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42 不内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躺平”的我们能否最终走出内卷？
作者：Stein 老刘 Vanbratti ｜ 编辑：桓铭｜ 排版：桓铭
最近一段时间，“躺平”一词激起了巨大讨论，白岩松一句“不会吧”把这一讨论推到了风口浪尖。但其实“躺平”不过是一个老现象的新名称罢了，从996、奋斗逼、过劳死、丧茶、葛优瘫、鸡娃，一众流行词都指向一个核心——内卷。
由此也带来一些问题：不内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内卷最终会走向何方？本文将和你一起思考。
▎“内卷”的此岸
最近一两年，国内媒体上对于“996”进行了大量讨论，互联网上对于“996”的吐槽可以追溯到八年前，2013年的互联网行业只有极少部分企业涉水这一“极端战略”。
到2019年4月，马云抛出充满争议的“996是修来的福报”言论之际，“996”工作制在各大互联网公司似乎已成为常态。
© Vanbratti
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年工作时长不断递增，远超一众发达国家，在内卷的路上越走越远。
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人均年工作时长对比
数据来自 Huberman & Minns (2007); PWT 9.1 (2019)，初始图表来自 Our World in Data
身在“内卷”之中的我们，在饱受“996”摧残，纷纷决定“躺平”之际，在大洋彼岸的硅谷，年轻的码农们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思潮
早晨9点上班不打卡，下午5点几乎空无一人，想要加班，可能还会被领导善意提醒，“能不能不要在下班的时间上班？”；下班以后读书、健身或是喝酒泡吧，周末假期徒步、滑雪或是出海垂钓——硅谷程序员的工作与生活可能是许多人的梦想。
美国著名规划理论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本世纪初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趋势，完成了其代表作《创意阶层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在这本书中，佛罗里达教授模糊了传统意义上的阶层划分，将码农、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等从事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活动的人，或其工作旨在创造新思想，新技术以及创意内容的人群归为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
据统计，到2019年，美国有将近5500万劳动力属于创意阶层，占到劳动力人口的35%以上。在后工业时代，以青年占主体的创意阶层是美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他们的价值观表现出个性化、精英化与多样性的特点，对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出了更新的要求，进而逐渐影响着整个社会。
工作的新需求 ——“除了钱，还要更多”
“工作者并非唯金钱是图。在创意经济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是无法用金钱来激励的。”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作者将新时代人们对于工作的重视因素总结为十类。
© 创意阶层的崛起，自绘
这些需求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概括而言，主要是以下三点:
●为什么工作——从金钱，到意义
钱对于西方的年轻人来说，究竟是不是最重要的?
是，也不完全是。
根据美国科技人才信息网站 Dice 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科技人才的价值排序中，薪水仍然是考虑的首要因素。但在普遍高薪的背景之下，工作的挑战性和趣味性、企业文化、透明的企业氛围在榜单中紧随其后，与薪水同属于第一价值梯队。
工作不再仅仅是赚钱的工具，其内容和意义也变得更加重要。工作是否有趣、是否具有挑战性和突破性、个人能否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是否拥有更好的学习机会与发展前景等，已经成为了选择工作的新标准。做喜欢的工作，拿满意的回报，是新时代的工作动力。
© Dice | Stein 翻译重制
●如何工作——灵活的时间与场所
一个硅谷技术经理的一天可能是这样度过的：
早晨九点骑车到达公司，一上午都在与不同的项目成员进行头脑风暴，但还是努力抽出一小时重写了一段代码；
中午决定与下属一起在公司的食堂吃个简餐，同时讨论了工作中的技术问题和他所关心的职业发展规划；下午与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团队周会，交流工作进度；之后还与另一个城市的团队进行了视频会议，讨论了新项目的启动；
晚上五点下班，到家后会尽量避免重要的工作，但可能还是会花点时间回复几封邮件。
© janisandzans.lv
创造性的工作往往是灵活而多样的，因此，人们需要更加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来灵活处理工作中的不同内容。
由此催生了远程办公和共享办公，办公不再受限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非正式办公空间的需求也逐渐增大，咖啡厅、餐厅、酒吧也在成为这一届青年习惯的“办公室”和“会客室”，远程协作与视频会议成为工作常态。
© wework 上海市威海路696号
●工作中的新内容——表达自我与多元身份
“坐下，起立，好，喂狗粮！”
摄影棚里突然传出了狗叫的声音，这是摄影师在拍摄宠物的照片。宠物摄影师、旅游体验师、健身模特·····层出不穷的新兴职业越来越受到青睐。
宠物的创意摄影
© Collie Pet 柯利宠物摄影
不喜欢循规蹈矩的工作，不愿意一味听从指挥和上级安排，这一届青年喜欢更加新鲜有趣的工作内容，希望在工作中体现出个人价值，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勇于在工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与意见。因此，越来越多内容类和文化类的工作正在涌现，满足了表达自我的需要。
