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AI如何改变我们的支付与决策方式？
刘辉：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除了比特币以外，尚未广泛渗透到普惠金融中。具体来说，尽管区块链技术能够解决毁约、合同争议和造假等问题，在单一结构的区块链技术中得到了体现，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尚未看到区块链在普通金融机构和普惠金融中的普及。
另外，我想提一下算力的问题，特别是在智慧金融领域。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和金融科技的高速发展，我们不得不考虑GPU、CPU等算力资源对金融领域应用快速发展的影响。
甘华鸣：从技术角度看，算力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在算力方面受到国外限制或遏制，那么我们必须加快自主研发的步伐。如果自主研发进展缓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可能会逐渐拉大，从而影响到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
在支付领域，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尽管人工智能在其他金融领域有巨大潜力，但在支付方面，现有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和可用。
王劲：我同意甘老师的观点，但我认为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中的影响更为广泛，尤其是在交互端。它可以通过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改善用户体验。
在金融领域，我们目前的操作方式，如转账，通常需要打开银行APP，进行一系列繁琐的登录和选择流程。但展望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和AI代理的发展，我们的金融体验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设想一下，未来转账可能不再需要打开手机。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例如“我是王劲，我要转给刘会长1000元”，即可完成转账。这样的交互方式将极大地提升便捷性，而这一切的实现都依赖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进步。
此外，人工智能在决策方面的应用也将越来越广泛。从产品推荐到风险评估，再到贷款额度的确定，人工智能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当涉及到大量非结构化数据，如语言、声音、图像时，AI检测将成为关键。而这一切的实现，都离不开强大的算力支持。
目前，我们的金融决策模型主要依赖结构性数据，但随着技术的发展，非结构性数据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刘辉：非结构性数据的处理需要巨大的算力，这也是我当前所担心的问题。
回顾金融领域的发展历程，从信用卡到无线支付，每一步都离不开技术的支持。而现在，我们正迈向智慧金融的新阶段，这同样需要强大的算力支撑。如果算力受限，我们可能会错过这一轮的技术革命，从而在全球竞争中落后。
李直：国家已经意识到了算力的重要性，并正在大力投入发展。从发改委到科技企业，各方都在努力提升我国的算力水平。这样的国家战略将为我们未来的金融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我们最近听闻一个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的算力在总量上与美国存在显著差距。具体来说，有说法指出，中国的整体算力可能还不及Facebook这一家公司的算力。如果量化成计算卡来比较，Facebook拥有约50万张计算卡，而整个中国的算力相当于这一数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战略和实际投入上加大力度发展算力。
展望未来，随着算力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行业有望首先受益。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过于担忧，因为只有当国家的整体战略水平得到提升时，金融战略才能同步前进。
另外，回到金融本身，它具有高效与安全的双重属性。这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当高效性达到一定阶段时，我们自然会更加关注安全问题。这是一个持续演进和平衡的过程。
以量化交易为例，随着金融技术的不断发展，量化交易在股市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量化交易的理念转变了传统坐庄赚钱的方式，它通过精细化的金融策略，即便在股票微小波动中也能获利。这种金融手段的应用，实际上体现了金融行业的深刻变革。
然而，国家近期对量化交易进行了限制，这正是因为发现了其中存在的巨大风险。这再次证明了金融行业中的高效与安全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当技术追求高效和利润时，安全问题往往被忽视，这时国家会采取措施进行调控；而当过度强调安全限制发展时，新技术又会推动行业突破瓶颈，继续追求高效。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实际上推动着金融行业的不断发展，使之日益接近智慧金融的愿景。
02
金融市场繁荣背后的隐忧：
制度完善与健康发展并重
李蔚：我认为最近网络上热议的“提灯定损”现象颇受关注。所谓“提灯定损”，就是指在江西发生的一个案例，一位租客在退租时已将房屋打扫得相当整洁，但房东却手持类似工地用的灯具，在房间内细致查找并夸大了一些微小的划痕等问题，甚至全家出动一起进行定损。最终，尽管房租金额不高，但定损费用却高达两万元。
这一事件首先激起了公众的愤怒，主要针对的是这位房东及其家庭的行为。然而，更令人气愤的是，当租客将此事反映给公安或相关执法部门时，他们竟然认为这样的定损是合理的，并支持对租客处以高额罚款。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社会环境和生态的恶劣。
尽管这一事件中可能存在某些机构、团伙或个人的不当行为，但我坚信我们社会的公益精神、程序的正义以及法律的屏障能够维护整体的公平正义。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刘辉：我们的话题其实还涉及到了智慧交通和智慧金融等领域的问题，比如滴滴等平台的争议，以及P2P事件引发的社会不满。
