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年的一篇旧文，最近将它推出来。许多热点事件早就成了陈年旧闻，不过人们的心态也许并无太多变化。
2020年7月20号的微信群里被同一话题刷屏：该不该同情那个偷外卖的大学生？偷东西，尤其是成年人偷东西，本来是一个没太多争议的话题。但是偷的是用来果腹的外卖，行窃者是一个家境贫穷的大学生，让这个话题自带流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立双方的观点不难想象。同情者从人道主义出发，引用雨果的《悲惨世界》或者美国祖母为孙子偷面包的故事，力证大学生偷外卖是个人的悲惨和社会的耻辱。反对者则认为贫穷不是偷窃的理由，大学生偷外卖，并非饿极了偶尔一次，有证据的就有十几次。该大学生选择租房考研，可见并未饥寒交迫到不堪的地步，何况一个有手有脚的年轻人，又经过了几年的大学生活，如果真的缺钱，无论是兼职还是贷款，都能找到维持温饱的办法。偷外卖，不过是贪便宜。 舆情沸腾，南京警方于20日下午赶紧发布了最新通报并给出了更多细节。大学生已经毕业，有固定工作和收入，偷外卖最初仅仅是为了报复自己被偷走的外卖。此次通报后，这件事和其他许多热点一样，转瞬就被忘记。不过，偷窃、贫穷、公平：此事中这些触动社会的痛点一定还会时时激起热议。很多人正是由这个偷外卖的大学生想到了自己饥饿和贫寒的学生时代。如果那时候，有一份外卖放在饥肠辘辘的你面前，试问动心否？如果那时候，你可以无人知晓地轻易拿走外卖，试问动手否？如果那时候有人说，那些有钱买外卖的人，不过仗着出生好，他们老子娘的钱也未必干净，是不是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拿起不属于你的外卖？如果那时候有人说，你之所以没钱买外卖，是因为国家用本该补贴你的钱去补助了非洲留学生，你是不是会动手拿起那不属于你的外卖，而且心中还升起了一种神圣的正义感？这时候顺手牵羊取外卖的动机已经从个人的饥寒上升到社会的结构性怨恨了，为贫穷大学生辩护也已经转变为结构性怨恨的话语建构。怨恨是伴随着现代性转型而产生的群体性的情感心态。正如舍勒的观点：“现代人的理念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斩断将人们聚合在一起的传统纽带”（张风阳《现代性的谱系》），削减了传统权威，孕育着平等合法化的诉求。而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带来的贫富悬殊等社会结构性问题也孕育出了结构性怨恨。大学生偷外卖激起的舆论反应体现了这种结构性怨恨，比如贫富差距造成的对自身处境的不满，比如公共参与的不足导致的对留学生政策的不满等。新媒体时代则让结构性怨恨的传播和话语建构有了新的特点。首先，在内容层面上，新媒体时代人们处于信息爆炸、知识碎片化的环境中，可以更快速建构怨恨话语，比如同情偷外卖的大学生的文章中有部分作者通过批判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来论证大学生偷外卖的合理性，使偷窃获得了理论支持。借助话语建构，怨恨这种非理性情绪既具备情绪的感染性，又拥有理论的合法性，对同处境群体具有放大效应。其次，在技术层面上，新媒体时代人们借助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扩大了原有的人际交往范围，人们的信息、观点和情绪都能得到更快速更大范围传播。结构性怨恨和话语也是如此。《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是因为在饭店里听到大学生的无政府理论。而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可以从网络上轻易得到这种类型的怨恨话语。其实，结构性怨恨是双刃剑。如果表达渠道畅通，社会支持网络充分，结构性怨恨既是当事人追求社会平等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为政府政府了解民意和政策调整提供方向。相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它可能会从怨恨情绪酝酿出社会泄愤型的安全事件，比如前不久的贵州公交车坠湖案，还有之前的烟台叉车案、榆林米脂案和西单大悦城案等案件。从社会根源上来说，结构性怨恨会随着社会结构的优化、公共服务的完善而逐渐减弱。不过怨恨是与民众的心态和价值观紧密相连的，因此结构性怨恨还需要多元化的价值认同体系和健康的国民心态。而新媒体也同样为结构性怨恨的传播干预提供了技术支持，让结构性怨恨得到快速回应和有效疏导。南京警方的快速回应让“贫穷大学生偷外卖”一事更正为“成年人因报复而偷外卖”。微信群里围绕偷窃事件观点的分裂正是怨恨话语的建构和被质疑的过程。![]()
