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2日下午，在京西宾馆740房间，为写 《徐向前传》之事，我采访了李德生。那时他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是为参加中央军委在华北地区组织的军事大演习而进京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四年后，李德生任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因为工作关系，我见他的机会很多，经常面对面接受他的指示或陪同他外出办公。下面讲的，只是选取其中的几件事，谈谈我对他的印象。

“我是有缺点的共产党员”

1990年4月22日是个星期天，李德生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李德生明天要向党小组汇报一下思想，能不能安排一下？

我沉思了一下，因为党日活动是在星期六，星期一还没安排过组织生活。但我转念一想，政委提出来了，一定有他的考虑，于是，便答应下来。其实，李德生主动提出要向党小组汇报思想，这对于高级领导干部党员来说，是很难得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这样做，也是对党支部工作最实际的支持。这对我这个支部书记来说，是件好事，也是求之不得的。

放下电话，我就打电话给秘书长徐树松，向他讲明李德生的意图。徐树松说，按李政委的建议安排，星期一上午办公室例会改在下午。我同徐树松商定后，又打电话给党小组组长罗光明，请他安排党小组会。

李德生自任国防大学政委以来，就在我们支部过组织生活。几年来，凡党支部、党小组有活动，只要通知他，他一般都能到会；如因工作不能到会，他会亲自向我请假说明情况。他请假时，身份摆得很正，不是以国防大学政委对政治部办公室副秘书长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以一个普通党员身份向党支部书记请假。就这一条，他就让我感动，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但他主动建议安排党小组活动还是头一回。

23日上午，党小组会按照李德生的建议准时召开。我向大家说明情况后，小组会便开始了。

在这个小组过组织生活的领导干部党员，还有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胡峨亭。

小组会开始后，李德生第一个发言。

李德生和胡峨亭两人，在这次调整领导班子中，都是因为年龄到杠要离职休养的。李德生的发言便从这里开始。他说：这次大单位调整班子是正常的制度，我们也不例外，要执行中央这个规定，退出现役。我的年龄74周岁了，身体也有问题。

说到这里，李德生把校领导班子的调整情况，向大家作了简单介绍。他说：国防大学还要调进几位同志，属于正常交流。马伟志同志是济南军区的，来任副校长；刘存康同志是北京军区的，是个秀才，我在时他是党委秘书，他到政治部任主任。侯树栋同志提升副校长，王厚卿同志任教育长，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组织能力上，都很优秀，完全胜任。接着，李德生便讲起了自己：我的军队生活有60年了，现在要退出现役，但作为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我向党小组表示，信念坚定不移，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坚定不移，有生命力。尽管党的历史过去有曲折、有波浪，我们也受过影响。

讲到这里，李德生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说：我这个人在“左”倾路线上面摔过跤子，被开除过党籍。

说到这里，李德生环视一下到会的人，把他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告诉了大家：那时我是支部书记，提倡坚持汇报制度。可是，新来的政委说我不相信他，把我开除了党籍，还关了我一夜，那是1935年。1936年12月在陕北我又重新入党。

“文化大革命”是李德生最难忘的岁月。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批判我是“大军阀”“大党阀”，“四人帮”说我反对新生事物，有人还告了我的状。有一次，江青半夜去叫我，搞突然袭击。本来，华楠当解放军报社社长，是政治局副主席会议上批准的，可江青硬说没经过毛主席。

李德生停了一下，告诉我们：“我经历了生死考验、艰苦环境考验，政治上是坚定的。但个人也有自知之明，我是有缺点的共产党员。”

“我是有缺点的共产党员”，这应该是他个人对自己革命一生所下的结论吧。重吗？不重！轻吗？不轻！从我在李德生领导下工作几年的实践看，他这个自我结论恰到好处。讲到自己的缺点，他说：“知识差，工作面窄”，“工作不全面，考虑问题不全面”，“对学校工作我没经验，张校长有经验”。他讲起自己的优点或者说长处时，只讲了一条，那就是“团结”。对学校工作没经验，怎么办？他说：“就是靠集体领导，团结好。”他又加重语气说：“我这个班长没当好，但团结好，没内耗，工作很愉快。”这是符合实际的。

