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的毛泽东、张闻天

导言：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

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志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和我参加了谈话。(文末附视频《张闻天：一个被历史遮蔽的人物》)

胡乔木拿出一页已写的稿子说，他的文章原已动手，因有眼疾，不方便写长文。另脚也有病，虽是一时之疾，但是在4月份内影响大，而《回忆张闻天》一书截稿在即，所以找我们来救急。

他这次谈话的主要部分已经整理进《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并经他本人修改审定，先后在《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发表。

没有整理进去的部分主要涉及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关系，胡乔木说这些事情“比较难写”。

现在时间过去了20多年，大家对于党史上事实材料的披露有了更多期待，也有了更高的鉴别力和承受力，我觉得可以按照当时的记录（主要是未曾发表的部分）整理此文了。记录曾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复核。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

1941年我调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一段有些事情比较难写。

毛主席曾经问我对张闻天的印象如何。我答，很好。他对冯文彬有过批评(注1)，对我们有帮助。

毛主席却对张闻天很不以为然。他说，你不了解这个人，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工作。

就在这一年秋天，中央召集会，撤销了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务。毛主席批评他空、高、怯、弱、私(注2)，没有工作经验，自高自大，不接近人，到群众中去少，对有经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少。他就是开会，议程一、二、三、四。

毛主席这些批评也不错。

那次撤销张闻天的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也同他在三次“左”倾路线中有责任有关，虽然他在遵义会议上起了作用。他在政治形势的分析等问题上同博古一致，在苏维埃具体政策上有分歧。

那次批评，我不知道，是后来听说的。

后来张闻天去了绥德(注3)，回来参加了一段整风，也讲了话。

张闻天在延安时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影响大，在国统区影响也大。

一般人印象，以为共产党人不讲人情，不讲待人接物之道，这篇文章澄清了误解，为共产党人改善了形象。

但是文章在整风中却挨了批评，说没有阶级观点。

康生批评最为激烈，毛主席也表示不赞成。

其实那篇文章讲了人是分阶级的，讲了要同坏人作斗争。

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这是毛主席一生没有解决的问题：一讲人，就是阶级烙印；一看到谁讲人，就反对。

这是当时对他批评的过火之处。

七大选举时讲了张闻天的作用，但是主要是讲王稼祥的作用。实际上张闻天的作用至少不在王稼祥之下。因为他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

对王稼祥，有一个时期毛主席请他来杨家岭住，什么事情都找他商量。

后来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王稼祥说的，毛主席就对他冷淡了。

但是，毛主席后来还是比较信任王稼祥。

在中联部后期，他们有分歧，王稼祥受了批评。王稼祥认为，对欧洲和平运动不能反对，提了一个折中建议，主张分开处理。他们联名写了信。

毛主席很不满意。但是对王稼祥总是好一些，王稼祥解放也早一些。

毛主席对张闻天怨恨较深，整风期间写了几篇文章集中批评张闻天，这些文章他也不准备发表。(注4)

左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毛泽东：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

1944年，毛主席要张闻天、陈伯达和我三人做他的政治秘书。(注5)

我和张闻天同住在枣园。

张闻天写了中国革命的大事记，像年表一样，很有价值，今天如能找到，就很好。(注6)

其中记了不少外界很少流传的事。例如古田会议，主要是毛主席同陈毅的矛盾。

毛主席说，红军要彻底胜利，一定要反对陈毅主义。如不反对陈毅主义，革命就要失败。

陈毅比较随便，大而化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

后来陈毅到上海，周恩来要陈毅坚决服从毛主席领导。陈毅回来，古田会议才得以召开。

古田会议主要针对朱、陈二人。毛主席是少数，他认为无法合作，退出前委。

后来陈毅去请他，他就写了古田会议决议。所以决议写了很严格的主张。

做政治秘书，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张闻天就写自己的笔记、回忆，很勤奋。当时他年轻，离所写事情发生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的事情清楚。

本来毛主席要我们起草七大的报告，后来认为我们起草的不能用，所以从头到尾他自己写。

张闻天(1900—1976)，又名洛甫，上海南汇县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我们没有联系。

我知道他在1948年到1949年间用心研究经济建设方针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报告。

这一时期他就合作社问题写的报告，主张农村供销合作社赢利分红，同少奇同志的分歧很严重。少奇根本否定这类主张。

洛甫主张企业要有利润，少奇批，利润不是企业的目的，所以提法不对，把问题提得很高。

少奇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说，你的信我也没有怎么看，我看洛甫的意见大体也可以，修改一下也可以用。毛主席很赞成张闻天的主张。

1950年，张闻天奉调北京，准备担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

本来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时，党中央就曾准备派张闻天参加中国代表团，毛主席曾要我为此草拟新闻稿，特别交代在稿中要写明张闻天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后来中央因故改派了董必武。

张闻天后来接替王稼祥担任驻苏大使。

王稼祥在任时，苏联同我们关系紧张，怀疑我们是第二个南斯拉夫，王稼祥回国时连欢送宴会都没有。

张闻天去后，不久赫鲁晓夫上台，情况就不一样。他离开苏联时，苏联的欢送很热情。

后来批张闻天时说，王稼祥在苏联受冷遇，你受欢迎。其实是张闻天在对苏联关系方面掌握得比较好。

1954年我去苏联治病，到过使馆几次。张闻天勤于调查研究，曾给国内电报，介绍苏联动态，中央比较重视。

我劝他多写些电报，介绍苏联的领导方法。当时我感到国内领导经济不上轨道，苏联管理经济较有条理，希望他多写些电报，影响国内。但是后来他写的也不多，可能同中苏分歧有关。

