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1959年4月，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1998年夏，我曾采访王光美，听她谈“文革”往事。我有责任写一篇文章，作为对那次采访的追记。也作为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纪念。

王光美和江青的奇特关系

关于新中国第一冤案——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我的切入点依然是：刘少奇究竟什么时候才知道，“文革”要在中国爆发?

王光美回答这个问题时，激动的情绪难以掩饰：“‘文革要爆发，少奇他事先完全不知道。”

王光美的说法使我十分惊诧。须知，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便分为一线、二线，由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不少重要决策，仍由身居二线的毛泽东主持作出，但在决策程序上，特别是1960年代，在一线实权大大扩大的局面下，毛泽东进行全局性布置，已很难绕过刘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1960年代的格局，具体说来是，刘少奇在总书记邓小平协助下主持党中央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周也要向刘请示。刘只有重大问题才向毛泽东报告，请毛发表意见或作决断。若毛不在京，除极其重大的问题外，刘可与在京常委商议后，对任何问题当场拍板。

王光美对我说：从延安到北京，中共中央就形成了这样的惯例，“主席不在，少奇代。主席、少奇都不在，总理代。……总得有人坐镇嘛”。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动“文革”的呢?或者说，毛泽东是怎样越过中央一线，掀起对党内“走资派”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呢?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察觉政坛上有一些异常动态，是江青1963年突然重新关注文艺工作。

而这一特别信息，来自江青与王光美这两位主席夫人，讨论服装穿戴的一次谈话。

1963年春，王光美将陪同刘少奇出访印尼等四国。由于外交部礼宾司俞沛文司长坚持，刘少奇批准王光美到上海定制一些出国服装。那时，江青恰巧在上海。江青便用内行的口气指导王光美：服装穿戴么，要像安娜·卡列尼娜一般高雅，不要搞得珠光宝气。王光美向来敬重第一夫人，便谦虚地表示。她将尊重江青的宝贵意见。

江青对王光美说完她对出国服饰的见解，便一个劲指责中国文艺界搞“封资修”，情况已非常严重；甚至胡说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历史上是个“叛徒”……王光美返回北京后，便向刘少奇一五一十汇报了江青的言论。但是，刘少奇并不认同江青的“奇谈怪论”，对江青也显得满不在乎。

王光美告诉我：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主要领导对江青，一贯都是既关心、尊重，也不在乎。王光美对此具体解释：“因为有明确规定，她是秘书。”“她以前是不怎么出面的”。“毛主席一直是管她很严的，不是随便的。她有时随便地对我说什么，主席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不该说，说得不对。”

王光美用一句话概括了江青的性格，“我如实说，她是个听了风就是雨的人。”

对于江青这种“昕了风就是雨”的“来事儿”性格，王光美举了一个例子。

这得从毛泽东1961年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说起：1961年，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而陷入困境，为防备外敌趁机入侵，各地加强民兵训练。这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问身边的女机要员小李是否已参加民兵。小李便把自己持枪而立的操练照片拿给毛看。毛看后十分高兴，挥就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把诗送给小李时说：年轻人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哪!

王光美说，“她是夫人，当然看见这诗了。我是少奇夫人，她就跟我也说了”。当时，江青对王光美就是这么友好。然而，令王光美和中南海诸位夫人瞠目的是，江青“从此就不穿从前的裙子了。而她过去……衣着是很讲究的”。

不穿裙子只是第一步，江青接着在服装上又出了新花样。王光美告诉我：“你以后看到她穿军装的相片了。她这不是从‘文革开始的，从1964年就穿了。毛主席在十三陵看三军大比武时，她已经穿军装了。”

第一夫人换穿军装参加活动，红墙内其他夫人怎么办?王光美只好去问刘少奇。刘少奇的回答既简单又明了：你们这些人又没有参军，穿军装做什么?江青她要穿军装。随她去好了。

江青换穿军装，仅仅是由于“听风就是雨”的性格使然吗?王光美讲述的这个故事，使我生出一些疑惑：这后面是否还有什么政治隐情?因为，毛泽东曾对外宾说，1964年夏天(正是江青换穿军装观看大比武的那个夏天)，他同刘少奇的斗争开始了。

