹捧，甚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为澄清真相，还原历史，女外交官张颖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真实地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背景

1992年，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这篇文章开头说：

“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

然后接着写道：

“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了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至极。我觉得她好像并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在北京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广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

当时的传闻是，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但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书的写作水平及文字都拙劣得很，在内地很少见。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的时间里，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以下简称维特克），她于1972年夏季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先后长达60多小时。

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于1977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到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1977年维特克出版的《江青同志》封面。这与所谓的《红都女皇》完全是不同的两本书

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与另外几个人都参加了。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陪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不那么寻常，直到今天还闹出些是是非非来。

既然如此，我深感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把这段历史事实清理一番，记录下来，以便留给有兴趣的后人们查证或研究。

一、初见外宾，激情表演

1972年，“文化大革命”已到中晚期。8月12日上午，在外交部新闻司办公室，大家像往日一样工作，只听得见翻阅文件、材料的微小声音。突然电话铃响了，把大家吓了一跳，司秘书接过电话，回头对我说：“老张，乔副部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

部长办公室都在三楼。我快步跑上三楼，西边是乔冠华副部长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我进去时，他正站着和王副部长讲话，他们见到我，很随便地说：“今天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同志要见一个外宾，派你去陪见。”

我呆立着，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只是感到奇怪，江青见外宾怎么找我陪见呢？我问：“见哪国新闻记者？”因为只有见记者才和我有点儿关系。“不是记者，是位副教授，友协的客人，让你临时去帮忙的。”乔副部长说。

“我不去，既是友协的客人，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怕不合适吧。”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可置人于死地，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事沾上边，我也不例外。

“和你的工作无关，这是临时任务，原本是周大使去陪见的，但他被安排别的陪见了。外交部总得去个人呀。”乔副部长很耐心地解释。“另找别人吧，干吗要我去呢？反正是临时任务。”我坚持说。

“我和几位副部长，”他用眼睛看看身旁的王副部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去比较合适，一则是江青认识你（我们在延安时就相识，但我一直对她没有太多好感），我们就不用先去请示；二来呢，你搞过文艺，万一她问起什么，你还可以说得上来。就这一次，你还是去吧。”

乔副部长说完话哈哈一笑，使我无法再说什么，他又转头和王副部长谈别的了。我只好退出来，知道这是命令，不能违抗，心里却老大不痛快。我回到办公室，赶紧找《友协简报》。

我总得先了解一下，这位副教授——即洛克珊·维特克女士，是何许人？为何来中国？来了多久？好容易找到几份有关材料，我匆匆看过，又认真记下要点，好在材料也简单。

维特克原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友协邀请她于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在我国访问。

她想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已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在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在维特克的一再要求下，友协送上一份请示给周恩来总理，看是否要见。

周总理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便立刻决定于12日下午3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我那时能了解到的情况就这么简单。

8月12日下午两点一刻，外交部按照规格，派出的一个主陪见、主翻译小沈、礼宾司一副科长、一个速记员，都已到达接见厅，主管礼宾司的王副部长也来了。按常规她是可以不来的，因为是江青接见，不敢出娄子，所以也来了。

她安排好每个人的座位，并就如何入场握手、摄影记者如何进出、正式照相时谁应该站到哪个位置等问题作了详细交代。这时友协负责人老丁和友协的陪同老陈也都进来了。

我立刻走过去和老丁她们打招呼，说明派我来的原因，并询问了一点儿客人的情况。随后各人都坐到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静静地等候着。两点三刻，王副部长一边急匆匆跑进来，一边告诉大家：“来了，来了。”

在场的人立即起立等候，在前呼后拥下，江青和姚文元轻松入场。王副部长立刻把我拉到江青面前说：“今天外交部由她来陪见，首长认识她吗？”

江青把金丝眼镜一扶，睁眼一瞧，放大嗓门叫了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你呀，小鬼，去年范文同来访问的时候，我还见到你。是啊，嫁鸡随鸡，你就去了外交部。”然后挥了挥手，哈哈大笑起来。

王副部长已完成任务走了。江青忽然想起随行的姚文元，面向大家说：“姚文元同志你们大家都熟悉吧？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江青和姚文元坐到当中主人的位置上，其他人也默默坐下。

瞧着当时气氛，我只得站起来，把老丁请到江青面前给大家介绍，她是对外友协负责人，维特克来访是友协接待的，是否请她汇报一下情况。江青又一挥手：“你们写的情况，我全看过了，不用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客人来吧。”

过了一会儿，友协的小俞陪维特克女士走进接见厅。江青立刻站起来，以惊人的速度走到门口，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准备拥抱，也许感到这种动作过分夸张，便停了一秒钟，改用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非常热情地说：

江青会见美国记者维特克，站在江青旁边的是姚文元

“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说我骄傲了，是不是？”

维特克睁着美丽的眼睛，带着微笑，受宠若惊得不知所措。但她迅速镇定自己，用天真的语调、轻微而有点儿颤抖的声音回答：

“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来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

在场的记者，“咔嚓咔嚓”按快门，一阵耀眼的闪光灯过去了。

江青说：“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的意思哩。今天我就可以给你谈一些，你在中国还要住些天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你会有兴趣的。”

江青一面哈哈笑，一面滔滔不绝。她的声音本来有些沙哑，但拿着腔说起话来，使人觉得甜蜜蜜的。我来人民大会堂前，根本不知道她们要谈什么内容，只说是礼节性会见。我望望友协老丁她们，只见她们面目发呆，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坐姿像是很不舒服，但又不敢挪动似的。

姚文元坐在江青身旁，脸向江青那边歪着，时时微笑，泰然自若。江青的脸部下边很难看，是个倒龇牙，但嘴角两边都有小酒窝。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她常常拿着一把檀香扇，把下巴遮着点儿，嘴边的小酒窝还露着，让人看得见，这就显得娇美多了。

这已成为她的习惯动作，需要的时候，她总是拿着扇子。这时她正轻轻摇着扇，扇子发出一阵阵檀香味儿。维特克立刻把握住时机，微笑着，也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我太高兴了，我太感激了。我非常愿意知道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个人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我这样说不会错吧？”

江青微微颔首，表示赞许。她已经感到面前这个美国人很聪明，说话很讨人喜欢，或者真是个可用之材。维特克接着说：“前两天我听了邓颖超、康克清等前辈的讲话，深受教益。与你的谈话，一定更有意义。”

江青：“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江青已耐不住要吐露自己的心思了。

江青接着说：“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那么你到中国来必须了解全面情况，才能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是吗？”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一个中国主人说过要写书，只是想搜集点儿材料而已。

