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维伯林：以头撞地

文化 2024-11-22 20:00 北京

如果你按住别人的头使劲往地上撞——哪怕只是为了让那人像话一点儿——你都很有可能会为此后悔。这话妈妈一早就对我说过了，就在我按住弗雷多的头往地上撞的那天之后。先声明一下，我可不是暴力分子。我只做必须做的事，我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也只是一个人待在教室里，远离操场上的喧嚣，静静地等待下一节课开始。我休息的时候会画画儿。这能够打发时间，将我与周围世界隔绝开来。我画紧闭的盒子，画拼图形状的鱼，鱼身的各个部分错位开来，但却能构成一个整体。

弗雷多是足球队的队长，他对别人常常是想干啥就干啥。比如这次塞西莉亚的叔叔死了，他还要跟她说是他把她叔叔干掉的之类的话。这样做很讨人嫌，不过我也不想去管别人的事儿。

有一天课间休息时，弗雷多跑进教室，一把从我手上夺过我正在涂涂画画的笔记本，然后就跑了。我追着他跑到操场。我在本子上画的是两条鱼的拼图，每条鱼各占一个盒子，两个盒子互相嵌套在一块儿。这个盒子套盒子的创意是我从妈妈很喜欢的一个画家那儿学来的，所有的老师看了都很喜欢，他们说这里头有一种“诗意”。弗雷多就在操场上把那幅画撕成了两半，然后再撕成四片，然后再撕，再撕。与此同时，一群人围在他身旁边看边笑。他把画撕成了碎到不能再撕的碎纸片，最后把所有的碎片往空中一抛。我首先感觉到的是一阵伤感。我不是说我每次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想想我是什么感觉，其实我平时可能还是比较迟钝的，跟周围环境也有些脱节。但那之后我的身体就紧绷起来，我握紧拳头，感到怒火攻心。我朝弗雷多扑过去，抓住他的头发，开始按着他的头往地上砸。一个女教师尖叫起来，另一个老师跑来把我俩扯开。但在此之后并没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妈妈事后说我这样有可能会令弗雷多受重伤的，但她训完话也就算了。

在初中时我又砸开了一个人的脑袋。我当时还在继续画画，如今没有人敢碰我的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黑白分明的，而且对坏事痛恨至极。不管怎么说，跟弗雷多打架的事儿令我在班里赢得了某种尊敬，此后谁也不敢找我麻烦了。但是那年班上来了个自以为是的新生，他正好前一天听说了塞西莉亚不喜欢他。如今我不再整天整天地待在教室里了，于是这家伙就乘我不在的时候往塞西莉亚的文具盒里挤红色颜料。之后塞西莉亚在文具盒里找笔时，把手上和衣服上都染得到处是红色。与此同时那个男孩就从他的座位那里大喊“塞西莉亚是个婊子！塞西莉亚是人人都能上的婊子！”我并不喜欢塞西莉亚，但我还是揪着那男生的头往地上撞，直撞到他开始流血。老师叫了别人帮忙才把我们分开。几个老师抓住我们，以免我们再扭打成一团，与此同时我问那家伙他脑中的糨糊有没有清理出来一点儿。我觉得这俏皮话说得很妙，但没有人笑。我被记了警告处分，还挨了两天禁闭。妈妈也对我发了通火，但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说：“我的儿子只是缺乏耐心罢了。他唯一想做的只是保护那个可怜的女孩儿。”

从此以后塞西莉亚就想方设法要来和我套近乎，把我烦得不行。她坐到离我最近的位子上，每隔一会儿就要回头看看我。有几次她还会冲我微笑，对我挥手。她给我写表达友谊和爱情的信，还把那些信藏在我的私人物品里面。我继续埋头作画。妈妈给我报了学校的美术班，每周五上课。老师叫我们买A3纸，尺寸几乎有我平时用的画纸的三倍大。我还买了颜料和画笔。老师拿我的画当范本给班里同学看，解释为什么我“是个天才”。“看看人家是怎么画的，”“每一笔想表达的是什么？”在美术课上，我学着用3D效果描绘我的迷宫的每一处尽头，用擦笔加深阴影，“与水平线对应的背景效果能增强抽象感。”我在最好的画作上面喷上保护膜，防止“强烈的色彩感”变淡。

