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敬重的乔国强教授于2024年7月29日逝世，下面推出乔教授的访谈录：
乔国强教授长期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在美国犹太文学研究领域、叙事学领域和先锋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篇访谈录的访谈视角是从“人”到“文”，即遵循的是“知人论世”的准则。这种心灵路程的访谈，旨在说明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它既需要有深厚而扎实的专业知识，又需要有深刻的生活体悟和积累，还需要有一个纯正的学术品质：它艰苦、寂寞而又快乐、欣慰，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事业。 姜玉琴:乔老师好!你的这个访谈由我来进行，会不会觉着有些不能适应? 说实话，早两年，我不会主动要求为你做这个访谈的。你有那么多学生，随便找一个，就能够胜任。现在我很乐意“访谈”你，并把“访谈”的内容如实记录下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乔国强:或许你觉着更了解我一些吧，毕竟这些年没有人比你更近距离地接近我，知道我内心的喜怒哀乐。不过，太近会变得没有美感。我担心我在你眼中会过于透明。
姜玉琴:这个你倒无须担心。我一直觉着我们的关系是多重的，除了夫妻外，还是朋友、 同事。这也是平时在生活上我们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步伐，但在学术上却并非永远一致的原因。我们为了某个学术问题，不也常常有搞得面红耳赤的时候。乔国强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访谈是从一位并不一致的“同行”的视角打量我。
姜玉琴 :对，是并不一致的“同行”。这个词用得好。不牵涉私人感情，就事论事。
姜玉琴 :我单刀直入了。你今年已经进入“六六大顺”的年纪，从事学术研究前后加起来也有40 余年。请问如何评价你自己这40余年来所走过的道路?
乔国强 :这个问题过于宏观，一上来就要求我自己给自己定性。难度太大!俗话说，看别人容易，剖析自己难。
姜玉琴 :一上来就让你剖析自己，确实有些不符合访谈的路数。但是我觉着，一个人进入40岁后，一定要对自己和他人有个清醒的认识与评价，何况你已经六十六七岁了。有了给自己定性这个前提的存在，谈论其他问题才能靠谱一些。
乔国强 :有道理。所谓“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不过，没人愿意说自己的坏话。你看那些名人忏悔录，哪个不是挑着不重要的小事来忏悔? 所以，我可能需要从表扬自己开始。姜玉琴 :理解。你们学英语的人最喜欢用的句式，就是那个什么 yes…but … 。乔国强 :呵呵，我能理解你们中文系毕业的人———你们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算了，不说了，还是给自己的表现来个评估吧。 总体说来，对这40余年来的自己还算满意。如果硬要打个分数的话，至少是75分。总之，应该是及格线以上吧。姜玉琴 :这个分数是如何打的? 依据你当下的声名? 我常常会遭遇这样的情形，与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原本谈得挺正常，当他(她) 突然知道了我与你的关系，会立即抬高声音说:哦，原来你是… … 。你看，你看，我自己原本也是一名学者，这么一来，好像占了你多大的便宜。乔国强 :抱歉，我遮蔽你的光了。不可否认，这些年也浪得了一点虚名，回头看看，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我给自己一个及格线以上的分数，倒不是觉得我有多大成就，而是觉着这40多年来自己不管处于何种境遇，一直都在努力奋进，从未停下步伐。你知道的，与不少同行相比，我的学术道路比较坎坷。大学毕业后，曾教过我的美国教授非常欣赏我，主动推荐我去美国的大学读书。可当时的条件不允许，一是父亲正病危躺在医院里，除了给学生上课以外，我要全天候地照顾父亲;二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又病倒了，我必须得留下来照顾母亲。在中学工作的六年期间，我想考硕士，不被准许。最后以“不要房子、不评职称，考不上必须走人”为代价，才终于离开了那所中学。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以后，按计划原本是得到富布赖特基金支持，直接要去美国的，但由于外在原因，那个留学项目被取消了。20 世纪90 年代初期，硕士生还挺硬气的，随便找个高校工作没问题。但那时我不想过得平淡，便向山东大学的一位“高人”请教，我该何去何从? “高人 ” 指点我说:“大隐隐于朝， 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当时恰巧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推荐我去民盟中央工作，因为我是民主党派，又是青岛最年轻的政协委员，还担任着班长，在学生们中还算有点“政治资本”，符合“隐于朝”的条件。但是由于我父亲在“十年浩劫”中受到过冲击，所以对“隐于朝”这事有点芥蒂。“隐于野” 当然不可能，不符合城市的条件，最后只能选择一个中不溜的“隐于市”———硕士毕业后，直接进入到了山东省某家外贸公司工作。 因为“高人”指点我说，经商需要大智谋，外贸公司是一个最能锻炼人的地方。姜玉琴 :可我怎么觉着这个地方并不适合你“隐”?就我对你的理解，你既缺乏商人那种对财富疯狂的占有欲，又没有商人那股“有奶就是娘”的狠劲。在这种地方，你“隐”得舒服吗?