友协的丁、陈两位，也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她们从未向任何领导人汇报过维特克要写书。听江青这么一问，维特克还猜不透她的用意，迟疑片刻说：“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对我是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江青虽是嘻哈笑着，却是十分认真地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我坐在一旁，直到此时，才如梦初醒：江青之所以一定要见维特克，原来如此。我看看周围的人，个个目瞪口呆。只有姚文元藏而不露，像是早已知道这事。维特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冲击，很难立刻作出合适的反应，讷讷地说：“江青夫人，那我请求，你所谈的，我都记录（其实她一直在记），因为太重要了。我不可能全部记在心里。”

江青道：“当然可以记，什么都可以记，但也可以不记，你看我这里有翻译，还有速记，我让她们把我们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然后一起送给你，供你使用。”维特克说：“那太好了，江青夫人，我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呢？”

谈话东拉西扯，很快过去了3个小时。主题总算是点出来了，江青让维特克给她写本书。她感到自己在中国已够威风，应该在世界上扬扬名了。

过一会儿，江青带娇带笑的声音，又在大厅里飘荡起来。她好像回到数十年前一样，非常亲热地对着维特克：“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给取的，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你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吗？鹤立鸡群。这就是出众呀，飞翔在天空真是美极了。”

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儿演员的表演味道，对此她自己十分得意。她说：“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那时我到了上海，找职业。组织上让我去电影厂，有一个导演给我取名蓝平，别人写错了字，才变成蓝苹。哈哈，蓝色的苹果，有新意。我用这个名字当演员，在舞台上也在银幕上……”

江青又挥了挥手，接着说下去：“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江水也是蓝的，清清的江水。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维特克恭维道：“江青夫人，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一位了不起的妇女！”

整整一下午，她们谈得很热闹。江青情绪很高，看来她是预先计划好的。本来周总理批示的是礼节性会见，只谈一个小时。江青却大谈她个人的历史，且不系统。前边有关维特克的活动，我没有参加，完全不了解情况。我看看坐在身旁的老丁，她面无表情，大概也是无可奈何吧。

3小时下来，我对维特克倒是有了点儿印象：她表面上年轻漂亮，也很谦虚，但实质上是很有城府的。她很快就抓住了江青的性格特点，对江青时时表示出天真的微笑。她很有心计，句句话都能说到江青的心坎上。她太会讨好江青了。

江青陪同维特克吃饭

江青那带点儿沙哑，但仍调润得甜蜜蜜的声音又响起来：“喏，今晚我请你在这里吃饭，说是宴会也可以，你是我的客人呀。这里是江苏厅。”这时她站起身来，拉着维特克的手，很热情地带着维特克观赏江苏厅。

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绕江苏厅走了一圈儿，边走边讲解，兴致很高，随后又摆开宴席招待她。晚饭已毕，江青首先站起来，兴奋地对大家说：“现在我们该去剧院了。”

当时7点刚过，剧场内灯光已经暗了下来，演出即将开始。只见旁门一开，全场灯光大亮，江青带领这一群人，穿场而过。她昂首阔步，自己鼓着掌。于是楼上楼下观众席上所有的观众都起立鼓掌。走到正中座位时，江青回过头来向楼上楼下的观众颔首微笑，双手举起作感谢状。观众看见她还带着个外国人，更是一片哗然，欢呼不止。

江青陪维特克看京剧并接见剧组演员

我们几个大为惊讶，这种场面还真没有见过哩。大家想，这是搞的什么花样？干吗要制造这种场面？是争取人心还是有意做出来给维特克看？让维特克知道她在中国有如此地位？大概这两层意思都有吧。

大家心中当然明白，江青来的地方，一般人是进不来的，这里边坐着的“观众”，都是经过挑选组织好的。一直闹到11点多，江青和维特克话别时还特别提到，她会找机会再约见维特克详谈。

二、违背指示，大谈军事

江青会见维特克，也不算件小事，友协要整理情况向上面反映，我是外交部派去的，也得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第二天上午我到乔副部长那里，把江苏厅的谈话，如实简要说了。

他无可奈何地说：“江青要说什么要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你听了就算了。”我又告诉他，江青还要见还要说，还要整理记录，这些是否都交给友协办呢？乔副部长突感愕然：“再说吧。”

17日夜，周恩来总理召集所有陪见接待人员了解情况，他当然已看到友协的接待简报了。周总理告诉大家，江青已经乘专机飞到广州，行前决定还要与维特克继续谈话，他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开始谁也不说，还是周总理点名让老丁先说，老丁认为没有必要再见了，因为维特克想了解江青的历史，那一天已说了不少。看来那时周总理对江青的事也颇感棘手，他说江青去广州前已留下话，要把维特克接去广州再谈。

他接着说，是否再了解一下维特克女士的情况：她的水平如何？她希望了解中国的目的是什么？他指着老丁和我说，你们分别找她再谈一次，尽量多了解维特克本人的情况。

我第二天就到北京饭店拜访维特克，我非常客气地和她闲谈，问她在中国过得如何，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否符合她的需要？其实我想知道她的中文水平如何，她对中国近代当代史的了解和研究的情况，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但结果让我相当失望。

她既不能听又不能讲中文，中文报纸也看不大懂。我很奇怪她是怎样把几篇文章翻成英文的（据说她把《红旗飘飘》中的几篇文章翻译并发表了）。近代史她知道些，当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以说是一窍不通。

对孔夫子，她简直谈不出什么。古代史、文化哲学等等都不愿谈及或并不知道，但对国民党内部的某些奇闻轶事却知道得不少。我真纳闷，这就是中国问题专家吗？当然一两次接触对一个人是难以全面了解的。

19日晚上，周总理又召集会议研究情况。老丁了解的情况使我很有同感。维特克对蒋夫人宋美龄津津乐道，还有特殊的见解，并认为蒋夫人在美国很有影响，所以蒋介石就能得到美国的大量援助。因此如果新中国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就必须把江青捧出来，使美国人对待江青也像对宋美龄那样。

所以她对江青有兴趣，她要把江青介绍给美国人，使美国也援助新中国。她的这种见解令人难以理解，甚至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维特克的这一说法，友协简报上刊登了，而且江青也看过了，她却毫不在意。也许，她真想与宋美龄比试比试。然而，她对别人并不了解，尤其对美国政策及美国民情一无所知。

大概周总理与江青几天不断的电话商讨没有结果，8月24日半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只有接待过维特克的几个人参加。这时维特克已经由江青办公室安排去上海参观样板团，看样板戏，并有专人向她介绍上海“一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经过。

周总理经过一天忙碌，已显得很疲劳了。他从办公桌边站起来走到我们身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对我们说：“对不起，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有点儿急事。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是江青在广州一定要见维特克，明天就把维特克接到广州，陪见翻译还是你们原班人员吧。今晚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几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不见，我们都和维特克谈过话，她对中国虽有兴趣，但谈不上熟悉。鼓励她写书，看来行不通。江青让陪同带去了5部有关战争的电影，老陈从上海来电话，说维特克一部都没有看。据说维特克除了对江青个人的历史感到好奇，对其他的都没兴趣。

