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 | 我的一次半途而废的电影拍摄经历

这辈子能拍电影，是做梦都不曾想到的。那种羡慕嫉妒恨的多叫人羡慕嫉妒恨啊！可我的羡慕嫉妒恨却因为一次梦游般的出走而戛然而止。留下的是段不大好意思的回忆。

1989年上半年，我到长沙政治军官学院进修学习，期间，峨眉电影制片厂在拍一部《湖南和平解放》的电影，赶上在长沙政治军官学院取景。我有幸被选为群众演员。这样不经意间参加了一次电影拍摄。

《湖南和平解放》这部电影，反映的是1949年8月4日，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的程潜与他的部将陈明仁将军领衔通电起义这一事件。在我党的统战和解放全中国的大势所趋下，程潜与陈明仁为代表的长沙守敌，没有与共产党和人民为敌负隅顽抗，而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通电宣告起义，使得长沙乃至湖南兵不血刃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新中国革命和解放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此，作为程潜湖南老乡的毛主席是深为感动和肯定的。毛主席认为程潜深明大义，做了一件对家乡对祖国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建国后，程潜受毛主席之邀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担任了中华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还受毛主席邀请来中南海做客，湖上畅水，亭间品茗，纵论天下大事，共叙挚友乡情，演绎出世上“伟人与敌人”一段不朽的友情佳话。桃李春风一杯美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中国朋友间情笃义重的传统，令人称颂和感动。

湖南长沙政治军官学院，坐落在长沙市黄土岭区，原先是铁道兵的一所学院，铁道兵撤编后改为现在的学院，系为总政直属院校，当时的级别为正军级。学院很大，像所有部队大院一样，场地空旷，院落广漠，成规模的楼舍建筑，每一处的花草树木，高高的大门，长长的围墙，都显示着大院的整齐辽阔和深不可测。其中，礼堂是最讲究的，不仅高大，而且造型别致。它的大门是一个椭圆形的造型，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公馆，古朴而不失大气；门前的台阶有二、三十级，下面是一个广场，沿阶而下，一种不言而喻的庄重感和仪式感油然而生。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把拍电影的部分场地选在了学院，选在了那座大礼堂。

他们是把大礼堂作为绥靖公署和国民党兵团总部来拍的。具体就是，拍摄程潜等国民党几大元老在总部出来进去和活动的几个镜头。而我们则是作为国民党的小兵，在总部门前负责给他们站岗的。对，就是扮演国民党一个站岗的小兵、这样一位跑堂的群众小演员。

别看是站岗，这还是经过摄制组“精挑细选”才选上的呢。站岗需要20名演员，分为两排，从总部大门依次排到广场前面的两侧。人多是气氛的需要，用以烘托场面的气派。另外，用军人做演员是不用花钱的，成本上很划算。最关键的是，军人整齐划一，服从命令，听指挥。

接到队里通知后，我们一行20人在队长的带领下就来到了拍摄现场。整齐列队站好后，就有一位称作导演的女同志走过来，人长得漂亮，动作利索，尤其那双耐人寻味的眼睛，似乎有一种穿透力，让人不敢直视。她盯着我们只是扫视了一遍，没说任何话。只是到我这儿，目光忽然停顿了一下，还上下把我打量了一番，有种异样的感觉，然后就离开了。后来过来一个助理，给我们讲了讲有关拍摄的事项，就让我们先回去了。

原来是在目测我们呢。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也得对得起观众不是？第二天定下来了，我被选上了，还排在头一个。有两位被淘汰，一个是因为太矮，和一众的“国民党兵”不太匹配；一个是太瘦，而且个头也有点高，又瘦又高，演个汉奸什么的还行。没想到还挺严的。那两个被淘汰的有点不满：不就是站个岗放个哨吗？有什么呀！此处不留爷，自有养老院。满腹了一顿牢骚。说起来也是，我们参加拍电影的这几位当时都已是营职干部了，演个小破站岗的还被呼来喝去的，要在单位早骂娘了。

我倒是挺激动，还把这事写信告诉了老婆（那时还没有手机）。老婆回信说：你就拉倒吧，还演电影，咋不说你成明星了呢？小时候一上台你就哭，你妈说她在台下都想上去揍你。确实，我小时候有过这么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那还是在幼儿园。不过，在结婚前我都跟你坦白过，咋还一直揪着不放呢？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蛮高兴的。毕竟我可以拍电影了，虽然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角色，但露露脸也不错；没准还能蹭个脸熟什么的，那将来混入革命文艺队伍也是有可能的。

