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曾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乔冠华与龚澎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乔宗淮1944年出生，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女儿乔松都1953年出生，后任解放军262医院军医，20世纪80年代赴法国学习，90年代赴美国学习。兄妹二人对父母充满了敬爱和好奇，他们都写过很多追忆父母的文章。

母亲的一份记录稿的来历

近年来，乔宗淮寻回了一些历史的碎片，使得母亲龚澎的为人和形象在他的心中更加清晰起来。他回忆：

外交部西欧司李九年参赞送给我一份他保存的母亲1965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谈“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记录稿。这篇已经发黄的讲话稿，把我的思绪带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个周日，父亲和母亲的朋友姚臻（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家中做客。我从旁走过听到姚叔叔说，最近他在毛主席那里谈工作时毛主席说，龚澎是优秀的女干部。姚叔叔走后，我十分惊喜又好奇地问母亲：“毛主席因为什么事情表揚你啊？”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

不久，母亲同父亲在家里的交谈中提到去参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情报工作展览。母亲说：“那项工作也出展了，而且放在很显著的位置。”上次没有得到母亲满意答复的我在一旁猜测，毛主席的表扬和展出的那项工作一定有关系。

又过不久，安全部门的同志请母亲做报告，母亲再三婉拒难以推辞，就以如何开展调查研究为题作了报告。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既然给其他单位讲了，也要给外交部的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讲一讲她进行调查研究的经验。

这就是李九年同志送给我那份谈话记录的来历。当时我推想，毛主席的表扬同母亲说的那项工作肯定有关系，但是究竟是什么，我并不知道。

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我记得那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正义路办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办公楼外等候母亲。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母亲慢慢移步从办公楼出来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无轨电车站，等她上了车，我再骑上车赶到灯市西口车站接她，把她驮回首都剧场旁边报房胡同的家。在路上，我有意找一些话题和母亲聊一些过去的事情，舒缓白天沉闷压抑的气氛。我提到了毛主席表扬她的往事。

母亲这才打开了那段尘封的记忆，那是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曾考虑在朝鲜半岛使用核武器。无论美方是进行核恐吓，还是真正准备实施核攻击，都事关我战略全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一共设有七个司，母亲是其中之一的情报司也就是后来的新闻司的司长，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搜集、综合信息，分析国际形势和动向。母亲曾在1938年到1940年在太行山八路军总指挥部担任秘书，是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直接下属。加之，她又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的经验，使她深知调查研究工作是“要想中央之所想，急中央之所急，为中央决策提供可靠的情报信息”。母亲通过研究各方面的情况意识到，取得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有关的情报是当务之急。

她想到在抗战时期由她联系的同志此时正在欧洲，他们曾向她报告，他们与当地美军人员有交往，可以取得美军的内部文件。但是他们所接触的美军人员既不在美军的总部五角大楼，也不在驻欧美军的核心部位，如何从那些人那里取得对战略决策有价值的情报呢？母亲精心分析了情况，确定了万无一失可行的工作方案和目标。

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和直接领导情报司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批准，在母亲的具体指导下，她在欧洲的战友成功地获取了美军有关战术核武器的内部文件。文件包括战术核武器的打击范围和杀伤力，以及美军在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如何自身防护等内容。这份文件的取得使我方对当时美国战术核武器可能对战争产生的影响有了比较准确明晰的了解。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份情报，高度评价这项工作的意义，他百忙之中在母亲的陪同下，接见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同志。

1965年，也就是十多年后，毛主席重提此事时，还对母亲赞许有加。母亲平淡地对我说，整件事情她不过是抓准了问题核心，灵活地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组织了非专业情报人员获取了重要的情报。实际工作是由一线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我问母亲：“获得这份文件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母亲说：“我们准确地了解了美方战术核武器实际杀伤力，它并不像外界渲染的那么大，只要我们防范得法，它对我方的打击不是致命的，是可以承受的。”

几十年后，我担任驻朝鲜大使，查阅了几篇美国学者有关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核外交的研究报告，知悉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从一开始就考虑使用核武器，之后又多次打算使用核武器。直到停战协议签署前，还不想放弃日后使用的可能。其中一篇报告的分析认为，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计划使用核武器，而停战谈判在当年7月就达成了协议，作者认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同中朝方慑于美国核武器有关。由此可见，虽然美国在朝鲜战争没有使用核武器，但还是很看重核武器的威慑力的。

这位学者哪里知道，中方的最高决策层早已了解战术核武器的实际效果，根本不会在核威胁面前向美国屈服。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份战术性的情报文件对中央战略决策有着极其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凝聚了母亲的智慧和心血。

父亲有很多话“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

从2000年起，乔松都开始寻访父母的足迹：在父母抗战期间工作过的重庆曾家岩50号，讲解员的一声问候“你回家了”，让她热泪盈眶;在档案馆、资料室发黄的卷案与胶片中，她再次目睹了父母在重大外事活动中神采奕奕的形象。