乔国强 :怎么说呢，一言蔽之，外贸工作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
姜玉琴 :公司里有领导搞腐败，这是你后来离开公司去高校的原因?
乔国强 :对。我前后换过几家公司，都差不多。与最初的那个公司领导吵了一架，拍了桌子;与最后一家公司不辞而别，就“隐于校”了。
姜玉琴 :中学六年，再加上外贸的六年，似乎与研究都没有关系。你有没有觉着可惜? 如果中间没有这些蹉跎的话，你的成就会不会更大一些?
乔国强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虽然看起来没有像在高校那样正儿八经地从事专业研究，但也不意味着我与学习、研究完全绝缘。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我参与了编字典等活动，还从事了一些翻译工作，国内第一届翻译学会议是在青岛召开的，我还是当时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呢。在外贸工作的那几年，人家喜欢喝酒、抽烟，我就喜欢读书，就连去国外出差，都会不远万里地拖上一大箱子书，走到哪看到哪。外商喜欢与我做生意，部分原因也是他们发现我是个喜欢读书的人。 我猜测，他们或许会想一个喜欢读书的人，一定不会贪腐发坏。 中西文化有差异， 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还是相通的。
姜玉琴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咱们那一年搬家的时候，我从箱子底搜出了你大学时所作的几摞读书卡片。说实话，看到这些都已经发黄的卡片时，我有点震惊。 因为我自己读书时也做过卡片，但那种做法就是随心所欲，做一张丢一张的。像你这样都用绳子串起来，生活几经变动还依旧带在身边的确实少见。在我的心目中，只有最用功的学生才会下如此苦功夫。你的大学四年是如何过来的? 属于 那种用功的学霸型学生?
乔国强 :那时没有“学霸”概念，只有学习好与学习不好的区分。我可能是属于学习好的那类学生。对我而言，这四年的大学生活就是如饥似渴的四年，读了大量的外国小说与中国的古典名著。怎么来形容这个量，反正当时校图书馆里所能找到的外国小说与中国的古典名著，还有评论之类的文章，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我都读了一遍。校外的那个书店常常有新书来，我隔三差五就跑去一趟，把从饭费中克扣出来的钱都交给了这个“无底洞”。后来书店里的人都认识我了，一有新书来，就给我留一本。代价也很惨重，入校时眼睛还是好好的，当飞行员都没问题，两年后，就近视到了300多度。那时人的心眼真是单纯，就知道读书，心无旁骛。
姜玉琴 :你说这个我信。你从来就是个不谙风情的人。
乔国强 :你对我是不是有误解? 我一个学文学的人，又读过那么多的外国小说……
姜玉琴 :不要解释，也不接受你的解释。俗话说，本性难移。还是解释一个你可以解释的问题吧。不少人都说你文章的语言功底不错，不逊色于中文系出身的人，这个能解释一下吗? 不是都说你们外文系学生四年的时间都用来背单词、学语言了?乔国强 :你们学中文的人对我们有偏见，仿佛我们天生就该逊色于你们。不过，说得也多少有点道理。学外语的学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对一门语言的学习上了，很少有时间继续提高母语。我的情况稍有不同，那时我的记忆力好，几乎过目不忘，也肯在外语方面下功夫。记得大学第一学期放假回家后，我就开始阅读原版小说。一本小说，翻开一看，绝大部分的单词都不认识，就一个个查字典，再仔仔细细地记到笔记本上。一个假期结束后，一本小说读完了，厚厚的笔记本也满满当当。这个“啃”的过程很重要，自此以后外语学习似乎就无师自通了。所以，我觉着自己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不需要去课堂学习。情况经常是，同学们都去上课了，我独自一人坐在田野里朗读、背诵，捎带着看看蓝天、白云，还有地下跑的蜈蚣。那时曲阜师范大学的条件比较差，一出校门，就是大片庄稼地，就是想玩也没有地方玩。所以，我当时玩的一个方法，就是背字典，纯粹背着玩。姜玉琴 :就是说你平素不喜欢上课，更喜欢一个人自学?
