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出生是东西方文化的惊艳碰撞。她的每一段爱情都荡气回肠。她与毛泽东、周恩来、基辛格、戴高乐、尼赫鲁等人都有交往。她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沧桑……她就是有着“抗战新娘”美誉的英籍华人韩素音。值此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笔者重温其佳构，并于近期专访了曾经采访过韩素音的资深翻译家万子美先生。韩素音向万子美介绍了她“心中的灵魂”——

韩素音既有西方人的深眼窝、白皮肤，又有东方人的黑白分明的亮晶晶的眸子；她高挑窈窕的身材，着一袭中国旗袍，风姿绰约；她入籍英国，定居瑞士，用英文写作，却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毕生创作了三十多部中国故事的作品，蜚声中外。

1928年，韩素音全家在北京

海外归来的“抗战新娘”

韩素音于1916年中秋节生于河南省信阳火车站的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取名周月宾，意为“月亮带来的小客人”，谱名为“周光瑚”。“韩素音”是她发表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始用的笔名，意为“为平民发声”。她之所以加入英国籍，是因为她身为欧亚混血儿倍受歧视。但为了加深对中国的归属感，故用与“汉属英”谐音的笔名“韩素音”。

韩父周炜（字映彤）于1903年赴比利时攻读工科。1908年7月，周炜和一位名叫玛格丽特·丹尼斯的比利时贵族姑娘相恋。但他们的恋情遭到女方家庭的反对。倔强任性的玛格丽特不惜让自己怀孕，才迫使家里承认他们的婚姻。

1913年，周炜偕妻子回国。可是，妻子与文化背景迥异的周家人以及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一到北京就想离婚”。即使是长女韩素音的降生，也没有给家庭带来欢乐。因玛格丽特认为是“最丑的孩子”，使韩素音的童年充斥着咒骂、打架和各种激烈的情绪。但玛格丽特的好斗、任性和叛逆的性格却遗传给了韩素音，与此同时，韩素音几乎每天都要在中餐与西餐、中国学校与法国修道院、基督教与孔夫子之间徘徊，东西双重文化的轮番影响加剧了她的困惑。在家里，关于孩子们将来“是做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的争论持续不断。玛格丽特希望儿女们将来在欧洲生活，韩素音却“要做中国人”，并对母亲反唇相讥道：“你为什么不回到你来的地方去？我真希望共产党来砍你的头！”

周炜伉俪共生育了8个混血儿。在这样的家庭里，韩素音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从母亲那里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兼通中西文化，为她日后成为中西方文化的桥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炜一直在中国铁路部门工作。1935年夏天，在父母的旧识、比利时驻中国领事馆官员赫斯的帮助下，韩素音获得了每年1.5万元比利时法郎的留学生奖学金。当年10月，她便启程前往布鲁塞尔，外祖父乔治丹尼斯，在车站迎接了这位第一次见面的中国外孙女。从此，她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了3年医科。

1938年秋天，日寇铁蹄大举南侵，践踏中华河山。韩素音毅然告别热恋的情人，放弃外祖父馈赠的一笔巨款，中断学业，踏上了前往中国邮轮。

无巧不成书。在法国马赛港开往香港的“让·拉包德”号海轮上，韩素音邂逅了归国留学生唐保黄。唐保皇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北伐名将唐生智之侄，毕业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随着邮轮在浩瀚的印度洋上荡漾，一本“意外飞来”的书开始了她们的谈话。当时的唐保皇黄一腔热血：“我准备直接去武汉，去报到就职。我已作好随时牺牲的准备……谁要是不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就谈不上爱国，也不配当一个青年。为国抗敌捐躯是最大的光荣！”这深深吸引了报国心切的韩素音，电光火石般的爱情滋生了，船到香港，她们就闪电式地订了婚。

1938年10月3日，她们二人离开香港，坐了六天火车，于8日傍晚抵达江汉关粤汉码头。当夜，皓月当空，江水银波荡漾。热恋中的韩素音与唐保皇下榻旅馆后，便与朋友一道在月光下散步，分享日机空袭前的美好时光。

10月15日是两个热血青年，在汉口走入婚姻殿堂的日子。韩素音清楚地记得，主持婚礼的肯特博士，是一位牧师，也是国际红十字会人员。出席婚礼的包括一位华侨、飞机机械师，人们亲昵地称他阿黄。他正在打摆子，是在疟疾发作的间隙，赶来给她们当伴郎的。还有一位裴上校，是个特工，他短小肥胖，穿一身黑，头戴呢帽……