乔冠华的老同事鲁明当年是重庆《新华日报》首席记者，曾多次陪同龚澎到新村参加记者招待会，乔松都曾向他问及父亲过往的生活。他笑着对乔松都说：“让我告诉你老乔在纯阳洞的故事吧！那时我住一楼，你爸爸住在我的楼上。有一天夜已很深，我突然听到楼上有动静，原来是楼上在敲地板，我醒来静听，敲声是有节奏的，两快一慢，声调越来越急，一定是老乔在楼上遇到情况了！我跳下床向窗外一看，不好！有小偷在用竹杆子偷东西！等大家都跑出来抓小偷时，小偷早已溜之大吉。你爸爸定睛一看，挂在窗户上的那套唯一可以出门的西服被偷走了！”

后来，与乔冠华身材相仿的费正清拿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乔冠华把它作为友谊的纪念品接受下来。乔冠华说：“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相比之下，乔松都不太愿意提及父亲的晚年经历。她说：“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非常复杂，也非常坎坷，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龚澎离世3年后，乔冠华犹豫再三，对女儿说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个伴儿，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我还要这个家，你和哥哥不要离开我。”多年后，乔松都和哥哥仍受到类似“反对父亲再婚”的指责。“事实是，我和哥哥并没有反对父亲再婚，只是对父亲当时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1973年夏，已成家立业的乔宗淮搬离乔冠华。令乔松都不解的是，30多年后，一些媒体却对此事刻意渲染，传出许多不实流言。乔松都澄清：关于搬走的一切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1973年8月底，乔冠华搬离报房胡同的家，并按规定将这里的住房交回外交部。1974年6月，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两年后被免职。“父亲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漩涡中。”乔松都坦言，当时听闻一些传说，很震惊，在她眼中，父亲性格耿直，历次运动总因为说一些过头的话而受批评，当遇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时，他却常常感到束手无策。此时，乔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亲身边。乔冠华曾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乔冠华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养病，准备撰写一部外交回忆录。1982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委托习仲勋和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了乔冠华，询问他的近况，并且代表中央说：“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他们还征求乔冠华对工作的意见，说：“外交战线需要你发挥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

乔冠华听了非常激动，尽管当时他知道自己癌症已经扩散，但仍然说：“虽然我病了，我还是渴望投身工作，最后为党作些贡献。”

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

从重庆办事处时开始，在周恩来的培养教育下，乔冠华由留洋才子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多次协助周恩来处理重大国际事务。

1974年，乔冠华出任外交部部长时，一直关注他的周恩来住进了医院。那时外交部情况复杂，红墙摄影师杜修贤记得，他有时见到乔冠华心情苦闷，对自己说他很思念病中的总理。乔冠华说现在只有陪外宾去医院的时候，才有机会和总理说说话，多坐一会儿。1975年夏天，杜修贤为周恩来和身边工作人员拍下了最后的合影，留存了这珍贵的瞬间，这是乔冠华积极倡议的结果。

据《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一书记载：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那些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人，顿时觉得塌了脊梁一般，心里空落落的。乔冠华就是这样的心情。他伏在总理的玻璃棺上，边哭边说：“总理啊，你一生无儿无女，今天我就作为你的子女送你最后一程吧……”

杜修贤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感情奔放的人会如此悲绝。虽说乔冠华脾气耿直，爱发火，可悲痛起来却叫人惊恐。大家费了很大劲才将他从灵柩上拉开，当总理遗体消失在火化炉里时，他又发出悲惨的哭声，在场的人全都哭成一团。

乔冠华与章含之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带着晚年以至一生的几个遗憾：未完成的事业——本来，他是可以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更多的工作;未完成的心愿——本来，他是打算在每年的9月20日，他的结发妻子去世的忌日去扫墓的;未完成的对女儿的诺言——一家人永远也不分开！还有，晚年未完成的回忆录，未出版的《乔冠华国际述评集》，未能重返故乡……溘然长逝。

乔松都澄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父亲被葬在太湖湖畔，母亲则安葬在北京八宝山。本想让这对结发夫妻长相守，可乔松都实在不忍心惊动父母。

2008年4月，乔松都来到苏州太湖东山为父亲扫墓，墓地负责人建议，原来的墓碑年久失修，希望在邻近较为平坦的地方给乔冠华修一处新墓，征求家属意见。2009年4月清明节后，苏州吴中区东山华侨公墓，立起了一块简朴的墓碑，上面写着：“乔冠华龚澎之墓——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他们那一辈人身上，都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乔宗淮、乔松都兄妹在缅怀“那一代理想主义者一生奋斗的历程”中，完成了对父母的追忆。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