晚上躺在床上的我，还真有点辗转反侧、想入非非了哩。先是女导演为什么能看上我。我琢磨着一定是看上了我的胡子了。我本身毛发重，那天选演员时我已是近一个星期没刮胡子了，黑乎乎的连毛胡子盖住了半张脸，引人注目。抑或是觉得我挺帅，有朱时茂那种浓眉大眼扮演英雄的气质？

还想到了我当指导员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来我连拍纪录片那件事。当时我在342团三连当指导员，三连是个英雄连队，在抗美援朝350.3战斗中，由于英勇顽强，曾荣获特等功二级战斗英雄连称号，是全军仅有的3个“特功连”之一。我到三连自然要不辱使命、赓续传承。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和全连官兵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全连开展了“三年立志成才”活动，创造性地开启了部队教育训练的新路子，受到军党委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我个人和连队均荣立二等功；我还被集团军树为“十大优秀基层干部标兵”。

正因为这，八一厂要来拍片；确切地说是要拍我几个镜头。当时的导演叫王晓民，也就是岳红的前夫。我的镜头很简单，不用说话，无需表演，只有几个战士在宿舍里看书学习，我推开门轻轻地走到他们身后即可。一幅浓厚的学习场景。可我却紧张的连眼晴看哪儿、腿怎么迈都不会了。不过导演说我还行，拍得不错。只是片子拍完就一直没见过。但导演夸赞我的那句话却生生的记下了……我边想边笑，美滋滋的，仿佛与生俱来就该是个拍电影的。傻想伴着大梦，飘若欲仙，我睡着了。呼噜声打的震天响（同宿舍的老焦第二天告诉我的）

第二天，我们按时到达现场，等了好一会剧组的人才陆续到齐。又是那位助理，让我们先去领服装和道具，一套国民党士兵的军服，一个钢盔，一把三八大盖式的步枪。接着让我们换上。我们换好了服装，相互着一看，哈，都乐了，就是电影、电视剧中国民党兵的样子；只是衣服有些不舒服，硬梆梆的，尤其是那两个绑腿，用黄布带子死死勒住，血流不通，让腿脚有些发麻发胀。不过，这就算是扮上了，算是我们这些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国民党兵的电影拍摄序列，心情立马转换到接下来的表演期待。

助理给我们讲了讲剧情和要求，说一会儿几位国民党大佬要从总部出来，乘车去视察，你们就是站岗；要站成两排，从目迎他们出来一直目送他们上车，不可傍顾左右而言他，必须笔直笔直的。我心想，不就是站岗吗，有啥，从打一入伍开始就没断过，打枪不敢说百发百中，可这站岗，连续4个小时保证纹丝不动。有点觉得这情节太简单，能再加点复杂点的就好了。

简单是简单点，但要想把这简单的岗站好，也并不简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拍摄的过程太拖沓，太无趣。我们这些站岗的，一人抱着一把枪，分为两列，每人在各自指定的位置上就那么一站，等着那帮大佬们从总部大楼中走出，然后坐上车扬尘而去，就这么简单的一组镜头。可是这帮大佬们，不是这个未到，就是那个还未准备好，得等半天、招呼好几遍才能开拍；开拍中，又是因为谁在前谁在后，主要演员出来后用不用亮个相等等具体细节，还要商量商量甚至争执两句，这么一弄，大半天过去了。看着演员们一遍一遍地拍着，嘻嘻哈哈地说着，我们只能一动不动地戳在那里，像根木头杆子似的，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傻。上午拍了两遍这个镜头，就结束了。

按计划要在这个点上拍上两天，还有两组不同的镜头；不过我们依然站岗。虽然第一天有点让人沉闷，但一想到将来电影上会有自己的镜头，便又充满起期待。可是第二天，正当我满怀期待的去拍片的时候，队里把我叫住了，没说什么原因，只是暂时不要去拍电影，很纳闷。直到快中午了一个教员找到我，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东西给我。我一看，是我前几天刚递交的一份论文。这是上个月就开始写的，写了一个多星期才写好，是一篇很重要的结业论文。我拿着论文，满脸狐疑，不知这位教员找我干什么。是个啥子情况吗？