乔国强 :也不尽然。我不喜欢上英语课，但喜欢去中文系听课。我那时对英语好像也抱有偏见，觉着它就是一个工具，没啥大学问。 中国文学不一样，历史悠久，诗词歌赋，样样精美。所以，我一直坚持在中文系上课，学习中西方文论、写作、古典文学等。不是一般地听听，而是也跟着考试，修学分的那种。 中文系的老师们也都很喜欢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中文系的李永庄等六位教授 还联名向学校保举我，希望我能提前毕业并留校工作。可能由于没有这种先例，最后没能成功。
姜玉琴 :如此说来，你的汉语基本功在大学时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难怪从中学考入研究生后，你一下子就能进入到研究状态，接连发表了不少篇文章，原来都是有所准备的。
乔国强 :取得任何一种成绩都不是一蹴而就，背后一定有大量的积累。就像你问我，如果没有中间的蹉跎岁月，成就会不会更大? 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如果学的是理科、数学，像我这么折腾可能“黄花菜也凉了”，但我们从事的是人文学科研究，“人”和“社会”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假如对“人”和“社会”没有深刻体悟，对文学的理解自然也不会走得太远。在中学工作的六年，看上去似乎无所作为的六年，白白浪费了大好的时光。其实不然，我现在回头想，特别怀念这段生活，觉着这段日子过得特别单纯与快乐。
姜玉琴 :既然这么“单纯与快乐”，你不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说明这种日子并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
乔国强 :对，这就是人的复杂性。或许人的本性中有一种不断突破自我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人往前走。但不管怎么说，正是这六年的自由散漫、 任性发展，让我拥有了一颗平常之心，知道社会可能很复杂，人性可能很阴暗，但再复杂、再阴暗，也有光明、可爱的一面。所以，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绝望，本来就从低谷走过，还怕回到低谷?
姜玉琴 :听你的意思，好像人文学者的生活就应该过得自由散漫一些，或者说慢慢地顺乎自然地发展，让人性得到更充分地滋养。
乔国强 :对，人活在这个世上，原本就是一种体验，急呼呼地干啥去?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直没有搞清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
姜玉琴 :可是现在我们似乎都在追求一种“速成”。原本硕士和博士加起来需要六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后来搞了一个硕博连读五年，现在又有了什么弯道超车之说，本科一毕业就可以直接读博。还有什么打造35岁还是什么40岁的学术大师，仿佛年龄越小，这学问的价值越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乔国强 :这些问题属于体制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大家都明白，我不啰嗦。我只想说，做文科学问就像酿酒，需要充足的时间慢慢地发酵。火候不到，就不是好酒。当然，你如果急着要把这酒摆上酒席，还非闭着眼说这“速成”的酒就是比十年老窖好喝，那也没办法，没人能唤醒装睡的人。反正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你所经历过的一切最后都会变成你的财富。这一点，越往后，我的体会越深刻。随着年岁的增长，会渐渐懂得“慢”其实就是“快”，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快”。
姜玉琴 :哦，你可否再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种“慢”与“快”的关系?乔国强:“慢”是靠平时用工磨出来的。“快”则是在“慢”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一次飞跃。譬如，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我去英国诺丁汉大学读博士时，年纪就在40 岁的边缘上。用现在的话说，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那时在国外自费留学非常地艰苦，一是语言问题，二是钱的问题。语言可以学习，钱的问题就需要靠打工来维持生活。在国外大学学习压力非常大，每天都有大量资料需要阅读。你一个“老外”，与人家本地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讨论，压力可想而知。而且，国外的大学进门容易，出门难，不要说外国学生了，就是他们本民族的学生，读个五六年才能毕业也算正常。