周总理此时望着我，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意见：“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刻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然后对礼宾司的同志说，“维特克女士的签证是28日到期。她不是说非要赶回美国开课吗？不要再延期了。”

说完这几句话后，他停了一下，走到自己的办公桌旁，拿出一本《鲁迅诗选》交给我。“这是老版本，《鲁迅全集》没有收进去。对了解鲁迅思想有参考价值，你带到广州交给江青同志，也许对她有用。”大家看着周总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还如此细致关心江青，很受感动。

在广州见到江青后，我拿着周总理临行前交给我的那本《鲁迅诗选》，对她说：“周总理让我转告您，维特克女士只有很少时间了，请您就谈一次文艺问题。这本诗选是他送给您参考用的。”随即双手把那本《鲁迅诗选》送过去交到江青手里。“啪”的一声，江青把那本《诗选》扔到躺椅上，说：“行了，行了，你走吧，下午3点钟来向我汇报维特克的情况。”

回到为我们准备的高级迎宾馆，老陈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见面她就急着问：“我的好同志，你到哪里去了？维特克一直等着你，她说非要马上见你不可。”维特克已坐在会客室里，脸上的表情不像往常那样微笑媚人。

我和她握过手，刚坐下，她立刻生硬地说：“我和江青夫人第一次谈话的记录，相信你已经带来了，就请交给我吧，这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维特克今天的样子，这样的命令口气，让我觉得有点儿可笑。我尽量礼貌地对待客人：“还没有整理好，需要修改和翻译。你要的不是中文原稿啊。答应过的事情，我们会做到的。”维特克坚持说：“我必须亲自带走这份记录，明天你一定要交给我。这是江青夫人亲自答应过我的。”

“在你离开中国之前，第一次谈话记录，一定能交给你。今天下午江青夫人还要见你。”就这样打发走了维特克。8月25日午后4点，三辆小轿车把我们载走了。我们很快到了江青的住处。

江青一见面就问：“维特克的情绪怎么样？在上海谈得有意思吧？几部有关战争的影片是否都给她看过了？她都说了些什么？”

“据说她一部战争的电影都没有看，小俞告诉我，维特克自己说对战争什么的都没有兴趣。她只对你本人的历史有兴趣……”

“呵，你没有跟着去上海？算啦，她们也快到了，一切准备齐全了吧？”

江青踏入那间显得空旷的会客室（准确地说是间会议室），四周摆满了舒适的小沙发，中间正对大门还有几张大沙发，显然是为首长准备的。离沙发不远处，有一张大长形桌，上面已摊开5幅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地图。矮矮的几处茶几上都放着一个或两个麦克风。

我已猜出今晚江青要讲什么了，无奈只得走到她身旁，极力压低声音说：“江青同志，据陪同到上海的同志说，维特克对战争没有兴趣。而且周总理特别交代，让我转达，请您只谈文艺问题。”

江青脸色突然一变，金丝眼镜后边，两眼瞪得鼓鼓地看着我，“哼”的一声就转身走开了。但一会儿又转过脸来，笑嘻嘻地说：“哎，小张，你看我今天穿的布拉基怎么样？藕荷色，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蓝色当然也是我喜欢的。”

这时我才发现，江青今天穿着一身真丝双皱料子的连衣裙，脚穿一双白色皮鞋，手上拎着一个方方的白皮包。“文化大革命”以来，还真是绝无仅有。

江青说：“我觉得女孩子穿裤子不好看，为什么不穿裙子呢？你们都没有裙子吗？李副官，明天给她们每人发一条裙子，算我送的。”江青的声音又陡然提高八度，吓了我一跳。我十分奇怪，江青的声音和脸色何以能如此千变万化，而且仅仅发生在一瞬间。

这时，维特克带着只有见江青时才特有的微笑走了进来。江青拉着维特克的手，一起走进大客厅，让她坐在紧靠着自己的大沙发上，又特别对她介绍在座的一位男军人说：“他姓张，是我的老战友，谈西北战场，他是我的助手，喏，这些地图都是他准备的。”

维特克有一点儿吃惊，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她注视着茶几上的麦克风，娇滴滴地问道：“江青夫人，关于战争，我懂得很少，我怎么能记录下你的谈话呢？我想这不是扩音器吧？”

江青说：“这是录音器，我所讲的全部录下来，我不仅可以给你全部记录稿，而且全部录音带都送给你，该满意了吧？”

我听了大为吃惊。职责所在，不得不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把录音带送给外宾，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呀，别说得太肯定了，免得以后麻烦。”江青装作没有听见。两人的谈话又开始了。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你长期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你也为此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我非常想了解的内容，我相信这都是非常有趣的。”

江青得意地说：“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

这时江青站起身来，走近那张长方桌。那桌上原已摆上三张大地图，还有教书用的长木棒。她拿起教棒，又叫服务人员摆好录音设备。

江青说：“先给你看看全国的形势图，看看三年半解放战争的图，得到一个总的概念，然后给你看看陕北的图，这样就容易理解了。这个战场的情况除了毛主席，只有周总理、我和其他几个同志能全面地向你介绍。”

说到得意处，江青还答应把地图送给维特克。一直谈到晚上9点，吃晚饭时，维特克问：“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说：“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他欺侮我。”

维特克惊讶地说：“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道：“有一次我弄了点儿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

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

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做出钦佩的神情：“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江青得意地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晋东南打得一塌糊涂。有一次，我开完会后看了一个文件，总理叫我休息，在人民大会堂。突然间许多人拿着地图等东西进来。郑维山和他那一伙人说，现在我们有权利开枪扫荡。那时两边都有几万人。郑维山是林彪集团的，当时还不知道。我说，那怎么行，两边都有几万人，不考虑人民的生命财产怎么行？

他们说，我们现在宣传没用，要派坦克，挖战壕。我说，我要派比你们更多的军队，但远离现场，在坦克装扩音器。当时总参的副总参谋长也在那里。吴法宪说：‘哎呀，江青同志你也知道怎么打仗呀。’我说：‘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连这点事还不知道？不能开枪。’总理支持我，半夜里总理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办法很有效。这以前榆次县开枪打起来了，但我不知道，是突然袭击，我1967年9月5日的讲话把这股风刹住了。”

维特克说：“你刚才讲的情况对理解你9月5日的讲话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背景。”

江青：“因为陈伯达的破坏，那次讲话是分好几次讲的。主席当时不在北京，在外地视察。所以他们动员一些人层层包围中南海。”

维特克：“最好能把你的提纲给我，因为我只作了简单的记录。”