此外，这批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不再满足于单一化的职业标签，而选择拥有多重的职业和身份，成为“斜杠青年”。一个电气专业的工程师，可能也同时是粉丝颇多的视频UP主；一个人类学的科研工作者，周末却成为了知名合唱团的核心成员。播客、Vlog、直播······互联网层出不穷的新兴方式，使得多元化的职业和生活变得更加容易。
生活的新需求——“更快、更高与更强”
这一届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在工作以外的生活方式。《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将其总结为“一种对体验的强烈追求，让生活变得真实和鲜活，让生活充满激情、高质量和多维体验。”
●“更快”的生活节奏
重视自己的时间价值，强调单位时间的效率。这一届青年的工作节奏普遍较快，同时也将其带入了生活之中，对于消费往往注重方便与快捷，例如选择线上购物、外卖点餐、网络约车，将时间节约并投入自己的工作或是其他爱好之中。
●“更高”的健康与教育质量
健身已经成为风靡世界的生活方式，这一届青年人在业余时间积极运动，注意饮食；城市跑团、健身私教、线上课程等形式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
此外，这一届青年格外重视自我的提升，在业余时间喜欢学习新的知识与培养新的能力，也十分注重下一代的健康和教育质量。
帕梅拉，火遍全球的德国24岁网红健身模特
© Pamela Reif / Youtube
●“更强”的生活体验
这一届青年人喜欢追求真实和强烈的生活体验，热衷于参加户外休闲与自然旅行，特别是具有冒险性质的活动：周末喜爱徒步登山，在山顶扎营，等待壮丽的日出；夏季喜爱潜水，观赏美丽梦幻的珊瑚与鱼群；冬季喜爱滑雪，在松软的粉雪中跳跃飞驰。
这一届青年喜爱夜生活，在下班后穿梭于各种各样的餐厅、酒吧、夜店；喜爱极具体验性的文化活动，在闲暇之余会选择听一场 Live House 里的独立乐队演出、看一场小型画廊的先锋画展、或是参加一场沉浸式的艺术戏剧。
丹麦艺术家 Ólafur Elíasson 的沉浸式装置艺术 Symbolic Seeing
依靠灯光和烟雾制造出了云朵般的效果
© monopol-magazin.de
Work-Life-Balance
总之，这一届青年不再将工作视为人生的首要目标，而认为工作与生活同等重要，即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Work-Life-Balance）。他们一方面追求工作的有趣、灵活与独特，另一方面也追求生活的健康高效与丰富多彩。
高达40%的美国科技公司员工认为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十分重要
© Dice | Stein 翻译重制
▎代际更迭——工作-生活关系的变化，从美国说开去
“工作-生活”需求与代际变化
这种“工作-生活”需求的转变，开始于美国，并在全球加速扩散中。这种变化背后的机理可以从美国代际更替的趋势窥出一些端倪。
美国代际变化
© Stein
婴儿潮：二战后出生的一代，是最信奉“勤奋与财富”的一代。
二战之后，美国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战后经济迎来了飞速的发展，美国具有当时全世界最整的工业体系，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此前大萧条的阴暗一扫而空——婴儿潮的一代是经历了美国全盛时期的一代人。
他们拥有巨大的社会机遇，是工作业绩的粉丝，倾向于用专业能力与职位定义自我价值，代价是工作-生活的失衡：一项调查表明，半数的婴儿潮一代认为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度低于平均值。为工作献祭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战后的经济发展。
X世代：出生于1965-1980年间的，常常被称作“钥匙儿童”，因为他们每天需要带着钥匙自己回家，而他们的婴儿潮一代的父母此时还没有结束工作。
这一时代美国长期处于与苏联的核恐怖平衡之下，经济经历了长期的“滞涨”，其间打了一场越南战争，这是一场无论从道义、手段还是从结果上都不值得夸耀的战争，其后遗症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随之而来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X世代成长于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他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因此面对事业成功会更多抱着一种“我命由天不由我”的心态。这一代人更独立，更不受约束，并比他们的父母辈更有批判精神——开始反思生活与工作的意义，并萌生了最初的后物质主义倾向。不同于上一代人，善于反思的X世代创造了巨量的文化财富。
X世代开始的生活态度：
“老爸，你可以选择奋斗买房或者生活，我选择生活。”
© genyuatwork
Y世代：出生于1981-1994年间，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更加独立、多元和包容，也更在意工作在自我实现层面的意义。在他们成长的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革命正在展开，革命中心正是美国。这一时代科技和创意产业迎来了无限的机遇。
Y世代正是这一代产业大潮之下的弄潮儿。在巨大的财富支撑之下，他们也身体力行追求工作-生活平衡。对他们来说，除了经济因素外，工作单位秉承的理念、多元的工作环境也是同样值得重视的择业要素。
在这一期间，美国逐渐去工业化，经济逐渐脱实向虚，低附加值制造业大量外流为阶层撕裂埋下了祸根。
facebook 办公室：属于Y世代的办公空间
© Jasper Sanidad
最后是Z世代，1995年至今，他们与虚拟世界共生，更以自我为中心，与丰富的亚文化现象紧密关联。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信息革命继续发展逐渐走向移动互联网时代，大众传媒逐渐被小众传媒所替代，催生了很多新就业形式。社会上，这一时代美国开始强调身份政治，社会被划分成为越来越细碎的小群体，人们越来越强调差异而非共识。
Z世代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这一代人在多元价值观环境中成长，长时间沉溺于虚拟世界和小众圈子之中，倾向于投身充满创意的新兴职业，也更勇于表现自己。
要想雇佣一个Z世代的年轻人，工作是否有趣已经变得与工资同样重要，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条个性化的职业道路。Z世代也同样关注工作是否符合他所认可的价值，可能是性别平权、族裔平权、气候变迁、LGBT友好。
Z世代代际特征
© Studie OC&C
美国不同代际人群每日加班比例
© commercial cafe