那时中国学生在英国留学的不多，就那么零星的几个，也互不往来，只能天天形单影只，特别是夜深人静时，那种孤独感并非是一般人所能够忍受。但是由于我的年龄大，又有社会阅历，所以都扛了下来。当然 “扛”得特别不容易，如果说精神上的孤寂还是软指标，咬咬牙就过来了，可是面对 一年比一年高的学费，只能玩命地努力了。还好，由于我有不错的研究基础，在这期间也有论文发表，加上我的博士论文质量也不错，就这样，我用了仅仅两年半的时间就把博士学位拿了下来，能省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你知道，据说 这个学校很少有两年半毕业的学生，像我这样的一个外国人，更是没有。所以我毕业时，学校为我升了五星红旗，校刊还为我的毕业专门做了报道。姜玉琴 :你确实是够快的。而且你的毕业论文一答辩完，就被 Peter Lang 出版社看上了，你是不是觉得挺幸运?乔国强 :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但主要还是付出了心血。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辛格 ( Isaac Singer) 。现在辛格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作家，但在当时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我的导师 Richard King 是后来移居到英国的美国人。他看我读研究生时的研究方向就是对犹太作家的研究，所以他建议我研究同样是犹太作家的辛格。他建议我研究辛格另一原因是，当时的英国学术界还没有人对辛格展开研究。他认为我可以填补这个空白，为诺丁汉大学美国文学研究做出贡献。填补空白的诱惑力很大，但做起来难度也大，没有太多的成果可以参考，只能从基础做起。为此，通过图书馆校际互借这一渠道，我把辛格的所有小说、访谈、评传、犹太史、犹太宗教文化、波兰史、二战等相关书籍和资料都 阅读了一遍。可能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扎实，较为恰当地用到我的博士论文中， 所以评委们面对我的论文，用了“百科全书式”的评价字眼。我内心还一直藏着个引以为傲的小秘密——在答辩还没有展开之前，答辩主席就对我说: 乔，恭喜你，你的博士论文已经通过了。他说，乔博士，接下来我们只是一场讨论。当然，这场“讨论”也不容易，“讨论”了三个多小时。答辩老师一页一页地，有时甚至逐句地问，就连论文后面参考目录中的某篇文章的某个观点也问到了。我紧张而兴奋，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学问所带来的那种无法言喻的心跳感觉。“讨论”结束后的第三天，Peter Lang 出版社就来联系我出书事宜。我当时也没太当回事，在国内出一本书都不容易，在国外怎么会天上掉馅饼? 可是，既然他们联系我了，话说得又挺好，我就乐不颠地答应了。不料想，回国后没几个月，这本名为 The Jewishnes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的书就出版了。姜玉琴 :你一出手，就是高质量的产品，除了用功、努力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据我所知，在国外读书的中国学生都普遍用功，好像他们中有些人就会不停地被延迟毕业，甚至有的最后还拿不到学位证书。乔国强 :还是那句话，取得成绩需要积累，并无捷径可走。我们研究文学的人 都知道，一个人有无艺术感悟力和感悟的深浅非常重要。我的导师曾对我说，他最佩服我对文本的分析功底，认为我对文学作品有着独特的艺术解析。如果他不是恭维我，说的是实话，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这还得要追踪到我在外贸工作的那几年。外贸工作看上去都是事务性的，其实不然，它与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像我当时负责的出口业务主要有地毯、挂毯、百带丽、钩针、梭子、棒槌等各类花边。面向的客户主要是欧洲人。他们所喜欢的颜色、构图和质地与我们都不一样。尤其是颜色，同样都是红或绿，他们的红和绿就完全是另一种感觉，色差区别很大。为了搞清楚这中间的差别，在国外客商资助下，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几乎看遍了巴黎所有的博物馆和拿破仑时代的皇宫以及他情人的宫殿等，仔细地揣摩博物馆和宫殿中保存的这类作品的图案和用色技巧，其中包括色和色之间的过渡以及配色原理等。所以，直到现在我对颜色还是依旧敏感。扫一眼， 就知道这个颜色是怎么回事。对布料的质地也懂行，摸一下，大概其就能知道 它的构成成分。你能说这一切对研究文学没有用处? 文学不是也讲究色彩、质地和构图吗? 其实，当我面对辛格的小说时，我常常觉着我面对的就是一幅画，怎么 解读画，也就怎么解读他的小说。我以为，真正的学问，到了一定的层面，都是相通的；真正的大家，到了最后一定会是融合了各门学问的“杂家”。只是我本人还达不到“杂家”这个境界。姜玉琴 :我同意。