江青挥了挥手，道：“我只能大概地告诉你，这件事发生在1967年，具体日期还要核对。你应对你们的读者负责，所以你要知道年、月、日。我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纠正呢，因为我要核对数字，不能让谬误流传。比如说，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江青强调道：“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一笑：“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说：“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维特克：“她哪方面不关心毛主席？”

江青：“比如我们打下一个城市，她马上就要进去，毛主席不愿意。她自己的家是地主，同时还是个商业资本家，当时毛主席不知道。她家开了一家茶叶店，我不太清楚，也不问毛主席。她什么工作也不做，毛主席让她给他剪报都不干。这是很大的矛盾。另外生了孩子后她不要，给老百姓，现在我们有她生的一个女儿，是我把她从农民家里捡回来的。她要求去苏联，让她去了，那正是卫国战争时期，非常艰苦。她打孩子，苏联人看到打孩子都以为她疯了，把她关起来了。她本来有个男孩儿，毛主席很喜欢，她也丢了。毛主席说，她连一个孩子都不给我留。”

维特克：“什么？她有个男孩儿？”

江青：“她把那个男孩儿放在一个农民家里，自己到莫斯科去了。她在莫斯科精神失常，被送到精神病院。苏联的精神病院是很残酷的。”

维特克：“我知道。”

江青：“毛主席和我经常劝这个女儿去看贺子珍同志，因为她就剩下这个女儿了。贺子珍同志的脑子在莫斯科时坏了，连健康人被送到那个医院也得变疯。他们还用‘电疗’治疗。过去她没命地打孩子，生活很艰苦，她感到很烦。她在莫斯科说，我是休养来的。但苏联人说，不劳而获是不行的。这是我们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说的。我们那个女儿叫李敏，李讷是我生的，他们都随我的姓。”

维特克：“贺子珍的女儿叫李敏吗？”

江青：“是的。她母亲在苏联，后来我们把她送到苏联，我们的同志把她的妈妈从疯人院里领出来，然后找到这个孩子，她不愿意跟她妈妈，愿意跟我们。她早就结婚了，现在有两个孩子，她学自然科学。李讷是你的同行，学历史。另外毛主席还有个侄子叫毛远新，是我当儿子养大的。现在是辽宁省委副书记，可能也是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我不大清楚。他是造反派，参加过武斗，他还没有结婚。李讷比他大半岁。”

这时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宾主在餐厅坐定后，江青继续说：“你不是想了解我个人的生活吗？哈哈，你别看我现在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从前呀，我年轻的时候，可是富于感情的，我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罗曼蒂克的。中国的女人都背着封建主义的包袱，我可不背，我自己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明天和后天我会详细地对你讲，今晚我讲点儿小故事吧。

我最喜欢上海，你们外国人说那是冒险家的乐园，有点儿道理。上海的小调我都喜欢，那真是非常有味道，我还唱哩，唱给你听听……”于是江青细声细气地哼起了上海小调：“我呀我的小妹妹哩，舍不舍不得离……咿呵呀嗬唉……哈哈，哈哈，哈哈哈。”江青娇笑着说：“有意思吧，是不是？”

饭桌上的人，尤其是几个女同志，你看我我看你，大感惊愕，老陈不敢抬头看，偶尔用眼睛扫了一下江青：她可是得意非凡，面不改色。

江青：“我一到上海呀，男朋友可多了。喏，就是追逐我的人，我都可以数出名字来，他们还使用各种手段哩。以后都成了知名人士，现在又被打倒了。哈哈，还是不说他们吧。有趣的一次，是你们美国人，是一个水兵，也许是喝醉酒了，摇摇晃晃在上海外滩走着，向我迎面走来，他站在我面前，挡住我的路，向我敬了一个军礼：两脚一并，咔嚓一声。

我回头想走开，那家伙嘻皮笑脸走过来，双手也伸过来了，哼，想占便宜！我抬手就给他一巴掌。他还是嘻笑，又是“咔嚓”一声，敬了个军礼，还说对不起呢。你们美国人，还是懂礼貌的……”

坐在桌旁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真不知道她还会说出什么难听的来。我心里感到十分烦躁，走到室外，仰望天空，天空是黑沉沉的，没有星光，四周没有虫鸣，心中有点儿茫然。室内不断传来嘻笑声，我只好再往远处走，使自己能呼吸一点儿清新空气。

饭后，大家又回到客厅。我悄悄走到江青身旁说：“刚才维特克女士向我表示，她听不懂战争，希望你能讲点儿别的，有关你自己的事。”江青坐下，慢吞吞地对维特克说：“我讲的战争故事，不是非常有趣吗？你不愿意听？这就是我的事呀。西北战场的战争，就是我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呀。”

维特克：“江青夫人，我非常有兴趣，只要是关于你的一切，我非常愿意听，听不懂，我可以学，是不是？这是你刚才对我讲过的……”

江青：“这就对了。（指图）这个图是毛主席的行动路线图，当时中央和野战军不在一起。那是1947年，斗争很尖锐，斗争从1946年开始，到《双十协定》撕毁后斗争更激烈了。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主动撤离一些城市，留给敌人，这样敌人背上包袱，而我们的主力就有了主动权。

我们集中主力，敌人不得不分散力量。我们尽可能在内线作战，也就是说在我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然后指挥敌人到一个地方，搞个口袋叫它钻进去。现在谈起来很容易，但当时转这个弯很不容易。那时撤离张家口不容易，撤出延安也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当然也有坏人的捣乱。中央那时决定要撤到后方去，那个决定是在王家坪作出的。

有些好心同志动员我去向主席讲讲，留在这里多危险呀，我也很傻瓜，就去说了。毛主席说，你是胆小鬼，你就走。我很冤枉，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的女同志。我认为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应该有人照顾他，应该与他同甘苦共患难。

开始毛主席和我带着李讷行军，李讷与你同岁，带孩子行军以示坦然。李讷当时六岁，白天还好，夜里行军孩子睡了，就不好办了。累了，甚至几个人都没办法对付她，更甭说一个人了。我就求毛主席，带着孩子不行，后来就让她与邓颖超同志一起过黄河，所以李讷一直叫她邓妈妈。我事先做好工作，她答应过河，但过去后，睡醒一觉，哭着要回来。我就跟你讲这么多。”

谈话到深夜结束时，维特克好像突然惊醒了似的，赶紧跑到大桌子旁边，抢起那些地图：“这些都是送给我的吧？江青夫人，对于我这真是太宝贵了。”江青说：“是送给你的，不忙拿吧，我会让人给你送去。你拿着不方便。”

