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欧亚大陆人征服、赶走或大批杀死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小麦和玉米、牛和猪以及现代世界的其他一些”不了起的”作物和牲畜出现在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广泛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
因其突出价值和重要性,本书荣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并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品。作者这种不以历史决定论、西方文化决定论的理性推断,并以考古学等科学方法否定了种族主义,这样的情怀是深刻的。如胡适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那般,书中提出各种假设,然后以各种证据来验证猜想。这一模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若想深入了解作者是如何操作这一模式,那就要细细品读书本。如作者用语言学、考古学、生物学等学科证据巧妙的证明假设。这是学术训练的绝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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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Yali's question
耶利的问题
戴蒙德在《枪炮、细菌与钢铁》前言中直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他回忆生活在新几内亚的政治家朋友耶利(Yali)曾向他请教:“为什么欧洲人能够大规模地征服世界上的其他社会?”有人认为是源于基因方面的差异,被作者理性地驳斥,在他看来,人类的基因并无优劣之分。戴蒙德于是回顾了人类数百万年的演化进程,当时间点发展到1.3万年前,节奏逐渐放缓,作者把目光聚焦在一些特殊的族群和历史事件。在叙述这些事件的时候,他的理论逐渐明晰:一个社会的成功不在于心灵手巧,而是由很多因素共同造就,包括地理环境、粮食产量、对病菌的免疫力、驯养动物的数量、以及钢铁的发明使用。
如果要找一句话对整本书进行总结,即:各族群的分歧不在于基因和生物学上的因素,而在于环境和地理方面的差异。但这又不能理解为简单的自然决定论,这本书要仔细考察环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发展模式。为了回答耶利的问题,作者要对各方面的新成果进行汇总(unified synthesis)。(P17)
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业种植和饲养活动时,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定下来,随后发展出专职的劳动团体以及由当权者建立的等级制。在这些条件的滋养下,一些族群逐渐繁盛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成长为帝国。从事农业耕种的社会不必像狩猎采集族群一样,为了食物在旷野间整日奔波;相比之下,稳定的农业活动带来了巨大优势——一些社会成员摆脱生产粮食的负担,得以将时间用于制造武器或者改进使用工艺方面。
在正式展开研究之前,戴蒙德做了一些免责声明(caveats):首先,对人类不平等起源的考察并不是要为不平等的现状正名(justification);第二,作者研究的是人类起源的历史,而非局限于欧洲,因此不会有“欧洲中心论”一说;第三,本书所呈现的并非线性的文化历史观(linear progression view),戴蒙德教授认为历史很多时候不一定只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例如采集狩猎族群的生活可能比进入到农业社会的公民更加自由自在。(P25)
戴蒙德指出,大量易于驯化的动植物使欧亚地区拥有从事农业的天然优势。丰富的动植物种类不仅使得粮食盈余得以实现,而且发展出了棉花、亚麻和大麻等庄稼,这些作物经过简单加工后即可成为衣服、毯子、蚊帐和绳索。至于动物,除了提供食物和劳力,还给欧亚人带来了御寒的皮毛。种植在北美的葫芦被制成了容器,使得农业生产活动更加便利。驯化的马匹成为了重要的战争工具。骆驼、骡子、驯鹿、牦牛等动物被用来运送货物或拉雪橇,进而减轻了人类的工作量,推动了他们进一步的探索活动。
欧亚大陆之所以能够发展出稳定而有益的社会族群,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东西走向的大片陆地。沿东西轴线分布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动植物传播,生长在大陆东部的植物很容易就能适应西部的气候;驯养动物同样可以在大陆两端自由迁移。欧亚大陆各族群间的思想交流增加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概率。
而在美洲,广阔的陆地沿南北轴线分布,来自温带地区的作物无法在热带或寒冷地区生长,不同地区的人们很难在思想、作物或创新方面有所交流,也就失去了快速发展的机会。大面积的水域以及高山、沙漠等陆地屏障也会阻碍植物传播。以墨西哥玉米为例,美洲地区作物的传播速度是递减的。隔着美墨之间的大片沙漠,一个社会的知识也很难传递给另一个族群。但是在欧亚大陆就不同了,各族群间的信息流动性高,传播速度快。因为交流往往伴随着贸易活动同时发生,所以欧亚人很快获得了一些技术创新,例如车轮的使用、金属加工技术、造船技术、以及枪炮的发明。这些社会的人口、技术以及粮食产量增长得越来越快,在物质文化上获得了极大优势,这一优势使他们得以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去征服更多人口。