刘少奇批评江青不留情面

王光美接着向我讲述了江青以“文艺哨兵”名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曲折经过。

为了理解王光美的叙述，这里须对历史背景作些介绍。

自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与中央一线领导集体，对文艺与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何种政策，出现了鲜明而深刻的分歧。

1962年4月，刘少奇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中宣部“文艺八条”，提倡文艺题材和风格多样化，反对党包办文艺。文艺界众人欢呼，要把这“八条”刻在石碑上。

1962年12月，毛泽东根据江青的提醒，对文艺界发出警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

1963年9月，毛泽东再次发出警告：“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丁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可是，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在鼓励现代戏的同时，并未封杀传统剧目。文化领域韵多样化政策，和一线领导人制定的政治、经济宽松政策一样，继续在全国推行着。

正是在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失落的1963年，江青以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开始向中央一线领导发难。江青曾在上海向王光美挑明：“主席不好说的话，由我来说。说对了是主席的，说错了是我江青的。”说穿了，毛泽东推出江青插手文艺，既是一种可进可退的党内斗争手段，也可涉及价值观念等大问题。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江青从此以后抓文艺，抓什么对封资修的批判，搞现代样板戏。把上海来的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主席把它叫作《沙家浜》。……《红灯记》原来是东北的《自有后来人》，也给改了(按：王光美这样讲，大概是由于刘少奇1963年曾应周恩来之请，对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的京剧，提过史实修改意见。而江青移植的主要依据，则是上海方面根据该影片改编的沪剧《红灯记》)，改成京剧《红灯记》。江青只不过是看了，听了，她就把这个作为她的本钱。”“江青也许改了一两个字，因为她会京戏啊。”

王光美告诉我，由于江青在抓样板戏时。对文艺界批评既多且厉，“中央就听了江青的汇报。少奇找她谈了，何她究竟有什么意见。因为，文艺是很复杂的事。但她没怎么说话。后来，中央在怀仁堂开会，请江青出席。”

刘少奇与江青单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王光美只知道，刘少奇那次批评了江青，在上海与王光美谈文艺界各种问题是不负责任，以后要注意。而江青在“文革”中的“批刘发言”，也透露了端倪：“我对刘少奇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我向他汇报文艺界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他却不表态。”

刘少奇于1964年1月主持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留有不少史料。

虽然在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根据江青提供的材料，对文艺界作了异常严厉的批示，指责文艺界的社会主义改造“成效甚微”，并怒声质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艺，……岂非咄咄怪事。”但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非但大事化小，把毛急于解决的“主义之争”，降格表述为“就是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的问题”，并再三赞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的“意见好”。周扬的意见是什么呢?周扬强调：文艺界的问题大多数是认识问题；“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式简单粗暴，现在不能仿效。江青在会上当即反驳：“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东西更粗暴!”可是，几乎没有人理睬江青。邓小平在发言中明确表态：我完全同意少奇、周扬的讲话。这样一来，文艺界就只需改进工作，而没有掀起批判风暴。

更有甚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周扬，对江青已数次要求批判、并说明毛泽东也认为“很坏”的剧本——吴晗编写的京剧《海瑞罢官》，依然采取顶着不办、“欠债不还”的态度。而毛泽东对江青去中宣部“管文艺”，召集部领导开会，旱已对周扬发过话：“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哩。”江青也曾向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当面说明，“我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我来管文艺的”。中宣部一再表现出的强硬，使毛泽东产生了中宣部有恃无恐的感觉。

不仅如此。王光美还曾根据刘少奇对毛泽东“第一个文艺批示”的反应，在个别场合议论过：“据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少人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来自中央一线最高主持者办公室的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未被毛泽东获知。