维特克笑道：“还是我自己拿走好，这些对我了解你的讲话是非常有用的。”维特克双手紧紧抱着那些地图，走出门外，登上了汽车。我们回到了广东省迎宾馆，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天下来身体疲乏至极，但我却毫无睡意，头脑也格外清醒。这间没有空调的大房间，一阵阵闷热向全身袭来，我把两架电风扇打开，躺在那张大的红木躺椅上，真想安静下来，但怎么也安静不了。

我一夜没有合眼，江青这一天的所作所为太出人意料。她为了自己出风头，扬名世界，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向北京打电话，听听上边领导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10点，我给北京外交部打长途电话找到王副部长，向她详细汇报了昨天的情况，主要是谈话内容，并请示她如何处理。王副部长说她一定转达上级，但却没有办法让江青不说，她在北京也很难让维特克按时离境。

刚过11点，头天在机场上接我的那位警卫战士又来了，说是首长要立刻传见。当时我把礼宾司唐处长拉上，多一个人好帮着说话，我们还商量好一定要维特克如期去香港。

这次我们被带到另一个地方，据说是江青在这个城市的常住之处。一见面，江青就尖声道：“维特克女士对于昨晚的谈话有什么反应吗？她的情绪如何？”“昨晚在汽车上，她又表示对战争听不大懂，想听你私人的故事。”

江青说：“我当然会给她讲的，忙什么，西北战场就是我的故事。你应该告诉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指挥了战争。”我提醒说：“明天，最迟后天维特克女士必须到香港，她的机票已订好，假期也满了。”

礼宾官也随即婉转地向江青陈述了理由。江青好像没有听见，命令道：“把维特克女士的行期推迟6天，立刻给我办。” 

三、亲改记录，树碑立传

29日下午4时，江青陪维特克游兰圃，我又是第一个被汽车载到那里。江青这天穿着乳白色连衣裙，戴着金丝眼镜。陪侍她的一群女服务员，一律穿上藏青色裙子，白色上衣。她们手上拿着许多厚纸板，还有各种植物标本，高级专业照相器材已摆在一个亭子正中。

兰圃里绿树葱郁，使人有清新舒适的感觉。弯弯曲曲的小径错落有致，各色品种的兰花、盆景摆在路的两旁，芳香袭人。我又一次吃惊：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这里居然保留着如此美妙的所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江青抬头一看是我，瞪着眼就叫开了：“我送给你的裙子呢？为什么不穿？我不是让你们都穿裙子吗？”我一听，原来是为这个呀，心里轻松了一下，但看到江青凶狠的眼神，知道是要找我的毛病了。

其实我已经有许多年不穿裙子了，也没想过要穿。那天李副官送来五条黑色麻绸短裙，分给每个人，谁也没穿过。没想到江青今天却因这件小事发那么大的火。我只得抱歉地说：“江青同志，我的皮肤过敏，怕蚊虫咬，所以没穿。”

江青吼起来：“我都不怕咬，你就怕咬吗？……哼哼，笑话！”我正发愣还想解释两句，李副官一见这样子，立刻过来拉着我轻轻地说：“快走吧，我用车子送你回去，换了裙子赶快来。”我坐上汽车之前，李副官打电话回宾馆，告诉所有女同志，通通穿上黑裙子。

这天整个下午在兰圃，江青完全是个演员了。她走来走去，有时是一路小跑，或者可以是说跳来跳去。总之非常活跃，简直像只蝴蝶。维特克举着照相机，为江青拍了各种姿势的照片。

江青坐在亭子中的小椅子上，拿着厚纸板，服务员送上植物，她做标本，维特克从各个角度为她照相。江青向维特克讲解各种植物标本。我们几个人，跟在后边观察，江青今天是要让维特克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艺术家、摄影家，甚至是植物学家。生活多姿多彩。

概而言之，一个杰出人物身上应有的全部特长，她一样也不缺少，甚至更多。

江青说：“你知道，我养猴子哩。猴子呀，最富有人情味儿，动物界中，除了人就数猴子最有灵性。你知道吗？猴子还懂得吃醋哩，那就是妒忌，这是动物最高级的感情，哈哈哈，有意思极了。以前我养了一只猴，我时常抱着它。有一天它坐在远远的桌子上，我和一个孩子正开玩笑，你猜猜怎么样，猴子飞快跑过来，就用爪去抓那个孩子，嘻嘻嘻，那就是妒忌，也就是吃醋。”

维特克也跟着哈哈地笑了起来。

维特克献媚道：“江青夫人，你的见识真是广博，而且对什么都有很高的洞察能力。我真是非常非常佩服你。”嘻嘻哈哈过了一下午，太阳落山了。江青与维特克话别：“今晚我请你吃山东菜。这里不是山东，但我有从山东来的好厨师，做我的家乡菜，你一定会喜欢的。”

这天傍晚，我们又来到那幢高大建筑物中。女服务员引导我们走进另一间大厅里。正对着沙发的另一边，有一长条桌，上面堆满了书。最引人注目的是线装《二十四史》，还是用木匣子装好了的。

我随手翻开一本，是清代版本，在国内都已不多见。还有重印的线装《古诗源》，新版20本精装《鲁迅全集》，线装新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还有不少其他各种书籍。我们几个在桌旁浏览。

门外传来脚步声、谈话声。江青、参谋、副官和服务人员先后进入客厅。江青今晚穿的是宝蓝色西服，兴致勃勃。后边跟着的两个服务员，手中端着一大茶盘茉莉花、白兰花花球，另外还有些别的什么。

江青进门就说：“你们早来啦？你们看，这些书都是我预备送给维特克女士的，她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没有一套《二十四史》怎么行？”我们一听都有点儿吃惊，这样名贵的《二十四史》送给维特克个人？这是违反规定的呀。

我想反正我已经把她得罪了，该说的我还是说吧，也不必顾虑了。“江青同志，这套《二十四史》，国内也不多见。按规定是不能送给私人的，你或者送给维特克女士所在的大学，也许更有意义。”

江青：“谁说不能送？我自己花钱买的，你知道吗？我有的是钱，我爱送给谁就送给谁！”“这是有关文物出口的规定，需要文物局批准的。”老陈轻声解释了一句。

江青：“谁的规定？周总理不是送给尼克松总统一套吗？周总理能送，我就能送。”江青脸色一变，蛮不讲理。

“据我所知，周总理是以国务院名义，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小沈很认真地又说了一句。只见江青眉毛一挑，正想发作，刚好这时小俞陪着维特克进来，算是解了围。

江青立刻上前拉着维特克的手，亲热地微笑着。服务员快步走上前来，把那盛满鲜花的盘子送过来，江青高兴了。

江青：“这是茉莉花穿成的花球，你看，有小花环，还有白兰花，这样清香，这样洁白，美国有这些花吗？”

维特克：“也许夏威夷岛上有，我不清楚，不过不会有这么清香的花，真美，真可爱。”江青：“这是我特意准备送给你的。休息的时候，我很喜欢穿花球，每天换一个，你看穿在扇子下边香得很。”