通过密集的族群生活,频繁的贸易交流,以及和驯养动物间的亲密关系,欧亚人接触到了强大的病菌。乍听之下,这可能并非什么有利因素;但随着一些较弱的社会成员被病菌杀死,其余幸存者的体内会建立起针对该病菌的防御系统,并把它传递给子孙后代。这赋予了欧洲人额外的优势,尤其是当他们到达美洲和位于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时。战斗还未打响,欧洲人携带的病菌已经杀死了大量本土居民。最后,在《枪炮、细菌和钢铁》的收尾部分,戴蒙德总结了环境对五个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些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以及美洲和非洲。
Part. 1
From Eden to Cajamarca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
01 | Up to the starting line |
走上起跑线
据戴蒙德所言,大约700万年以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首次从其它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支系(三种类人猿在非洲慢慢分化,个子最小的矮脚黑猩猩演化为人类);在公元前400万年左右,早期人类开始学会直立行走;随后,他们在公元前200万到100万年间陆陆续续地往欧亚大陆迁移;又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在现代智人出现后不久——大约在10万到5万年前的某个时期——人类社会在技艺革新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考古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大跃进。
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在10万到5万年前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即大跃进发生的原因和地点。首先,当时为什么会发生大跃进?作者认为,人类喉部的完善为语言出现提供了解剖学基础(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出现是因为脑组织的完善),而语言使人类的创造力得以发挥,从而推动了他们的各项能力的重大进化。至于大跃进发生的地点,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现代人发源于一个地区,即非洲,在向外扩散的过程中取代了其他人。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是克罗马努人四万年前对欧洲的征服活动,他们依靠技术和病菌方面的优势杀死并取代在此生活了数千年的尼安德特人。此外,现代分子研究技术以及出土于非洲距今有10万年历史的人类头骨也被用来支持也一观点。另一项观点认为,大跃进是在不同地区平行发生的。一些人类学家提出,数万年前的北京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的一些头骨特征,在现代当地人身上仍然有所体现,这就是人类平行演化的证明。(P39-40)
大跃进过后不久,也就是大约5万到3.5万年以前,人类的居住版图迅速扩张。祖先们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居住了几百万年后,现在开始往外迁移了,澳大利亚、南太平洋以及欧亚大陆最寒冷的北部地区都成了他们移民的目标;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确定人类到达美洲的具体时间,不过最晚到1.2或1.3万年以前,这里已经出现了有人类居住的确定痕迹。戴蒙德认为,在尚未发展出现代技术的情况下,人类能够在短短几万年间遍及全球所有的宜居之地,可谓是成就非凡。
大跃进过后不久,就出现了第一次跨越欧亚的大规模迁徙运动。人类通过水运工具到达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没过多长时间就遍布到整个大陆;与此同时,他们带来了当地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戴蒙德对此的解释是过度捕杀理论(overkill theory)——在非洲和欧亚大陆,人类掌握致命的捕猎工具用了100多万年,动物们得以在此期间和人类共同演化。而澳大利亚等地的大型动物却没有相对的适应期,因此当人类携带着致命武器到达时,它们没过多久就被屠杀殆尽了,包括当时生活在新西兰的无翼恐鸟以及像牛一样大的有袋动物。(P43)
回到标题,本节研究的是为什么有些地方会输在起跑线上。作者把1.3万前作为时间上的分界点,去考察之前发生的事情,从中寻找可能导致了最终分歧的因素。之所以把起跑线界定在1.3万年以前,是因为当时的人类足迹刚刚遍布到所有宜居之地(南极洲和一些偏远岛屿除外);不同地域的各族群起点一致,没有哪个团体显露出演化为农民或城市居民的技术优势。作者假想,如果一位现代考古学家乘坐时光机回到1.3万年以前,他该如何预知哪个大陆的居民会率先发展出先进技术呢?戴蒙德在思想实验中依次考察了几个大洲的情况,随后列出了可能成为各地区优势的一些特质。
首先是非洲,直到公元前1.1万年,这里有人类居住的时间最长,当地居民对地貌和环境了解得最全面;此外,非洲居民的遗传多样性也比其他大洲更加丰富,也就是说他们的基因有更高概率被遗传下去。