英国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既是哲学家、数学家，还在 1950 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他还是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你说罗素这个人到底该划分到哪个领域? 弗朗茨·卡夫卡 ( Franz Kafka) 是大家 公认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与大师，但他这一生也就是一名保险业职员。用我们 现在标准衡量的话，他就是一名业余作者，与纯专业作家相比，似乎还要逊色一等。乔国强 :确实，我们对文学及其研究的理解太过狭窄。学有所长，术有专攻是对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一个人只有在书斋里待着，才算是与艺术有了交情。同样，一个人一生的研究也应该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而不是一味守着一亩三分地就过一辈子。至于文学作品研究，并非是要研究者去充当作品中的人物，而是能够从人性出发，从宏观上把握和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姜玉琴 :你这样说我就理解了一些原本不太理解的东西。 姜玉琴 :对。其实我一直不太理解，你是从美国犹太文学起步的，而且也是以此“标签”而被大家所熟知。出版的那本厚厚的《美国犹太文学》也是一版再版，这说明你在美国犹太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暂时还无人可以取代。既然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你这边，为何不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而转向了叙事学研究，这是我心中的不解之谜。今天听你这样说，我终于明白了你转向的动因。乔国强 :你给我命名为“转向”，其实并不太准确，因为我没放弃对犹太文学的研究，只是增加了对叙事学的广泛涉猎而已。其实在我博士论文中就专辟一章用叙事学的基本理念和概念分析辛格的小说。也就是说，我是“齐头并进”。姜玉琴 :你的这种齐头并进的逻辑理路是什么? 只沿着一个“头”走，会不会更轻松一点?乔国强 :我还真没思考过什么逻辑理路。可能是对美国犹太文学涉猎的年头 太久了，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也都是与此相关，可能有审美疲劳吧。当然，这只是个玩笑，没有人会对自己所投入过真情的领域会有疲劳之感。这些年来我 培养出了一大批研究犹太文学的学生，或许潜在意识里有了一种后继有人，留给他们来做的想法……当然，这可能还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喜欢“变”的人，不愿过那种一成不变的所谓轻松生活。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学有所长，术有专攻也是可以变的，我在研究上不愿墨守成规，对新的领域、新的知识总是抱有热忱，愿意走那“没走过的路”。姜玉琴 :有人认为你进入叙事学领域的时间比较晚，你怎么理解这个“晚”字?乔国强 :“晚”，当然是个时 间概念。从我正式发表的有关叙事学的文章来看，似乎是有些晚，那是 2005 年左右了，但是我对叙事学理论的学习与接受却也不能算晚。我刚才说过，我的博士论文中就有一个章节采用了叙事学的一些原理来分析辛格小说中的一些叙述技巧。姜玉琴 :既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你就接触到了叙事学理论，并运用到了研究中，为何你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乔国强 :这可能与我的导师有关，也和英国学术界的风气有关。我的导师主要 是研究美国思想史的，他对叙事学不感兴趣。他曾对我说，读我的博士论文，一读到与叙事学相关的地方，头就会大。他的排斥态度自然会影响到我。后来我到英国去讲学、做研究，所报的题目凡是与叙事学沾边的，他们都会要求最好更改一下，否则可能会有影响。几次下来，我觉着英国的学术界不怎么欢迎叙事学。就这样，对叙事学的态度渐渐地淡了。现在的情况可能是大有改观了。乔国强 :因为国内对叙事学的兴趣越来越高，开始是几个人在做，后来是 一群人，再后来发展到似乎不用叙述理论、叙述技巧之类的词，都没有办法写文章了。叙事学几乎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迎头而上。当然，更直接的原因是，2005 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组织举办了中国叙事学学会的成立大会，这股热情也促使我重拾叙事学研究。姜玉琴 :不好意思，我听着你怎么有点像是在凑热闹?乔国强 :或许吧。但是，我意识到叙事学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方法和切入问题的视角。