正当毛泽东对刘、邓等人公然庇护暴露出“大问题”的文艺界颇为不悦之时，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

江青抢当“新的知名人士”

1964年2月3日，距刘少奇主持“中央文艺会议”恰好一个月。并未感到形势十分严峻的中国剧协，举行千人迎春晚会。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谐趣节目则有男演员穿芭蕾舞短裙跳《天鹅湖》，梁、祝拥抱等。舞会里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还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解放军报》编辑顾工，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中央揭发了“文艺界的糜烂风气”。

此事顿时激起天威震怒。毛泽东于2月13日(大年初一)亲自发话：“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不下去就不开饭。”

毛泽东并于6月26日，对江青严厉指责文艺界“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讲话，异常罕见地亲笔批示：“讲得好。”

6月27日，毛泽东在江青提供的中宣部整风报告草稿上，以他特有的尖刻语言砸下重锤：文联各协会“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泽东以“最近几年”积累的感受指出，文艺界如不改造，“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吸附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发动政变的舆论基地。

王光美对毛泽东“六二七文艺批示”，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告诉我，毛泽东那时还有一条“在文艺界培养新的知名人士”的指示。这样，就使江青萌生了她自己来当“新的知名人士”的野心。

王光美的叙述主线，依然建立在江青的政治表现上。她说：“1964年夏天，江青听主席说，要培养一些新的知名人士，她从此就抢着出风头。她想冲。所以，‘文革后批她想当女皇。她当然听到一点什么新精神了，她就从她个人那里发挥。”

王光美说，江青在文艺界“冲”的时候，最重要的“发挥”，不是随着“第二个文艺批示”的传达，伙同康生随意批判《早春二月》等数十部“封资修”电影、戏剧，并把茅盾、夏衍等文化部六位正副部长拉下马，而是这两件事：一、经康生、张春桥协助，终于在上海搞成了对京剧《海瑞罢官》的影射批判，成为“文革”第一声。二、由于批《海瑞罢官》磕磕碰碰，叉取得林彪支持，搞出了为“文革”鸣锣开道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

正是这两件事，在历史上牵出了“文革”两大动力集团——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集团，林彪为首的军事集团。而毛泽东以后多次说，江青对“文革”是有功的，大概首先也是着眼于她放出的这两炮，轰破了“文革”前的政治僵局。

《评(海瑞罢官)》，刘少奇事先并不知情

我问王光美：你们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划批判《海瑞罢官》吗?姚文元在上海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评<海瑞罢官>》)，长达八个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领导都知道这事。

王光美的回答十分明确：“我们这里完全不知道。”

我接着问：《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少奇还是不知道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是为了发动“文革”么?王光美回答得很干脆：“少奇他不知道。岂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讲过，他也不知道。”

王光美对彭真的特殊身份作了说明：彭真那时不仅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他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

彭真不知道《评<海瑞罢官>》的策划与撰写，就等于中央一线及其前沿机构，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既说明《评<海瑞罢官>》的炮制过程十分神秘反常、完全瞒着中央领导集体；也说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确实没有对毛泽东采取“安装窃听器”、“安插特务”等秘密手段，反而习惯于使用既有的制度化程序。其实，毛泽东也曾在1966年的十月会议承认：“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

王光美感慨地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发展到批这个《海瑞罢官》。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组织写的，主要找了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和《解放日报》的姚文元。从要批这个戏，到组稿，到刊登，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来给北京打招呼。彭真也不知道。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不光《解放日报》影响大，《文汇报》影响也大啊，《文汇报》相当于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那时已经非常敏感。所以，彭真来问过，来问，这怎么没经过中央?这么大的事!”

史料披露，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影射文章《评(海瑞罢官)》后，以十分惊人的勇气和持续性抗争，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

但是，彭真是否知道《评(海瑞罢官)》的幕后总指挥是毛泽东呢?

