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历史地位早已有定论,写此文没有丝毫贬低他的意思。只是近期研读明史,就一些历史资料进行梳理,权当是讲讲故事,供读者消遣消遣。
倭寇从来不是正规军
先从“倭寇”两个字说起。
倭,不是贬义词,是古代对日本的旧称。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被称为“倭”。《汉书·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唐朝时期,日本对外国号修正为“日本”,但“倭”作为旧称仍在使用。在日语中,“倭”与“大和”发音相同。到了明清时期,日本海盗老是跑到中国干坏事,这些海盗被称为倭寇,于是“倭”字就有了贬义色彩,因为“倭”字还有矮的、个子不高的意思。今天我们称日本为“倭国”,也是没有问题的,在学术研究和正式场合中,“倭”仍被用作对日本古代的称呼。
寇,就是盗,这个词用得很准确。
倭寇嘛,字面的理解就是日本的海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倭国的正规军。
倭寇起初确实是日本的海盗。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国内乱的一塌糊涂,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吃不上饭,于是就跑到中国与朝鲜的沿海地区干起盗抢的勾当。
那时虽然是元朝末期了,打仗还是不怕的,元军两次征讨日本被台风给搅黄了,但日本来的海盗送上门来,那是必须收拾的。1358年,刘暹率军出击,倭寇消停了好几年。
到了明朝,倭寇又来劲了。朱元璋很生气,在洪武二年二月给日本国王写了封《赐日本国王玺书》:
要么称臣纳贡,要么不称臣纳贡,但要把海盗管好,否则老子干你。
结果就是没有结果。送信的使臣被砍头,日本没来朝贡,倭寇继续劫掠。朱元璋生气归生气,毕竟国内百废待兴,没有多余的精力干这事,于是又写了封更长的信,还是没有结果,干脆发布了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
到了朱棣当皇帝,日本一看明朝国力这么强,想搞点生意做做,于是称臣纳贡。朱棣也不计较老爸的面子,确立勘合贸易的明日官方贸易关系。
两国为了确保贸易的正常进行,开展了联合执法。抽刀断水水更流,倭寇的势头反倒更猛了,不仅在一衣带水的辽东、山东北方沿海搞事情,还搞到了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而且动作越高越大。朱棣那时忙着收拾蒙古,也没有多余精力干这事。
到了嘉靖年间,朱厚熜这个皇帝一门心思当道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倭患次数实现了井喷式增长,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明时期倭患次数的80%。
最要命的是倭寇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寇”成了倭寇的核心力量。以汪直为代表的“我寇”把中华民族勤劳的优秀品质发挥到了极致,“5+2”、“白加黑”,只要不干死,就往死里干。
安徽人汪直本来可以通过海上贸易成为清朝胡雪岩的榜样。据明代万历年间《歙县县志》记载,相传汪直出生时,其母曾梦见有大星从天上陨入怀中,星旁有一峨冠者,他妈遂惊诧地说道:“此弧星也,当耀于胡而亦没于胡。”乡人也说:“天星入怀,非凡胎也。”
生有异象的汪直没赶到好时代,1523年(嘉靖二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
官方的贸易一旦停止,走私的利润必然倍增,汪直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的更加坚定了。汪直联合同乡徐惟学、福建漳州人叶宗满等人一同赴广东,“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自号“五峰船主”的汪直把走私事业搞得相当有影响力,日本人把原本叫“值贺岛”的五岛群岛改名“五峰”,还把松浦津作为汪直的海外基地,出资为他建造了豪华的住宅。
1522年,汪直把国内的总部基地搬到了舟山沥港,通过干股分红加现金的方式搞定了浙江海道副使,实现了贸易自由化,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与百姓进行买卖。百姓还争相把子女送到汪直的船队中创业就业。汪直主动配合官府,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
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督王忬派遣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败走日本,从此成了实力最强的“我寇”。
明军居然不如寇
明朝的军队在建国初期,还是相当生猛的。
朱元璋把一盘散沙的农民军打造成了“铁军”,居然把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打得落花流水元去也。朱棣指挥“铁军”五征蒙古、收归安南。
练兵靠打仗,军队养着不用就完蛋了。到了朱厚熜手里,“铁军”已经完全锈蚀了,遇到敌人溃不成军,抢掠百姓如狼似虎,还动不动搞叛乱。
1524年8月,大同巡抚要把戍军调到城外的新堡,戍军叛乱,杀了巡抚,烧了官署,一窝蜂跑了。1531年10月,大同总兵让戍军挖战壕,结果又发生兵变,杀了总兵,洗劫百姓,散伙了。边防军都这样,内卫部队就更不用说了。1548年,蒙古军队袭击宣府,一路掠劫和屠杀到离北京只有骑马一天路程的怀来,甚至突破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明军搞不过不太正规的蒙古军也就算了吧,可对付海盗也他娘的不行。
1553年夏,汪直率领船队袭击浙江沿海,一举占领了几个要塞,包围几个县城,一度逼近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大城市。1554年3月,松江城遭袭击,知府被杀;5月嘉兴失陷,通州被围,崇明岛被占。
朝廷授命山东巡抚王忬负责浙江和福建沿海几个府的军务,王忬拿出的方案:在遭受过抢劫的众多城市周围修建城墙。受命负责东南沿海的所有军队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一看军队这个鸟样,赶紧从广西和湖广招募11000名“狼兵”补充到在浙江的军队。“狼兵”还没到达,张经却被严嵩打小报告说他畏寇不战,被朱厚熜下令逮捕。
“戚家军”确实牛逼
关键的问题就来了,那时的大英雄戚继光在干什么?