换句话说，叙事学理论中所包蕴的“科学性”因子令我着迷，我一直觉着文学研究不能只在主观感觉中谋求发展。当然，再好的理论，也一定存在一些瑕疵。我一直都在琢磨着解决点什么问题。乔国强 :这个不好说，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说明白。不过，有一点或许能说清楚。这些年国内对叙事学的研究，大部分是对国外叙事学理论的翻译、介绍上。当然，能把国外叙事学的来龙去脉、基本概念范畴交代清楚，作为一种 研究方法引入进来，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这些年来有那么多的人借鉴叙事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无疑与这种引进式的介绍和研究有关。可是我本人不愿停留于对西方叙事学的一般模仿中，而愿意直接进入到“创造”中。注意，我所说的“创造”是加了引号的，并不是真的创造出了什么大的学问，而只是说我有意识地 越过了“模仿”的阶段，把叙事学当成一种理论和方法———中国学者视阈中的理论 和方法来研究。这样说可能有些笼统、晦涩。那我说得更直接一点吧。这些年在 叙事学研究行当中，我所做得最多的一个工作是，从叙事学的视角展开对文学史的研究。通俗地说，这种研究并不是单纯地用叙事学的几个术语来解释文学史，而是从叙事学的基本理念出发，重新界定了文学史的属性，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学史 研究架构，从宏观上讨论了“文学史叙事的述体、时空和伦理关系、文学史中‘秩序’的叙事、文学史的表现叙述、文学史的虚构问题、文学史的三重世界与三重叙述，以及文学史的叙事性等问题 ”( 乔国强，2017 : 6 ) 。这方面的内容挺多的，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叙说的文学史》 (第二版) 那本书。姜玉琴 :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中文学界曾发起过一个“重写文学史”的思潮， 我也曾加入其中，写出了一本《肇始与分流 : 1917 －1920 的新文学》。当时就是想推翻已有的文学史构架，围绕 1917 到 1920 这三年写出一段崭新的文学史，正如那时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对于一个相对完备的文学史观，或文学史专著而言，除了要有相应的时空概念(上界与下限) ，以及众多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之外，更重要的，还必须要有一个能把这个框架体系支撑起来的理论‘支点 ’” ( 姜玉琴，2009 : 4) 。但由于这个“支点”没有很好地确立起来，所以现在看来，有些观点是新的，但有关文学史的理念还是旧的。这说明文学史的写作光有新的 观点还不行，还必须要有一套新的文学史理念做支撑才行。在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文学史研究恰好弥补了这个空缺，为“重写文学史”奠定了理论基础。你的这个理论或许可以姑且命名为“叙说的文学史”吧。话说到了这里，我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文学史研究似乎有些过于超前?乔国强 :或许吧。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还没有发现有学者把文学史与叙事学如此紧密地关联到一起，中外学者都没有。所以，我的研究其实也就是尝试性的，不一定都是对的，仅供大家批评。在2024 年第三期的《社会科学战线》上我发表了一篇名为《叙述性 : 一种文学史观的再思考与新建构》的文章，明确提出“一切的文学史本质上都是叙述性的历史”( 乔国强，2024 : 155 ) 之观点，这是对我本人文学史观念的再说明，感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读。姜玉琴 :你所说的这种尝试性研究，常常是不被理解与接受的，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怎样评价你的同行?乔国强 :我这个人有时反应慢，比较迟钝。当一件不利于我的“事”发生时，我常常感觉不到。等我反应过来时，这事也早就不是事了。傻人有傻福嘛! 你问我如何评价同行? 这个问题太敏感。在国内，同行不是用来评价的，而更多是用来尊重和欣赏的。在学界这些年，我碰到了不少值得我敬重的前辈和进取的同辈、后辈，总体说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大家可能观点不完全一致，但都对学问抱有敬畏之心，也都不断地在耕耘。话又说回来，如果观点都是高度统一，那也就不用研究了，有一个人在说话就够了。姜玉琴 :对，无论何时都应该百花齐放。大家都知道你在犹太文学、叙事学方面的努力，但甚少有人知道你其实对先锋文学也情有独钟。请问，你与先锋文学是如何发生联系的?乔国强 :我与先锋文学的联系似乎是天生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契机。