李德生虽然身处高级领导岗位，但他仍然念念不忘的是感党恩。他在发言中说：“我是放牛娃出身，能到今天，能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要感谢党的培养。没有党，就没有我的现在。”

李德生的整个发言，语言朴实，态度认真，没有讲他参加革命的壮举，也没有批判那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他陷于困境的人。他的发言可贵之处，是紧紧围绕着自身，实事求是地解剖自己，查找不足，总结经验，听了让人信服，让人自省。

李德生 （前排右二）参加民主生活会后与党支部成员合影

李德生发言后，包括胡峨亭主任在内，大家都相继发了言。大家普遍感到，这个小组会开得好，好就好在李德生给我们带了个好头。

“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

这要从李德生的出身说起。

1995年上半年，我接受了协助李德生整理回忆录的任务。我负责撰写他的青少年时期，没有现成资料，只好到他家乡去搜集。接受任务后，我和战友姚胜利便起程赶往他的老家河南新县采访。

为了更广泛地获取资料，除到新县外，我还去了他家乡附近的信阳、光山、商城的党史办、展览馆及一些邻村，如柴山堡等地，有20多个地方。各级地方领导都很乐于帮助，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方便。但由于年代久远，关于他出身的资料很少，没办法，我便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出生地李家洼。

在那里，我找了十几位李德生的本家兄弟及邻里老人谈话，还去他母亲的坟上看了墓碑。

通过走访，我搞清了李德生的祖父名字为李定祥，祖母的姓氏为郭氏。他父辈兄弟四人，“宽”“裕”“直”“信”为排行顺序。他父亲排行老二，名李家裕，老大李家宽，老三、老四分别是李家直、李家信。他家的经济状况处在社会的底层，家里没有水田，父亲在山脚下无人管的地方开了点荒地，种点杂粮，以维持生计。李德生7岁那年，母亲让他去学裁缝，可他觉得整天在屋里听师傅唠叨，烦得慌，就走出裁缝店去给人放牛。放牛，风吹雨淋，虽苦了点，但他觉得能有机会和那些放牛、砍柴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很开心。于是，放牛成了他的职业，一干就是五六年。

后来，李德生的母亲久病无医，去世时刚30岁出头。父亲是在他参加红军后去世的，李德生说是受了他的牵连。那年，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国民党军卷土重来，占领了大别山地区，占领了李德生的家乡，国民党军对红军家属进行抓、打、杀。他的父亲先是躲了出去，但还是被抓住了，受尽了折磨，被放出来时已经病入膏肓。人是放出来了，但房子已被敌人烧得片瓦不存，仅有的几分山地也被夺走了，他不得不靠打短工、讨饭度日。不久，他便怀着对儿子的不尽思念，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的消息，李德生是在1947年才听说的。那时，李德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七旅旅长。部队重返大别山，路过家乡时，他顺路去李家洼看父亲，没想到，看到的是父亲坟上的荒草。他当旅长了，但父亲并没有分享到这份喜悦。

上面讲的内容，有的是李德生谈的；有的是李德生讲了个影子，不确切，我们去他家乡采访进一步作了印证；有的是李德生根本不知道的。

唯独李德生的出生日期，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没有找到答案。他的同族兄弟，用比对的方法，也讲了几个时间，我回来向李德生及他的夫人曹云莲说明时，他们只确认属龙，以及农历（四月）和公历（5月）的月份对比，并把这些写在了回忆录中。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天，没有确定下来。我想了一下，这事也不奇怪。他那样一个家庭，那样一个身世，又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中，吃穿无着落，父母又贫病交加，哪还有心情给孩子过生日。