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伴随代际变化发生的价值观转变带来了工作-生活平衡的转变。
一个典型的婴儿潮雇员，也许是企业招聘的最优解，他们愿意把大量的时间奉献给工作，并对雇主比较忠诚；而对于X世代的人来说，每周有几天按时下班接送子女放学，是给工作提出的新要求；Y世代的人们，除了按时上下班，对于工作环境的多元性也提出了要求：健身房、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酒会等生活方式软实力也是求职的考量因素；而对于Z世代，工作本身就是个灵活的东西，工作是否有趣至少与工资水平同样重要：如果干得不开心，大不了换一份工作。
不同代际人群对工作-生活平衡的不满意度：
Z世代最高，婴儿潮世代最低
© commercial cafe
这种变化并非美国青年人独有。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40年间，人们工作价值观的转向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现象。这项覆盖100多个国家、涵盖世界90%人口的调查显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这种转型均有发生，并且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尤其反映在人们对待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上，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从“经济增长”到“生活质量”。
为何会产生这种转变？
这种转变从小趋势上，体现为每一代人成长的时代和背景变化，前面段落已经讲过，在此不再赘述。从大趋势上来说则体现了一种“后物质主义”的兴起。
在著名的马斯洛需求金字塔中，人们的需求层次存在由下到上的顺序：人们会优先满足处于下层的生理与安全需求，再去追逐上层尊严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西方，对于那些出生在战后经济腾飞年代的人，优渥的物质生活几乎是与生俱来。因此，他们也不再把“生存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需求排在首位。此时，金钱已经不是唯一的人生动力了，人们的价值重心逐渐转向对更高层次需求的追求，例如自我表达与个人实现。而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生活难以为继的人会把“薪酬”作为重要的人生目标，追求金字塔底层“生存”需求仍然是重要的人生目标。
马斯洛需求金字塔
© Verywell / Joshua Seong
可见，人们的需求层次与国家、社会的物质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关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待工作和生活的价值观转变几乎是必然。
这种价值观转变，被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称之为“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型。
▎我们这一届青年，躺平与奋斗之间的迷思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逐渐繁荣、技术不断突破，后物质主义是大势所趋。
我们，无论是80后、90后还是00后，成长在与父母辈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虽然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但是内在却有更强的统一性：更有表现欲，更追求娱乐性的生活，更积极地拥抱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对待技术发展也表现出理想主义精神。
我们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国的中坚力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正逐渐成为一种正向的集体意识，而生活的价值也逐渐与工作脱钩，变得更丰富多元。
客观来说，更高的工作时长和较低的劳动成本，有利于企业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从发达国家抢走更多（偏低端的）工作机会，这是整个东亚地区赶超发达国家的传统路径，也是二战之后唯一可行的路径，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完成了工业化，累起了产业集中优势。
单一的价值体系，让我们难以割舍“内卷”的迷途。
造成内卷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由于过于单一的价值体系。人类学家项飙曾经在一篇关于内卷的访谈中指出，内卷背后，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生活导向。所有人的目标都是统一的，更大的房子，更新的车，更好的子女教育等等，因而也导致了所有人在同一条跑道上竞争，只能靠更多的钱，更长的工作时间来实现。而想要摆脱内卷，只有依靠更为多元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当“有趣”与“有钱”、“生活”与“工作”同样重要，当“后物质主义”成为主流，我们也许才能真正走出内卷，过上与大洋彼岸年轻人类似的生活。
提出“后物质主义”理论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曾作出预测，“中国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在最近几十年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最高速发展，像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一样，但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中国也会有出现一个代际的转变，类似美国、西欧国家上世纪60年代的情形。而这些转变，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受教育程度更高、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
躺平、996、过劳死、奋斗逼、鸡娃······这些一定会过去，我们终将摆脱内卷，但诚实地讲，这段路会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