江青手上拿着一把精细雕刻的檀香扇，扇子上坠着茉莉花球，对维特克说：“这是我的檀香扇，送给你作纪念吧，这是新的，今年我才用。我用过的送给你，才更有意义，是不是？这把扇子是特制的，比市面上卖的要精致得多。”

维特克甜甜地微笑着，接过扇子和花球，细细把玩。江青这时拿出几串小茉莉花，给我们几个人：“这是送给你们的，不然我就太偏心了。”哈哈一笑。

江青又转过身来，取另外的东西。

江青：“维特克，你是我的朋友，我还要送你一些纪念品：这是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你看，这是不久前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上的花纹，刻在象牙的裁纸刀上。这是竹制的，也有雕刻。这样的手工艺品，又好看又有纪念价值，而且是我自己设计，特级技工为我雕刻的。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哩，送给你，作为永久纪念。呵，还有这一套瓷制的小猫，送给你的女儿，是景德镇的产品。你看看多么可爱！你知道景德镇是我国出产瓷器最好的地方，以后你应该去看看，那里的瓷窑有上千年的历史哩。”

维特克睁大媚人的双眼，惊讶和喜悦使她不断点头微笑。

维特克：“我该如何感谢你呢，江青夫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好客和慷慨的主人。我想世界上都少有。”

江青：“这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啊，长远的朋友。还是一部伟大作品的合作者，是不是？哈哈哈……”

江青话音刚落，好像又想起什么，眉梢紧紧皱着。

江青：“你看，那边桌上放着许多书，有《二十四史》，你当然知道的，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你应该有这么一套。这是我送给你个人的，不要不好意思，这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我有的是钱，主席那么多稿费，用都用不完。她们（指着我们几个人）让我送给你们大学图书馆，我一定要送给你个人。还有这本《古诗源》，这本书是我挖掘出来的，要他们重印，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极为重要。”

江青突然站起身来，转过头指着我说：“不要看她是我的部下，文化大革命前，她跟着四条汉子，是不是黑干将呀？哈哈哈……”我正感到江青那古怪的、变化多端的声音来得突然，于是我也冲口而出：“江青同志，我和谁都只是上下级和工作关系，扯不上什么干将不干将的。”

江青瞪我一眼，转过身来又嘻嘻地对着维特克说，边走边用手指着书，一一告诉维特克。维特克时而惊讶，时而赞叹。江青也觉出她脸部表情的变化，更显得亲热：

“这不算什么，我喜欢你，我认为你将来会成为伟大的作家，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些书我会告诉他们，给你装好箱子运回美国去。好啦，好啦，现在我们去吃山东饭。你知道，在中国北方，山东菜是最负盛名的。比如说吧，北京烤鸭原来是从山东传过来的，在清宫廷得到皇帝和慈禧太后喜爱，就在北京流传下来了。山东菜也很有特色，与广东菜、上海菜都不一样的。”江青说得头头是道，突然打住，说，“我在这里还有山东厨师呢，我们该入席了。”

四、主席招呼，不得外传

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去了。除了参谋，我们所有陪维特克女士的人员，于当天下午坐上民航客机回北京。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好容易挨过这恶梦般的几天。老陈、小沈和我坐在一排座位上，老陈轻声问道：“我看这件事情没有完啊，江青还要把记录送给维特克女士哩，我包里不是还带着按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吗？”

我随即说：“我看这些记录不能给维特克，到北京向领导汇报后，我们大家都想想办法吧。维特克是回美国去了，我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轻松。还不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从我个人的职责来说，回到北京后，我首先要向领导汇报在广州的情况，在第二天上班后，我就拿上从广州带回来的全份录音记录稿，先向乔副部长汇报。他先还有兴趣听一点儿，接着不耐烦了，挥挥手叫我去找王副部长。

我把记录稿拿去找王副部长，照样汇报。她说这事谁都管不了，等以后再说。我只得把全份记录稿拿出来，交到她手里。我说这次任务对我来说已经完成，记录稿的事情就请上级处理吧。

9月6日上午，王副部长匆匆跑到我办公室，把我叫出门外，说是首长有命令，要把记录稿赶快整理出来，还要寄给维特克女士，要我继续负责，今天10点在129室大家集中讨论如何整理。

我心里立刻涌起极大的反感，对她说：“部长同志，你是否看一下那份记录呢？你不能提点儿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件小事，应该向上级反映！”她说：“别啰唆了。这种事儿我们都管不了，你还是赶紧去集合人吧。”

在一楼那间129室，除礼宾官外，全部到齐，包括一位穿军装的局长。很快，大家就叫嚷开了：“怎么个整法呀？人家广州不是已经根据录音整理了吗？”

“为什么还要整理记录？维特克自己是作了记录的，没有这样的先例要为她采访整理记录。”

“整理记录的目的何在？为了存档还是干别的用，应该明确，不然我们也不好整。我们只是接待班子，这件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有别的工作哩。”

“如果要送给维特克，那还得翻译成英文，得花多少工夫啊！”

王副部长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着急了，提高嗓门说：“首长秘书刚才来电话，要整理这份记录，我们只能照办。首长指示：第一步要按录音整理，一字不许错，等一会儿我去找几台录音机来，你们两人一组，轮流核对。”

说完转身走了。大家鸦雀无声，每人找把椅子坐下，然后分散在小屋的每个角落，准备核对。七个人用了整整三天时间，真是弄得头昏脑胀的，好在只要求一字不差核对记录，倒也不太费精神。

整日坐在板凳上，累得慌，最后一天结束时，老陈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说：“你看，倒是一字不差核对完了，但句不成句，段不成段，东拉西扯，这样的记录算什么玩意儿呢？”

“这是原始记录，我估量有数十万字，要铅印出来，江青要自己审查修改，以后还不定要怎么折腾呢。”

这时办公厅一位同志来传话：“刚才首长处陆秘书来电话，说这阵子你们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在钓鱼台请你们全体看美国电影。吃过晚饭在楼前集合，有车送你们去。”

我们几个人像是有点儿迟钝似的，相互看看，不吭声。本来在钓鱼台宾馆看电影，对每个人都是高兴的事，也很少有这种幸运。吃过晚饭，大家先后坐上一辆小面包车，但相互并不交谈，可能是谁也找不出可以谈的话题。

面包车驶到钓鱼台东门停住了。警卫人员拿着名单，挨个点名核对，好大一阵子才放行。进大门驶过一座小石桥，对面的那栋楼就是10号楼了。

天色已近黄昏，副官来到门外，招呼大家进去看电影。对这栋10号楼，人人都感到陌生。进门向右拐个弯，是一间可容纳二三百人的放映厅，摆放着带扶手的沙发椅，对面有宽银幕，后边有专设的放映室，室内灯光很暗，江青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你们部长告诉我，记录初稿已整理完了。今晚请你们看《音乐之声》，这是维特克女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用芭蕾舞剧《白毛女》记录片和她交换的。你们都没有看过吧？我已经看了几遍，今晚请你们看，改天还请你们去江苏厅吃一顿，算我慰劳大家。”