戚继光发迹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他的六世祖戚祥。戚祥追随他的凤阳老乡朱元璋闹革命,在攻取云南的战斗中阵亡了。朱元璋称帝后,追念戚祥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1544年,戚景通病重,赶紧让儿子戚继光赴京办理袭职手续。还未等到戚继光回到家,戚景通就去世了,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45年的戎马生涯。
1546年,19岁的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看到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但他的职责是开荒种地,只好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了首《韬钤深处》的诗,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来抒发一下壮志豪情。
1548年,戚继光放下锄头扛起了枪,却被派到蓟州戍边,这一去就是五年。戚继光有没有参加战斗不好说,表现应该是相当好好的,因为1549年10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1550年9月到京师会试虽然没有考中,兵科给事中王德等人看到他“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都上疏推荐他。
1553年6月,戚继光终于回来了,还升为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共25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袭扰。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把那些老弱残兵整训得有模有样,好在那时倭寇的主攻方向是浙江福建沿海,山东方向也没啥像样的仗。
1555年7月,戚继光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事,管理当地屯政。一年后,戚继光升为参将,负责防守钱塘江以东地区,也就是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一带。29岁的戚继光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实现“海波平”理想了,但是面对的却是骨干的现实:总督胡宗宪正在谋划招降汪直。
仗还是有机会打的,因为明军不打倭寇,可倭寇要打明军。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800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明军明明有数千,居然以强输弱,纷纷溃退。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倭寇才后退。
1556年10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
1557年11月,胡宗宪的招降计划终于成功了,汪直投降。胡宗宪没有办法兑现当初答应安徽老乡的承诺,因为当皇帝的安徽老乡朱厚熜命令将他处决。
1558年7月,朱厚熜听说倭寇老巢岑港半年都没攻破,下诏免去了胡宗宪的主要将领戚继光和俞大猷的职务,还撂下狠话,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搞定,胡宗宪也要被逮捕。
这下胡宗宪也豁出去了,戚继光和俞大猷更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玩命拼,岑港被攻破,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继续守卫守台、金、严三郡。
这一仗,把戚继光也打明白了,靠明军这些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弄不好还要掉脑袋。于是,戚继光另辟蹊径,从义乌招了4000个“狠人”,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戚家军”。戚继光还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师。
在军事天才戚继光的统帅下,“戚家军”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平定了浙江的寇患,戚继光奉调援闽,将福建境内倭寇主力消灭殆尽。
1563年,戚继光再援福建,端了平海卫的倭寇巢穴,官也升为都督同知、福建总兵。
1567年,修道没成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升天了。次年,戚继光奉命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在张居正、谭纶支持下长期镇守北方,抵御蒙古,保障北疆安全,官至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
END
戚继光的历史地位早已有定论,写此文没有丝毫贬低他的意思。只是近期研读明史,就一些历史资料进行梳理,权当是讲讲故事,供读者消遣消遣。
倭寇从来不是正规军
先从“倭寇”两个字说起。