这样的事我还碰到过。在我参加撰写《徐向前传》时，徐向前只知道他的农历生日，公历是哪一天不知道，我翻阅老皇历，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写“唐亮”条目时，我去采访唐亮，他童年的遭遇比李德生的还惨。他父亲去世时，债台高筑，母亲走投无路，忍痛把两岁的小唐亮（原名唐昌贤，别名唐昌明）卖给人家，用以安葬他父亲。这样的身世，他哪里会记得自己的生日呢？当唐亮后来想过生日时，却一无所知，就把自己的生日选定在了端午节。我问他原因，他说：“过节总要吃点好的嘛，就算过生日了。”后来，唐亮的生日定在1910年6月13日。

李德生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生日”，我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回忆录中。

“咱俩去街道拜个年吧”

1989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小月，实为大年三十。下午，机关都放假了，工作人员把单位的事处理完，都忙自家过年的事去了。我回到家，把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用的面和馅准备妥当之后，找出换洗衣服，正要去澡堂洗澡时，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李德生政委亲自打来的，他让我陪着他去街道办拜年。

李德生一说拜年，我随口问了一句：“政委，拜年都安排在初一，今天没有安排呀。”当时我在政治部办公室任副秘书长，负责群众工作和对外交往。关于春节到地方走访、拜年、慰问之事，已经作了安排，并报校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按分工进行。

李德生打断了我，说：“安排归安排，咱俩先去走走嘛！”

我还是觉得有点为难：一是我不想去。这几天为安排参加校内校外的春节活动，忙得一塌糊涂，有校领导参加团拜会的，有全校人员参加游艺晚会和游园活动的，还有去各个剧场和体育场馆看演出、看比赛的，等等。这些活动，表面看是节日娱乐活动，其实每一场发票、派车、组织，要求都很严格。更重要的是，自1986年开始，各地以各种名目举行的游行示威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北京，有些口号是指向中央的。因此，军内组织活动，参加人员既要有广泛的群众性，又要绝对可靠，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问题，这是不能有半点儿疏忽的。我刚刚把大年三十晚上的票发出去，把车和带队人员安排好，想去洗个澡，也安排一下家里过年的事。这时李德生又要去走访，我真不想去。二是地方单位都放假了，单位只留值班的，我们去拜年给谁拜呀。

我没有说服李德生，放下电话，按照他的想法，赶紧给街道办打电话。街道办放假了，只有一个门卫在。我告诉他，国防大学李德生政委要去给你们拜年，立即通知主任、书记到街道办来。他要向我解释，我打断了他，语气坚定地告诉他：“赶紧通知各位领导，让他们尽量参加。”

半个小时后，我带着李德生去了青龙桥街道办事处。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走在路上都可以感受到过年的气氛。街道办的院子打扫得很干净，只是空荡荡的，除了那位值班员赔着笑脸与李德生搭讪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我正着急时，从大门外急匆匆进来一个人，一问方知，他是街道办的副主任，是接到门卫电话后从家里赶过来的。

街道办副主任很热情，把我们让进了街道办的会议室。李德生笑眯眯地坐下来，这位副主任赶忙解释说，不知道政委今天来，主任、书记和其他领导家离得远，过不来，请李政委谅解。

他们正说着，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手里拎着水果、糖块什么的，他们进屋后就急忙往桌子上摆。很显然，这是副主任安排的，效率还是挺高的。李德生看着他们忙活，直笑。他们忙活完了，不好意思地坐在了副主任身边。听副主任介绍，他们是街道办的两位科长。

李德生同他们谈的，就是街道的一些具体事。街道有多少工作人员，全街道一共有多少户人家，多少人口，有几家工厂，几所学校。讲到学校，这位副主任露出自豪的神情，说：“我们青龙桥街道很小，但培养、输送人才全国数第一，全国省部级高级干部都出自青龙桥，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都出自青龙桥。”