记得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写了几篇短篇小说给《青岛文学》，譬如《午夜》《初秋》和诗歌《伐木》《风儿吹倒了我种在院中的小树》等。他们的编辑一看，就断言说这是先锋小说和诗歌。小说和诗歌发表了，我自己也没有觉得“先锋”在哪里。或许那时年轻，自带一种先锋性吧。在研究方面有意识地想到先锋问题，大概是 2004 年或 2005 年。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柳鸣九先生主编了一套“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他让我重译奥斯卡·王尔德 ( Oscar Wilde) 的作品，并编成 《王尔德精选集》。我开始有点犹豫，毕竟我主要研究的是美国文学，而且在这之前对王尔德也没有专门性研究，但是柳先生鼓励我。我一激动，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答应了下来。这套选集所有的作品都是重新翻译的，我本人重译了王尔德的 戏剧《温德米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 和长篇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 (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道林 · 格雷的画像》虽然过去早就读过，但是由于这次是一字一句地重译，所以感受就不一样。通过这次重译，我发现用纯粹的唯美主义诠释王尔德是不够的。他的小说中其实有着明显的现代主义因素，为此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与夏尔·波德莱尔 ( Charles Baudelaire) 相比较的文章。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王尔德通常被认为是一位在创作中宣扬‘唯美主义’、 在理论上 反对现代主义的作家。事实并不尽然，王尔德在‘理论’与‘实践’中常常有不相 一致的地方。他在小说《道林 · 格雷的画像》中秉承了波德莱尔关于‘审丑’等理念，实践了现代主义的一些创作精神”(乔国强，2007 : 107) 。通过这次编选，我对王尔德的超唯美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精选集出版以后，我还陆续发了几篇 研究王尔德的文章。2021 年还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王尔德〈雷丁监狱之歌〉中的监狱、法律与叙事》一文。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现代性”“先锋性”视角，展开对《雷丁监狱之歌》的解读与研究的。可见，我研究上的先锋情结是被王尔德给激发出来的。姜玉琴 :王尔德之后，你又发表了格特鲁德·斯坦因 ( Gertrude Stein) 的先锋戏剧思想、雷纳托·波焦利(Renato Poggioli) 的先锋理论等系列有关先锋的文章，你接下来会把先锋作为你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吗?乔国强 :我当然想了，美国戏剧、小说和诗歌等作品中的先锋性，还有犹太作家、犹太理论家的先锋性等都是我一直想做的，资料早就复印齐全了，也看了一些。无奈生病了，身体只能省着用。但愿我还能有机会再出一本有关先锋研究方面的书。姜玉琴 :为了这篇访谈，我这几天大致查阅了你生病以来的发表情况，发现你近五年以来的发表数量并不少，而且还基本都是一万四五千字的大文章。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你生病以来的文章，理论性更强了，语言也更好了。从整体上说，我认为学术水平似乎超越了你生病以前，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正像一些身体美学专家所说的那样，痛苦和疾病还教导我们变得隐忍、自律和自控。通过与疾病和痛苦共存，我们学会了勇于面对逆境并承认自身的柔弱，即便我们与此 同时还试图去治疗或克服这些病痛(舒斯特曼，2023 : 110) 。乔国强 :身体美学对病痛的理解、考量主要凭靠的是假设与推理。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或技能; 但对我而言，这却是货真价实的 伤痛，一种生与死的考验，所以我只想说，生病真的很痛苦! 如果说生病以后的文章真的如你所说那样，也绝非是因为我生病所致，无论如何不能美化疾病这件事。事实上，还是那句话，人文学科既需要人生的积累，也需要知识的积累，最终它们会像金子塔尖一样融合在一起。说实话，进入 50 岁以后，我才觉着自己的研究一下子豁然开朗了，有着写不完的想法与观点。遗憾的是，正想甩开膀子干一场的时候，身体却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怕死，但觉着有遗憾，自己 真正想写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写出来。