新婚燕尔次日，小两口全然抛弃儿女情长，当唐保皇奉命离开武汉乘船撤退到长沙时，韩素音居然还留在汉口教会医院继续工作。

韩素音

“中国故事”轰动欧美

随着武汉1938年10月24日沦陷，小两口撤到长沙，在那儿待了不到一个月，又辗转到了桂林。12月初，两人离开桂林，坐长途汽车由广西和贵州的山中公路到了重庆，1939年又去了成都。

在成都，韩素音以一个白衣卫士参加救死扶伤，而且还将耳闻目睹跃然纸上。她的处女作《目的地重庆》，就是写于此间的。

那是1940年，她和丈夫回国后，从武汉一路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她将沿途所有的见闻，如实记录下来。

抵达重庆后，在美丰银行董事长的三叔周焯（字见三）的陪同下，韩素音首次回成都过春节认祖归宗。她按周家家谱取的名字周光瑚，在羊市巷周家的大第潭府内被列入家谱，人称“三姑娘”。韩素音后来在小说《无鸟的夏天》（又名《寂夏》）记述认祖归宗道：“我去拜访，要鞠躬，去吃饭，要鞠躬，去喝茶，要鞠躬。”

继而，24岁的韩素音在成都南门小天竺街进益产科学校，当了一名助产士。她在《寂夏》中描述道：“如果我不是小天竺街的一名助产士，我的生活中就不会有蓉梅（养女），就不会有蓉梅这个名字使幸福之花在我心中怒放。”体弱多病的蓉梅使韩素音付出了无数心血，为了给她做手术，韩素音断然把《爱情至上》的电影改编权卖掉。

在这期间，她根据自己回国后的所见所闻，奋笔疾书写下了处女作、抗战题材《目的地重庆》初稿。正巧，来自美国的产科学校校长玛利安·曼利女士也是一位作家，她看了韩素音所写的随感录，即刻就被感动了！校长认为，此文很契合欧美人了解战时中国的急迫心情。于是，韩素音立即将初稿交给玛利安修改。1941年夏，玛利安把润色后的《目的地重庆》带到美国发表。1942年末，由韩素音主创、玛利安修改的英文版图书《目的地重庆》在美国正式出版。此书让韩素音得到了350美元的稿酬，更让她认识到了自己的写作能力，激励她走上了漫长的文学道路。她后来自评此书“对一对力图报效国家的勇敢的年轻夫妇写得极为理想化，全书的语气美好得像童话一般”。

出乎意料的是，《目的地重庆》在美国面世后，竟洛阳纸贵，一度成为畅销书。

处女作虽然驱散了她的自卑感，但她依然认为医学才是她自幼的梦想和生命。1948年，韩素音在英国取得医生资格，接着在皇家自由医院担任了一年住院医生。

此时的韩素音觉得，自己不能在英国享清福。“我不能袖手旁观，至少要到中国的大门口去观察”。于是，次年1月，她带着女儿乘飞机到了香港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和印度，一边行医，一边搜集整理亚洲文化遗产，到大学任教，积极宣传中国和优秀的中国文化，并陆续发表了《冬恋》、《对影成一人》等多部小说。

韩素音对中国的情感终生不渝。她的三十多部作品几乎都与中国相依相恋。1952年，她根据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那年夏天，《瑰宝》在英国成了畅销书。出版商给她来信说：“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每三个人中有一个胳膊下夹着你的书。”

此时的她刚刚从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中恢复。《瑰宝》的原型即是她与她的情人——一个刚刚在朝鲜战场殉职的澳大利亚记者相恋的故事。如果说爱情的刻骨铭心给了她写作的勇气，那么她复杂的身世和曲折的成长经历，则是上天给予写作者的不可多得的赏赐。知名文化学者李欧梵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以英文文笔而论，我认为韩素音绝不输于张爱玲，甚至犹有过之。

到了1956年，美国好莱坞根据《瑰宝》改编拍摄成电影《生死恋》，竟一举获得三项奥斯卡大奖。

尽管她已经在欧美文坛异军突起，但那时她仍乐于出诊，照顾病人。她尚未意识到自己是个作家。

接触不到病人会让她怅然若失，但出版商的信和她一坐到打字机前源源而来的灵感让她开始自问：到底套在脖子上的听诊器会不会扼杀她的写作才华，她到底有没有才华？

直到1964年，她才正式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开始其职业写作生涯。从此，她将全身心研究中国和中国革命定为新生活的第一个计划，同时开始写作自传。这部个人史她断断续续写了15年，分为5册出版。