史料记载：1962年夏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江青就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1964年，毛泽东亲自把《海瑞罢官》，列为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却因中央一线没有布置批判而作罢。吴晗则于1964年应周恩来要求。写了正式报告，说明《海瑞罢官》绝无影射意图。当《评<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后，陆定一认为，此文牵强附会联系“七千人大会”后的“单干风”、“翻案风”，有挑起事端之嫌，支持彭真抵制。彭真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陆为副组长。而吴晗又是彭真在北京市的亲密下属。如果彭真对上述背景一无所知，简直荒唐。

何况，《评<海瑞罢官)》临近发表，张春桥为了留后路，已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透过风。而毛泽东也在1965年9月，当众“点”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于《评(海瑞罢官)》发表后两天，即离京赴沪，于11月17日抵沪，以坐镇沪上的姿态，亮明了他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态度——毛在沪丝毫不曾批评姚文元的越轨行为。

也许可以这么解释，由于《评<海瑞罢官>》违反中央既有规定，点名批判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诬陷手法挑起重大政治争端，而毛又未对此事进行任何解释，彭真等人便把《评<海瑞罢官>》“视为”与毛无关之事，进行着“合法”抵制。

当毛得知彭、陆命令中央和北京各大报不转载《评(海瑞罢官>》时，大发雷霆，怒斥中宣部、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本人曾多次强调，他的愤怒源于：“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

如果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发表后，仍不想让彭真等人知道他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他就不必在沪观望中央一线的反应长达两周，更不会允许江青在沪打电话，直截了当地质问林默涵：“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怎么样?”

历史地看，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海瑞罢官)》，是企图挑起一场政治批判，借此扭转“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等人否定“三面红旗”的“修正主义”路线，并杜绝翻庐山会议的案，以触动“党内走资派”及其社会基础的大“整风”，重新确立毛的旗帜与地位。如果中央一线顺从，这场“整风”就和缓些；否则，就激烈些。总之，毛泽东绝非在发表《评(海瑞罢官>》时，就已考虑发动惊天动地的、“自下而上”的”文革”运动。

“我确实不知道‘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

王光美喃喃地一连说了两遍：“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文革是怎么搞出来的。确实不知道……”

王光美强调：“少奇他也完全不知道，《评(海瑞罢官)》就是‘文革的导火线。”

我冒昧地再次追问：少奇应该多少知道“文革”要爆发吧?

王光美的口气十分肯定：“少奇他不会知道的呀。‘文革来了以后，才有‘文革的。”王光美的意思是，‘文革并非是预先酝酿好的一场运动，而是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说，火山爆发一般的“文革”，是由很大偶然性与很大必然性碰撞，才形成的特殊事件。

对彭真公开抵制《评(海瑞罢官)》，而于1966年2月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王光美告诉我：“‘二月提纲，是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会议通过，彭真又请示主席同意后，由中央批转全党执行的。”

当《评<海瑞罢官>使》用诬陷造谣手段，把批判之火引向“党内走资派”及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毛泽东又进一步挑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当代“海瑞”——彭德怀政治翻案时，彭真一边同意转载《评(海瑞罢官)》，一边在“二月提纲”中针锋相对地提出：“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阎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对“左派”犯的错误，也要进行一次整风。

彭真早在邓拓汇报“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即当众对中宣部与北京市委领导大声发话：“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康生主编：《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此即《中共中央通知》。

刘少奇于1966年2月5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刘、周、邓出席)，一致通过了“二月提纲”，并明确表态，此次“学术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武汉获知，中央常委已通过“二月提纲”，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无关，认为此次讨论不要涉及庐山会议，被迫作出退让。毛对彭真说：“‘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生急忙说：“是毛主席的发明权。”毛再次说：“是你康生的发明权。”

由于毛泽东没有当场反对“二月提纲”，刘、周、邓等在京中央常委，讨论或传阅彭真所拟批语后，立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全国批转此件。刘少奇那时对彭真掌握的《评(海瑞罢官)》背景，究竟了解多少，现在已难弄清。