张闻天领导使馆，内部工作有条理，很多人信服他，这些人都在。但是这一段写起来措词比较难，一些人同外交部的关系有些复杂。

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时，中央曾经考虑是否需要张闻天继续留在外交部。

周恩来认为张闻天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较认真仔细（例如他曾到我国各驻外使馆做过一次巡回视察，这种工作似乎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外交部领导人员都没有做过），主张把他留下。

可见张闻天这一段的工作是得中央好评的。

张闻天  刘英

毛泽东：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毛、张在长征中是合作的，但是也有矛盾。

毛主席讲过一个例子。张闻天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主席是在夜里工作的，早上怎么起得了床？他就发脾气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

张闻天敢管事，本来这类事可以不管，张闻天的知识分子气太重。

还有一次，毛主席在会上交给张一份文件。

张闻天说，这事会上不谈。

毛主席将文件扔到地上，认为开会不能讨论问题。

毛主席讲话海阔天空，一讲可以讲很多，讲了很多道理。

张闻天则喜欢刻板的工作方式，开会要有准备，有议程，按事先计划进行。

列宁下过命令，开会发言不能超过五分钟，一位工程师发言长了，被他制止。张闻天也学了这种办法。

毛主席非常不习惯这种开会方法，经常在会上转移话题。

1938年，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郁达夫：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庐山会议上，我同张闻天的意见比较接近。本来我在苏联时同他谈话，对国内形势的意见就比较接近。

“歌特”文章(注7)是张闻天写的，这没有问题。为何作用不大？可能文章写出不久，他就离开了上海，所以在“左联”的实际工作中未起影响。不仅周扬、夏衍没有接受，连鲁迅也没有接受。

我们那时办了一份32开的刊物，叫《中国青年》。

1941年2月，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登了张闻天早年发表过的小说《飘零的黄叶》。张闻天不赞成再登。我觉得可以发表，对他讲了我的考虑。

那时绥米警备区刚刚收复，青年学生多，他们文化程度比较高，我认为发表《飘零的黄叶》会有作用。

从张闻天那里我听说，当年小说发表后，郁达夫对他说，你这篇小说像一首诗，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诗人。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是一篇较好的作家论。就对王尔德的评论而言，此后中国似乎没有更为系统、全面的论著问世。张闻天翻译的王尔德的《狱中记》至今也没有新的译本代替。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

注释：

注1：对冯文彬的批评，指1938年批评青训班逮捕人一事。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中记述了这件事：

“同张闻天同志第一次发生工作上的接触，我记得是由于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担任陕西安吴（属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时发生的一件事。

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不在安吴，大概是因工作去西安了。班里有一个名叫陈珍雄的广东青年，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这时在青训班学员中宣传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被如今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的廖季立同志告发。

除陈珍雄以外，还有一两个跟他观点相同的人在共同活动。

那时正当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以后不久，我和当时也在青训班担任负责工作的张琴秋等同志商量，决定先对陈珍雄进行批斗，然后把他和同他一道从事托派宣传的人逮捕起来，准备送延安处理。

正在这时，冯文彬同志回来了，不久他就接到张闻天同志来的一份电报。

大意说，青训班是办在国民党统治区，这是由于西安事变时形成的特殊的历史条件（那时红军驻在泾阳、三原等地，红军开往山西抗日前线后，除为便于在西安、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和其他联络，在由三原到洛川等县城设联络站以外，还曾在泾阳县属的云阳镇设有留守处，在安吴堡也曾有伤员留驻，两处都在三原以西不远的地方），国民党正在想种种办法要取缔青训班，现在并非政权机关的青训班竟然逮捕人，这正好给国民党一个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这个错误，立即把人释放。

这个电报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自己也认识到确实太幼稚。

结果是把陈珍雄等经过统一战线关系转送到长安县政府（那里的县长是党的一位同情分子），由长安县政府放了。”

注2：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指张闻天的陕北、晋西北农村调查之行。绥德是这次调查最先路过的地方，也是调查的最后一站。

注4：指批评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九篇文章”。

胡乔木说，这组文章“的确写得很尖锐”，“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刺人的过头话不少”。

毛泽东当时没有准备发表，1965年5月修改时有了重新发表的念头。他对这组文章钟爱有加，1974年6月曾找出仔细看过，临终前一个月还让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注5：关于政治秘书，在最初载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回忆张闻天同志》文中，胡乔木是说“毛泽东同志曾经要张闻天同志在身边担任政治研究工作”。此文后来收入《胡乔木文集》时，采用了“政治秘书”一语。

注6：这本大事记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被称为“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

胡乔木说它是张闻天“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在担任党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的耳闻目睹”写成，“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

它连同张闻天长征途中的日记、1942年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报告和材料等等，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紧急情况下烧掉了，“这实在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

注7：指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2年11月）。

文章批评了排斥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将文艺归结为政治留声机的关门主义错误。

据程中原查证，瞿秋白、冯雪峰接受了这一批评，针对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争因而停止。

鲁迅1932年12月写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同歌特文章反对关门主义步调也是一致的。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