然后是美洲,人类抵达这里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与非洲相比,这里空间广阔(南北美陆地面积加起来要大于非洲,仅次于欧亚大陆),并且有着丰富的自然环境多样性。戴蒙德认为,这两项因素可能会让早期美洲居民在发展中取得先机。至于欧亚大陆,它的陆地面积最为广阔,基因多样性也很丰富(仅次于非洲);此外这里还是第二个有人居住的大洲,不同族群创造了比较成熟的艺术和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因素正是欧亚人的优势所在。
最后是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这里陆地面积最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与世隔绝。但是当地人发展出了最早的船只,而且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很突出,澳洲居民的作品和同时期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最终,在进行了一番回顾之后,戴蒙德根据思想实验得出结论:在起跑线以前,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族群各有所长。如果没有更多信息,一位回到过去考古学家恐怕很难预测出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也不知道哪里会出现致命的细菌和强大的铁器)。
02 |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history |
为捍卫他的“环境决定论”(环境因素导致了各大陆的不同命运),戴蒙德以中等规模的波利尼西群岛为例展开辩护。作者选用波利尼西作为研究样本,是因为这里的各岛屿相互隔绝,这样就能够减少因为人口频繁迁移而导致的一些无法控制的变量;此外,较小的研究对象(岛屿而不是大陆)使得实验过程更容易展开,这就好像实验室更喜欢选用体积较小的果蝇和小白鼠一样,自然实验也要遵循由简到繁的顺序。
1835年,五百名毛利战士乘船来到莫里奥里人居住的查塔姆群岛。毛利人来自于新西兰一个人口稠密的农业社会,他们长期从事战争,装备精良;而莫里奥里人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人烟稀少的群岛上,他们爱好和平,以采集狩猎为生。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周,莫里奥里人被屠杀殆尽,他们生活的岛屿也被毛利人占据。
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的历史构成了一个小规模的自然实验,用以测试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那到底什么是自然实验呢?如果你是一位研究老鼠的实验科学家,你可能会做这样的实验:选择一群老鼠分组,把它们关在环境不同的笼子里,等这些老鼠遗传过许多代以后再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这样的实验不可能在人类社会进行,科学家只能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自然历史条件的重组,通过对比研究来控制其中的变量,通过追溯以前发生的事情来做因果推论(causal inference)。(P54-55)
戴蒙德提出,查塔姆群岛悲剧的上演是可以预测的: 技术先进的社会赢得了最终胜利。他指出,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之间不存在基因上的差异,他们代表的两种文化在1000年前分支于同一来源(这就使得基因方面的变量得到控制),所以必定是基因优越性以外的因素导致了两个族群的巨大差异。作者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去考察这些具体因素。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在大屠杀前1000年左右,毛利人的一支从新西兰来到了查塔姆(Chatham),这些移民成为了后来莫里奥里人的祖先。他们刚刚到达查塔姆群岛时,可能依旧是农民。但是由于带来的农作物无法适应当地的寒冷气候,所以就放弃务农,选择了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这一转变使得莫里奥里人无法生产出盈余粮食来供养不事生产的手艺人;此外,莫里奥里人没有可供拓展的空间,所以他们没有发展出具有复杂政治组织的大型社会;由于这里远离其他岛屿,所以也无需建立坚固的军事防御或者发展武士阶层,直到敌人的到来。
查塔姆群岛地处偏远且面积较小,所以莫里奥里人没有可供拓展的空间。这里最多只能容纳两千名的采集狩猎者,为了控制人口,很多男性在婴儿时期必须接受阉割。反观留在新西兰北部的毛利人,温暖的气候使他们可以继续从事农业活动,养活更多人口。(P56)
相比之下,毛利人所处的新西兰北部幅员辽阔,适合种植波利尼西亚的现有作物。当地农民可以将盈余的粮食储存起来去养活更多人口,包括战士和工匠;此外,为了应对好斗邻邦的不时进犯,他们需要组织军队,建造堡垒,制造各式各样的战争工具;最后,毛利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发展出相对先进的技术。这印证了戴蒙德的理论——环境压力促进社会变革。
在研究了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的冲突之后,戴蒙德把实验范围放大到整个波利尼西亚群岛,考察了这一区域的自然环境对当地族群的影响。在这个由众多环境各异的岛屿组成的群岛上,史前和早期的部族演化出众多的文化群体。各岛屿间不同的技术水平、经济状况、以及政治社会结构使波利尼西亚成为世界上最多样化的一个群岛。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自然环境造成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不同的社会类型,例如莫里奥里人生活在比较平等的农庄式社群,而毛利人的部族更加等级分明;其次是政治组织,有些部族以村庄为单元,而在夏威夷等地,则出现了占据很多岛屿的“帝国”形态;第三是物质文化方面(material culture),有些岛屿维持着简单的家庭文明,以个人器物(personal utensils)为代表,而另外一些则出现了大型建筑,如复活岛上30吨的巨石阵。(P57-58)