正当姚文元因“二月提纲”下发而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彭真认为中央“法定”程序已压住风波并分清是非，轻松地对各方面说：“问题解决了”；并通过中宣部公然追究：“‘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这样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

彭真这样严厉追究，因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与中央书记处，曾于1965年上半年，针对江青在文化界的一系列过火批判，已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明确指示：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不能要求剧本、作品都完美无缺”，“今后对知名人物的批判，必须先报中央批准”，“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过火斗争造成的紧张局势要赶快刹车。

彭真与中央一线，以《评<海瑞罢官>》发表后中央批转的“二月提纲”以及《评<海瑞罢官>》发表前的中央两次明确规定，严厉批评并追究的，难道仅仅是姚文元与“上海市委”吗止海市委与华东局主要领导早已对彭真表明，支持“二月提纲”)?须知，当时党内基本的组织程序与组织纪律尚在，中央主要媒体也掌握在中央一线手里。倘若批评、处理《评<海瑞罢官>》肆意诬陷党内著名民主人士、挑起国内重大政治争端的“非法”事件，及其主要责任者，在全国引起的震动，势必超过《评<海瑞罢官>》发表本身。(这将在知情者中造成一种多么尖锐的政治局面?

然而，事态的发展，大大出乎中央一线的估计。

毛泽东决不能让“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专政”。、江青在毛泽东支持下，迅速开辟新战场，再次射出猛炮——与“二月提纲”大唱对台戏的《纪要》，明显表露了毛发动“文革”的想法与决心。

我请教王光美：是否可以说，是彭真等人对《评(海瑞罢官>》的有力抵制，导致毛泽东临时决定，把一场政治批判与大“整风”(毛、刘在“文革”初期都用过“整风”提法)，升级为史无前例的“文革”运动?我以为，与其说《评(海瑞罢官>》是毛发动“文革”的预置导火线，毋宁说《评(海瑞罢官>》是随着形势演变，客观充当了“文革”导火线。

王光美的回答具有多重意义：“‘文革是怎么在1966年突然发动的，你们可以仔细研究。形成人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一种‘文革，确实是多种因素叠加促成的。除了‘二月提纲和《评(海瑞罢官>》的对立，还有聂元梓大字报的问世、派工作组的争执等等。当然，阶级斗争学说是个基础。而‘七千人大会，也早给‘文革埋下了伏笔。”

王光美说：“我经历的这些事，都可以对你说一说。你要利用年轻、对党史熟，多看一些资料，深入了解那段历史。这样，你对我说的这些事，就能看明白了。”

采访王光美后，我看到一些重要资料，颇能说明问题。特摘录如下：

彭真生前透露：“毛主席曾经想用整风的办法，解决党内在意识形态、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中存在的分歧，但是后来采取了‘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彭真说，关于这件事的原因，他不能讲。彭真至死也未说出这个历史秘密。

胡乔木也说：“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引者注：指《评(海瑞罢官)》)，究竟要不要搞全国的‘文化走革命也不一定。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又不登，就把他的火煽起来了。在没有这件事以前，他头脑里并没有这些东西。”

毛泽东本人于1966年夏也说过：“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

“文革”发动于刘少奇出国之际

王光美沉思了片刻，对我说：与彭真起草“二月提纲”同步，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以林彪委托的名义，搞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和题目，是陈伯达修改的，陈伯达是秀才。” 王光美说：“江青搞的这个《纪要》，把全国文艺界都否定了，说建国十六年来，是一条黑线在专政，现在必须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这样，政治上的问题，就比批《海瑞罢官》的时候大多了。批《海瑞罢官》批不下去，就是因为黑线专政。”

我补充道：毛泽东还针对彭真谈党性，在《纪要》上增写了一段打破“框框”的话：“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毛于是下定决心，准备改造“你们的‘党……假共产党”。

