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研究背景
减缓全球变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赖负排放技术（CDR）来抵消难以消除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在难以减排的行业。两种常用的CDR选项是生物能源与碳捕集和封存（BECCS）以及造林和再造林（A/R）。一方面，这些技术的部署往往受到地区条件和成本差异的限制，因而不同地区在CDR上的比较优势不同；另一方面，国际温室气体排放许可证的贸易可以解锁不同地区的潜在负排放能力，国际排放贸易也依赖CDR技术来实现。因此有必要研究陆基CDR与国际排放交易在深度脱碳情景中的相互作用。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构建了四个情景：无CDR且无排放交易、有排放交易但无CDR、有CDR但无排放交易，以及同时拥有CDR和排放交易，其中CDR技术仅考虑BECCS和A/R两种。其次使用EPPA模型，一个多区域、多部门的全球经济动态模型，用以模拟全球土地和能源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包括生物能源生产、土地转化成本、CCUS等，进而评估不同地区在碳交易和CDR部署中的比较优势，以及CDR技术和国际排放交易的相互作用。最后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考虑了政策和技术的不确定性，以探讨CDR与国际排放交易的潜在相互作用。模型的时间跨度为2025年至2100年，关注长期减排路径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研究结论
本文认为，陆基CDR和国际排放交易在深度脱碳情景中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国际排放交易通过允许不同地区发挥其在CDR方面的比较优势，扩大了全球负排放的潜力；同时国际贸易在全球趋向净零排放的过程中，依赖CDR提供的负排放来弥补某些地区的正排放。文章还发现，当CDR与国际排放交易结合时，碳排放的全球贸易规模和CDR的部署规模大幅增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各国在遵守排放上限的同时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此外，在低成本区域部署CDR时，国内生产总值（GDP）也会在同时有CDR和国际排放交易的情况下显著增长，这种相互作用有助于以更低的经济、社会成本实现全球气候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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