对我来说，画画高于一切。我也有其他爱好，比如看电视，偷懒无所事事，睡觉。但画画是我的最爱。三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场美术比赛，优胜作品将会挂在学校礼堂展出。大赛的评委包括美术课老师、校长和他的秘书。三人一致认可我的画作是“最优秀的”，之后那幅画就被挂到了学校入口处的礼堂里。此后塞西莉亚就开始到处宣扬我从很久以前就爱上她了。她说她就代表我的画中那条红色的鱼，我自己则是那条蓝色的鱼的化身。她说两条鱼相互嵌套契合的拼图正是我俩的写照：我们就是这样的相互结合，彼此为伴。有一天课间休息时，我发现礼堂里挂的画上被涂写了我和她的名字，我的名字写在一条鱼身上，塞西莉亚的名字在另一条上。我回到教室，看到黑板上画了个大大的被箭头穿过的红心，上面写着我们俩的名字。黑板上的字和画上的笔迹是同一个人的。没人敢当面笑出来，但所有人都看到了，所有人都在面面相觑。塞西莉亚红着脸冲着我微笑，同时还在笔记本上继续画着她那愚蠢的红心。我感到我又产生了一种想要打碎她脑袋的冲动，一股与我和弗雷多、和初中那个新生打架时相似的怒气冲上了我的脑袋。我发现在发火之前，我就可以预见一个脑袋被砸开的场景。我仿佛能看见我揪着塞西莉亚的头皮，一次次地把她的头往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撞，我已经能想象被砸开洞的脑袋，想象头发上黏住的黏稠的血迹。我已经感到自己的身体要向她扑过去了，不过我在下一秒控制住了自己。整个过程像是一个闪回镜头。于是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跑到二楼的美术教室，有几个孩子跟在我身后，塞西莉亚也跟了过来。我打开门，从柜子里取出画笔颜料，然后把我幻想中的镜头画了出来。我的第一副艺术创作。我细致地描摹了塞西莉亚惊恐的双眼，额头上一滴滴冒出的冷汗，她眼前的粗糙不平的地面，我的手指紧紧揪住她的头皮。之后，鲜血四溅。

如果你要问我在学校里学会了什么的话，我只能回答画画。除此之外的东西我都是学完即忘，一点印象都没留下。我中学毕业后就没再继续读书。我画头在地面上被撞碎的场面，有客户会为了买这样的画付我一大笔钱。我住在市中心的一套工作室里。房子的楼上是卧室和洗手间，楼下是厨房，其余的所有空间都被我用作画室。有些富人会向我定制他们自己的头被砸开的画。他们喜欢那种大大的、方方正正的画，因此我得画到两米×两米那么大。我可以随便报价，多少钱他们都会一口答应。之后我会看到他们把我的画挂在他们家的大客厅里，我总会为其完美而赞叹不已。我想这些人大概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头被我的手按着往地上撞的场景，每当有客人在画像前驻足并沉默地点头时，他们看起来似乎都洋洋得意。

我不喜欢找女人。之前我跟几个女孩儿约会过，但从来都不顺利。姑娘们迟早会要求我花更多时间陪她们，要不就是叫我表达一些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受。有一次我试着实话实说，结果更糟糕了。还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孩约会了六次左右，她就认定自己算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什么也没说过，她就忽然变得歇斯底里。她一口咬定我不会爱她，我永远也不会爱上她，她还要求我抓住她的头发，按住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与此同时她像个发情的母兽一样尖叫：“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我想，这可算不上是健康的男女关系。