倭,不是贬义词,是古代对日本的旧称。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日本被称为“倭”。《汉书·地理志》中提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唐朝时期,日本对外国号修正为“日本”,但“倭”作为旧称仍在使用。在日语中,“倭”与“大和”发音相同。到了明清时期,日本海盗老是跑到中国干坏事,这些海盗被称为倭寇,于是“倭”字就有了贬义色彩,因为“倭”字还有矮的、个子不高的意思。今天我们称日本为“倭国”,也是没有问题的,在学术研究和正式场合中,“倭”仍被用作对日本古代的称呼。
寇,就是盗,这个词用得很准确。
倭寇嘛,字面的理解就是日本的海盗,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倭国的正规军。
倭寇起初确实是日本的海盗。14世纪初,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国内乱的一塌糊涂,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吃不上饭,于是就跑到中国与朝鲜的沿海地区干起盗抢的勾当。
那时虽然是元朝末期了,打仗还是不怕的,元军两次征讨日本被台风给搅黄了,但日本来的海盗送上门来,那是必须收拾的。1358年,刘暹率军出击,倭寇消停了好几年。
到了明朝,倭寇又来劲了。朱元璋很生气,在洪武二年二月给日本国王写了封《赐日本国王玺书》:
要么称臣纳贡,要么不称臣纳贡,但要把海盗管好,否则老子干你。
结果就是没有结果。送信的使臣被砍头,日本没来朝贡,倭寇继续劫掠。朱元璋生气归生气,毕竟国内百废待兴,没有多余的精力干这事,于是又写了封更长的信,还是没有结果,干脆发布了禁止海上贸易的命令。
到了朱棣当皇帝,日本一看明朝国力这么强,想搞点生意做做,于是称臣纳贡。朱棣也不计较老爸的面子,确立勘合贸易的明日官方贸易关系。
两国为了确保贸易的正常进行,开展了联合执法。抽刀断水水更流,倭寇的势头反倒更猛了,不仅在一衣带水的辽东、山东北方沿海搞事情,还搞到了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而且动作越高越大。朱棣那时忙着收拾蒙古,也没有多余精力干这事。
到了嘉靖年间,朱厚熜这个皇帝一门心思当道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倭患次数实现了井喷式增长,永乐以后到嘉靖之前(1425-1522年)近百年间的倭患记录次数仅为17次;在嘉靖一朝的45年间,倭患次数猛增到628次,占明时期倭患次数的80%。
最要命的是倭寇实现了质的飞跃,“我寇”成了倭寇的核心力量。以汪直为代表的“我寇”把中华民族勤劳的优秀品质发挥到了极致,“5+2”、“白加黑”,只要不干死,就往死里干。
安徽人汪直本来可以通过海上贸易成为清朝胡雪岩的榜样。据明代万历年间《歙县县志》记载,相传汪直出生时,其母曾梦见有大星从天上陨入怀中,星旁有一峨冠者,他妈遂惊诧地说道:“此弧星也,当耀于胡而亦没于胡。”乡人也说:“天星入怀,非凡胎也。”
生有异象的汪直没赶到好时代,1523年(嘉靖二年)爆发了争贡之役,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
官方的贸易一旦停止,走私的利润必然倍增,汪直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的更加坚定了。汪直联合同乡徐惟学、福建漳州人叶宗满等人一同赴广东,“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自号“五峰船主”的汪直把走私事业搞得相当有影响力,日本人把原本叫“值贺岛”的五岛群岛改名“五峰”,还把松浦津作为汪直的海外基地,出资为他建造了豪华的住宅。
1522年,汪直把国内的总部基地搬到了舟山沥港,通过干股分红加现金的方式搞定了浙江海道副使,实现了贸易自由化,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在苏州、杭州等地的大街上与百姓进行买卖。百姓还争相把子女送到汪直的船队中创业就业。汪直主动配合官府,平定了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逐渐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地位。
1553年闰三月一个深夜,总督王忬派遣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败走日本,从此成了实力最强的“我寇”。
明军居然不如寇
明朝的军队在建国初期,还是相当生猛的。
朱元璋把一盘散沙的农民军打造成了“铁军”,居然把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打得落花流水元去也。朱棣指挥“铁军”五征蒙古、收归安南。
练兵靠打仗,军队养着不用就完蛋了。到了朱厚熜手里,“铁军”已经完全锈蚀了,遇到敌人溃不成军,抢掠百姓如狼似虎,还动不动搞叛乱。
1524年8月,大同巡抚要把戍军调到城外的新堡,戍军叛乱,杀了巡抚,烧了官署,一窝蜂跑了。1531年10月,大同总兵让戍军挖战壕,结果又发生兵变,杀了总兵,洗劫百姓,散伙了。边防军都这样,内卫部队就更不用说了。1548年,蒙古军队袭击宣府,一路掠劫和屠杀到离北京只有骑马一天路程的怀来,甚至突破保卫北京的内部防线,接近皇陵。
明军搞不过不太正规的蒙古军也就算了吧,可对付海盗也他娘的不行。
1553年夏,汪直率领船队袭击浙江沿海,一举占领了几个要塞,包围几个县城,一度逼近杭州、苏州和南京等大城市。1554年3月,松江城遭袭击,知府被杀;5月嘉兴失陷,通州被围,崇明岛被占。
朝廷授命山东巡抚王忬负责浙江和福建沿海几个府的军务,王忬拿出的方案:在遭受过抢劫的众多城市周围修建城墙。受命负责东南沿海的所有军队的南京兵部尚书张经一看军队这个鸟样,赶紧从广西和湖广招募11000名“狼兵”补充到在浙江的军队。“狼兵”还没到达,张经却被严嵩打小报告说他畏寇不战,被朱厚熜下令逮捕。
“戚家军”确实牛逼
关键的问题就来了,那时的大英雄戚继光在干什么?