江青没有起身，大家也就原地向她点头行礼。江青一般不轻易和别人握手，是怕传染病。10月末的一个星期二下午。王副部长找到我的办公室，把我叫到走廊上，又神秘又夸张地说：“首长把你们整理的记录都看过了，大发脾气，说是整理得不像样子，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我不是把广州根据录音整理出的原记录送给你看了吗？而我们又一字不差地核对过一遍，这你很清楚呀。她的谈话本来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字不改就是这样，能怪谁呀。”

“别的事我也管不了。我是来告诉你，今晚6点你和徐尔维到首长那儿去，该怎么办，你去听她的。而且首长吩咐，这项工作还得保密。”

我听了又气又恼，感到奇怪，这件事部里怎么就没人管？从广州回来我向几位副部长都汇报了，现在怎么还要去整理那记录。没法子，我回到办公室，没过10分钟，小徐就找来了。

大食堂是6点钟才开饭，去钓鱼台至少得走30分钟。我们两人到食堂，还没到开饭时间，只得各买了一个馒头，夹上咸菜，放进小饭盒。然后直奔钓鱼台江青办公室。原来江青的办公室就在那栋10号楼里。

一直等过了7点，还没有听见一点儿动静。我们在空荡荡的走廊上散步，也没什么话可谈，毫无目的地走近大门。忽见有间屋子灯光特别亮，我们好奇地走了进去，原来是一间设备齐全的治牙诊室，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正在整理着什么，大概听到有声音，转过身来打个照面。

我好奇怪地叫了声：“张大夫，原来是你呀？诊室怎么搬到这儿来啦？”“你又是怎么来的呢？是有什么特殊任务吧？我这个大夫呀，这叫随传随到！”他苦笑着说。

我和这位张大夫早就认识，彼此还了解，但交往不多。在这种场合相遇，都感到有一些惊奇，又不想多说什么。正在这时，大办公室里有响声了，不止一个人进入那里，我和小徐很快走出来，听见有人向江青报告：

“外交部两个女同志和张大夫都在等候。”

“叫她们两个进来。”

等我们进去，江青说：“你们都坐下。整理的记录我看过了，不行。完全照录音，有些地方就不通顺了，得重新整理，我亲自修改。你们不懂，把张局长也请来，他也可以出主意修改，你们作记录好了。你们印的稿子都带来了吗？你们坐在这儿等一下。”说着，她出去了。

我们从手提包里把已经铅印好的第一本记录稿拿出来放在桌上，坐着等候。突然隔壁传来一声尖叫。“张大夫，怎么搞的嘛，我受不了。”这是江青的声音。她正在那间特为她搬来的诊室治牙哩。

“首长同志，请您忍耐一点儿，这又不疼，而且只要一两分钟就好了。”张大夫说。

“不行，不行，我的神经受不了，你那些个机器发出怪声，太刺激。算了，我不治了。”

沉默。又过了一小会儿。

“嘻嘻，哈哈，对不起张大夫，我不是怪你。就算是我的毛病吧，咱们慢慢来好不好？每天磨一丁点儿，你可是得在这里等着，哈哈。”江青飘然进来，往那张大靠背椅上一坐，脸死板着：“副官，给张局长打过电话没有？该来了吧。”

“报告首长，没有找到张局长本人，已经传话去找，一会儿就到。”

江青抬起左手看看表，没说话。室内那座落地大钟敲了8下。这时女服务员端着一个不小的托盘进来，放在江青面前，这是给江青送来的晚饭。

我和小徐坐在江青对面，我们对她的晚饭有点儿好奇地注视着：托盘里除了碗、筷和碟子之外，放着六七个青花带盖的细瓷罐，江青把盖子打开，原来是一个较深的碟子盛着各种菜：蒸鱼、肉丸子、青菜、豆腐，还有鸡汤等等，瓷罐装着滚热的水，这样菜拿上来就可以保持温度，不会凉。

我感到看别人吃饭怪没礼貌的，正要起身走开，这反倒引起了江青的注意，立刻把我们两人叫住：“你们坐着吧，我吃我的，咳咳，你们懂吗？饮食营养治疗，比什么药物都重要。我要保持固定的体重，不能发胖，还要保证有足够营养价值的食品，我可不要大夫来干涉，我比他们懂得多，要听他们的呀，那就什么也别吃了，没意思。”

她总是那样旁若无人，这已成习惯了，不在乎别人看她的吃相和高谈阔论。小徐用手推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张局长终于来到，江青脸上显得高兴起来，也没有再提谁把记录弄得不像样子了。

江青：“老张，还是得把你请来，因为你是我的参谋，关于记录的事，还得请你来办，你知道，她们都不懂战争，而第一次谈的就是西北战场，没有你怎么行。”“首长，核对录音的时候，我也参加了的，初稿校对，一字不差，但是还得修改，特别是文字润色。您的命令，我从来都执行。”

“那太好啦，那就不光是西北战场了，全部记录修改，你都来参加，我已经对她们两个说过了，我们修改，她们作记录，这样会比较快一些。”这时张局长才看见我们坐在对面一个角落。他不无歉意地走过来和我们握握手，好像也感到江青说话太不客气，赶紧接着说：“首长同志，我们一起修改，一起修改。唉唉，在文字润色方面，她们比我强，今晚我们先试试看，您看可以吧？”

我当时心里觉得好笑，难道这还是什么好差事么？我早已烦透了。在座四人，各人手里拿着一本铅印好的记录稿，开始修改记录。小徐一句句念，江青手里拿着铅笔，在那份记录稿上圈点画线，不时停下来和张局长议论一番，如何把段落改得合理，情节写得清楚。

常常是张局长建议如何如何，征求江青的意见，江青拍板之后，叫我在那份记录稿上改过来。这样倒也使得我们两个人感到轻松些，可以不用脑子。江青要改这，要改那，照改就是了。可是用这个方法修改数十万字，也真是够受的。

直到午夜时分，还没有改出几页来。突然江青叫停住，她站起身来，伸伸腰腿：“哎呀，都过12点啦。”她在椅子扶手上按铃，随即进来一位女服务员。江青吩咐：“带她们两个到大食堂吃夜宵。”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个长盘进来，把江青的夜宵摆到了她的面前。