我的经纪人，也就是把我的画弄进画廊去展览，并帮我给每幅作品定价的人，说女人对我不合适。他说男性的能量更强大，因为男人不会分心，而且思维更单线化：所谓单线化是指男人一次只思考一件事儿，而且永远不会把自己在想什么都说出来。他说女人一开始不错，“曾经的美好时光”，结局也是好的，“当你看到你父亲躺在你母亲的怀里告别世界，你也会想要有个这样的晚年”。但整个的中间过程“简直是地狱”。他说我现在应该仅仅专注于我目前能做的事儿。我的经纪人又矮又秃，时时刻刻总在吸鼻子。他叫阿尼瓦尔，以前也是个画家，不过对这段经历他从不愿意多提。我单独一个人住，他帮忙说服我妈妈别老来打扰我。他经常会在中午过来给我送饭，顺便看一下我的工作进度。他常常站在那些画像前，双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重复他那些老一套的台词。“再红一点，我要更加鲜艳的红色”或者“再大一点，让人从拐角处就能看见”。临走前他总会再来上一句：“您真是个天才。一——个——天——才。”这话他总要重复说上两遍。当我因为疲劳或者沮丧而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也会看着浴室镜子中的自己，手指插在牛仔裤口袋里，对自己念叨：“你是个天才。———个一天——才。”有的时候，这招还真管用。

我上颚右边最里面的两颗臼齿蛀了洞，好一阵子以来我吃什么都会嵌进去。龋齿痛得我忍无可忍。阿尼瓦尔说我不能随随便便找个牙医看病，因为牙医是仅次于女人的第二糟糕的生物。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这个牙医是韩国人，不过他非常棒。”他帮我预约了当天下午的门诊。

牙医宋约翰看起来很年轻，我猜他和我差不多大，不过韩国人的年龄不好判断。他给我打了麻醉剂，在两颗蛀牙上面钻孔，又注入一种药膏把那个洞填上。他带着微笑工作，我从头到尾都没感觉到痛。我挺喜欢他的，所以我就告诉了他我专职画把人的头往地上撞的场景。宋约翰做了个手势要求安静，有好一阵子，他看似乎陷入了想象中。最后他说：“这正是我在找的东西！”他请我去一家正宗的韩国餐馆共进晚餐。就是说，不是打发游客的那种韩餐馆，而是一个低调的小馆子，外面看来就只有不起眼的一扇小门，但一推门进去，你就会一脚跨入一个韩国的小天地。饭店里摆的是那种大圆桌，即使客人只有两位；菜单是用韩语写的，所有的服务员和食客也全都是韩国人。宋约翰替我点了一道韩国特色菜，并详细指导服务员该怎么准备。宋约翰说，他要找个人替他画一幅巨作，用来挂在他的门诊大厅里。他说“最重要的是牙齿”，我觉得这点子挺不错。他提议由我来作画，作为报酬，我剩下的牙齿的修补工作也由他全包了。他向我解释他为何想要这样一幅画，这会如何影响他的客人，在他们的文化中这样的一幅画会产生如何巨大的广告价值。他真是能说，从头到尾都在滔滔不绝，而我则愉快地听着。饭后，宋约翰介绍我认识了一群韩国人，我们和他们一道喝了咖啡。他们之间的对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在这短暂的休息时间里我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高兴。我成了牙医的朋友了。交朋友真是件好事儿。

我连续多日投身于约翰委托的工作中，直到终于有一天，我从画室的睡椅上醒过来，望着我的作品，忽然感到一阵深沉的感动。约翰的友谊成就我完成了我最好的作品。我打电话到诊所，约翰听说委托已经完成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能觉察到他有多激动：他兴奋时说话的语速会变得特别快，有时候字句间还会夹带韩国话。他说他会过来吃饭。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上门来拜访我。我整理了一下我的画，注意让它们呈现出最佳的视角；我把扔了一地的衣服收进房间，把脏的杯盘藏进厨房。我从冰箱里找了点吃的出来，把它们盛在托盘里。约翰一到我家就四处找那幅画，但是时机还未到。他尊重我的决定——韩国人都是很礼貌的，至少约翰是这么宣称的。我们坐下来开始就餐。我问他要不要盐，要不要来点儿热菜，要不要再来点儿汽水。但他说一切都很好。我想以后也许可以请他晚上过来看个电影什么的，或者来随便聊聊，我们可以照张合影，以后好摆在什么地方，人们一般都会有一张这样的家庭合影摆在屋子里。但我暂时什么都还没说。约翰边吃边讲话。他可以同时干这两件事，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文雅，这样做显得很亲切，是朋友之间才有的亲密气氛。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韩国的小孩，谈起韩国的教育问题来了。韩国孩子每天早上七点就去上学了，一直要到第二天的十二点才能回家，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学校里待上整整一天半，只给他们五个钟头的时间回家小睡一会儿，然后又要去学校。他说这类事情令韩国人如何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更显得“出类拔萃”。我不喜欢他这种说法，但我想即便是朋友之间也是有分歧的。我想，尽管我不喜欢他这些观点，但总体来说我们还算相处得不错。于是我冲他微笑了一下。“我想让你看看那幅画。”我说。我们走到客厅的正中央。我后退了两步，留出合适的距离，在我觉得最合适的时机一把扯下遮住画框的幕布。