李德生认真地听着，开始没反应过来，看看我，又看看在场的几位，突然明白过来，笑了起来，连说：“对呀，对呀，国防大学，还有中央党校，都归你青龙桥管。”停了一下，他又说：“所以嘛，今天来，一是给你们拜年，再就是来接受父母官的领导。”

谈话融洽、自然、平和，这是李德生的一大特点。当他的下级，哪怕是战士，或是普通百姓，初见到他，难免有些拘谨、无措，甚至惶恐，他都能用和善、平易，甚至幽默的语气，让你放松下来，让你无拘无束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聊了一会儿，李德生站起身，说：“今天来给你们拜个年，给青龙桥街道全体员工拜年，也给青龙桥街道全体市民拜年。”说完，他便走出了会议室。走到门卫那里，他又走进值班室同门卫握手道别。

从青龙桥街道办出来，我们又去了林业科学院。等把李德生送回宿舍，快下午5点了，澡堂已经关门，不能洗澡了，我只好自己烧一壶水，擦擦身子，换换衣服，也算是辞旧迎新了。

过了农历正月初五，李德生的拜年行程又开始了。我陪他走访的单位有这样几个：2月11日上午，去首都钢铁公司；2月13日下午，去西山实验林场、总参工程兵伪装团；2月14日上午，去环境优美服务公司。

这个年过得很紧张，后来我想了想，能陪伴李德生政委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去给人家拜年，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春节假期刚过，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2月20日上午，李德生身边的范秘书给我打电话，说：青龙桥街道来要钱了。原因是，2月3日《北京晚报》登载一篇文章，说李德生给青龙桥街道集资两万元，他们要把钱取走。范秘书说，集资两万元无此事。李德生看了报道后不太高兴，要和《北京晚报》的记者说明一下，澄清此事。我接电话后，立即办理。在北京晚报社了解情况后得知，写稿的记者是海淀区委宣传部的。随后我又去海淀区委宣传部找到张部长。张部长很认真，当即表示：报道失实是错误的，请报告李政委，我们一定要认真处理，并做好青龙桥街道办的工作。

1986年1月，李德生在国防大学成立大会上讲话

“咱们去看看禹作敏和仉振亮吧”

1987年，在召开中共十三大之前，全军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当时在社会上，乃至军队内部，对改革开放的议论仍然较多。李德生作为国防大学政治工作的领头人，不能不思考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与途径。

5月4日晚上，李德生找到我，说：“咱们去看看禹作敏和仉振亮吧。”

禹作敏当时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党支部书记，仉振亮是北京市房山县（今房山区）窦店党支部书记。当时，这两位都是在农村改革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先锋。他们正在北京开会，但住在哪里我不知道，就对李德生说：他们住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得先了解一下。

李德生说：不用了，我知道。

于是，我就和他一起乘车向市内走去。

禹、仉二人住在农林渔业部招待所。

在见到禹作敏和仉振亮时，李德生说：国防大学正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你们那里很具体，学员准备去参观学习，当前主要思想是对中央政策的认识问题。参观用一天时间，早出晚归，分期分批。这两位农民企业家爽快地答应下来。禹作敏对李德生说：6日以后可以，7日、8日我在家，中午可以在我那里吃饭，有多少人都没关系。然后，他很骄傲地告诉我们：我那里是农业机械化、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16人种地，人均生产15万公斤粮。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5月9日，李德生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李德生要去窦店，让我先去安排一下。于是，我又同校办的张秘书到了窦店，对李德生参观的路线、内容及安全保卫工作作了安排。由于有4日晚上李德生同仉振亮的面谈，事情安排得很顺利。

10日，我陪同李德生去了窦店。

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9日我探路时的司机让车队调度室给换了，当时没有认真记路，张秘书又没有来，走到一个岔路口时，我就说不准了。可司机又不停地追问，我就随便指了个方向，结果走错了。我下车向李德生说明了情况，他听说走错了，很幽默地说：这要是打仗，你还不把我们带到敌人那边去呀。