戴蒙德认为,各岛屿间的社会差异可归因于几个环境因素,分别是气候、地质、资源、土地面积、地形,以及隔离程度。气候温暖的地区可以种植塔罗和山药等作物,而较寒冷的地区就没有这种优势;地质因素包括各岛屿的淡水量和降雨频率,以及可用于制造工具的石料和矿藏;至于海洋资源,有些岛屿盛产海鲜,而其他岛屿则适合驯养动物;最后,岛屿的陆地面积、地理坐标、以及隔绝程度决定了该岛居民的远距离交流能力以及他们和外界互通有无的需求。
这六条因素指向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决定了该岛屿能否发展出复杂的政治组织形式和物质文化。在人口密度高、组织形式复杂的地区,社会分层更加明显,个体公民得以从事专业化的工作。这一切进而又会影响到当地的社会分化程度(例如是人人平等型还是金字塔型),国王和领主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岛屿产出的不同技术形式。
人口密度是介于终端因素(自然环境)和近端因素(枪炮、病菌和钢铁)之间的重要环节。以波利尼西亚群岛为例,查塔姆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米五人,而夏威夷的最高人口密度是1100人。较高的人口密度能够通过农业活动带来粮食盈余,从而养活一些不事生产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发明创造又会反哺农业(例如以发展灌溉系统的方式),从而产出更多的粮食盈余,使当地的社会政治组织发展得更加复杂,整个过程是一个正反馈(positive loop)。(P62)
最后戴蒙德得出结论:环境因素造成了各地发展的巨大分歧。这在波利尼西亚得到了证实,世界上的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吗?作者继续进行考察。
03 | Collision at Cajamarca |
卡哈马卡的冲突
在第三章,作者的自然实验从岛屿扩展到大陆。开篇是读者比较熟悉的——印加帝国和西班牙于1532年在南美的文明碰撞。在这次对决中,来自西班牙的皮萨罗带着168个士兵击败了统领8万大军的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
决战开始前,皮萨罗将携带枪支和战号的士兵部署在广场周边的战略要地。为了壮大声势,他还在战马身上挂了一些摇铃。当阿塔瓦尔帕带着随从驾临,皮萨罗递给国王一本圣经。不通西班牙文的阿塔瓦尔帕感觉受到冒犯,将《圣经》摔在地上。随后,西班牙人率先发起攻击,打死了一些印加士兵,俘获了国王阿塔瓦尔帕;惊慌失措的印加部队溃不成军,没能发起有效反攻。
为什么西班牙的士兵能够俘获阿塔瓦尔帕?戴蒙德回顾战争,给出了几点原因。按照南美当时的标准,西班牙士兵的装备异常精良。南美以前未曾出现过马匹,当皮萨罗的62名士兵跨上马背,他们立即获得了速度和力量上巨大优势;此外西班牙人还装备了印加士兵所没有的枪炮和钢制盔甲宝剑。武器上的优势如此之大,以至于几百名西班牙士兵经常可以在战斗中杀掉了数千名印加战士。
不过,相比于装备上的优势,疾病才是他们征服活动的主要助力。美洲人以前没有接触过天花,当这种疾病随着西班牙人降临之时,立即引发了一场天花大爆发。欧洲人在几世纪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发展出对天花的抵抗力,但是南美的印加人却不具备这种防御机制,因此往往会出现整个族群被灭绝的情况。蔓延在印加帝国的天花为西班牙人打了头阵。
就在皮萨罗抵达南美的前几年,上一任印加皇帝和他的直接继承人相继因感染天花死亡。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兄弟为争夺皇位发起内战,他们的冲突使印加文明元气大伤。在欧洲人带来的所有疾病中,天花并不是唯一具有毁灭性的,麻疹、流感、伤寒和鼠疫的破坏力同样可怕;疾病有时也会伤害来自欧洲的探险家,为进入新大陆的殖民者制造障碍,让他们患上新的病症。不过总体来讲,是欧洲人把更多病菌转播到了美洲(而不是相反)。
印加人和西班牙人都拥有集中统一的行政系统(印加拥有南美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体制)。然而,为何最终横渡大洋展开征服活动的是西班牙,而不是印加帝国呢?西班牙靠的是印加所不具备的航海技术,此外他们的书写系统为远距离信息传播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也许部分原因在于印加人缺乏文字系统,阿塔瓦尔帕在遇到西班牙人之前对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他未曾想过一支小小的西班牙武装队会构成威胁。如果他可以从之前被征服的美洲原住民团体(比如刚刚被征服的中美洲阿兹特克帝国)那里得到一些情报,西班牙人的诡计就有可能被识破。但阿塔瓦尔帕对此并不知情,他让臣民支付巨额赎金以确保自己获释,但皮萨罗的手下收到赎金就杀了他。
在这场战役中,战马、钢铁武器、航海技术、书写系统、以及对传染病的抵抗力这五个直接原因让西班牙人取得了胜利。但是为什么这些优势全部站在西班牙一方,而丝毫没有眷顾印加人呢?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背后,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因素在发力?答案将在后面的章节得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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