约翰的手又小又细腻，像是女人的手，当他解释自己的想法时这两只手总会挥舞个不停。但此刻他的双臂下垂，两手一动也不动。我问他怎么了。他回答说这幅画的重点本应该在牙齿上。他想要的是一幅挂在候诊室里的巨幅画像：一颗牙齿的特写。他重复了好几遍。我们一起看着这幅画：画上是一个韩国人的脸砸在候诊室黑白相间的瓷砖上，砸得皮开肉绽。那候诊室几乎就是约翰的诊所的翻版。这幅画里没有我的手在按着韩国人的头往地上撞，他是自己摔倒的，头撞在一块地砖上。韩国人的一颗牙齿承受着他摔下来时全部的重量，牙上被砸出一道垂直的豁口，眼看就要裂成两半。我不明白约翰对这幅画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画作本身是完美无缺的。我意识到自己绝不能容忍对这幅画作任何改动。于是约翰说，事情反正已经这样了，之后他就又谈起教育问题来。他说我们阿根廷人都是懒汉，说我们不喜欢工作，我们的国家就是个懒人国。他说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就是这么的不可救药。说完他就走了。

约翰的言论令我很恼火。他说的阿根廷人中也包括我妈妈，也包括阿尼瓦尔，而他们可都是辛勤工作的人。我不喜欢人们这么随意评价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的事情。但约翰是我的朋友。而且我已经学会了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并对此深感骄傲。第二天我就给约翰写了封信，告诉他我愿意按照他的要求对我的画进行修改。我向他强调，尽管我们对这幅画的美学意义可能有不同的见解，但我可以理解他也许需要这幅画具有更强的广告效应。我等了好几天，但约翰没有回信。于是我又写了一封信。我想上次我可能在哪里冒犯了他，于是我请求他告诉我如果我不小心得罪了他，到底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否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请求原谅。但约翰又没有回信。妈妈打电话给阿尼瓦尔，向他解释说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很“敏感”，而且我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失败。但这事儿和失败没有任何关系。我又等了几天，依然杳无音信，于是我决定打电话到约翰的诊所。他的秘书接的电话。“您好，先生。”“不，先生，医生不在。”“不，先生，医生不能回您的电话。”我问她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约翰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约翰为什么不愿意见我。秘书沉默了几秒，随后回答说：“医生这几天休假了，先生。”接着就把我的电话挂了。

这一个周末我画了六幅韩国人的头在地上撞得四分五裂的画面，阿尼瓦尔对这些作品非常满意；但我却觉得怒火中烧，还时不时感到一阵伤感。几天后我又打了电话。这次接电话的女人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肯定是韩国话。我说我要找约翰，我重复了好几遍“约翰”这个名字。那女人又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说得又短又快。我又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接着换了个男人来听电话，也是个韩国人，但不是约翰。他说的话我同样一个字也听不懂。

于是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用床单把那幅画包裹起来，尽力拖着它出门；我等了好久才等到一部接送机场客人的出租车，只有这种车的后座足够大，能放得下我的画。我向司机报了约翰家的地址。他家在一个韩国人社区，离我家之间隔了有近五十个街区。那一带满街都是韩国人，到处张贴着韩文海报。司机问我地址到底对不对，需不需要他在门口等我。我对他说了不必，付了钱，他帮我把画从车上搬下来。约翰住在一套大大的老房子里。我把画倚着入口处的栅栏摆放，按响门铃等待应答。有许多事情会令我紧张。发生我不能理解的事情是最令我紧张的情况之一；等待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还是等着。我想这是一个人为了朋友应该做的。我前几天跟妈妈聊过，她说我与约翰的友谊之间有“文化代沟”，这就令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我告诉她我和约翰能够携手消弭文化代沟的。我只是需要他给我解释清楚，他到底是为什么在生气。尽管如此，我还是就这个文化的问题想了很久，并决定把文化代沟也列入会令我紧张的事情之一。