到窦店后，仉振亮不在家，到市里作报告去了，这事已向李德生通报过。一位副书记向我们介绍了情况。

窦店，属房山县，位于房山县东南部。这里虽是平原，但自然条件并不优越，过去不富裕，曾遭受1919年、1929年、1939年三次大水灾，还有1953年蝗灾、1965年黏虫灾。这些水灾、虫灾，使窦店蒙受了巨大损失，因此有了“破街烂镇穷窦店”的说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可不一样了，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党支部书记仉振亮对中央政策吃得比较透，摸索出了“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子，坚持以工、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综合经营方式。

窦店在1982年就基本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全村347公顷地，只需约10名劳动力即可种完，亩产50公斤以上，他们正朝着“亩产吨粮”的目标努力。改革之初，分田到户成为一种趋势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分田到户，而是把剩余劳力集中起来发展村办企业。我们去参观时，就有了十几家企业，包括肉联厂、奶牛厂、养鸡场，以及服装厂、砖瓦厂等，这些企业奠定了窦店产业结构的基础。那时，他们村子里的食堂发展得很好，村民可以自家不做饭，或者自己做副食到食堂打点主食即可，还不用付现金，记账就可以，到年底结算。村民对这一条很满意。我们去参观的前一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去考察，听了汇报之后，对仉振亮说：窦店走的是共同富裕的路子，够得上现代化新农村的雏形了。

李德生兴致很浓，看完窦店之后，又被房山县委领导接到县委去座谈，还看了石花洞，中午由房山县委安排午餐。李德生平时不爱喝酒，但席间听说白酒是房山县自产的之后，也品尝了两杯。

李德生没有去大邱庄，但5月14日以后，按照他的指示，学员、教员和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去看了。看了大邱庄改革开放后发生的变化，对我的思想触动很大。后来，大邱庄的领头人禹作敏住进了班房，对我的思想触动更大。

禹作敏是个敢想敢干的人。他有一些名言让人听着很爽，如：过去大邱庄很穷，他说“宁吃三年糠，不嫁大邱庄”；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农村发展的曲折经历时，他说“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惶惶，以粮为纲，穷得叮当”；在介绍统一经营的经验时，他说“大邱庄是统一经营，有专业人，没有专业户”，又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在讲到承包的好处时，他说“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在改革之初，为了调动全村人的积极性，在平衡村内各种关系时，禹作敏有一个让人感到公正和温暖的说辞，他说：“老实巴交的不让他受气，调皮捣蛋的不让他跳出圈去，精明强干的让他尽情发挥，溜须拍马的不让他讨到便宜。”在他拜倒在金钱面前时，他毫不掩饰地说：“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在实际行动中，他把这个思想运用得淋漓尽致。在大邱庄的权力都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时，他公开向群众说：“各吹各的调，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

禹作敏把大邱庄的党、政、财权集于一身之后，便有恃无恐。他目无法纪，毫无顾忌地以言代法、以身试法；他随意支配大邱庄的资产，想坐豪华型S L 60奔驰防弹车，只一句话就坐上了；他想住进豪华小洋楼，只一句话，他的追随者便给他造了一座小“中南海”，有琉璃瓦顶墙围，有进出大门登记的“传达室”，还有日夜值岗的门卫；在他感到有安全隐患时，自己还随身配备了8名保镖，建立了10多人的配有武器的经济警察和保安队伍。禹作敏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邱庄“庄主”。

1993年4月的一天，禹作敏和他的儿子及自己的下属共8人被捕，同时住进了班房。8月，禹作敏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听到禹作敏被抓起来的消息后，我报告给了李德生政委。当时，他没有感到意外，可能是早就从中央知道了这件事，听后只是笑了笑，简单地说了一句：那有什么办法，国法无情呀。

“对国家负责，对培养下一代负责”