在大食堂吃完夜宵，服务员又带着我们返回。这位服务员就是刚才给我们端茶的那位，她边走边说：“你们是有特殊任务才来的吧？我从未见过你们。你们不知道，首长吃完夜宵，还要运动和休息，你们先在外边透透气吧。”小徐接着说：“都快两点了，你们首长什么时候才睡觉呢？”

“难说，最早也得4点吧。她晚上办公，白天睡觉。我是小夜班，把你们带回去，我就该下班了。我带你们去看看首长运动的地方。”

我轻声说：“服务员同志，首长没叫我们去，怕不方便吧？”

“没有关系的，来过这里的人都去，不要紧。”我们从10号楼的旁门进去，经过一间陈设考究的大房子，穿过这间房子，走到一处比较宽阔的地方，灯光很亮，四周站着20来个人。我们二人远远站在角落处。江青和陆秘书正打乒乓球，有服务员为他们捡球，还有人在旁边叫好助兴。

大家走散了，江青却兴冲冲地走过来，发现我们二人站在角落里，就说：“嘻嘻，你们也出来了，这里多好，说室内吧，可和外边通着，所以呀，空气流通，对我运动最合适了。来，我领你们看看我的小菜园。”她领着我们走进一间不算太大的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面果然种着西红柿、茄子、豆角、菠菜什么的。

江青：“你们知道吗？这就是我的实验田。你们看，冬天在顶上装好玻璃就变为暖房，我还种各样蔬菜，以后分送给你们吃。在这里呀，我可不种花。”

江青走进内室，我们两人就回到那间大办公室坐着。屋里只有张局长一人，独自在看那份西北战场的记录稿。过了好长一阵子，江青才慢慢走进来。她先到门口那个红木大镜子前，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木梳，不断梳她那一头乌黑的头发，然后走近那张大靠背椅子坐下，打哈欠了：“哎呀，都快天亮了吧？这一天可是真累了。”

三天之后，我们又被召到10号楼，张局长已经坐在那里了，9点多钟江青才到。仍然是他们两人商议，我们两人记录，这一次可是顺利得多了。因为张局长已经改过一遍，把段落整理清楚了，但内容太复杂，还是很难弄懂。

不过江青表示很满意，只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江青提出某些地名要核对，或者哪些人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记录稿上等等，到凌晨1点多钟，这篇西北战场部分的记录就完成了。

江青十分高兴地说：“小张，这部分记录今晚就算定稿了，你带回去交给外交部，铅印10份，编号留底，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各一份，请他们审阅。周总理那份我要亲自送去，外交部就给乔副部长一份吧。小徐，这份稿子不会有多大修改了，你可以着手翻译成英文，你就定稿吧，反正是送给维特克女士参考用的。都记住了吧？”

我们俩点头收拾东西，正要走出门去，江青又把我们叫回来，吩咐说：“小张，我看张局长先整理一遍的办法很好，有一些部分你也可以照他的办法，把容易整理的先修改一遍，整理出来。比如关于《红楼梦》的部分，你可以先整理，把故事情节、时间顺序、诗词等等都与原书核对清楚。还有关于上海文艺那些，都可以先整理，这样我修改起来就省时间多了。”

自从广州回来，我和小徐经常加班，被这份记录折腾得够苦的。因为下令要保密，又不许带回家，在办公室里吧，日常工作还得干。那些天我老在琢磨，我向部里几位副部长都汇报过了，既然他们也确实有为难之处，江青的事谁也不敢过问，就应该让周总理知道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向周总理汇报。而我去找周总理也不一定是很正式的汇报。

这几年我也是常常去的，有时就是聊聊天，而周总理也喜欢知道一些具体的情况。那天晚上我反复想来，找周总理谈一次是应该的。也许别的同志已向他汇报过情况，但我了解的要具体得多，反映一下也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我也知道周总理极忙，试试看吧。于是我给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秘书转达，我希望能有机会见见周总理。

终于有一天，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见我进来就把老花镜拿下来，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译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

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那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3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

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10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阅，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这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那天我坐在最后排一个角落里。会议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

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一张大桌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阅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我们整理过的铅印好了的江青谈话记录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的字样。

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说：“除了我和小徐，还有那位张局长，他说比我们早到好几天，那些地图和材料是他预备的。”

周总理“啊”了一声说：“他也在广州吗？现在也一起整理记录？”

“关于西北战场这部分，是张局长先整理，又和江青同志一起修改，我和小徐作记录，记他们商量好的定稿。”我回答。这时周总理的双眉拧在一块，估计周总理并不知道张局长去广州的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面色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我当时感到周总理对一个下级同志，也只能这么说。

“维特克女士当场做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10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

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个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了。

当年11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

江青收到照片后高兴极了，把维特克寄来的以及原有的不少照片，摆在钓鱼台她那张长方形办公桌上，反复仔细地自我欣赏，挑来挑去下不了决心。于是打电话到外交部，把我们当时在场的几个人，用一辆面包车拉到钓鱼台10号楼去。

江青十分专注地看自己的照片，直到我们一群人走进办公室来，她才抬起头说：“好呀，你们快来看看这些照片，这是维特克女士寄来的。我觉得坐在栏杆上的半身照不错，当然还是不如我自己拍的那些色彩好。”我们分成三三两两在看那些照片，但谁的兴致都不高。

江青拿着那张半身照，先问小徐和小沈：“你们看看，这张不错吧，有点侧着身子，光线还可以，就是色彩淡了些。”小沈和小徐也就点头微笑。江青又叫：“小张，你学过点美学吧？你看是否把照片裁短些会更好看？”江青用厚纸盖着下端，上下比试，我走过去看了看说：“裁短就没有手了。”

江青又上下比试好一会儿，吩咐小沈给维特克女士写回信。江青兴奋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有江青的照片用来作封面。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总理的办公桌上。

一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了。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须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

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要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

1961年在北京东四八条胡同朱启钤 宅，左起为张颖、章以吴、邓颖超、 罗婉容、周恩来、章文晋、章梅

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要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他对我和小徐说：“你们继续去作记录，根据江青同志的要求整理和修改。”

又一天晚上，我和小徐来到10号楼，继续修改记录稿。12点已过，任务接近完成了。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后回到江青办公室，她正在打电话，声音还挺大的：

“我的那些个记录，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怎么不快替我看呀？”

“……”

江青：“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我答应过人家，就得给。”

“……”

江青突然换了腔调：

“总理呀，你就替我审查吧，不给维特克，那可不行，哎呀，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我真替你累得慌。不过那些个记录，你还是得替我审查。”

“……”

“一定要给，我不能失信于人，就得这么办。”江青又变了调，蛮不讲理。

“……”

“哼，他们呀，就只画了个圈儿。我说总理呀，不送给维特克我可不答应。”

江青把电话放下，一脸怒色，眼睛都不往这边瞧，我们都默默地坐着。

1972年岁末，周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

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都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