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硬骨头的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是学生运动的保护人，坐穿侵华日寇监牢的硬骨头。
在教学思想上，司徒雷登不强调基督教，而奉行思想自由、服务社会的理念，将校训定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
据《燕京大学文史资料》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司徒雷登对抗日学生运动自始至终持支持态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战火也即将蔓延到北平，此时刚刚走向正轨的燕京大学，又一次到了风雨飘摇之际。
照理来说，司徒雷登是美国人，在当时美日还未交战之际，大可以不参与中日的纷争。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喊出了反抗的声音。
司徒雷登带领了几百名中国学生走到了街头，他在队伍的最前方代表燕京大学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在他的鼓舞之下，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成了那个时代里最进步的一批青年。
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学生也参与其中，燕大校方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司徒雷登返校当日，返回了学校。
当学生都以为校长要发表演说，禁止此次活动的时候，司徒雷登却说出了令人振奋的一番话。对学生们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在燕京大学应邀兼任新闻系讲师，联络中共地下党，也得到了司徒雷登的默许；斯诺前往陕北根据地面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撰写了《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该书是西方人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扇难得的窗口 )，这也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在燕园升起美国星条旗，以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燕京大学成为中国沦陷区里唯一的自由绿洲。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司徒雷登被日本人逮捕。美国国务院一再态度强硬地要求日本释放司徒雷登，这反倒让日本认为司徒雷登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日本人审问了司徒雷登，但一无所获。没人知道铁窗之内，司徒雷登经历了怎样的折磨；也无人知晓，异国他乡的牢狱之灾，要承受怎样的孤独。
我们只知道，中国的月光在每个孤寂的夜晚，还能给这个白发老人一丝寄托。
四年的监禁，司徒雷登终于在日本落败后得到释放。出狱后，他并没有回到美国，相反，第二天就跑到了燕京大学，宣布重新复课。这所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等学府，倾注了他所有的热爱。
在他的努力下，燕京大学培育出了我国一大批优秀的学者。毛泽东1945年10月在重庆见到司徒雷登时，感谢他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人才。虽然，司徒雷登不是共产党人，但燕京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是和他宽容的治校态度分不开的。
历经生死的磨难，此刻的司徒雷登已经70岁高龄。直到中共和美国决裂之后，周恩来还高度评价了司徒雷登在坐牢时的气节。司徒雷登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一直待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他的大部分自传。后来，司徒雷登根据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写成了《在华五十年》一书。
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良好的口碑，1946年7月11日，美国任命他担任驻华大使，同年10月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但司徒雷登在当上大使之后，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不再是那个不屈服于日本鬼子的老校长，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代表了。作为美国失败代表的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后，仍为新中国的成立骄傲自豪。
（田柔刚据有关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