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时报》 | 川江滚木

原载2024年5月9日《中国绿色时报》

      一

　　重庆开州肖家沟汇聚了几条山溪，完全可以称“河”了。沟右岸有家不大的餐馆，取名“沟沟河”，自谦店小，也指肖家沟。是河，该有桥，两岸的人需要来来往往。确实有桥，一座静卧的简易石平桥——墩之间搁置几块石板而成，连护栏都没有。因简易，无名字，都喊平桥。桥简易，并不简单，那搁置的十几块桥面石板都是整块的，每块长5米，厚70厘米，宽近1米，单块重达5吨。这桥已建起100多年了，当时没有起重设备，全靠“滚木”的办法架设。

　　平桥建造过程说起来简单，实际上花了不少工夫。肖家沟的人并不知道这桥建于何时，家住右边桥头不远的一位年近70岁姓王的老人说：“我当娃儿时，听八九十岁的老人摆起这桥，说也没亲眼见到修桥。”虽不知何时建，但怎么建的，年龄稍大点的肖家沟人都能说上几句，并且个个津津乐道。

　　某年，肖家沟一个姓杨的老爷承头，筹资为老百姓建桥，他自己出了一大半的钱。当时雇请石匠在后山崖上开石，没有炸药，破岩必需的铁制楔子也没有，削尖青冈树棒替代，其树质地坚硬。因此，建桥进度缓慢。一天夜里，肖家沟的天空被一道道闪电划破，轰隆隆的雷声震天，响了一夜，雨也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天放晴了，石匠们惊讶地发现，正开采的山岩已垮塌下来，破裂成许多大石块，满山坡铺起。他们高兴极了，奔走相告：这是“老天爷”在帮我们，叫“雷公”把岩石炸开了。

　　很快，石匠们把一块块重达几吨的桥面石板凿打完成，在地面铺上圆木棒，拖、撬着石板，一段路一段路地滑到沟边，才建好了肖家沟平桥。有“老天爷”相助，也少不了“滚木”的作用。

　　几年前，本地一位记者报道过这桥。荷花村村支书接受采访时说，这是重庆市境内最大、最厚的整块石板建成的石平桥。他自己愿拿出2000元作奖金，在全市寻找比这更大的整块石板桥，等于是“摆擂台”。记者在报上留下了联系方式。直到这位村支书几年后卸任，也没人接招。

　　住在桥附近的一位婆婆见我从城里来，问买土鸡蛋不？我肯定地回答买。在数蛋、付钱过程中，她顺口摆起桥的龙门阵。说桥石板实在是太重，试了几次，很难从滚木上滑动。一天清晨，石匠看见石板上立着一只白鹤，有人来就飞走了。后来，石板竟能从滚木上滑动了。荷花村从没有过白鹤，老百姓认为是仙人叫它来施恩的，于是，给这桥取名仙鹤桥。

　　以前建桥不易，看来老百姓都渴望“天”与“神”相助。

　　二

　　川江沿岸爬坡上坎，以前交通不便，运输工具原始，搬运大件物品时，老百姓同样采用滚木的办法。

　　1937年7月，成都启明公司要运送一台锅炉去彭县，途经郫县，路程约70公里。锅炉长9米多，高1.5米，有5吨重，是个“大家伙”。那时候的汽车装不下，很多路段又是在人行小道基础上加宽修筑的，只可通行骡马车。好在“大家伙”不高，启明公司决定用滚木的土办法搬运。他们雇了几十个力夫，一路上交替铺设圆木棒，撬的撬、推的推、拉的拉，步履蹒跚。川西一带不喊滚木，称这为“地滚子”。途中遇到松软路面，为避免凹陷滑不动，圆木棒下再纵向垫置木方，叫“枕木”，原理如铁道。这次使用“地滚子”有一个重要改变，尽量少用圆木棒，取而代之的是铁棒，大量减少了木料损耗。搬运途中，几遇断路险桥，人手不够，临时在当地雇工修筑、加固。

　　这样走走停停，一年零两个月才把锅炉送拢，经历了夏秋冬春四季还外搭一个夏天。可谓荆棘载途，坚持不懈，也让我惊叹不已。

　　三

　　很多年来，生长生活在长江之川江段的我，一直想去黄河看看壶口瀑布。今年初夏终于如愿以偿。散文大家梁衡描写壶口瀑布已淋漓尽致：“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拥，撞向石壁……突然脚下出现一条40多米宽的深沟，它们还来不及想一下，便一齐跌了进去……”

　　看了瀑布，发完朋友圈，我走到一个牵毛驴收费照相的老者旁边，与他搭话。典型的黄土高原黑黝黝的瘦老头，68岁，取了个文雅的名字：张智敏。我问他有小名或者绰号不，兴许以后会把他写进散文里，比如来个“平娃”“尕娃”什么的，有趣又顺口。他连忙回答：没有没有。也可能是不好意思告诉我。

　　我直入主题：“你知道‘旱地行船’吗？”他这个年龄的人应该见过，说是20世纪70年代末才消失。

　　张智敏回答：“我以前拉过的！每天可挣几块钱。”看来问对人了。他性格开朗，没照顾他生意，也乐意跟我“空吹”。但每有一群新游客走进景区时，我就不问他话，以免耽误他揽客。他陆续告诉我：这一带盛产红枣，以前用木船运出去，过不了壶口瀑布，就在上游起岸，船底垫圆木棒，船头两边各拴一根绳子，有手臂粗，几十上百人一起把船从岸上拉过去。要拉10多里路，在下面槽口再下水。拉船的时候，大多数人在前拉，一些人把船经过后的圆木棒搬起来，再铺到船前面去。这“旱地行船”分明就是我早已熟悉的“滚木”办法。但我仍然被震惊了，如此一个“庞然大物”，竟用上这种土笨的办法，真是难以想象。

　　“连船带货一起拉吗？”我又问。

　　“货要卸下来，用小毛驴驮过去。”毛驴是黄土地上的主要运力。

　　“哦！那船回来时，也这样拉上来？”

　　“货运拢后，就把船卖了。”张智敏像是对我提问有些不理解，“这么艰难，谁还把船拉回来啊？”

　　过去我们川江行船，在三峡险滩要“搬滩”，也就是从岸上转运货物。船空载了，仍从水上过滩。船以后回去，又“搬滩”。因三峡滩险浪急，很多船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把船卖掉。三峡“搬滩”与壶口“旱地行船”类似，又有不同。其实，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何尝不是？

　　张智敏指着上游左岸山脚一排窑洞说：以前，那里面住的人都是专门拉船的。后来修了公路，用汽车装了，没得人住了。听说清代的时候就开始从岸上拉船，每天有很多船要拉，住的人多，过去这一带很热闹。这又和三峡里的“滩夫”多么相似。

　　辞别张智敏后，我决定去寻找“旱地行船遗址”，出于好奇，也是一种凭吊、缅怀。从路标导览图上的比例看，遗址距离我大约500米。沿河岸走了近两公里，全是一样的沙、石、浅水凼和夏季疯长的草丛，根本看不出什么曾经的痕迹来。宽阔的河滩四处无人可问，即便有，也不一定能问出什么结果的。我只好回转，就让“旱地行船”永成“遗址”吧！

　　回家后我还做了一件事，在《陕西省志·航运志》查到记载：“舟达壶口，须卸货，并放舟于河东第三支流，下驶一华里许，然后移舟于岸，运往龙王庙，复纳之于河……货船有用圆木向下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