李蔚：这些事件并非仅仅是个别行为，而是整个行业或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们引发的公众愤怒并不仅仅是因为某个人的行为，而是由于整个行业或地区的评判标准或环境存在问题。这也导致了人们对江西地区的旅游和合作意愿下降。我认为，我们需要深入反思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健康发展。
王劲：在我先前的发言中，我提到了金融领域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强监管。金融政府的核心职能之一便是保护弱势群体。正如刘会长所说，我们周围不乏这样的群体，他们相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更需要得到保护。因此，金融监管的首要对象就是这些机构。
关于量化交易，中美之间的差异也体现得相当明显。美国对于量化交易的监管并不严格，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量化交易主要由机构主导，个人参与程度远低于机构。而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个人的股市交易量远超过机构，且参与度极高。因此，中国必须严格监管量化高频交易，以避免市场的大幅波动对广大散户投资者，尤其是那些资深炒股者，如我的母亲这样的老年人群体造成损害。
李直：此外，我认为中美金融制度完善程度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中国在金融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从金融根本制度的完善性来看，美国仍然远超中国。因此，尽管中国金融市场看似繁荣，手段丰富，但在制度层面的完善性上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提醒我们，在金融领域中，不仅需要注重金融产品的创新和交易量的增长，更需要关注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03
中美金融制度差异：
如何平衡发展与风险防范？
刘辉：在中国，为什么股市中散户占比如此之高，而美国则更多是机构投资者？这背后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历程密切相关。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四十年，这期间我们并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尤其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股市是他们眼中赚钱而非亏钱的地方。
然而，随着股市的波动，越来越多的散户投资者开始面临亏损。国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股市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因此他们开始寻求解决方案。但问题在于，散户投资者往往期望在股市中获利，一旦亏损就会产生不满和抱怨，这迫使监管层不得不频繁调整规则以适应市场变化。
然而，股市的本质并非赌博，而是投融资的平台。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进行的是价值投资，通过资本增值来实现收益。这与散户投资者追求短期利益、投机取巧的心态存在本质区别。因此，虽然散户和机构都在股市，但由不同群体主导的市场往往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和逻辑。
李直：这也反映了中美两国在金融制度设计上的差异。美国更注重从制度层面预先防范潜在风险，而中国则更倾向于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问题。这种不同的做事方式也影响了股市的发展和监管策略。在未来，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股市的本质和规律，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监管政策，以促进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
王劲：确实，不同的发展方式造就了不同的行业现象。以P2P为例，它的疯狂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严重问题，但正是通过对其深入学习和反思，我们才得以推出征信新规和商业银行网贷管理办法。这正如李老师所说，我们在不断地尝试、学习、纠正，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毕竟，我们的金融发展历程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还相对较短。
回顾历史，美国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比如，美国的“内幕交易”在80年代盛行，导致一些知名投行人士被送上法庭。进入21世纪后，随着技术的进步，监管手段也更为先进，比如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实时监控。此外，反洗钱工作也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重要议题，美国911事件后更是大幅提升了反洗钱投入。
无论是中国的改革开放需求还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需求，都推动了金融行业的特定发展方向。虽然过程中会有曲折，但总体趋势是相似的。
刘辉：以P2P为例，国家最初是鼓励其发展的，但随后由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开始加强规范。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些传统金融机构在监管之下，悄悄衍生出类似的P2P业务，打着国家或机构的名义，却从事着不规范的金融活动。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当然，我们寄希望于科技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科技毕竟无法完全解决人性中的贪婪和欺诈。因此，我们需要在制度、监管和科技等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确保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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