戚继光发迹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他的六世祖戚祥。戚祥追随他的凤阳老乡朱元璋闹革命,在攻取云南的战斗中阵亡了。朱元璋称帝后,追念戚祥开国有功,授予其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1544年,戚景通病重,赶紧让儿子戚继光赴京办理袭职手续。还未等到戚继光回到家,戚景通就去世了,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45年的戎马生涯。
1546年,19岁的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看到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但他的职责是开荒种地,只好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写了首《韬钤深处》的诗,用“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来抒发一下壮志豪情。
1548年,戚继光放下锄头扛起了枪,却被派到蓟州戍边,这一去就是五年。戚继光有没有参加战斗不好说,表现应该是相当好好的,因为1549年10月考中山东乡试的武举,1550年9月到京师会试虽然没有考中,兵科给事中王德等人看到他“青年而资性敏慧,壮志而骑射优长”,都上疏推荐他。
1553年6月,戚继光终于回来了,还升为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共25个卫所,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袭扰。戚继光决心“振饬营伍,整刷卫所”,把那些老弱残兵整训得有模有样,好在那时倭寇的主攻方向是浙江福建沿海,山东方向也没啥像样的仗。
1555年7月,戚继光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事,管理当地屯政。一年后,戚继光升为参将,负责防守钱塘江以东地区,也就是倭寇出没频繁的宁波、绍兴、台州一带。29岁的戚继光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实现“海波平”理想了,但是面对的却是骨干的现实:总督胡宗宪正在谋划招降汪直。
仗还是有机会打的,因为明军不打倭寇,可倭寇要打明军。
戚继光上任不到一月,就有一股800余名的倭寇进犯浙中门户龙山所。明军明明有数千,居然以强输弱,纷纷溃退。戚继光奋不顾身地射死了三个为首的倭寇头目,倭寇才后退。
1556年10月,倭寇再次进犯,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台州知府谭纶首次协同作战,连败倭寇,但由于冒险轻进,明军又无纪律约束,差点全军覆没。
1557年11月,胡宗宪的招降计划终于成功了,汪直投降。胡宗宪没有办法兑现当初答应安徽老乡的承诺,因为当皇帝的安徽老乡朱厚熜命令将他处决。
1558年7月,朱厚熜听说倭寇老巢岑港半年都没攻破,下诏免去了胡宗宪的主要将领戚继光和俞大猷的职务,还撂下狠话,如果不能在一个月内搞定,胡宗宪也要被逮捕。
这下胡宗宪也豁出去了,戚继光和俞大猷更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玩命拼,岑港被攻破,戚继光也就恢复了原来的官职,继续守卫守台、金、严三郡。
这一仗,把戚继光也打明白了,靠明军这些乌合之众成不了大事,弄不好还要掉脑袋。于是,戚继光另辟蹊径,从义乌招了4000个“狠人”,打造了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戚家军”。戚继光还训练了一支强大的水师。
在军事天才戚继光的统帅下,“戚家军”打了一连串的胜仗,“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平定了浙江的寇患,戚继光奉调援闽,将福建境内倭寇主力消灭殆尽。
1563年,戚继光再援福建,端了平海卫的倭寇巢穴,官也升为都督同知、福建总兵。
1567年,修道没成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升天了。次年,戚继光奉命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在张居正、谭纶支持下长期镇守北方,抵御蒙古,保障北疆安全,官至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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