作者89年学习期间在韶山滴水洞参观时的留影

这位教员欲说不能、欲言又止犹犹豫豫了一会儿，最后才勉强对我说：你的这篇论文有些观点需要商榷，这次恐怕不能给你太理想的成绩了。我一听脑袋就大了；倒不是怕什么成绩不理想，是怕论文有什么问题。因为当时写这篇论文的背景，正是当下社会各种思潮不断涌现、相互碰撞最活跃的时期。我当时想选择一个比较冷门且尖锐的视角，来呈现自己进修深造以来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思考。所以，我的论文主题是：《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打油诗”，看其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进入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后期，是社会思想最开放也是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民间“打油诗”如雨后春笋般铺地而来，像什么：全国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富了海边的，穷了靠边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弹的。等等，等等。既显示出经济社会发展的的空前活跃，也带有一些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和看法；更是一种全民在思考、高手在民间现象的存在。所以，对社会上流传的“打油诗”进行有针对性地分析探讨，去伪存真，消负聚正，引导社会让“打油诗”成为警醒鞭鞑的刀枪匕首，汇聚成正能量的助推器，这无疑是个大胆有价值的选题。反正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我把我的初衷和本意解释给教员听。教员也怕我担心，赶紧解释说：找你来不是说你的论文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有点不太合时宜（当时北京那边学生已经开始上街了，湖南这边的高校也很活跃）问题不会有，你放心，但这高分恐怕给不了了。说完，苦笑了一下，走啦。我却被陷在论文的困惑中，一时不能自拔，心情很是郁闷。

我正郁闷着呐，队里那边忽然有人喊我赶快去拍电影。原来摄制组发现我不在派人来叫了。可等我赶过去，这场戏已经拍完了。战友们告诉我明天有场重头戏，还告诉我别迟到。而我的心思好像还在那篇论文上，与眼前的拍电影似乎不在一个状态。

也不能完全归于我的游离，那天电影拍的也让人有些心不在焉，从早上8点拍到快中午了，整个摄制组都在忙乎程主席发表起义宣言那场重头戏，我们就一直在场边站着，严阵以待，一动不动，也不知镜头什么时候拍到我们。天气炎热，口干舌燥，本身论文的事就烦着呢，再加上眼前的聊无生趣，烦躁又徒添一层。

就鬼使神差地离开了岗位，来到不远的一个荫凉处，想喘口气，平复一下心理。站了会，看没人叫我，就索性坐了下来。我摘下钢盔，解开衣扣，让风吹进身体，吹入脑壳；坐在树下，看绿叶摇动，领略春山妩媚……慢慢的我竟忘了拍电影的事，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去想，只有眼下的空旷和平静。

当我从暂短的平静中醒来的时候，脑海里似乎物是人非变了模样，没有纠缠，没有期待，没有论文，也没有了正在拍摄的电影，一身的轻松，一脸的无畏。我转身去了服装道具组，把衣服一脱，枪往那一放，连声拜拜都没说，不拍了，走人了。

一连串的动作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了，让人匪夷所思。可是，当时就是这样一种心境、一种状态，一种什么都不曾去考虑的真空状态。至此，我这有生以来的、难得的、唯有的一次拍电影的生涯，就这样在大脑的一片空白中游走了，结束了。老婆知道后，说我是半途而废，说我是逃兵。在她的记忆储存中又平添了一段我那不够不光彩的经历。

我不遗憾，但有点后悔，更有些后怕。倒不是因为我耽误了拍电影，缺你一个等于少个道具而已。只是那位女导演很生气。听人说，原来她是想给我加点戏来着，因为临时需要有一个手持电文的国民党小兵前来向主席报告的镜头，她就想到了我，结果我却净身出走。她是那个气呀！实际上，生气还不止这个，最让她生气的是把那支三八大盖，那支三八大盖虽然是支道具枪，但在公安局都注着册呢，一旦丢失，事就大了。他们以为我没交回去，随便放什么地方了，担心弄丢了，所以急了。一边派人寻我，一边撒出人去找。幸亏那天我扔给了道具组。否则，这拍电影的美梦真就成了我的厄梦了。

我这难得的难忘的一次拍电影的经历啊！现在每每想起，我就想笑。我笑的不是别的，是笑这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不过是场经历，是场过往。在人生的这场过往中，所有的酸甜苦辣都不过是一次经历的陪伴，你的努力，你的懈怠，你的正儿八经，你的吊儿郎当，都将是过往中的一别而去，一笑而过。

写到这儿，我又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分明是对昨日的一切不可思议的一笑而过……

这是我的发小陈晓东和他的爱人邓一纯。在长沙学习进修期间，他们没少关照我。借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