在法国，她的多部作品一度十分畅销，影响远超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小说《大地》作者赛珍珠。著名作家刘心武说：“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询问十名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不同的法国人，问他们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中9人都肯定地回答：韩素音。”

韩素音真挚感人的中国情结，令她的作品中蕴藏着对中国深刻的了解，饱含着对中国执著的热爱，她既真实又富文采的回忆与记述也成为西方读者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必读作品之一，造就了她在国际文坛的重要影响。

英国著名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这样评价道：“我花一小时读韩素音作品所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比我在那个国家住上一年还要多。”

“提起周总理，我就想哭……”

数十年间，韩素音足迹踏遍欧美、印度和中国。她注重人际交流，深信百闻不如一见，尤其强调：凡遇事要亲自实地察看，方取得发言权。

1955年尼泊尔国王登基，韩素音见到了中国大使，便通过大使馆转给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一封信，信中诉说了她希望能够有机会重返中国。

韩素音与龚澎是燕京大学校友。那时有些人常常将她这位有混血血统的人划为“另类”，可是龚澎却一视同仁，她们因此莫逆于心。后来，她们又在重庆、香港重逢。韩素音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龚澎是在1933年，在燕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当时我在医预科学习，她在另一个系。我们不在同一个宿舍楼，她又是一个大忙人，投身各项爱国活动。尽管最初的忆痕是模糊的，却久久难以忘怀，我想这是由于她的性格是如此的富有活力，朝气蓬勃。”

在1940年至1950年期间，韩素音几次在重庆和香港的街头与龚澎不期而遇，她说：“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总是遇到龚澎。”新中国成立以后，韩素音一度不敢回到中国。她说：我惧怕共产主义，我感到自己不会被接纳，不会被人理解。我留在香港，从事写作，成为一名医生兼作家。我的内心，无论如何是渴望重访中国的。

龚澎似乎懂得她犹豫不决的心情，热情地鼓励并欢迎她回国走一走，看一看。于是她就写信给龚澎，要求重回北京。

再说龚澎收到大使馆转来的韩素音的书信后，很快请示了周恩来总理。1956年5月，韩素音第一次回到新中国，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父亲。十天后，在龚澎的安排下，她见到了周恩来。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龚澎与邢绛、熊向晖、姚伟等人，先后组成了接待韩素音小组，大家两个月在一起相处，十分融洽。

韩素音与周恩来第一次相见是战时的重庆，此次他们在京重逢，倍感亲切。她生前回忆说：“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周总理逝世后，她动情地写道：“时至今日，想起他，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我就感到无限哀伤，无比凄凉！听到他逝世的噩耗时，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韩素音对周恩来并非毫无理性地顶礼膜拜。她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谈到，个人自由有其本身价值的观念，“而周恩来是没有的”。她认为周“是人们所说的开明儒家”。她向周坦承，自己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所谓“思想改造”有反感。周总理劝她应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以便取得进步。她直接说：“我进步的速度非常慢。”周恩来顿时哈哈大笑。

韩素音回忆说，周恩来夫妇的关怀和挚情激发了她的创作力，“我感到自己必须把中国革命的情况，以及使这一个名称成为可能的中国人民，告诉给全世界”。

此后，韩素音和陆文星曾多次访问中国，并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那个年代，在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听说过韩素音的名字。

在新中国老一辈领袖中，西方人对周恩来情有独钟，有关他的各种传记堪称连篇累牍、层出不穷。因此，其后的作家要想从新的角度出发、客观公正地为周恩来写传记并非易事。于是有不少急功近利或别有用心的传记家，便将目光转向了暴露周恩来的隐私上，甚至捕风捉影、肆意歪曲。对此，韩素音一概予以驳斥，指出那些说法纯属子虚乌有。

韩素音对媒体说：“现在有人养了一种很坏的习惯，那就是到处寻找挖掘别人的隐私以及做过的不好的事情，我把这种行为叫作‘厕所窥探。我认为，人们更应该记住别人做过的好事，而非其他。试想，如果有人在到处洋洋得意地宣扬‘林肯是个有便秘毛病的人，人们听了会大加欣赏吗？难道人们在书中看到他因为清早不能解手而非常过瘾吗？我觉着那也太下作了！”