王光美一边回忆一边说：“后来，就在全党发《纪要》；又批彭真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但是，我们那时已经出访了。回国以后，我看到一些简报，是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少奇出访前，主席曾经在杭州对少奇、总理、彭真谈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但是没有处理彭真的迹象。”

据王光美介绍，她陪同刘少奇出访巴基斯坦等三国，时在1966年3月22日至4月19日。这段时间，国内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刘少奇一概不知。

正是刘少奇出访的这28天，中国历史轨道发生巨变，“文化大革命”(并非彭真曾用词汇“文化革命”)，被毛泽东首次提出。而刘那时是中央惟一敢于公开批评、反对毛的人。

请看这个时间表：

1966年3月22日，国防部部长林彪，致信中央军委各常委，要求通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的《纪要》(此前，兼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已在《纪要》上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表明了使用军队力量之意)。

3月30日，中央军委将《纪要》，报送毛泽东与党中央审批。

3月28日一30日，毛尖锐批判“二月提纲”，悍然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并首次提出，中国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4月1日，毛在《纪要》上批示：“已阅，同意”。

4月10日，《纪要》由党中央下发全国。

4月12日，陈伯达在沪起草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4月14日—17日，毛三次修改“五一六通知”，并增写震惊全国的话：“二月提纲”“模糊了……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应立即“清洗这些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

4月19日，刘少奇回国。4月22日，毛泽东在早已开了一周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吴晗……朝里有人”，必须发动“文革”。刘被迫接受既定事实。

5月16日，刘少奇由康生监督，主持仅有在京约八十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连政治局委员也未到齐；与会者包括一些非中委；而健在的中委、候补中委共约一百六十人)，以“半合法”程序，勉强通过“五一六通知”。即将失去自由的彭真，抓紧最后机会向刘、周提出，删除“赫鲁晓夫……”那句主要是暗指刘的话，但已无可能。刘少奇在郭沫若建议修改“通知”中某些语法也被拒绝(康生表示：主席定的稿一个字不能动)以后，意味深长地说：“连几个字也不让改，这不是专断独行么?……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那就不改吧。”

于是，“文革”由它的第一主攻对象——刘少奇自己拉开了正幕。

可是，王光美坚持对我说：直到1966年8月，毛泽东印发《炮打司令部》之前，刘少奇一直不能确定，“中国赫鲁晓夫”的帽子会真正落实到他头上。虽然刘少奇早已觉察毛泽东对他不满。

刘少奇这样看待他在“文革”初期的命运，主要是因为“五一六通知”下达后，他仍然以一线决策者身份出现在各处，一线机制仍然在毛许可下似乎如常运转。刘大约也认为，把他正式定为“错误路线”的“司令”，将很难使全国保持稳定。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主席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少奇没有精神准备。因为当时还是毛、刘、周、朱……这样排名的中央。是主席在退居二线时，让少奇为首的。少奇做工作时，重大问题还是通过主席的。”王光美对我说，“少奇一直认为，他在一线为首时那样决策，那样处理各种问题，包括后来反对‘文革大乱，目的是让中国稳定和繁荣，可以逐步建成现代化强国。他认为，主席应该理解这一点。”

可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非常不同。正如王光美所说，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务实路线，随即又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等等以来，毛、刘之问的裂痕日益加深。到“文革”前夜，彼此间各种观点与做法的分歧，已发生严重纠葛。

毛泽东愈来愈不能容忍一线“自行其是”，“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的失控状况；毛泽东愈来愈痛恨“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讲了多少年了”，“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的失落局面。所以，毛泽东觉得“需要夺权”，“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

而党内对一、二线领导人的权限与决策程序，从来没有制度化的条文规定。中国又缺乏对两种不同政治见解合法制衡、合理化解的政治机制。

在民主法治不健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文化占上风、民众毫无知情权的背景下，一场把中国引向十年重灾的“文革”，就这么仓仓促促、不可阻挡地出台了。

（转自公众号：夜读名人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