1987年8月6日上午，李德生找我交代了几件事。

一件是和“东方文明管理学院”搞共建（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事。

作者与李德生 （右）合影

李德生当时有个想法，国防大学地处海淀区，海淀区有众多大专院校，国防大学能和这些院校搞共建，达到资料、数据、研究成果共享，该多好。李德生正在想这件事时，“东方文明管理学院”一名领导来找他，他很高兴，就交代我去办。

我同这名领导交谈几次，才理解了他的用意。“东方文明管理学院”想通过共建的形式，利用国防大学的校舍，解决他们校舍不足的问题，或者说，他招生后，就到国防大学来教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国防大学是军事单位，学员都是现役军人，他那里招的是社会青年，如果这些没有经过训练的青年人进入营区，将会直接影响到国防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整个营区的管理；第二，国防大学也没有闲置的校舍供他们长期占用；第三，“东方文明管理学院”是个什么学院，校址在哪里，我一直没搞明白。每次我找那名领导谈事，他都把我约到一个地方，没有提过让我到他们学校去参观的事，弄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把了解的情况向李德生汇报后，他也有点儿拿不准了，说：你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吧。这个共建的事没有办成，就放下了。后来，那名院领导再没有来找我，关于“东方文明管理学院”的信息也没有了。我问过教育局，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个学院。

第二件事是，解决校内教职员工的孩子初中毕业升不上高中的问题。

李德生说：没考上学的孩子，一定要帮助解决。他说：孩子的工作做不好，会分散干部、教员的精力。孩子升高中的事，个人解决有困难，组织上出面总会好一点。干部福利费可以拿出一部分。他还说：这要当一件重要事情来抓，做提高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工作，这是一个管道。

8月8日，李德生又把我找去，说：对初中毕业没有升上高中的孩子要想办法落实，让他们有学上，为大家办点好事。他反复强调：要抓紧落实，搞好辅导，做好工作；应付不行，要认认真真地下功夫，对孩子负责，对家长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培养下一代负责。家长要管，学校要管，不能把孩子留在社会上，不要去搞临时工，组织上要帮助排忧解难。

根据李德生的指示，我同干部部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先后跑了五六所相关的中学，还利用我的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身份，多次找海淀区教育局领导协商过此事。

问题的关键是在钱上。李德生说：福利费可以出一点儿钱。我把这个指示向政治部领导和主管福利的干部部领导汇报后，他们感到很为难。当时，一个二级部可支配的福利费只有几百元钱，而没有考上高中的孩子要升学，差1分至少得交10元，差10分就是10元。我们校内子女没有考上高中的有十几个，有差一两分的，有差二三十分，甚至更多的，这都用钱来买，负担太重了。我同海淀区教育局一位领导协商时，反复陈述李德生的话，请他认真体会一下李政委为了孩子的迫切心情。这位领导说：李政委的心情也是我们的心情，我们何尝不想让孩子有书念呀，但没有条件，社会压力又大，如果就是你们国防大学的十几个孩子，我可以给你们解决。问题是，社会上有很多读初中的孩子面临走出校门，他们的父母都想让孩子上高中，怎么办？没有门槛就更不好做工作了。

看在李德生的面子上，我们又往有关学校交了一点儿钱，加上教育局领导与各个学校的协调，给了一点儿优惠，帮助解决了几个学生的入学问题。尽管没有全部解决，但我觉得也算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没有解决的几个孩子中，有的学习成绩太差，孩子自己不想再趴书桌，家长也没有信心，学校更是不愿意再把这些孩子捆绑在教室里。

两个星期过后，我带着工作成果去向李德生复命时，他一听关键差在钱上，也无话可说了。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有无奈，也有欣慰。

我和李德生接触几年，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可亲的长者，又是一位很好共事的领导。然而，更让我敬重的，是他心系基层、心系百姓、大度包容、以事业为重的负责精神。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