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我可以乘船了,记忆里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心情,远比大海的波涛汹涌得多。 清澜港的海腥味是很浓的,渔船上猎猎的旗帜热情地印证着我之前关于海的所有幻想。看到清澜港,我才真真切切明白自己是活在一个海岛上,是的,我是海南人,是海南文昌人。看到清澜的海,就像寻找到远归的亲人。 八岁时看到的清澜港,实在是个不大的港口,一湾巴掌大的海面,成全了我的渡海梦。坐在小木船上听着渡船轮机突突地响着,心情亢奋得不知所以。看浪花,看鸥鸟,看远处此起彼伏的海岸线,忽略着身边无关乎海的一切东西。
九岁时无意中看了台湾作家三毛写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竟有点朦朦胧胧喜欢她的率性,爱上她的撒哈拉。再过清澜港时,我的撒哈拉就成了一湾海水。站在船头,任凭海风肆无忌惮地吹打着自己的脸,衣襟飘拂着,像港对面矗立的古塔。
那时的清澜是热闹的,那时的海是美的,海湾就像一块澄清的碧玉,映衬着蓝天白云,海里游弋着一大群像缝衣针般大小的鱼儿,随波逐浪。 海面上渔船穿梭往来,热闹非凡。海港码头往往人头攒动,载货和载人的摩托车比海里的游鱼还要灵活。海港旁边是个海军军港驻地,军舰清晰可见。 但给我无限瑕思的还是那艘巨大的“琼沙一号”,它是要远航到西沙群岛的,据说是给驻守西沙的官兵送去给养。 每次从清澜渡海到东郊码头,我都要在众多的渔船当中寻找“琼沙一号”的身影,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可以坐在它的怀抱里,到西沙见识一番。然而,这个美好的愿望一直都没实现过,直到现在,仿佛已经很少看到“琼沙”的身影了。 从清澜港坐渡船到东郊码头,然后再搭乘摩托车到东郊镇,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两年。两年里,在码头间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我从没有晕船,也不知道大海真实的面目是什么样的,以为大海就跟母亲似的,永远都那样温和亲切,偶尔会唠叨发点小脾气,却也只是小风小浪。只是有一次,父亲和我从文昌河直接搭乘一艘客船到东郊码头,我才真正见识到大海反复无常的面目。 开船时就已经有点风浪,但因为是中午,天空虽然阴霾,却并不让人感到天气的异常。客船不大,即使是葱绿色的船漆也遮掩不了它已久的航龄。 乘船的人不多,大约只是十几个人而已。但它却满载一船的货物,那都是些从文城批发回东郊镇销售的杂货,塞得船舱像被噎着了似的,张大着嘴巴,吞也吞不进去,吐又吐不出来。 我和父亲紧挨着船舷站着,父亲在给我讲文昌河对岸的霞洞村,那里居住着一个远房亲戚,已久不来往。 船驰出文城时,河道逐渐变宽,河两岸长着繁茂的水草,水草丛中不时可以看见渔人安置的捕虾用具,那时的文昌河,虽不十分清澈,却也水草丰茂,鱼虾嬉戏甚欢。 船一出河道,天就变脸了,海面像一锅煮沸的开水,水泡越蹿越高,也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一阵紧跟着一阵,一会从南面吹来,一会又推着船向东边海岸靠。 海面虽宽,但还是有航道的,然而此时那些指航的浮标若隐若现,自顾不瑕。船,真的像一片落叶般,在浪涛汹涌的海面上挣扎着。 父亲和一旁的乘客揣测着大风的走向,我紧紧地抓着船舷,看着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海鸟,在翻腾的浪花上顽强地飞翔,内心却是激动和好奇的。巨浪一个紧似一个,不断向我们扑来,船头已经完全湿透,船舱里也开始有水,货主们用塑料布把货物包了个严实。 父亲握紧了我的手,看着越来越高的浪头,他开始担忧了,紧攥着眉头。而我,少年不识愁滋味,还天真地问父亲为什么把挂在船舷边上的车轮胎放在我的身边。 我不是海边成长的孩子,从小对海认识不深,我只是幼稚地从书本上感知它的宽广和神奇,对它的暴躁易怒,我的确没有更多的想象,或许是不愿破坏对大海这种美好的幻想吧。 当我在狂风巨浪中完成了一次所谓的远航时,走上码头,我听到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叫我看看东郊码头对面的清澜码头,只见归航避风的渔船在港湾里密密麻麻地停泊着,像躲在摇篮里睡着了的孩子。 同船的人个个如同获得大赦,仿佛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本来只需一个小时即可完成的航程,我们走了二个半小时,这二个半小时里,懵懵懂懂的我却愉快地领略了大海的另一番风情,事后想起,即使我当时意识到它的可怕,如果灾难真的降临却也无法逃逸,还不如怀着少年心性把它当成一次愉快的旅程。 后来父亲不在东郊工作,我也就很少乘船渡海了。成长中,关于海的回忆除了那些腥咸的海风和偶尔会飘起的渔歌外,那仅有的一次航海历险就成了我弥补珍贵的谈资。每每向没有乘过船的朋友谈起时,总要得意地向对方证明自己的临危不惧,像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成年后,曾经多次坐轮船到广州等地,那是很大的客船,跟先前所乘的船有着天壤之别。在琼州海峡里面航行,极少遇到大的风浪。风和日丽的时候居多,即使有风浪,对于巨大的客轮来讲,也不能撼其分毫。 但奇怪的是,我却仿佛丢失了什么,再也难复当初的激动心情。有时面对茫茫的海面,即使是风平浪静,心底里面也会隐隐地生出恐惧。 清澜港的那一湾海面,即使它如何咆哮,如何反复无常,在我的心里,却是永远都不会生出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