关于创作周恩来传——《周恩来与他的世纪》，韩素音是应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遗孀杰奎琳之邀而创作的。杰奎琳是韩素音的好朋友，对周恩来怀有诚挚的崇敬之情。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叙述的很多内容，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一手材料。是她1956年到1974年之间，对周恩来进行11次长时间的采访基础上，并查阅了包括《周氏宗谱》在内的大量史料，创作而成的。

在长达418页的《周恩来传》中，集聚了韩素音数十年辛劳和心血。我们从多达50页的注释条目与12页的索引，即可窥见一斑。“不少资料都是当年曾经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亲自提供给我的。我决不会干‘厕所窥探那样的勾当，更不会钻到别人的被窝里去挖隐私”。

每当回忆起这部传记，韩素音总是自豪地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中国领导人中杰出的代表，他非常关怀和理解在海外的中国人。多少海外游子就是受到他人格魅力的感召，才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啊！周总理生前曾多次接见过我，我们之间是能够倾心而谈的好朋友。文革中，周总理受过多少苦哦，提起周总理，我就想哭……”

自从她归国亲见了祖国的变化后，她的写作方向、题材和内容逐渐具有政治性了，一部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亚洲的风雷》、《2001年的中国》、《早晨的洪流》、《风满楼》等相继问世。

在新中国的领导人中，韩素音还多次会见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等，并曾担任过周总理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之间的“特使”，为中法1964年建交做出了特殊贡献。在韩素音等多方面努力下，戴高乐十分关注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并观察着这个正在巨变的古老国家。他用有些神秘主义的口气预言：“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韩素音

“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灵魂……”

人到中年，韩素音找到相伴终生的伴侣陆文星伉，定居在瑞士小城洛桑。一直到1998年手骨折之前，她都一直在写作。

1997年以前，韩素音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一两次。1989年国庆前夕，她来到北京，接受了《世界知识》杂志记者的采访。在那篇题为“韩素音谈西方的民主、人权和创作自由”的访谈中，她承认民主和法治是未来中国的方向，但认为多党制不适合中国。“如果今天建立一个党，明天建立一个党，谁知道这些党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呢？那就要弄糟了”。

她同情中国学生的反腐败爱国热情，但认为学生也要讲法制。同时她建议中国政府领导人要“多与青年学生来往、接触，多了解他们”。

临别时，韩素音告诫年轻人：“我认为你们的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无论你们对政府有什么意见，都应爱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而自豪。”

诚然，韩素音因向西方客观地介绍中国，驳斥欧美媒体的僵硬立场，一度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列入了黑名单。比利时籍汉学家李克曼1970年代初在《纽约书评》发表系列文章，揭露“文革”真相，观点和当时的左派针锋相对，对韩素音也严加批评。1980年，美国学者罗伯特·（转24页）（接11页）艾利根特在《纽约时报》上称韩素音是“过气的谄媚者”。

不仅如此，有一次，韩素音在洛桑的莱蒙湖畔一处草坪散步，一个青年激进分子突然朝她冲过来大声叫道：“你是韩素音吧，你为什么总是帮中国说话？你要再宣传中国好，你滚出瑞士！”说着他还对她挥舞着拳头。韩素音无所畏惧地对他说：“青年人，如果你再要威胁我，我就要报警了！”这家伙才连忙溜了。

尽管如此，但韩素音痴心不改，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情况。晚年的韩素音曾写道：

“我虽客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又因身体原因，已十余年没有回到中国看看了，但这丝毫不能冲淡我对她的感情，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当年，正是这样一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激励我，鼓舞我撰写了这样一部书，让那些对中国茫然不知或知之不多的外国读者有机会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

“我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混血儿，多年来一直介乎于两种文化之间。一方面，我始终为自己身上流有中国人的血液而感到骄傲；同时也认为，文化交融是重要的，不同的文化成就了今天的我。”

《光明日报》驻意大利首席记者万子美专访韩素音时，韩素音的音容笑貌仿佛在脑海里浮现：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方形的脸庞，褐黄色的眼珠，白中带灰的头发，细高个子。在韩素音洛桑的家中，一直挂着周恩来的照片。因此，西方媒体盛传她是周恩来的“情人”。韩素音亲口对万子美说：“其实，我与周总理五百年前是一家，都是周敦熙的后裔。如果说我有情人的话，周恩来是我思想上的情人！”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