姜玉琴 :你的想法总是与众不同。别人一生病，都是把家中的书卖掉、清理掉，觉得都是这些东西拖累的。你倒好，生病后，就一直催促我买书、买书，而且还复印了那么多的资料，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真的没有想过，你的病不仅仅会令你的身体感觉痛苦，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尽管我们日夜相处，这个话我也不好问。借此机会，就问了吧，因为也有医生曾反复追问我，难道乔老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人家看你满不在乎的样子，都有点糊涂你是不是把自己当成感冒了。乔国强 :我说过了，我这个人迟钝，对死亡的感觉远远逊色于对书本的 感觉。再说了，你天天忧虑焦躁，病就没了? 自怜般地呻吟，不是我的风格。我这个人什么事就是喜欢痛快，只要今天还能从床上爬起来，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即便是有一天我要倒下来，那也应该倒在书堆里，就像战士倒在战场上一样。这句话忘记是谁说的，暂且借过来用一下。姜玉琴 :面对死亡，你真有种大将风度。记得你正式确诊那天，我们从医院回家的途中，你在车上打了、也接了好几个电话，每个电话都是与工作相关的。其中有个电话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是与学校有关部门谈论一个博士后要入站的 “琐碎事”。还有一个 …… ，总之，你那时声音如常，那状态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太让我震惊了。换了我，肯定什么事都干不了了，只能痛心疾首地追问 : 这么倒霉的事为何偏偏落到我头上?乔国强 :打住。你现在已经偏离访谈主题了。不过，对此我可以赘述几句。这个世界既然已经有那么多的人被这种疾病砸中，那么它落到我的头上又有什么可惊讶的? 我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是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Gimpel the Fool and Other Stories) ，在周边人的眼中，吉姆佩尔是真傻，傻得无可救药，但正是他的“傻”成就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天佑之人。我们应该学习吉姆佩尔，让他的精神 渗透到我们的研究和生活中来。姜玉琴 :说得好! 我们的时代缺少的就是吉姆佩尔的这种“傻”。您是否可以结合你的感受，进一步告诉读者如何才能把吉姆佩尔的“傻”贯彻到学习、读书和研究中来?乔国强 :又给我出难题。这个问题与时代是背反的，让我怎么说? 乔国强 :那就浮光掠影地说，不展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应该是近些年来吧，我们的从业者似乎变得越来越聪明了。学会了左顾右盼，左右逢源，好像学问不再是寂寞的事业，而变成了一门热热闹闹的关系学。学问原本是一个学者安身立命之所，现在它似乎离“养家糊口、成名成家”的工具论更近一些。姜玉琴 :你说得“聪明”，是指研究者不愿意下苦功夫、坐冷板凳，而更倾向于走捷径?乔国强 :唉，这也没办法，可能还是需要归结到体制上来。当学问与发表的 “量”，而不是“质”联系到一起 ; 当学问与获取项目的多寡，而不是研究的精湛 联系到一起 ; 当学问甚至与官衔、行政级别联系到一起，换句话说，当所谓的学问——不管是真学问还是假学问，反正是符合评价的标准，能直接决定一个研究者的身价时，而这个“身价” 又能带来种种的好处，甚少还有人能对学问抱有一颗淡定之心。姜玉琴 :对的。看着周边的有些灵光之人玩得如鱼得水，该拿的、不该拿的 统统加身，风光得像一尊金碧辉煌的雕像。怎么办呢?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之人怎么才能经受住这种诱惑?乔国强 :需要傻一点，就像吉姆佩尔那样，把吃亏当成享福。当然，我这样 说话会有点站着不嫌腰疼。现在很多学校都是“非升即走”或“非升即转”。在这样的语境下，你要求年轻老师两耳不闻窗外事，也是不厚道的，但是至少可以 做到一点，不昧着良心做学问。或许这种“谨慎”的学问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现实 利益，但至少若干年以后，自己再回头看自己所写下的东西时，不会感到脸红。所以，什么事用一生来衡量的话，心态也就平和了。姜玉琴 :对，吉姆佩尔如果事事计较的话，也就永远不会从他周边的那些蠢人中脱颖而出。这个访谈做到这里还有意犹未尽之感，但是篇幅差不多了，就暂时打住吧。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原文载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5 年 第 1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