起居室的窗帘拉开了。此刻正有人在窗后窥探。我在电话里听到过的那个女人的声音对着门口的通话机说了声“你好”。我说：“是我，之前打电话来过的人。”我说我想和约翰谈谈。“约翰，不在。”那女人说，“不在。”她又用韩语咕哝了几句，通话机发出一阵噪响，接着一切又归于平静。我又按了下门铃。再按。再按。我听到门闩打开的声音，接着一个比约翰大一点的韩国人探出头来，看了看我说“约翰，不。”他说话时皱着眉头，满脸怒意，但没有直视我的眼睛。接着他又把门关上了。我感到很不舒服。我觉得自己情绪恶劣，像是又回到了过去的那些场景。我又按下门铃。我一遍又一遍地叫着“约翰”。一个韩国人正穿过前门的走廊。他停下来看了看我。我再次对着通话机大叫。我只是想找约翰谈谈。我又喊了一遍他的名字。因为约翰是我的朋友。因为我们不应该受到文化代沟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个，约翰和我，我们应该是好哥们儿。因为这样才算得上是朋友。门铃响了一遍又一遍。我按得太用力，金属的按铃都嵌进我的手指里了。门口的那个韩国人用他们的语言说了些什么。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看上去他好像在向我解释什么事儿。我又一次全力大叫“约翰，约翰”，仿佛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儿。那个韩国人走过来，他做了个手势，好像是想叫我平静下来。我松开门铃，好换一个指头，同时我还在继续呼唤约翰的名字。我听到另一户人家拉下百叶窗的声音。我觉得我要缺氧了。我觉得我缺少了什么。就在这时，那个韩国人抓住我的肩膀。他的手指搭在我的衬衫上。一阵巨大的痛苦：文化代沟。我开始全身发热，我感到自己即将失控，接着，就像之前的几次一样，我什么也不知道了。但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专注地看看什么地方转移注意力这招也行不通了。我猛地转身，一拳砸向我那幅画，把它砸倒在地。我一把揪住那个韩国人的头发。一个瘦瘦小小的韩国人，好管闲事的家伙。一个混账的韩国人，十五年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天花十八个小时来加深我们之间的文化代沟。我用力抓着他的头发，手指甲几乎嵌入掌心。这是第三次我把别人的头在地上撞开了花。

当有人问我，把一个韩国人的头在我的画作背面砸开是否有什么美学上的意义，我就翻翻白眼，想啥做啥。这一招是我从在电视上接受过采访的其他艺术家那儿学来的。不是说我不理解这样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采访对我来说完全无关紧要。我被官司缠身，因为我分不清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我只要看到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都要揪住他们的头发，按住他们的头往地上撞。阿尼瓦尔帮我找了个好律师，他给我找了个借口说我有精神病，我是个疯子，这样被告上法庭时情况会好很多。人们说我是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大恶人，但我的画卖出了几百万的高价，而我开始思索妈妈常说的话。她说这个世界严重缺乏爱，而且，不管怎么说，对敏感的人来说，如今真不是一个好时代。

姚云青译

# 作家简介

萨曼塔·施维伯林（1978-），阿根廷短篇小说家，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毕业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电影系。2001年，她凭借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骚动的心》荣获阿根廷国家艺术基金会奖和哈罗德·孔蒂全国文学大赛一等奖。2008年，她获得墨西哥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资助，在墨西哥瓦哈卡担任驻市作家，同年她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吃鸟的女孩》获得美洲之家奖。该书现已在十多个国家出版。2011年，萨曼塔·施维伯林入选《格兰塔》杂志“最佳西班牙语青年作家”榜单，2012年其短篇小说《不幸的男人》获胡安·鲁尔福国际短篇小说奖。2013年，她入选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写作计划”，驻市两个月。目前，萨曼塔·施维伯林住在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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